5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三讲在公教一楼1503室举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应邀作了题为“‘二十四史’视角下的《元史》”的学术讲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历史学院60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张帆教授的讲座主要包括《元史》的编纂、评价、版本,以及与《元史》相关著作的评述四个部分。张教授首先从《元史》纂修过程、史源以及纂修凡例三方面对《元史》编纂展开论述。《元史》编修经历了洪武二年的初修与次年的续修,续修主要是增添了元顺帝一朝的内容,两次编修成果合并后厘定为210卷,编修总共历时331天。《元史》纂修过程与其他官修正史相比,开工快,成书也快。仓促成书是其质量较为低下的主要缘由之一。
关于《元史》的史源,以往有过不少研究。目前一般认为初修稿的本纪源于元十三朝《实录》,志、表源于《经世大典》,列传大部分源于《经世大典·臣事》。续修稿的纪、传、志、表均源于临时征集。张教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比较复杂的《元史》初修列传史源问题作了更具体和深入的阐释。他指出:元顺帝时编成《后妃功臣列传》,但似乎没有保存到明朝。《元史》列传将《经世大典·臣事》作为主要纂修材料,直接导致诸王、外戚列传缺漏严重,而且没有“开国群雄”列传。《元史·外夷传》源于《经世大典·征伐》,也致使其只记载前期战事,后期和平往来的事迹则付之阙如。此外,可以确定的是,《元史》部分列传还取材于《国朝名臣事略》和《国朝名臣列传》,奸臣、叛臣、逆臣列传源于《实录》。张教授强调:不能将现存元人碑传盲目认定为《元史》列传的史源,因为明初史官没有很多时间去搜访碑传材料。
此外,张教授还通过分析元朝的官方修史制度揭示了元十三朝《实录》的史源。指出元朝虽对汉地修史制度学习不完全到位,但还是沿袭了起居注、时政记等制度。虽然没有日历,但翰林国史院日常也在编纂时事资料长编。纂修《实录》时,还利用过中央各机构报送的档案资料、地方征集资料、野史和口头调查材料等等。因此,元十三朝《实录》,以及根据《实录》编修的《元史》本纪,其史源还是比较多元而且可靠的。
随后,张教授对明初史臣草拟的《纂修元史凡例》进行了评述。《凡例》概括了纂修《元史》的几项重要原则:本纪“事实与言辞并载”,志“条分件列,览者易见”,表“据所可考”“不计详略”,纪志表传均“不作论赞”。这些原则总体来说是史臣偷工减料,仓促敷衍之举,但这种文献“浅加工”方法可能比“深加工”保存了更多的材料。就具体名目而言,《元史》的志、表设置比较完备,志中仅缺《艺文志》,表应加《氏族表》,清代学者钱大昕补撰了这两项内容。列传方面,在元代对西南地区管辖逐渐深入的情况下,《元史》未立《土司传》,令人稍觉遗憾。
张教授接下来回顾和总结了前人对《元史》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发挥。前人对《元史》评价不高,清儒朱彝尊、钱大昕等都对《元史》编纂的粗疏提出过激烈批评。张教授总结了《元史》的两大问题:一、史实脱漏,很多重要的人物和问题付之阙如。二、编纂粗糙,叙事疏误,包括对原始材料缺乏融会贯通,出现译名混乱、一人两传、一事再书等情况。不过,《元史》也有其优点和不可替代性,例如所抄资料大部分现已失传,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属于第一手资料,而且《元史》编纂加工不够精细,反而能较多地保留材料原貌。但张教授同时也强调,对保留材料原貌的优点不可过高估计,或许单句或小段材料相对来说是“原汁原味”的,但总体上毕竟会有删节、拼接,而删节、拼接往往十分随意,导致材料之间或材料内部的逻辑关系受到破坏,乃至产生错误。日本学者羽田亨在《元朝驿传杂考》一文中就指出了《元史·兵志》对原始资料随意剪切、草率敷衍成文的现象。张老师也具体地列举出《元史》的几处著名“硬伤”,如《世祖纪》误解蒙古语公文语序,《段直传》纪年相差一甲子,《郑鼎传》误世祖为宪宗等,提醒同学们在使用《元史》时需要十分谨慎。
《元史》的版本系统比较简单和清晰。最早的版本是洪武本,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都有保存,不过内容都不完整。有些本身就是残本,有些表面上看是全本,但部分内容是以后的版本页面,或手抄配补,并非洪武原版。其次是明朝嘉靖年间刊刻的南监(南京国子监)本,再其次是万历年间刊刻的北监(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元史》是照着洪武本版式仿刻的,粗看几乎完全一样,北监本的版式就改变了。洪武、南监、北监本均曾数次印刷,所以每种版本又有印次之别。当然初印本是最好的,印次越多,版面的完整和清晰程度越差。
以上是明朝的版本。清朝首先是乾隆殿本,即乾隆初年武英殿刊本。这个本子的特点是各卷之后附有少量考证。后来又有道光殿本,道光年间武英殿刊印。道光殿本与乾隆殿本的不同,一是增加了一些考证内容,二是来自译语的人名、地名、族名全都采用了乾隆后期编纂《四库全书》时使用的新译法,面目全非,不知所指。
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元史》一度是学术界通用版本。它号称用洪武残本拼成,但实际上用的主要是南监本,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描修错误。上世纪70年代,由翁独健、邵循正两位著名学者领衔的团队以百衲本为底本,对《元史》进行了点校,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目前最流行、使用最方便的版本,学术价值也是最高的。近年以来,中华书局组织人力对“二十四史”点校本进行修订,点校本《元史》的修订正在进行中。
最后,张教授简单介绍了一些与《元史》相关的史著,主要是改编或重修《元史》之作。其中包括纪传体的《元史类编》《元史新编》《元书》《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以及编年体的《元史续编》《续资治通鉴》和纪事本末体的《元史纪事本末》。此外还有考证《元史》之作,包括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与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注释《元史》之作,则有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会注考证》与中华文化促进会编《今注本二十四史·元史》,两书均待出版。
提问互动环节,现场师生与张教授就“元史研究史料短缺杂乱”“元修‘三史’与明修《元史》之关系”“蒙古帝国史与元代王朝史的史学意识”以及“《元史》与《实录》的史源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讲座最后,夏明方老师对张教授多年来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学的支持表示由衷感谢。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之中结束。
2019级历史文献学硕士钟同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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