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一讲在公教一楼1503室举行。浙江大学历史系韩琦教授应邀主讲，主题为“康熙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一个全球史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历史学院80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韩教授从全球史的视角介绍了康熙时代国际交往的背景，指出在这一时段中，中国不仅继续维持与汉文化圈中朝鲜、安南等朝贡国之间的联系，还与葡萄牙、荷兰、俄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发生了交集，康熙甚至还曾派闵明我、白晋等传教士担任钦差前往欧洲。从空间上来看，当时中西之间曾发生过交往的城市有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意大利罗马，印度果阿，以及中国的广州、澳门和北京等地。从交往的人物来看，中国的沈福宗、黄日升、樊守义等人都曾到达欧洲，而西方除众多来华传教士外，法国卡西尼、英国牛顿、德国莱布尼茨等著名科学家也曾对中国有浓厚兴趣。不过，在这庞大复杂的交往时空中，应该重点关注两位君主和两个机构，即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皇家科学院与康熙所设的蒙养斋算学馆。路易十四与康熙帝生活时代相近，前者还曾给康熙帝写过一封著名信件，而两国的法国皇家科学院和蒙养斋也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牵线搭桥的正是耶稣会士。

韩教授认为，康熙帝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始于杨光先与南怀仁的一场历法之争，这也是康熙时代科学传播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669年平反“历狱”到1688年南怀仁去世的近20年间；此后从1688年南怀仁去世和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到1722年之间的30余年，属于第二阶段，其间又可以1713年康熙帝设立蒙养斋算学馆为界，再细分为两个阶段。这也是韩教授此次讲座第二部分着重分析的内容。

首先，韩教授介绍了”国王数学家”来华的相关历史背景，主要包括法国对葡萄牙的“保教权”之争，南怀仁告欧洲耶稣会士书的呼吁以及法国和暹罗之间的来往。此外还介绍了柏应理欧洲之行的深远影响，以及法国皇家科学院卡西尼等人对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进行测量活动的建议。于是，1685年白晋等五位传教士在法国战舰护送下先从法国Brest到达暹罗，其后到达中国宁波，并最终在北京觐见康熙。韩教授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即觐见康熙之时，葡萄牙籍传教士徐日升利用翻译之职对白晋等人的排挤。

其次，韩教授介绍了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指出白晋等人主要担任康熙的宫廷教师，教授数学、天文学等知识，编纂相关满文教材，同时执行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科学计划进行测量活动。通过《清圣祖实录》《张文贞公集》等文献的记载，韩教授论述了1692年2月康熙在乾清门举行的日影观测及发表的“科学演讲”，由此说明科学与皇权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西方科学成为康熙控制汉人和作秀的工具，以此提升自身作为满族君主的地位。

最后，韩教授着重论述了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及其背景。随着礼仪之争和测影失误，康熙对西学态度在1711年有所改变，力图发展国内历算术以摆脱西方传教士的钳制。因此，他在1713年命皇三子胤祉在畅春园建立蒙养斋，通过考试选拔相关人员进行历算的学习，并从事科学观测活动。同时，利用这一机构编纂了《钦若历书》《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

据此，韩教授总结了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大地测绘和造炮技术等知识的传入情况，认为其对促成中国科学进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最终归于失败。这一科学“近代化”机会之所以错失，其原因主要在于康熙帝的双重作用。尽管康熙帝十分宽大地容纳西方传教士进入宫廷，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立蒙养斋，但其将西学作为皇权作秀的工具加以垄断，限制了科学知识在宫廷以外的传播。康熙晚年又提倡“西学中源”说，助推复古思潮的兴起，也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在讲座尾声，韩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他本人从事科学传播史研究的方法，特别提及注重科学背后社会文化研究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和提倡“总体史、跨学科、长时段、问题史”的年鉴学派理论对他的影响，而始终贯穿其中的则是全球史的视野。韩教授还谈到了如何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不同角度切入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史，提出要从中国出发讲述长时段、大范围、有故事的历史，以展现全面完整的康熙时代的历史。韩教授还以康熙时代日影测量、大地测量和白晋《易经》研究为例，提到中西方文献互证的重要性。

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讨论和掌声中结束。

2020级中国古代史博士陈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