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9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3—2024学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二讲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王巍教授。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胜前教授担任评议。

讲座伊始，王巍教授为大家明确了“文明”“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等重要概念。他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形成的关键标志是国家的产生；“文明”是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下创造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的总和。“文明起源”是史前时期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开始；“文明形成”是史前时期文化和社会发展新阶段，关键特征是国家的出现；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是文明因素从量的积累得到质的变化，质变点就是国家的出现。

随后，王巍教授简要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研究内容。他认为，探源研究的最大难点在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国际学术界曾经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文明的考古材料，归纳出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

本次讲座的重点是王巍教授结合重大考古发现，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过程划分为九个阶段：

1.万年奠基：距今10000年前，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栽培农业，定居村落形成，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距今9000年前，桥头遗址出现最早的彩陶和复杂的符号，表明精神生活的丰富。

2.八千年起源：农业初步发展，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有炭化稻、家猪、绿松石装饰、带有刻划符号的龟甲、骨笛等；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发现有粟黍遗存，以及以人头盖骨制作的饰品、成串随葬的贝壳、制作精致且形成固定组合的玉器，体现了以玉为美的观念；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独木舟体现了水上交通的能力。距今7000年前高庙文化白陶上发现戳印神像图案，出现了人格化的神的形象。

3.六千年加速：农业进一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社会开始分化。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出现了面积上百万的大型遗址，其中西坡遗址发现有壕沟、墓地、随葬玉石钺的大型墓葬、广场以及面积数百平的超大型房子。精神生活进入新的程度，龙的信仰出现。濮阳西水坡、黄梅焦墩都出土堆塑的龙。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出现最早的古城城头山遗址，遗址内发现祭坛和祭祀坑。长江下游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是5800年前最早的社会分化实例，发现有集中分布的大型墓葬，不同等级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多寡相差悬殊，显示出较为严重的阶层分化。

4.五千多年进入：距今5500年至4500年，各地区文明进一步发展。黄河中游地区社会分化加剧，孟津妯娌遗址墓葬分化明显，大地湾、南佐发现大型宫殿式建筑；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中原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的聚落，有三重环壕，内壕北半部有大型建筑群。黄河下游地区初期文明形成，焦家、岗上等遗址发现多重棺椁的大型墓葬，随葬成组的陶器、玉器、武器。西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成为当时社会信仰中心，发现大型祭祀遗址、三重圆形祭坛和大型积石墓，出土祭祀陶器和丰富的玉器。长江下游地区凌家滩遗址发现迄今史前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墓葬，出土大量玉钺等玉器，遗址内部还发现有祭祀坑及高等级建筑；良渚遗址发现大型都城和高等级建筑、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大量的稻谷堆积和水稻田、高等级墓地、随葬精致玉石礼器的王墓，这一时期居住遗址和墓葬的规模、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等方面都清楚地反映出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贫富贵贱的差别，上述考古发现都反映出良渚已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

5.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距今4300年前，黄河中游的势力集团在与周围其他集团的力量对比中逐渐占据优势，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两座巨型都邑相继出现。陶寺遗址发现面积近280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址内部发现高等级建筑区、观象台，建筑使用陶瓦，墓葬等级分明，大型墓葬中出土玉石钺、鼍鼓、石磬、漆器、彩绘龙盘等高等级随葬品。石峁遗址发现面积近400万平方米的石城，城址由外城、内城、皇城台构成，皇城台内有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宽阔的广场和通向城内的高大门楼和道路，皇城台台基墙体发现了雕刻出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在皇城台还发现多件高50多厘米到1米的陶鹰，应与某种信仰和崇拜有关。石峁城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在城内还发现多处埋有青年女性头骨的祭祀坑，这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严重，出现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国家。

6.四千年王朝建立：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文明进程进入以中原地区王朝为引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夏王朝）过渡。

7.三千六百年王朝强化：商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施加强烈影响，冶金术传到各方国，对各方国发挥引领作用。

8.三千年巩固：经过商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方国的引领。西周王朝通过封邦建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王畿地区之外广大区域的控制，礼制完善，王朝统治得以巩固。

9.两千两百年帝国建立：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中华文明由王国文明转变为帝国文明。

讲座中，王巍教授还提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传统“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据中国的考古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其中，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王巍教授还详细介绍了进入文明社会的八大特征：史前农业发展；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出现城市；出现礼器和礼制；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利于一身的王；在社会的基层，血缘关系仍然保留，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暴力和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规模逐渐扩大，军事指挥成为王权形成的重要途径。

王建伟教授做了简要总结。他提出，本学期史学前沿的前两场讲座，钱乘旦教授和王巍教授分别从世界与中国的视野，讲授文明的起源、发展、变迁，形成了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的高水准对话，非常难得。同学们虽然来自不同的专业方向，但也应该具有宏观的视野，在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也应对文明这类关键性的大问题有基本的认识与了解，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陈胜前教授对讲座进行了评议。陈老师首先简要总结了讲座的核心内容，强调了考古学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性。其次，他提到王巍教授讲座中贯穿的整体性思想以及考古学与文献的联系给在座同学带来了思考和启发。最后，陈老师提到文化意义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

讲座最后，王巍教授与老师同学们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