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春季学期第十四讲在线上举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应邀做了题为“历史学、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国内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共一百余名师生共聚云端。

沈卫荣老师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域语文、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以及佛教研究。代表论著有《西藏历史和佛教语文学研究》、《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藏传佛教及其形象研究》、《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等。本次讲座，沈教授对各地区文明的语文学研究方法、成果以及语文学与历史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讲解，以期打开历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对话渠道。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沈卫荣老师首先从语文学这个主题谈起，认为相较于前沿热点理论与新兴学术范式而言，语文学不追求热点问题，也应对理论抱有警惕，所讨论的学术对象一定源自学术研究自身的脉络，而非外部的、当下的、现实的问题，语文学应当成为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在语文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上，沈老师指出，语文学和历史学是一回事，傅斯年曾说“史料即史学”，学界对此多有误解，其实傅斯年创立的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当中的“语言”二字，并非指语言学，而是语文学，故应将历史学和语文学视为一体。

在语文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沈老师认为，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应该回归“语文学”，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过于片面地强调学术研究的前沿性、理论化和问题意识对历史学研究是有害无益的。从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对“实证”的历史研究或称为对“语文学”的历史研究的推崇只是昙花一现，历史研究很快被各种新兴理论、研究范式所主导，引进和贩卖外来理论也往往限于“囫囵吞枣”和“错位移殖”，而忽视了对文本、实证和事实本身的研究，在沈老师看来，后者才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根本。

沈老师接着从语文学的角度出发，反思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沈老师介绍，语文学与历史学的相关性很强，在西方学界，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和主要特征是必须采取一种历史的和语文学的学术取径(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approach) 来探索和研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而非哲学的、经学的研究。科学的人文学与传统的哲学、经学的区别在于采取了“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傅斯年所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实际上是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以藏传佛教为例，当今的研究陷入了佛学家不在乎历史、历史学家不懂佛教的尴尬境遇，尤其是新清史学家对藏传佛教与清代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论述，属于对藏传佛教的误解，从这一方面上来说，新清史学家是反历史、反语文学的，而只有将语文学、历史学与藏传佛教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反映出有血有肉的历史事实。离开了语文学和历史学，任何人文学术都有可能只是海市蜃楼，只有通过文本的对勘研究，考察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及文本变化与发展的状况，才能对相关历史问题作出足够客观而清晰的梳理与评价。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沈老师结合自己的学术体验，进一步深入讲解语文学的内涵，从西方语文学的传统谈及语文学的学科发展和建构。据老师介绍，在世界汉学领域，影响力最大的当属伯希和教授（Paul Eugène Pelliot）。他的贡献有三，其一是充分发掘和利用了大量不同种的胡语文献，将中国古代文明放置在整个亚洲和欧亚文明的语境中研究，大大推进了学界对早期汉语文献的理解。其二，他重视书目文献的版本目录学，将西方语文学（文本对勘）的方法应用于汉学研究，精益求精。其三，他将历史语言学和欧亚语文学的方法引入汉学研究，运用“审音勘同”的方法，解读古代汉语文献中出现的非汉语成分，为古代名物制度的诠释和理解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有人将历史语言学和语文学相提并论，实际上语文学的涵义要更加宽泛。

沈老师提出，要深入理解语文学，还应了解德国学术圈风行的印藏佛学研究和梵文语文学。到了二十世纪，梵文语文学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语文学研究的标杆和典范，致力于对梵文文本的收集、厘定、对勘、编辑、译注和解释，相较于伯希和更强调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解读汉语文本，更专注于某一种文字文献的语文学研究，梵文语言学的核心在于“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即在诸多现有的文本中通过对勘找到最合适、最易理解的底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勘误、对多种版本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辨析，尽可能地重建原始文本的原貌，产生接近原文的“精校本”。在中国学术脉络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季羡林两位先生的研究，可将二人视为印度学和佛教语文学家。

国内目前的学术环境需要语文学的回归。在沈老师看来，当下各个学科都在反思自身遇到的危机，正是语文学基本训练的缺失造成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语文学被视为保守、迂腐的学问，几乎从大的学科领域中消失。在当时的形势下，西方学界也不断有各个领域的学者呼吁“回归语文学”。1983年，保罗·德曼（Paul de Man）出版《回归语文学》（Returning to Philology）。在该书中，他指出文学的精髓在于对文本语言结构进行分析，它真正关心的是文本的意义被传达的方式，而非探究文本在历史和人类经验等一般语境中的意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晚年也提出了“重回语文学”的论调。他认为文学批评充满了不着边际的大话或行话，文学研究已失去了明确主题和发展方向，而失焦的原因是职业训练中语文学的衰落和缺失，只有悔罪式地回归语文学，文学研究方可获得新的整合，才能回归正道。学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回归语文学”的声音。新清史学派的兴起也拥有语文学的渊源，即新拉丁语文学（Neo-Latin Philology），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批研究中南美洲的学者就呼吁用当地土著的文本文献中对历史的叙述出发，以当地的档案文献为基础，从而影响到新清史家。沈老师认为，从美国到欧洲，“遗忘语文学”的思潮兴起，造成了人文学科的危机，学者们不再研究文学本身，而创造出了一套繁琐的话语系统，忽视了社会、文化、政治等特定的历史语境。因此这种欧美解构主义对语文学造成了重大打击，譬如“史料即史学”的思想认为历史是某种立场的产物，这种影响颇深，所以回归历史学、语言学在当今显得更为迫切。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所著《语文学：现代人文主义学科的被遗忘源头》（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一书以及谢尔登·波洛克（Sheldon Pollock）所著 “《未来语文学？柔软的科学在坚硬的世界中的宿命》（Future Philology? The Fate of A Soft Science in a Hard World ）一书中都对语文学的回归做出了解释。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沈老师指出，语文学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学界对语文学的定义和译法等问题存在多种看法，所以，要讨论语文学，首先必须对语文学进行区分，明确界定其范畴和纬度。沈老师认为语文学有六个不同的范畴和纬度：

一，“语义范畴”。语文学（philology）的基本定义是对语词、文本和学问的热爱，泛指世界上所有与语言和文本相关的知识、学问和学术。语文学与哲学相对应，构成了人类精神文明体系的两大部类。两者并非相互矛盾、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作为人文科学源头的语文学。今天的人文科学诞生之前，整个西方古典时代与语言、文本相关的，不论是文献的搜集、整理亦或研究，乃至培育古典学问的一套教学模式，其根本都是语文学。古典语文学和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作为第二范畴的语文学。

三，作为近现代人文科学学术研究的代名词和总称的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最初并无文、史、哲或区域文明的划分，对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等研究均为语言学研究。因为有历史学和语文学，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即人文学科才成为一门科学，一门理性的学问，一门带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现代学科。

四，边缘化和流亡中的语文学。伴随着严格的现代学科划分，具有更强阐释性、普适性的理论范式逐渐占领人文学界，语文学不再是人文科学研究之本。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语文学成为了诸如历史语言学、比较语文学的狭义语文学，丧失了其经典内核。虽然印度和梵文研究、印藏佛教研究成为技术水准最高的语文学遗珠，但实则反映了语文学在现代人文科学中“冷门绝学”的边缘地位。

五，作为学术精神的语文学。语文学在当今时代也可以是一种学术态度、学术立场和学术精神。语文学是对语言、文本的热爱，是对语文学学术方法的坚守，是对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理智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坚持和追求，是对最基本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积极维护。

六，作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语文学。语文学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理解、宽容和和谐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在语文学的框架中，寻求全面地理解语言、信息和文本所蕴含的真实和丰富的意义，进而寻求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寻求对他者、对世界的正确、多元和甚深的理解；寻求以一种宽容、开朗、自在和和谐的语文学方式来与这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交往。

讲座最后，夏明方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精彩评议，以“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弘道忧世”概括了本场讲座的独到之处，认为沈老师从西方语文学传统介入，对语文学提出了新的解释，并且把边缘化的语文学研究重新发扬光大，这是能够振兴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理论。提问环节中，沈老师对“语文学和解释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语文学和文献学之间有什么勾连和区别？”相关问题作出了详细的回答。在解答中，他强调了语文学在文献与文本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其与文献解读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做出了解释，认为每个人的个人经历背景与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不一定就与文献解读能力、语言学研究能力挂钩，就好比一个不从事藏学研究的藏语母语者不一定比一个非母语的藏学家对藏文文献的理解准确。语文学是一套严谨的、科学的、使文本产生意义的方法，因此针对不同语言、不同类型的文本，除了加强语言的学习，也要掌握每一种类型文本的具体研究方法。

（撰稿人：2021级世界史博士生吉嘉洁、2021级世界史博士生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