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第三讲在公教二楼2405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研究员陈侃理老师应邀作题为“再思秦之速亡”的讲座。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教授主持。历史学院2023级博士生与校内外众多师生共同聆听了本场讲座。

在讲座开始之前，胡恒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陈侃理老师。陈侃理老师感谢能受邀前来。陈老师说，本讲题为“再思秦之速亡”。这是一个老题目，大家自己应该或多或少也思考过。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制国家，奠定了很多制度基础。但秦朝却在统一之后十余年就灭亡了。汉代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其原因。

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提出的秦亡原因，包括秦暴政激化阶级矛盾，与秦二世个人的昏庸无道。陈老师认为，这种解释有其道理，也有内在悖论。所谓始皇暴政，或称“急政”，主要包含征发繁重、刑罚严苛两个方面。但这种政策始于统一之前。为什么这种政策可以促进统一，在统一之后却不再可行？另一方面，究竟是二世个人品格导致速亡，还是秦之速亡导致“众恶归之”？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元年继位诏书，呈现出与文献记载不同的秦二世面貌。我们思考秦之速亡，还可以有其他视角。

陈老师指出，贾谊《过秦论》认为秦没有实现“取守异术”，是其灭亡的原因，陆贾也提出过类似观点。探讨秦“守天下”之“速亡”，应从其“取天下”的“速胜”入手。

从秦王政十年（前237）基于李斯的提议确定灭韩的目标，至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灭韩，二十六年（前221）完全兼并六国，如此快速的行动对秦的动员、统治、军事等方面都会造成巨大压力。秦通过延续并强化既往的官僚体制、军国主义、中央集权，成功应对了这些问题。这造成秦统治者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增强。但兼并六国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统治地域的扩大造成交通耗时增长、成本上升。其次，兼并六国后，秦的扩张已达传统农耕区的边缘。再次，秦统一之后，所统治人群众多，有不同的文化认同，社会结构也更完整、复杂。最后，秦始皇在统一过程中在世袭权威之外，获得了“超凡魅力权威”。

阎步克先生曾指出，秦的胜利结合统治者个人的权欲、奢侈，导致官僚体制运行到了极限，耗竭民力、丧尽民心而亡。陈苏镇也认为，秦的武力征服，没有实现文化整合。秦法与楚俗的冲突最为严重，楚人称为亡秦的主力。他们主要基于传世文献得出结论，而现在依据新材料可以增加一些新的看法。新材料主要是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里耶秦简主要是迁陵县的行政文书档案，岳麓秦简包含了很多秦统一前后的律令资料。结合两者可以观察秦在统一前后的变动与因应。

里耶秦简中，蜀郡阳陵县发文到洞庭郡，历经两年才得到处理。可见当时跨郡文书传递的效率并不高。里耶秦简还有一份邯郸人吴骚通缉令，反映出秦的行政系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却时常无法实现目的。这种无效会反过来会造成心理上的消极感。

根据里耶秦简中信息，迁陵县缺吏严重，影响到了行政事务。但秦却不能从本地人选拔官吏来解决困境，只能以秦人维持统治。而外出远方做官对秦人吸引力不大。岳麓秦简的《史学童诈不入试令》反映出秦人如何逃避为吏，而秦则将为新地吏作为一种处罚措施。受到处罚派往新地的秦人官吏既然缺乏统治的能力，也缺乏统治的意愿，加剧了秦在东方的恶政。

秦统一后，六国旧贵族未能进入秦的统治体系，而秦在基层统治中也有意抑制民间自治精英的力量。但沛县官吏间的互相包庇说明秦制并不能阻止官吏形成私人关系，反而使地方社会精英对秦保持反感。

结合《史记》和汉简《赵正书》等文献对于秦二世即位的不同记载，可以看出秦二世在继位之初，合法性已经遭到怀疑。更为致命的是，秦始皇本人的超凡魅力权威是无法通过世袭继承传递的。他未能及时确立继承人，使得仓促即位的胡亥几乎不可能守住天下。

最后，陈老师总结说，秦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军国主义体制以及秦始皇个人超强的统治力和权力欲，促成了秦统一战争的速胜。速胜一方面带来全面铺开统治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又使得秦更加坚信自身的制度和政治优势，坚持用强化旧有体制的方式来对抗压力，形成“路径依赖”。于是，在疆域面积成倍增长的情况下，加重了官僚体系的负担和人民的痛苦，在东方六国造成事实上的征服性统治，难以赢得认同。秦始皇通过统一战争而获得的超凡魅力未能转移给继承人，他的突然去世终结了改弦更张的可能性，使秦之速亡无可逃避。虽然汉承秦制，但汉的统治和秦很不同。汉初实行无为之治和郡国并行，回避了秦的统治困境。汉武帝与秦始皇有很大相似性，但当时汉朝已经完成超凡魅力权威向传统性权威的转化，而且引入儒学。儒学和官僚体制之间构成张力，增加了统治的弹性。汉的这些变化是帝制国家得以长期维系的原因，也提醒我们应该重视秦的特殊性。

胡恒老师进行了简要总结。他认为，陈老师将秦之兴亡原因的探索从秦统一前与统一后的时间问题转化为统治疆域扩大后的空间问题；由空间问题转化为规模问题，疆域与人口扩大带来了内部异质性与多元性的增强；由规模问题转化为治理问题，如何适应规模扩大而选择治理策略影响了秦政权的稳定性。他还指出陈老师在讲座中展示了对于多重来源材料处理方法上的“圆融无碍”及对传世文献的重视。此后同学们向陈老师提问，交流对东方六国社会状态与秦政治进程的不同认识导致兴亡动因的阐释差异，以及秦吏员选拔范围成因与汉行政成本高低等问题的认识。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撰稿人：胡泰霖、刘安皓

拍摄人：赵帅、张梓琦

排版：张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