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座正式开始前，黄教授简要介绍了相关历史背景，指出，在日本江户末期已经形成以皇国、“支那”、西洋并行的历史教育体系。“支那”是China的音译，指称中国，此时尚不含贬意。中国史教育直接采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中国史籍。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行与西方文化的传入，１９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史学界出现了受英法启蒙思想影响的文明史学，与受德国兰克史学影响的实证史学。“东洋史”则是那珂通世于1894年中学历史教育改革中提出的概念。其背景是1889年《明治宪法》、1890年《教育敕语》的颁布，二者标志着天皇制国家的形成和自由民权运动、“文明开化”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文明史的终结。
随后，黄教授介绍了那珂通世生平、著作和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基本情况。黄教授指出，虽然日本在明治时期开启了学习欧美的潮流，但受此前普及的儒学教育影响，王朝史依然在日本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那珂本人也受到中国传统叙事的影响，撰写了《支那通史》一书。虽然该书在撰写时也受到了同时期文明史学与实证史学的部分影响，但通过比对该书与其参考的中文史籍文本，可以发现书中的历史知识来源仍是《史记》、《汉书》等中国史籍。书中依然存在传统王朝史叙述中的春秋笔法和华夷观念，该书区分华夷的标准，仍是农耕民族的伦理价值和儒家的“礼义”，并体现出儒家重文轻武的政治伦理和人文精神。书中对日本的叙述也是按中国正史的体例，将日本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的周边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那珂本人的史观倾向。在此基础上，黄教授提出了本场讲座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何那珂通世撰写《支那通史》第四卷的南宋部分后便没有后续了？在传统研究中，研究者们多采纳三宅米吉《那珂通世遗书》之说，认为由于元代部分需要参考大量蒙文史料，难度极大，所耗时间甚久，因此编撰中断。此说一直延续至今。
黄教授又将话题回归到“东洋史”本身上，她指出，在那珂的构想中，“东洋史”即“以支那为中心的东洋诸国治乱兴亡之大势，与西洋历史相对，构成世界历史之一半”，东洋史“应涉及支那种、突厥种、女真种、蒙古种等人种盛衰消长之历史”。相较此前皇国、“支那”、西洋历史的三分科制，改动之处在于将历史教育分为日本历史与世界历史两部分，“东洋”作为“西洋”的对应，共同构成世界历史，形成了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新三分科体制。这一提议得到了文部省的支持。最能体现那珂通世“东洋史”理论的，是他于1903年撰写的《那珂东洋小史》一书，该书虽仍以大量篇幅叙述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并继承了中国正史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空间表述，但是书中不再出现《支那通史》中对蒙古军队杀戮抢劫的叙述，对“汉化”也进行了否定。在该书中，那珂通世不再将日本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的边缘位置，这表明那珂的史观已经发生了转变。就内容来看，“东洋史”在以中国王朝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支那史”基础上，扩大了研究的族群和空间范围，将传统中国王朝同其周边其他族群置于同样的地位进行叙述。虽然“东洋史”仍以中国的王朝兴替为线索展开，但与此前“支那史”相比，空间意识及叙事结构都有了很大不同，实际上实现了对中国历史的“去中心化”。从“支那史”到“东洋史”，体现出近代日本中国史叙述的空间转向和族群转向。
这一转变虽然只是教育结构的变化，但其中反映出的却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思想的整体变迁。从历史背景来看，日本各界在维新后迅速接受西方思想和技术，日本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并最终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举国上下对清日之间实力的对比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再加上同时期民族国家的观念从欧洲传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日本在叙述中国史时的结构变化，“东洋史”应运而生。黄教授强调，这一叙述模式的产生受到了整体社会背景的影响，同样也影响了日本社会未来数十年间的学术发展与现实走向。首先在学术方面，“东洋史”的“去中心化”叙事，以及所采取的中原与塞外、汉与非汉的二元对立模式，开创了后世日本史学界对东亚史、亚洲史乃至近年兴起的东部欧亚史的研究先河。后世史家们无论赞同与否，整体叙述都跳脱不出这一框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加剧，出现了比“东洋”的地理范围更广的“大东亚”概念，“大东亚史”取代了“东洋史”。那珂本人对“东洋”的具体描述中，并未将日本本身包括在内，而是将这一地区描述为诸多民族相互竞争的空间，这一观点为后来日本向大陆的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样的阐发模式在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等人的著作中也有体现。
在结语中，黄教授探讨了“东洋史”中的日本形象问题，她指出，在那珂通世开创的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新三分科体制中，日本史不包括在东洋史的范围之内。然而，东洋史从一开始就为日本预留了空间。那珂在否定支那史的华夷等级化叙事的同时，构建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等级化叙事。他一方面为甲午战后日本对朝鲜的军事统治寻找历史根据，另一方面将日本描绘成“东洋”文明开化的先导者。在1895年，那珂甚至憧憬着日本有朝一日像英国统治印度、俄罗斯统治西伯利亚那样统治中国。这种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相互交织，凸显了东洋史的政治性，在强者为王的逻辑下，日本悄然成了东洋史的主角。
在讲座的最后，黄教授回到了开头提出的问题：那珂为何没有完成《支那通史》的撰写？了解当时日本学术与现实背景，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自明了。也就是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渐强，尤其是《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颁布后，随着“文明开化”时代的终结，那珂通世敏锐地意识到续写以“邻邦开化之大势”为主题，将日本置于华夷世界边缘的《支那通史》已经不合时宜了。于是，他放弃了《支那通史》中以王朝更替为核心的中国史叙述框架，转而将中国历史置于“东洋”诸民族相互竞争的时空格局中。因此，元朝史料搜集困难并非主要原因，那珂本人历史意识的变化，才是导致该书未完的真正原因。
到场师生对黄教授的讲座反响热烈，夏明方教授首先简要梳理了讲座的内容与线索，他提醒同学们在处理学术史、思想史的相关问题时，也应当注意研究主体的交游与师承关系，从整体上把握某一学术流派的发展进程，以及人物思想的形成与变异的原因。黄教授对东洋史形成与发展的细致梳理是一个极佳的范例，同学们也应关注到历史研究同现实历史背景的联系，打开新的思路。随后，到场同学围绕那珂通世与同时代其他汉学学者的交流情况、对“脱亚入欧”的多种看法，以及在日本影响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等话题展开讨论，黄教授一一作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