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到人大：初遇清史

我的学术生涯要从1948年离开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说起。那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我下通缉令，在北大存身不得而奔往解放区。当时我非常迷恋文史专业，热爱北大那种浓郁的学术气氛，敬佩那些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师长们。虽然如此，但我只读了两年书，两年中还有许多时间在从事学生运动，对历史专业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至多只是个未入门墙的青年爱好者。1948年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在分配工作时，我填写的志愿是“历史研究”，居然幸运地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同志的领导之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历史专业研究的道路。华大进入北京以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一直在这里工作至今。

初学革命史，我被革命斗争宏伟壮丽的场景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从胡华同志那里，我学习到许多革命史知识，阅读了他所收集珍藏的革命史文献、书籍，也帮着他从事教学，收集资料。那时，胡华同志正在撰写他的名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他时常和我谈论写作中的问题。那时全国刚刚解放，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我也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三四年内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所用时间几乎要超过从事革命史专业的时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要通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要指明历史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分析历史。此后，我经常保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习惯，目的在于研究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

从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正规地展开近代史研究的发轫。胡绳同志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以阶级斗争来划分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以后相继有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发表文章，我也撰文参加了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三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特点做了整体性、宏观性的思考和争辩。当时，用马列主义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全国范围内刚刚起步，这场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这几年紧张地上课、写讲义，我的全部心力都扑在教学上，没有写过论文。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对近代史的全过程摸了几遍，形成了较系统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新观点，我产生了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想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

从晚清到前清：治学重心的移转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鉴于社会上尚无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我担任该书的主编，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几乎重新写定。七十多万字的篇幅，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另一部代表作。

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有时感到，我和这段历史如此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有时，我又感到和这段历史相距如此遥远，它纷纭复杂、深奥多变，使人难以揣摩，给人留下了众多的重大疑团。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取得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斯之谜。

我六十岁之后，从事两方面研究：清代边疆开发和乾隆帝。我国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业绩，因此，我们今天才拥有辽阔的版图、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和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我和一些同志曾对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进行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的“六五”规划。以后，我又对乾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写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

我的治史观

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叙述历史，第二是考证历史，第三是解释历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人物思考什么、怎样行动、建立了怎样的典章制度，人们怎样生存、怎样奋斗，等等。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情，清楚地、如实地告诉大家，这就是叙述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娓娓地诉述着古往今来的人事沧桑。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忠实于历史真相，勿作粉饰隐讳。

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历史学家必须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纷乱复杂、相互矛盾的记载进行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史事进行仔细审慎的考证查核，这就是考证历史。这项工作虽然烦琐，要耗费很多精力，但为了使历史接近真实，考证工作是历史研究中不可超越、不可缺少的环节。

最后是解释历史。历史学家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要说明事情如何发生，因何发生，即探究历史的因果，揭示历史的规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接受经验教训。司马迁总结他写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研究客观与主观的相互关系，弄清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对历史的解释。

叙述、考证、解释历史，三者是统一的。而我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治学成绩很微小，只能在整理和叙述历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在解释历史方面只有某些尝试。我的几部作品和许多论文大多是宏观性地整理和叙述史事，做出某些解释。只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偏重微观的研究，稍稍具考史的风格。我毕生研究清代历史，孜孜以求，希望把叙史、考史与释史统一起来，但这始终是我渴望而未曾达。

（原文刊发于《北京日报》2022年3月14日第15版。作者戴逸，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