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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戴逸|治史入门:我的学术生涯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2-03-16


20220314_015_65933.jpg从北大到人大:初遇清史

我的学术生涯要从1948年离开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说起。那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我下通缉令,在北大存身不得而奔往解放区。当时我非常迷恋文史专业,热爱北大那种浓郁的学术气氛,敬佩那些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师长们。虽然如此,但我只读了两年书,两年中还有许多时间在从事学生运动,对历史专业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至多只是个未入门墙的青年爱好者。1948年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在分配工作时,我填写的志愿是“历史研究”,居然幸运地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同志的领导之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历史专业研究的道路。华大进入北京以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一直在这里工作至今。

初学革命史,我被革命斗争宏伟壮丽的场景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从胡华同志那里,我学习到许多革命史知识,阅读了他所收集珍藏的革命史文献、书籍,也帮着他从事教学,收集资料。那时,胡华同志正在撰写他的名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他时常和我谈论写作中的问题。那时全国刚刚解放,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我也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三四年内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所用时间几乎要超过从事革命史专业的时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要通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要指明历史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分析历史。此后,我经常保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习惯,目的在于研究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

从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正规地展开近代史研究的发轫。胡绳同志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以阶级斗争来划分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以后相继有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发表文章,我也撰文参加了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三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特点做了整体性、宏观性的思考和争辩。当时,用马列主义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全国范围内刚刚起步,这场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这几年紧张地上课、写讲义,我的全部心力都扑在教学上,没有写过论文。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对近代史的全过程摸了几遍,形成了较系统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新观点,我产生了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想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


从晚清到前清:治学重心的移转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鉴于社会上尚无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我担任该书的主编,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几乎重新写定。七十多万字的篇幅,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另一部代表作。

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有时感到,我和这段历史如此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有时,我又感到和这段历史相距如此遥远,它纷纭复杂、深奥多变,使人难以揣摩,给人留下了众多的重大疑团。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取得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斯之谜。

我六十岁之后,从事两方面研究:清代边疆开发和乾隆帝。我国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业绩,因此,我们今天才拥有辽阔的版图、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和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我和一些同志曾对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进行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的“六五”规划。以后,我又对乾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写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


我的治史观

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叙述历史,第二是考证历史,第三是解释历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人物思考什么、怎样行动、建立了怎样的典章制度,人们怎样生存、怎样奋斗,等等。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情,清楚地、如实地告诉大家,这就是叙述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娓娓地诉述着古往今来的人事沧桑。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忠实于历史真相,勿作粉饰隐讳。

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历史学家必须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纷乱复杂、相互矛盾的记载进行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史事进行仔细审慎的考证查核,这就是考证历史。这项工作虽然烦琐,要耗费很多精力,但为了使历史接近真实,考证工作是历史研究中不可超越、不可缺少的环节。

最后是解释历史。历史学家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要说明事情如何发生,因何发生,即探究历史的因果,揭示历史的规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接受经验教训。司马迁总结他写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研究客观与主观的相互关系,弄清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对历史的解释。

叙述、考证、解释历史,三者是统一的。而我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治学成绩很微小,只能在整理和叙述历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在解释历史方面只有某些尝试。我的几部作品和许多论文大多是宏观性地整理和叙述史事,做出某些解释。只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偏重微观的研究,稍稍具考史的风格。我毕生研究清代历史,孜孜以求,希望把叙史、考史与释史统一起来,但这始终是我渴望而未曾达。


(原文刊发于《北京日报》2022年3月14日第15版。作者戴逸,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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