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9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春季学期第十三讲在线上举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应邀讲授了“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形象建构与祭祀”。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吸引了国内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共一百六十余名师生的共同关注。

孙卫国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明清中朝关系史、海外中国学研究、韩国史，其代表论著有《王世贞史学研究》《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兼论两国学术与海外汉学》《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等，对朝鲜王朝的正统性论述及其与中原正统论的关系多有探讨，打开了“正统论”研究的东亚视野。此次讲座，孙教授主要围绕文天祥形象在朝鲜王朝的演替，揭示文天祥被逐步纳入朝鲜尊奉先贤的体系的过程，进而窥探朝鲜王朝后期的政治文化特色。

孙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字、书籍、制度等方面，也体现在思想认同，甚至是英雄崇拜上。文天祥乃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忠义人物，李朝君臣在“尊周思明”的氛围下，不断抬升文天祥的地位，检视此一动态过程，有助于深入认识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及其正统观念的思想意涵。

孙教授从文天祥的生平切入，指出文天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不断被赋予时代新义，而且在朝鲜半岛也存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作为忠义人物，文天祥的事迹为道学性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典范事例。元、明、清时代，官方与民间都十分重视塑造文天祥的形象，最终文天祥被从祀孔庙，极尽尊荣。二十世纪后，文天祥又被视作民族英雄，获得新的意义。而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历史记忆，建基于中国对文天祥的多重塑造之上，加之朝鲜本国的现实导向，最终形成类同于中国却又略有差异的文天祥形象。

孙教授通过《文山集》等文本的流传及朝鲜君臣的经筵日讲，分析朝鲜王朝对文天祥形象认知的动态发展过程。随着与文天祥相关的典籍在朝鲜的流传，朝鲜君臣也越发熟悉其事迹，经常于经筵日讲中讨论，并将李舜臣、宋时烈等朝鲜名人比附文氏。这一方面是借其言事，另一方面，朝鲜君臣也借文天祥“符号”，不断体认忠义之思与“中华”象征的应有之义，从而调动政治资源、社会风教与军队士气。朝鲜君臣还不断撰写称颂文天祥的诗文，并为之编写传记和评论。如洪启禧（1703-1771）《文山先生详传》的篇幅超过中国所有的文天祥传，足见朝鲜人对文氏的重视程度。朝鲜儒士还自发地对《宋史·文天祥传》中的“黄冠之对”加以辩驳，维护其忠义之纯与坚定死义。这些源自朝鲜君臣和士人、军民的多重建构实践，使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不断层累，逐渐形成上下一体的“文天祥共识”。

随后，孙教授对朝鲜君臣围绕如何崇祀文天祥的讨论进行了深挖，在分析朝鲜君臣对文天祥崇祀上的认知共性与微妙差异之时，亦展现出朝鲜君臣的博弈过程。1750年，英祖在获得燕行使带回的文天祥画像后，提议崇祀文氏。朝臣否决了英祖单独为文氏建庙和以陆秀夫配享的提议，最终达成了将文天祥配享于诸葛亮庙的折中方案。而崇祀诸葛亮的卧龙祠，也因岳飞牌位和文天祥画像的渐次进入，从而转变为更具象征意味的三忠祠。据孙老师分析，诸臣对崇祀文天祥的态度，一方面反映出朝臣对崇祀标准的认知具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英祖曾将独祀明神宗的大报坛扩展为兼祭明太祖和崇祯帝，故朝臣否决英祖将陆秀夫纳入崇祀，可能含有避免崇祀过滥的谨慎考量。如果说崇祀明朝帝王的大报坛是继承明朝的中华正统，那么，将文天祥与同样具有符号意义的诸葛亮、岳飞同祀于三忠祠，更加昭示出朝鲜高举中华正统的寓意。

讲座最后，孙老师对诸葛亮、岳飞及文天祥等人之于朝鲜王朝的象征意义进行了整体提炼。他认为这些人物虽非宗教式的人物，但却有着宗教般的光环。朝鲜君臣认为，文氏之死节已超出大宋王朝，成为超脱于具体王朝的中华精神象征，故视文天祥为忠义的化身、正统的符号，加以不断体认。虽然朝鲜在明清鼎革之际变成清朝藩国，但是在性理学的影响下，朝鲜君臣高举“尊周思明”的大旗，视清朝为夷狄，强化跟逝去的大明的关系，举起承继中华正统的口号。英祖崇祀文天祥的画像，即是将文天祥视为中华正统的殉道者，从朝鲜当时所处的时空环境中重塑文天祥的形象。这正是三忠祠崇祀文天祥的现实意义，也是当时“尊周思明”意识的延伸表现，由此，亦展现出朝鲜王朝构建中华正统之象征的多重方式。

在提问环节，孙老师就朝鲜王朝“正统性”的来源、文化构建的主动选择、慕华意识及其对中国历史知识的获取方式、人物形象建构的判断标准等问题，同在场师生展开了深入交流。孙老师认为，朝鲜王朝与明清中国的关系表现出典型的宗藩模式，其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中原王朝的确认。朝鲜君臣讨论更多的是汉、唐、宋、明的正统性，而非其自身的历史，原因即在中原王朝的正统性直接影响了朝鲜的正统权威。朝鲜虽获清朝的册封，但在秉持道学的精神之下，“夷狄”的册封并不利于朝鲜国王正统的纯净。加之朝鲜国王缺乏凌驾于大臣之上的权威，故其渴望强化跟大明王朝的关系，以此宣扬其承续了纯正的中华正统。而朝鲜君臣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来源于“二十四史”等典籍，类同于中国士人。朝鲜君臣将学习中国历史视作自然达致的过程，这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的域外历史认知有着根本不同。

关于历史人物的形象建构问题，夏明方老师认为，文天祥形象在朝鲜虽然变化不大，但假若没有不同时空之下的反复加固，则其正面形象亦可能淡化甚至磨灭。此种带有历史延续性的正向建构过程，不同于游移多变的“差别”式构建。

以上讨论引人深思，既拓宽了我们观察正统论的思维向度，为反思东亚文化的特质提供了崭新思路，同时亦展现出中外历史人物形象建构的多元化路径。孙教授融汇中、朝两方材料与议题的研史路径，也为我们延展中国史中的经典议题提供了更为宏阔的视域。

（撰稿人：2021级博士生孙岩、2021级博士生曹大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