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8日下午，清代政治史研究工作坊第四十期“雍正改制与清朝科举的新传统——以登极恩科和恩诏科举广额为例”在人文楼420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瑞龙老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文鹏教授主持。董建中老师、毛立平老师、曹雯老师、胡祥雨老师和二十余名同学参加了本次活动。

张瑞龙老师首先梳理了清代科举史研究的几条主要脉络，分别为社会史与社会流动、考试史与制度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和科举停废的研究。若回到历史现场，则应思考科举在当时起到的作用，思考什么是清朝特色的科举传统。

科举制度在雍正朝发生了制度性的转折。张瑞龙老师认为，以雍正的登极恩科为起点，科举制度发生了以下变化：乡试广额的数量增多；由于科举取中名额为定额，不会随意调整，清代在定额之外加了许多其他名额。府厅州县的学额也开始扩招；此外，雍正时期一改顺康两朝定制的会试广额，开始酌量广额。这一变化与学者们对清代重视基层控制的研究相吻合。

恩科有万寿恩科和登极恩科之别，相较于万寿恩科，皇帝登极时的登极恩科可视为定制。雍正登极恩诏中的恩款已不可见，张瑞龙老师指出，想要复原雍正登极恩诏中的恩款，可以将所有登极恩诏的恩款找到进行比对。由于《登极诏》中的恩款在表述上变化不大，即可推断乾隆的登极诏恩款是抄自雍正的登极诏恩款。雍正登极诏恩款创立了清朝科举的新传统，改变了会试广额，更加重视府厅州县的名额，名额也覆盖了所有的科名，并将恩科和恩诏广额两种制度合一，这些传统得到了沿用，成为后代皇帝登极之后的惯例。

张瑞龙老师例举了几个案例来说明，从雍正开始，恩诏广额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得到延续。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庆云祥瑞恩诏科举广额，而且“广至四百名”，这是广额的最高规格。张瑞龙老师通过比对孔庙庆云祥瑞的记载，结合曾静劝岳钟琪谋反的“逆书”中“孔庙既毁，朱祠复灾”，再根据奏报往来信息的时间差，推断十二月初八日鄂尔泰奏报卿云祥瑞，完全有可能针对曾静的“逆书”。通过建立事件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能够看出恩诏广额作为统治工具在其中的作用。从雍正开始，恩诏广额成为科举的新传统，直接导致了清朝官书体制的制度性变革。乾隆年间纂修的《钦定科场条例》中尚无以之命名的单独门类，嘉庆年间纂修的《钦定科场条例》已增设“乡会试广额”的门类，即是一个例证。

雍正登极既开恩科又开恩诏广额的做法，需要结合当时的政治状况理解。已有学者研究认为，雍正初年乃至雍正一朝用人行政的重要特点为“重用汉人”，雍正帝即位后，对八旗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使得满蒙汉三族结成有机的政治体，并使得清朝的国祚绵延长久。张瑞龙老师以恩诏广额和科举改制为切入点，认为这些措施可以看作是这一改革的起始。从雍正开始，恩科和恩诏广额一方面作为统治工具，另一方面有了礼仪性的包装，成为皇权的象征。雍正之后，恩科和恩诏广额更加等级化和礼仪化。所以，可以将雍正改制看作清朝制度变革中的一个独立的制度史时段来考察。

随后，师生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董建中老师认为奏报孔庙祥瑞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就汉人对恩诏广额的态度、雍正对年羹尧态度的变化进行了讨论。刘文鹏老师也就雍正即位危机的话题，认为应当注意扩大汉人成为统治基础时，这些人从科举入仕到进入政治核心的时间差，强调这是统治者摆出了一种姿态。师生还就恩赦、雍正改制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图文：沈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