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动态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23年6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编辑部承办，中国人民大学清风学社协办的“历史人类学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第一会议室举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西大学、南昌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各方学者围绕“历史人类学再出发”的主题，分别就“家庭、宗族与社会”、“清代的人地关系”、“清代的契约与产权”等专题进行了报告和讨论。

主持人杨念群教授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指出历史人类学经过过去一辈人的努力方有今日从边缘变为主流的耀眼成绩。人类学方法介入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以社会学研究或者社会学方法为主导的研究取向，令整个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转变目前已经非常成熟，但也面临许多挑战，亦即如何不局限于特定区域而是整体上看待整个中国历史的变化，如何与国家上层研究形成对话关系，如何在历史现场越来越少的背景下协调好口述材料与文献的关系。由此回顾固然重要，但学界必须在回顾的基础上“再出发”。

主办方代表黄兴涛、朱浒、贺喜三位学者分别致开场辞。黄兴涛教授介绍了夏明方、林展和贺喜等策划本次会议主题“历史人类学再出发”的由来，认为由华南学派开辟的历史人类学之史学意义和贡献，早已得到学界公认。其优长不仅在于把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相结合，给史学发展带来持久活力，更在于对人类命运强烈、持久、深层的关切和反思。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历史的复杂变局往往要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叠加视角来加以看待和解释。历史人类学自然也有了寻求新的时代发展之必要。我们把华南学派的学者请来，由他们自己来主导思考其学术和学科“再出发”的问题，这有利于我们直接跟着他们学习。

朱浒教授回顾了2002年8月北京香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学术研讨会，提出有必要评估二十余年间新史学到底走了多远，在新史学的方向上有什么更新的收获，对核心理念有了如何更加精深的一种掌握。他指出，“历史人类学再出发”既是对过去20年研究的总结，也是一个全新起点。在对新史学的探索中，如何对研究方向有更准确、更有凝聚力的把握，如何更好地促进其发展，是今天面临的重要课题。

贺喜副教授则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缘起和值得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一是问题意识，包括如何从人的历史、人的行为、人组成的社会结构出发，如何应对新材料和新问题的井喷。二是如何开辟新的领域。三是如何回到经典的问题并提供新的解读。

科大卫教授通过对“捻军”这一老问题进行讨论，对江地等人田野调查的架构进行重新审视，展现如何用新概念思考老题目。“捻”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与捻军活动有密切关系，但由于“捻”是一个犯法行为的标签，具有一定区域性，所以“捻”的使用变化不完全和行为变化相关，更多地和法律的书写相关，由此引出在历史研究中要有找标签的意识。其次，“捻”来源于红胡子，红胡子是盐枭，而盐枭一般会因触犯法律被认为是亡命之徒。科大卫指出“亡命之徒”也是一种标签，核心问题不是谁在犯罪，如何处理犯罪，而在于犯罪背后的意义。他从经济史角度结合田野调查考察红胡子对私盐的把持，最终认为盐价的变动令“捻”的用法扩散。最后，科大卫教授讨论了捻军起义是渐进还是突发的这一问题。他认为由于进入无政府状态后民与匪的界限模糊，所以才会出现张洛行被招抚的传闻，由此指出应当把研究对象放在更大的范围去考察。科教授最后总结认为，应当回到历史现场，用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这是历史人类学可以提供给历史同行的一个可用的经验。

评议人牛贯杰副教授认为，科大卫教授的演讲为捻军史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自觉和突破方向。捻军起义没有像太平天国那样留下大量的遗迹、文物，其本身的历史文献也相对较少。受制于这样的客观研究条件，面对文献解读过程中史实考订的困难，当时的捻军史研究者不得不求诸于田野走访和实地调查。科大卫教授的文章说明，捻军史绝对称得上是在田野考察与历史文献配合路径下走在前沿的一个领域。近期出版的《捻军资料补集》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完整的捻军田野调查记录，他们的研究虽然不具备历史人类学理论自觉，但已对后来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捻军提供了基础。科大卫教授的研究继承了田野研究的经验，提出用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是历史人类学再出发的一种可行路径。

赵世瑜教授介绍了在《猛将还乡》之后的思考。他指出，《猛将还乡》是一个计划外的作品，本来并没有涉足江南史的打算，不过歪打正着的是，这部作品成为一个用他们倡导的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去重新解释一个传统研究领域（不只是区域）的试验品，或者说，是把华南研究的经验——具体来说就是把结构过程、礼仪标识和逆推顺述这三个概念工具——用到另一个历史时空，以检验其是否成功的尝试。

赵世瑜教授表示，书写完后，他也在思考如何继续往前走。今年3月，他和刘志伟教授去苏州参加一个关于城市史的会议，由此阅读了城市研究的相关书籍，主要是城市社会学和城市人文地理学的著作，包括列斐伏尔、芒福德、大卫•哈维和索贾的书，而不是城市史的研究。他表示，通过阅读意识到以前写关于北京的文章时，并没有反思自身是不是在用研究乡村的方法在研究一个城市，问题意识是否仍是乡村研究的问题意识。那次会议之后，赵世瑜教授在与刘志伟教授讨论时提到，假如有精力和兴趣，也许应该跟随人的脚步，也就是顺着人们的生活逻辑，去寻找新的研究主题，而不是随意地、没有理论自觉地更换一个区域或者主题。例如，《猛将还乡》讨论的是水上人上岸，或者从渔民变成农民或者工人，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他们如何进城，他们如何建构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城市，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城市经验。赵世瑜教授指出，不会将这个水上人上岸、然后乡下人进城视为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不把城市或者城里人视为一种天然的、不言而喻的社会事实，而更多地思考各种不同的人群如何赋予城市新的特性，比如水上人是否把他们的流动性带给了城市，抑或是城市提供给他们将流动性延续下来的可能性。随后赵世瑜教授用三个例子简要说明了他的设想。

评议人谢湜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验，认为“追随人的脚步”有利于看见历史的流动性。人的活动、迁移以及对空间的再造充满了能动性，除了关注乡村社会的能动性实践，城市地产经营、城区园林构建，都可以纳入历史人类学的考察范围。“再出发”并非是抛弃所有过去的“再出发”，而是在总结经验、达成共识后的再出发。近年来，各类地方史料、民间文献与日俱增，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何用新的思路研读传统史料、用新的个案研究与经典著作进行对话，也需要引起重视。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对较有结构性、与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地方权势和人群组织给予较多关注，不过，要从源头上读懂、读好材料，还是要努力，回到人的思想本身，重新认识乡村的精英，并加以细致分析。最后，有必要重新认识乡村精英在历史变迁中扮演的角色。通过传统方志去重新思考组织聚落中的精英人士对现实世界改造便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

题目：《清末书信所见的“不落家”与“两头家”：母子共谋下的同胞家庭》

贺喜副教授以清末顺德的母子间书信为研究对象，讨论宗族影响如何通过女性得以实现。在清末的环境里，儿子的家书大多是写给母亲的，并且具有母亲如何驾驭妻子这一同一架构。流动性社会中乡土稳固性的维持不仅和男子有关，还和母亲维系的家庭相关。由此，作为一种无奈之举，“两头家”靠母子维持。母亲垄断经济来源和信息渠道，而儿子对母亲的孝道靠奴役妻子来实现，所以信中对妻子的教训也似为一种礼仪，体现对权利的不断确认。这些材料反映出长期的结构性的历史，具有很大价值。

杜正贞教授认为，书信这种史料具有特殊性。在做书信研究时一般会强调书信的私人性，但贺喜副教授还强调了书信构成一种对话和连续的信息流动，打破了大多数材料的静态特质，具有启发意义。由于母亲和妻子一般不识字，母子书信实质上还有一个暗含的第三者，即当众朗读的人。所以书信也具有部分的公开性，反映出了一种监控的文化。其次，这些材料基本是男子的单方面的声音，母亲和妻子的声音是缺失的。这也是研究的难点。在一些男子希望妻子识字可以直接通信的材料里，是否可以展现出小家庭和原生家庭之间的某种张力。除此之外，贺喜副教授在研究中使用了来自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同胞家庭”和“共谋”，从而正确强调了母亲血缘链接的因素，进而能和“母权”概念对话，构建出女性身份转换的完整生命历程。

题目：《“山主丁鉴”的故事：清代麻城的豪强大族与山林控制》

张煜博士基于麻城的案例，结合大别山区的地理环境，以对香火庙的田野考察和族谱为主要材料，从丁氏的个案出发，探讨地方大族和山林控制之间的关系，香火庙之于宗族组织、宗族构建过程中的意义以及香火庙在地方社会文化与土地权利视角下的作用。

马健雄副教授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整个研究构建起一个非常精细和详尽的故事，但尚需帮助读者理清背景，介绍征税、劳动力、国家体制等方面的互动。同时，对于大别山宗族竞争重构的关系讨论有所欠缺。此外，对地方社群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社会机制有待进一步讨论。

题目：《地方水利开发与人水关系变革——基于清道光曲沃县“沸泉水利图碑”的历史考察》

张俊峰教授以水利图碑为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突破口，以之为主要线索考察曲沃沸泉的争端、开发与泉域社会变迁。通过对垂直地带上的一些问题的考察，探索垂向研究的可能性，展现出图像背后人水互动的长期演变历史。

夏明方教授认为，该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山水相连，通过山上山下的整合提出垂向分层的新表达，这在以前的相关研究中很少提及。二是以往讨论水利社会问题大多是对明清时代的讨论，很少将古今贯通起来。三是把碑和图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总的看来，现有研究基本上还是沿着二十多年来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内在理路展开，属于“内涵式开发”，建议将水放在更大的时空背景和社会网络中讨论，放回到自然、社会的生态系统中去讨论，走出一条“外延式开发”的新路。

题目：《“退”的产权意义——再论浙南山区“退契”的性质》

杜正贞教授使用松阳县石仓源阙姓契约、云和县竹子坪村王姓契约、文成县黄坦村高畲村钟姓契约，构建出一个现代经济学、法学产权理论之外的中国传统产权秩序的解释体系，回应“退契”这一老问题。该文指出，“退”更多是产权流动环节中的一环。

黄志繁教授高度评价了杜正贞教授从“退”本质出发关照具体区域开发的实践，认为其不局限于西方产权的概念，将“退”放在历史性的和演化的框架中进行讨论。由于直接利用西方的产权概念体系很难解释中国复杂的这种利益和物产的流转，所以这一尝试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同时，把文书放在山区开发的过程中考察对“历史人类学再出发”具有参考意义。此外，他就“退”和“卖”的区别、能否进行完整的土地产权个案分析等方面提出了补充和建议。

温春来教授以清代矿业管理为中心，从国家如何汲取矿业资源的角度考察清代的国家治理。因为官办矿业面临无法解决的低效率与贪污腐败两大难题，所以清王朝选择以民办矿业为主体，同时利用既有的地方官僚机构加上矿区精英来监管矿业，形成层层设防的监管体系，但中央始终无法了解地方情况而地方官员又有着减轻行政责任与贪腐的动机，由此导致清代国家治理具有猜忌型决策的特征，其重要支柱就是“事例原则”。

刘文远副教授认为，温春来教授立体地呈现了清朝的中央政府如何将权力贯穿到具体的矿业生产活动当中，在其中贯穿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目标，如控制国家战略性的矿产资源，保障税收或者是控制社会流动人口，维护社会稳定等等。他提出，以人类学的批判性、反思性态度重审习见的官方文献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有助于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和本来面貌。

题目：《清代中晚期赣南的地权演变与乡村借贷：兼论晚清的经济衰败》

黄志繁教授以赣南的契约文书为研究中心，考察了清代中晚期赣南乡村地权交易形式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的变化、价值和局限。

林展副教授认为，黄志繁教授的研究重要性体现在考察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和民间金融交易活跃创新两方面。他对地权交易形式多样化、约契中交易双方的关系、金融发达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提问。

题目：《清代俍兵制度：俍兵数量、职能、赋役与俍田流转》

唐晓涛教授基于田野调查资料，以俍兵为中心，在区域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从俍兵社会身份入手对俍兵的数量、职能、赋役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详实的考察，依据清代俍兵档案及民间采集的俍目执照等，讨论清代俍兵俍田及其赋役等清代俍兵制度问题，兼而论及族群的身份认知。

胡祥雨副教授认为从社会角度看待司法案例中俍兵称谓的使用，角度新颖，田野调查与地方志档案的材料也较好地结合了起来。他建议文章应更好地体现出俍兵制度在清代的独创性及制度管理的相应细节。

任建敏副教授以桂东北堡兵制度为中心，探讨了堡兵的来源与概念生成过程，化兵为民的历程与清政府对残留堡兵的处理政策。他认为清政府部分延续了明代的制度，采取田产清查造册、执照派发等管理措施，体现出这一制度的生命力。

邱源媛教授认为研究制度时除关注大的国家制度外，还可以结合田野，抓住民间制度的变化线索。

张俊峰教授对垂向研究的思路进行了补充。他认为近四十年间国内学界以社会和人为中心，而国外学界的一些研究动态则出现了摆脱以人的中心，进行多物种叙事的现象。这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多物种叙事有利于提供新的发展方向。就赵世瑜教授对图碑有何特殊性，是否能反映特定事件的提问，张俊峰教授认为图碑普遍与生活功能密切结合，反映出水利管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能反映出水权意识。

谢湜教授还对历史现场问题进行补充，认为应多做区域性的比较，思考水利史的问题。除了类型的比较，还要去寻找一些共通的地方。灌溉水利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解决流域上、中、下游水的分配问题，从空间角度深入流域水利史考察，也常常可以发现区域社会的许多权力运作机制。

最后，科大卫教授就现场同学关于历史人类学新解释框架的提问，结合华南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场报告内容进行了回应。

黄国信：《规制如何生财：清代盐政基本原理研究（1644-1850）》

黄国信教授指出，清代盐政的基本原理主要可以归结为盐课收入最大化期望转化为课入最优化实践的试错原则，交易成本与课入量动态协调的平衡原则，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折中原则，作为盐区边界纠纷动力的行政收益考量原则和使盐区难以改划更无法取消的路径依赖原则等几个原则，这些原则是清代盐政运作的内在逻辑和机制，从而构成了清代对食盐产、运、销诸环节实行规制和落实规制，以及使规制必有代价的基本理由，而“规制生财”则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清代盐政的基本目标、特点和性质。

科大卫教授对该文进行评议。科教授在肯定该文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盐税并不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收入，盐课的高低变化对于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考量。其次，政府收税固然要考虑到成本问题，但一旦政府介入盐课就会有既得利益的存在，需要将权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中。最后科大卫教授认为作者提及的清廷所追求的盐课收益“最大化”是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传统时期是否存在获取最大收入的概念是存疑的。

刘永华：《清代徽州增图的新认识：婺源县十六都四图的例证》

刘永华教授在解读新见徽州册籍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民间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尝试以目前讨论较少的婺源县增图为中心，探讨增立新图的内部构造及其地域构成、社会构成，并对其社会影响稍作推测，以期深化对增图改革的认识，增进对徽州都图与地域社会之间关系的了解。刘永华教授指出，里甲赋役制度既是一个历史事实，型塑着地域社会的结构，又具备某种方法论价值，为管窥地域社会的结构提供了一个窗口。他进一步提出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成路径研究的展望，并希望日后能更深入地思考晚明以降江南三角洲地区从均田均役法到版图顺庄法的改革动向与粮户归宗、增图的异同，在比较地域史的框架中思考相关改革与地域社会走向之间的关系。

董建中副教授对该文进行评议。他肯定了该文既有深厚的文献功夫，又很好地利用田野调查所得，对新增图的呈现非常有说服力，并且作者探讨增图的情况，既关照明清里甲赋役改革的背景，又探讨地域社会的走向，有大的关怀。董建中副教授同时认为，作者在文中对黟县、祁门增图的既有研究有所引用，但讨论和回应不够。

专题报告

清代的中央与地方

报告人：马健雄副教授

题目：《清代云南的田赋与坝子社会》

马健雄副教授对詹姆斯·斯科特的“赞米亚”假说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在云贵高原山区，山间盆地即当地所称的“坝子”、斯科特所谓的低地，是水稻农业集中的区域，承载了远比山区高得多的农业人口。以清代的云南省为例，他发现，自明朝后期以至清末，纳入政府田赋征收范围的平坝地区水田面积的总数一直没有显著的增长。清朝时期，云南财政总收入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田赋，更多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盐课和矿课等税种。无论是坝区还是山区居民，都能够以不同形式纳入到国家税网和当地府州县和土司的行政管辖的体系中。他指出，从历史上云南的情况看，斯科特关于“水稻国家”以及国家无法在山区收税的假定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关于拒绝国家的“赞米亚”社会和文化的假定也难以自圆其说。

评议人：赵世瑜教授

赵世瑜教授肯定了马健雄教授与斯科特进行对话的意识，认为其对坝子这一特定的生态地区的研究有利于增进对云南这一重要边疆地区的理解。赵世瑜教授主要提出了两点商榷意见。首先，历史学者基于大量事实经验对社会科学理论提出的质疑具有多大程度的说服力。其次，作者需要更多的经验实证数据和材料与斯科特进行讨论。明清国家因地制宜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是针对云南，也不仅仅是针对山区，需要在更广阔的比较视野下进一步开展研究。

报告人：王家耀博士

题目：《寓“官治”于“教化”？——〈连阳八排风土记〉的编纂与广东八排瑶社会》

王家耀博士在该文中重新审视了康熙年间连山知县李来章所编《连阳八排风土记》之编纂过程，尝试将其放到自明清易代以来广东连阳一带地方社会变化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他指出，李氏编纂此书的目的不仅为了应对地方官员之间在权责上的矛盾，也是为了证明“教化”瑶人的意义。该书的编写影响了官府和士大夫后续对于八排瑶的历史书写以及后世学界对八排瑶作为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塑造。

评议人：邓庆平副教授

邓庆平副教授肯定了瑶族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认为文章的选题角度非常新颖，将以往学者当做史料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的视角别具一格。邓庆平教授提出了几点意见。首先，文章需要对所研究的地域背景作进一步交代，便于读者进入地域社会。其次，论文需要提炼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对话的对象。再次，文中还存在一些可以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明清时期连江守御千户所的设置与裁撤和瑶人的关系等等。最后，文中提到的连山知县与驻守三江口的同知在职能设置和实际行政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重合和矛盾，是否足以解释康熙四十一年以后政府控制粤北瑶人的成功，还需要作者进一步斟酌。

报告人：杨国安教授

题目：《〈湘潭赋役成案稿〉所见清代湖南钱粮征收中的官绅博弈》

杨国安教授指出，清初湖南在钱粮征收方面存在私征滥派等积弊，这些多征派的银两，按照“分润上司”的方式，层层输送，形成官场的“陋规”。而以湘潭生员石仑森为代表的地方士绅，由于他们自身多半是纳税大户，于是利用人脉关系，甚至京控，为民请命。而咸丰年间的“湘潭章程”，也是由湘潭举人周焕南等士绅率先倡导，并经过地方知县、知府、藩司、巡抚各级官府反复博弈之后才得以出台。而官绅博弈下的“减赋”与“减浮”，一定程度是减少了盘踞于征收诸环节中书吏们的牟利空间。杨教授认为，一旦外在的制约不再，各种侵吞依然会层出不穷。

评议人：林展副教授

林展副教授认为杨教授的文章揭示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中不同人群的能动性，且展现了士绅享受税收优惠背后付出的代价。他也提出三个问题。首先，文章介绍的两个案例所在的时间段恰好在耗羡归公之前和之后，这是否显示了耗羡归公的正面影响。其次，文章中揭示了总督、巡抚个人的重要作用，是否存在战争等更为宏观的影响因素。最后，从成本收益层面考察，包税群体上交的税接近定额，对波动性容忍度低，农户、地主收入的波动性高，这种矛盾的存在是否可以解释史料中官绅的周期性冲突。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的前半场，主要由各位报告人就上午的评议意见做出回应，现场同学进行提问。

黄国信教授首先就科大卫教授的点评作出回应。他同意科大卫教授关于“垄断”一词与事实矛盾的看法，认为应该用“管控”或“控制”更为妥当。在此基础上，黄教授提出清代盐业史研究需要反思的两个问题。首先，清政府处理盐课与处理其他杂税的思路与方向具有很大差异。1850年以后，清王朝并未像明末那样进行三饷加派，而是向商人要钱，因而盐课的设置是非常灵活的。其次，制度与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正是制度的非正式运作使之成为有权有利者的牟利工具。最后，黄国信教授认为，尽管清代不存在财会计算，但对“财政最大化”的追求是始终存在的。

刘永华教授回应了董建中副教授的问题，指出自己所研究的安徽婺源县不存在像黟县那样外来人脱离原来身份建立新身份的情形，且婺源县的吴姓大族在清初发展成为大族与其在里甲中的劣势地位并不矛盾。

王家耀博士对邓庆平副教授所提出的知县与同知重合的问题也进行了回应。

马健雄副教授回应了赵世瑜教授的问题，指出自己想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山区社会中的工业链以及山区社会如何卷入国家市场体系中的问题。

夏明方教授指出，北大渠敬东教授近年来打出“山水社会”的概念，聚集了不少社会学的学者就此展开研究，其中既可以看到中国式的审美文化，又可揭示绿林社会的反抗身影。就马健雄教授的文章而言，山地和坝子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可以通过水稻种植、矿业开发形成网络型关系，把原本割裂分离的山地、平原串联为一个多生态共存的系统，这样的系统固然也可以称之为“山水社会”，但更确切的表述应是“山水生态系统”。据其透露，这也是他在2018年山西大学社会史中心一次纪念乔志强先生的学术会议上首先提出来。

在场观众也和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场听众提出举反例是否足够颠覆既有理论的问题。科大卫教授认为，我们不应该奉理论为圭臬。杜博思教授指出，自己在注重理论传统的芝加哥大学接受教育，尽管自己讨厌理论，但并不否认其价值，理论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公共的讨论话题。

短暂休息后，后半场圆桌讨论开始进行。

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首先表示了对与会学者、会议筹备者与组织者的感谢。他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举办此次以“历史人类学再出发”为主题的论坛其初衷在于探讨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百年清史研究的关系，希望将华南学派老中青三代学人聚在一起回顾过往的研究，以期对清史研究中这一带有趋势性的且影响力巨大的学术流派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夏明方指出，将视野放之于全球，二十一世纪以来，有四个对明清史有影响力的研究流派。首先是新清史，这一流派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学术的讨论。第二个是加州学派，代表学者有彭穆兰、王国斌、李伯重等。第三个就是历史人类学的“明清中国”研究。第四个是以戴逸先生为领军人的清史纂修工程。在这四个流派中，历史人类学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界带有现象性意义的事件。他提出，我们不能仅仅从地方史的角度来认识这一流派，事实上，历史人类学已经超越了地方史，形成了对明清以来中国演化道路的再探讨。夏明方教授回顾了2002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活动上，曾展开过对历史人类学“南派”和“北派”的讨论。他指出，这一讨论可以说明当时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对历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尽管科大卫教授一直强调不要讲“华南学派”，但夏明方教授坚持认为这一“学派”已然存在，一个学术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目标、旨趣和事业传承，都是学派的优势所在。但学派之分不等于“门户之见”。最后，夏明方教授高度肯定了历史人类学的意义，认为其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涌现的非常引人瞩目的历史现象，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史研究界共同的财富。

科大卫教授回顾了自己如何踏上了历史人类学之路，并谈及自己对“华南学派”的看法以及未来的历史人类学的发展问题。科大卫教授说，自己在刚从事历史研究时，他们那一代青年学者对当时平面化的制度史研究非常不满意，比如说明太祖的里甲制度如何能够延伸至地域广大的全中国范围，这令他们感到困惑。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开始去讨论制度在不同的地方具有的不同表现形式。20世纪以后，越来越多地方文献的发现与出版，催生了一批地方史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有学者尝试去了解那些“失语者”的想法和经历。科大卫教授相信，每一代的学者都致力于解决他们那一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但上一代人最重要的问题不等于下一代人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下一代学者需要自己努力想出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讨论乃至争论的方式去思考、解决问题。

赵世瑜教授用“inside-out”和“outside-in”这两个词来概况自己对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与展望。“inside-out”即是从外部看历史。历史人类学的学者关注的很多话题都是传统问题，但历史人类学会大量利用民间文献，乃至艺术、音乐、图形、美术材料，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去解读历史。此外，对这些材料的解读是放在具体的时空之中的，这和传统经济史研究是不同的。赵世瑜教授指出，历史人类学解释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虽然近年来历史人类学引起了大量关于“碎片化”的批评，但看似“碎片”的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沉重的大事。其次，“outside-in”即是回到内部。赵世瑜教授指出，“再出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文字材料就把这些大多数人排除在历史之外。我们不能放弃对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群发声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做田野调查的意义所在。

中山大学黄国信教授就历史人类学如何“再出发”和田野调查方法谈了自己的看法。黄国信教授坦承，自己作为第二代历史人类学学者非常地焦虑。而要克服这种焦虑，进一步发展历史人类学，需要“叛师”，重新勾连社会科学与历史学。黄教授指出田野调查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回到历史现场”，而是要在田野中找感觉，在田野中中找文献，如此，一些传统题目也可以有新推进。黄教授介绍自己对清代盐业贸易的研究心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在湖南、江西等地做田野得到的“感觉”，正是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盐的运行中市场逻辑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黄教授进一步指出，历史人类学不仅仅可以处理社会结构、社会人情组织的问题，还可以用它来重新理解历史上的经济现象。

北京大学刘永华教授也就历史人类学的传承与创新问题谈及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历史人类学最核心的部分，如田野调查、史料解读等方法都需要保存和进一步发扬，学人需要对历史人类学文献解读的方法做进一步的归纳与总结。刘永华教授赞同将生态史、文化史的视野放入到田野调查中，以期深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

香港中文大学贺喜副教授指出了这次论坛的一些遗憾。首先，一些重要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比如，明清国家如何通过一些结构性的建置从而形成了基层社会多元一统结构。又如明清帝国形成时，宗教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宗教这一议题并没有很好地展开。此外，民间文献中的法律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其次，会议中鲜有涉及区域性对话。比如在讨论东南山区和西南山区时，二者在开发过程中存在时间先后的差异，因而也会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时空折叠。贺喜副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将不同地区放在长时段中讨论各自制度的改变和发展。最后，贺喜副教授指出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深挖的议题。比如，山上人和水上人的问题实质上可以回应某一个文化结构中我们自身的处境问题，性别议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在社会中制造某几种弱者的问题等等。

北京师范大学杜博思教授强调了田野调查能够给研究者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他结合自身的田野经历指出，田野调查过程中最重要的启发往往都是计划之外的，甚至有时候田野调查会推翻自己的既有认知。

山西大学张俊峰教授指出，历史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从政治史、社会史到多物种历史的思路，这是一个令人向往和憧憬的研究方向。

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教授就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交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学学者没有办法从美洲、南美洲的理论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构建中国本土的学术话语。

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指出，历史研究者应当更加关注人本身，从每个时代之人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出发，去不断发现新的历史议题、深化对历史的解读。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考察，不仅是为了更加贴近历史、增强历史现场感，也未尝不是为了直接感受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促进历史与现实对话的路径。他盼望历史人类学学者不断总结自身学科的成果，引领同道创造新的辉煌。

致谢词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研究》主编刘文鹏致谢辞。

刘文鹏教授表示，这次会议是疫情后《清史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人民大学主场举办的第一个会议，借此机会向各位与会老师以及筹办此次会议的贺喜、林展两位老师表示感谢。刘文鹏教授高度肯定了此次会议的意义，认为历史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宽阔的视野，带来了坐在书斋里所看不到的新鲜事物，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田野调查法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典型表现。他期待以后能看到清史所学人与历史人类学的更多对话，并期待经济史高端论坛能够继续举办下去，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平台，以飨学界。

文案 | 徐冉何睿伊

排版 | 武炯炯

审核 | 石权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