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十一讲在线上举行。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恭忠教授应邀进行题为《“万国史”与20世纪初“中国史”的创生》的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黄兴涛教授、夏明方教授主持并评议。

李恭忠教授首先介绍自己之所以开展“万国史”与20世纪初“中国史”诞生的研究，动因在于对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反思。过去学界对梁启超的“新史学”论述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相关认识各有不同，一般将之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但也有人将其目为政治理论著作而非史学著作。近十余年，学者们基于知识和制度转型视野，或从东西知识交汇角度，探索梁启超“新史学”的知识渊源及脉络。以黄东兰教授的最新成果为代表，学界已经认识到，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生成，经历了从西方“万国史（文明史）”到日本“支那史”、“东洋史”再到中国本土“中国史”的一系列翻译、改译、改编、审定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跨文化接触和互动过程，其间还存在着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万国史”是何种意义上的“史学”？与“文明史”有何关系？“万国史(文明史)”如何在明治日本流转嬗递？梁启超援引源自欧美经验、带有明治日本色彩的域外史学话语，如何处理其本土适用性问题？如何对待其中可能包含的陷阱？这些问题都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所谓“万国史”，是对19世纪流行于欧美、后来又传播至东亚地区的通俗世界史撰述类型的中文统称。“万国史”的名目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传教士笔下已经初现端倪，如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1803-1851）的《万国史传》和《古今万国纲鉴》（1838）。明治维新以后，这一名目在日本流行开来。启蒙学者西周（1829-1897）在其讲义《百学连环》（1870）中明确提到，Universal History即“万国史”，它与“各国史”（Particular History）分别属于“历史”之下的不同门类。天野为之（1861-1938）在《万国历史》（1888）中说得更清楚：“万国历史，是英语History of the World、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的译名，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普通历史’、‘全般历史’，其中‘世界历史’这个说法最为适当，不过‘万国历史’已是世间通行称呼。”

“万国史”源自欧洲，与“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联系密切。“普遍史”在欧洲由来已久，但长期受基督教神学影响。18世纪以后，随着理性主义逐渐增强，“普遍史”开始体现出对于规律、进步及未来的向往，并与商业行销导向的“世界史”通俗读物、教科书汇合，形成一种潮流。19世纪以后，这类通俗性质的世界史撰述和出版风潮在欧美地区继续盛行，被引入东亚地区之后，即被称之为“万国史”。“万国史”作品大多并非专业的史学研究成果，学术价值无足称道，时过境迁大多被人遗忘。但它们旨在传播历史知识，帮助普通人尤其是青少年增长见闻，构成了当时公众性史学话语的重要载体，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具有“标本”意义。

“万国史”属于“人文史”，关注人类俗世事务，尤其是nations（民族/国家）的兴衰，大多按照“古代—近代”或者“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宏观顺序，分地区或国别展开叙述，其背后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历史观念。历史学的宗旨被界定为“记录人类文明的进步”，“讲述不同人群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以及他们在科学、艺术、文学和宗教等方面的进步”，“叙述各民族/国家之兴衰、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国家的政府和制度及其成长衰落之原因”。“万国史”盛行的同时，随着“文明”概念的流行，一种直接号称“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的通论性历史撰述也在欧洲出现。法国人基佐（François Guizot, 1787-1874）和英国人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即为代表，他们的文明史书写可以称之为“区域/国别文明史”，都强调“社会”的进步、“民族/国家”的进步。巴克尔还希望揭示支配人类活动的精神和物质法则，特别是发现“支配着民族/国家性格和命运的原理”。相比之下，万国史“总括事关全人类之文明，叙述其进步、存在及交互之关系”，因此也可称为“万国文明史”。就此而论，“万国史”实为广义的“文明史”，其特征是以整体综合视野为表，文明进步观念为里。但不可忽视的是，“万国史”虽然以“世界”视野为标榜，貌似呈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法则，实则以特定人群及其历史经验为中心和标准，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巴来万国史》

“万国史”在明治前期的日本学界有广泛影响。“万国史”进入日本后得到大量的翻译出版，早期较为重要的翻译者有西村茂树（1828-1902）、山内德三郎（别名作乐户痴莺，1844-1920）、大槻文彦（1847-1928）等人。翻译的文本中，《巴来万国史》和须因顿（Willian Swinton, 1833-1892）的《万国史》尤为流行，前者在1872—1888年间至少有14个不同的译本，后者在1885—1889年间至少有12个不同的日译本。1887年是万国史译著出版的高峰年份，出现了7个《巴来万国史》日译本、4个须因顿《万国史》日译本。明治时期的学者意识到日本需要奋发勉力，寻求富强，认为东西洋的重要差别虽有“人种”差异但更在于“立政”，于是沿袭欧美模式积极编纂各种“万国史”作品。后来他们认识到“万国史”其实只是“西洋史”，东洋被排除在外。到了19世纪末，“万国史”这一名称逐渐淡出，渐被“西洋史”取代。

明治时期的“万国史”著作

“万国史”推动了“文明史体”在日本史坛的兴起，后者与叙述王侯将相事迹的旧式“叙事史体”不同，它将历史界定为“社会之传记”，重在讲述“社会”之“进步”、“国家之发达及变迁”。纵向脉络上，“文明史体”往往采用上古—中古—近世（—最近世）的三段式或者四段式历史分期框架，依次讲述“万国文明之变迁”和“发达进步之顺序”。横向题材上，“文明史体”往往涉及“社会内部之情态，即国民之生活、感情、理想、技艺、发明、产业等等之情况”，涉及“政治”、“宗教”、“学术”、“文学”、“技艺”、“产业”、“社会状态”等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史体”沿袭了欧美“万国史”的欧洲中心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一种的简单二元对立框架，即一方面是文明开化的西洋（日本），另一方面是停滞落后的东洋（支那）。这种“万国史”认知，改变了明治日本的中国史书写，如田口卯吉（1855-1905）的《支那开化小史》和那珂通世（1851-1908）的《支那通史》，开始将秦汉以后二千年的中国史视为停滞不前，一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

明治日本的“万国史”对近代中国知识人形成“中国史”的自觉颇有影响。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受到了“万国史”的启发。1901年至1902年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东籍月旦·历史》。《东籍月旦·历史》简要介绍、点评了51种日文历史书籍，其中世界史类（包括万国史、列国史、文明史、西洋史、欧洲史等名目）30种，东洋史类（包括支那史、东邦史名目）13种，日本史类8种。梁启超对这些书籍的评介，夹杂着一系列关于“历史”、“史学”和“中国历史”的新见解，后者又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得到系统的阐述。这些文章构成一个互相呼应的文本群，明确体现了一种改造中文史学话语、构建新式“中国史”体系的自觉意识。

整体看，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体现为三方面。一是承认文明进步和社会进化的普适性，主张史学应该探查“国民全体”之运动进步和进化的“公理公例”，鼓吹学习西方经验进行“史界革命”。在此基础上，梁氏还提出了“过渡时代”论，从比较视野审视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主张接受“世界公理”，厉行改革。二是重视“本国史”的书写及其对于“国民精神”养成的意义。他认为“民族”是历史的主脑，“中国史”就是“中国民族”的历史，而且“中国民族”是一个整体。他主张由中国人来书写“国民全体”之历史，以此帮助激励国民的“爱国之心”，培养国民的“爱国思想”。三是强调本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系。梁启超也发现中国乃至整个东洋当时还无法进入“万国史”书写框架，对此现状他深感遗憾，但他放眼未来，认为“中国文明”之力量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中国史也必将在世界史中占据重要位置。他将一部中国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上世史，即“中国之中国”时代；中世史，即“亚洲之中国”时代；近世史，即“世界之中国”时代。这种历史分期框架，体现了世界视野和本土关怀的融合。

总而言之，在域外史学资源特别是明治日本“万国史”影响下产生的新式“中国史”，其新意在于“史”的概念变化，即“史”的内涵由从王官之“史”转向nation之“史”，从“史”部之学转向“社会”之学。从此，“中国”、“中国民族”成为“史”之主体和主角，史学也成为了和“社会”、“民族”、“国家”相关的学问。有了这种“中国史”的自觉，1903到1904年间国内陆续出现以“中国史”、“中国历史”为名的著作。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更是规定高等小学堂以上的各级学堂必须设置“中国史”科目或者课程。从此，“中国史”进入学科体制，其创生也就有了初步的成果。

当然，这种借鉴域外史学资源重构中国历史叙述的过程并非没有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从欧美“万国史”到明治日本“文明史体”一脉相承的所谓中国历史“停滞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矫枉不嫌过正，还未来得及对“停滞论”进行反思。当然，梁启超放眼未来，着眼于推动中国进步，虽批判中国历史的“停滞”，但也偶尔从好的一面讲述“中国史”，即从正面强调中国是五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中国文明数千年延续不断，认为这是足以自豪之处。

最后，李教授对“万国史”与“中国史”诞生之间的联系作出总结，即从19世纪的普及类型、西方中心主义的欧美“万国史”，进入明治日本后成为了日本的“万国史”与“文明史体”，最后经梁启超的融会贯通，于20世纪初形成“中国史”的自觉。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史”话语自主建构的开端。他力图将当时被视为普遍价值的文明进步、社会进化规律与本土历史结合起来，即在“世界”和“历史”交织而成的新型时空结构，去认识和把握“中国”、“中国民族”的由来和走向。当然，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也有其限度。当时他只是提出了着眼于“社会”、“国民全体”的史学新理念，而中国有着深厚的“史”部之学传统和方法，二者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融合，还是一个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他尚未解决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史家的世界视野与本土情怀之间的张力问题。他当时醉心于“公理公例”，以此对中国历史作出脸谱化的评判，有时又从正面强调中国文明的古老和连续性。后来他愈加重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及至晚年又放弃了对“公理公例”的追求。简单批判中国历史的“停滞”，或者过分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其实是一体两面，都未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对现代史家而言是一个挑战。这些问题，都为后来学者留下了持续探索的空间。

黄兴涛教授对李教授的精彩讲座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李教授对“万国史”书写到“中国史”创生过程的原原本本的细致梳理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其中涉及到的“停滞论”和“传统史部之学与现代史学关系”等话题极具启发意义。本次讲座涉及中国现代史学叙事创生的根基，特别适合各个史学分支的学生进行学习。

夏明方教授同样对本次讲座进行高度评价，认为本讲座从全球历史知识的流动和历史书写的互动角度出发，梳理从“万国史”到“中国史”的详细历程，颇具冲击力。同时，夏明方教授补充认为，“中国史”的书写可上溯至梁启超之前的史学传统，比如宋代曾出现“新史”。

在提问环节，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高冠楠提出梁启超的“地球五大文明之祖”论是源自欧美、日本史学传统，还是他自身的论断？李教授回答道，这个说法的具体来源是《巴来万国史》，并指出“万国史”书写中突出了中国文明的“停滞”特点。黄兴涛教授补充道，对“四大文明古国”说的来源问题，目前学界依旧存有争论。

另悉，李恭忠教授本次讲座的具体内容，最近已在《历史研究》杂志2022年第2期公开发表，题为《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撰稿：曾子恒、王子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