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五讲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辛德勇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正眼看历史：我这样写《生死秦始皇》”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近百名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辛教授首先以自己的治史经历与对待学术的态度为切入点，阐发《生死秦始皇》的创作缘由。他强调历史学是人文学科，充满了个性因素。进行学术研究时，应当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气质，而不该刻意追逐“学术界”的风潮。近几十年来，随着出土简牍文书的增多，不少学者渐有过度重视地下文献的倾向，期望借之重写秦朝历史。西汉竹书《赵正书》和湖南益阳兔子山秦二世诏书的发现，更增强了这种倾向。但辛老师对此持怀疑态度，并借《生死秦始皇》一书表达自己的感想与认识，这些认识从浅层次看是对《史记》与《赵正书》中有关同一史事记述冲突的处理，从深层次看则是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如何正确对待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关系。

通过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辛教授介绍了创作《生死秦始皇》时所运用的研究方式。他指出，在陕西师范大学跟从史念海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的经历，帮助他树立了两点非常重要的治学理念，一为文史研究不能过分专门化，要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基本的把握能力；二是历史研究要尽可能使用第一手史料。而黄永年先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训练则帮助辛老师对每个时代的原始文献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有利于他从当时文献的整体背景中释读单篇史料。

这些经历为辛教授推断《赵正书》的性质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对《赵正书》的属性，学者们一直疑惑难判。在辛老师看来，解决此问题应当从《汉书·艺文志》入手。因为所谓《赵正书》的性质，也就是它在当时社会整个知识体系当中所处的位置，而每一部书籍在目录学文献中的类别从属，就是这一位置的具体体现。由此，从《汉书·艺文志》入手，在鲁迅与余嘉锡先生过往对“小说家”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对《赵正书》内容、叙述特点的具体考察，辛教授认为《赵正书》是一部写于西汉中期以前的小说家著作。它类似寓言，侧重说理，而并不强调史实记述。如此，这份文献所具有的颠覆性意义只在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学术史上对“小说”的既有认知，而非很多人致力于以之重新探讨的古代政治史问题。

长期以来其所秉承的文史研究不能过于专门化的原则，也为辛教授写成《生死秦始皇》奠定了深厚广博的基础。他打趣自己的研究风格是“信马由缰”，平时对诸多问题都有留心。接触秦汉史领域是源于参加会议时撰写了河套地区的长城问题，形成文章《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在此研究中牵涉到秦代九原郡的问题，便又撰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由于跟着问题的自然延伸走，辛教授又陆续写成了《两汉州制新考》《建元与改元》与《海昏侯刘贺》等论著。《生死秦始皇》跟之前的研究思路一样，问题是在自然而然之中牵带出来的。由于每每抓住重要的细节问题，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入探究，辛老师便自然对秦汉史领域愈发熟悉，因而在看到《赵正书》后便得以很快地发现诸多问题。同时，在书中，他也不囿于秦二世继位的合法性主题，而是在秦朝兴亡的大背景下，尝试解决一些重大而疑难的学术争论，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积累，针对社会关注的一些历史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就怎样撰写《生死秦始皇》一书，辛教授援引傅斯年先生的说法——史学即是史料学——来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史料学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对不同时代与性质的史料进行对比与分析，这种研究方式能够解决很多重大历史问题。例如，辛教授在书中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问题，李斯和韩非的思想流派是法家还是儒家的问题等都作出了新的解答。他认为被坑杀的人并不是之前学界认为的术士与方士，而的确以儒生为主，只不过是不听话的儒生而已；李斯属于儒家，而非法家。虽然以上观点与学界流行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基于具体的、基本的文献学分析。这种对比分析的方法看似简单，却需要研究者掌握更广泛的文献学知识和更艰深的考据功夫。

此外，辛老师还指出，《生死秦始皇》在表述形式上力求生动灵活，尽量摆脱八股式的“学术”腔调。他一直倡导要让学术回归社会公众，让更多的人乐于了解历史、接受历史，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通过生动的表述理解其背后的学术观点。

讲座结束后，夏明方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同学们就如何论证《赵正书》的文献性质、《赵正书》的内容以及在秦汉简牍中的地位、古籍收藏的意义与目的、通俗性历史写作的价值等问题与辛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钟同玲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