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第6讲在公教二楼2405举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刘后滨老师应邀作题为“《唐六典》的编撰与礼乐文明新经典的建构”的讲座。历史学院2023级博士生与校内外众多师生共同聆听了本场讲座。

刘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唐六典》的基本文献信息。《唐六典》是开元时期编纂而成的典制文献，其“以令式入六司”的编纂方法，开创了官制书编纂的新体例，也是古代制度建设的转折点。《唐六典》不能被简单视为事实记载，或可被视为体现了其时思想史和文明史观的重要文献。

接下来，刘老师从《唐六典》的制度描述方式、唐代体制转型和《唐六典》的编纂背景、《唐六典》的文本特征与文献性质、《唐六典》中新生制度元素的体现以及礼乐文明的经典建构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关于《唐六典》的制度描述方式，刘老师认为，《唐六典》既不是行政法典也不是资料汇编式的类书，其特点体现为选择性收录并提炼律令格式、借用经典文献中的语汇并赋予新义、以事任为中心梳理前史职官沿革以区别于类书，以及以律令官制的框架融汇新的制度元素，可称之为“制度建设纲领性文献”。

讨论到《唐六典》的编纂背景，刘老师提示，《唐六典》的编纂基于唐前期制度的不断完善，包括律令格式修订与律令官制逐渐演变等，同时，由于使职体系的发展，整个中枢体制和行政体制在这一时期也面临转型。面对着频繁的宫廷政变和混乱的朝廷政局，姚崇宋璟主导的拨乱反正清除了历次宫廷政变得利势力、恢复了政治秩序，李林甫裁减职官员额，对职官体制进行了深入改革，这是《唐六典》编纂的现实背景。除此之外，张说和李林甫作为《唐六典》的编纂者，同样也是开元诸多礼仪活动的主持者，其作为制度调整期的执政宰相与《唐六典》编纂主持者的双重身份，意味着编撰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强的现实背景介入，改革推行过程中形成的新制度元素也必然会被带进《唐六典》。

关于《唐六典》的文本特征与文献性质，刘老师认为《唐六典》通过将提炼过的律令格式纳入尚书六部为主体的官制体系，与唐令的关系呈现多样化，如拆分与合并等情况；另外，《唐六典》受《周礼》影响，即制度沿革和职掌描述多引用《周礼》经典语汇。《唐六典》中还存在借用经典赋予其新义的现象，如《尚书吏部》借用《周礼》中王城（王畿）的概念，来描述唐前期作为“复都”的长安与洛阳，《尚书户部》以十道对接九州，形成了王朝国家治理天下州县的基本框架性概念。除此之外，《唐六典》还重构了前史职官沿革，更突出其历史脉络，并以事任为逻辑主线，而非以官职演变为中心，这与开元时期官僚制度建设和法令编纂中重视事类的取向是一致的。

刘老师特别提到《唐六典》中有很多新生制度元素的体现，包括“国政枢密皆委中书”这一句话中“中书”的含义，或是对当时中书门下体制的反映；尚书都省职掌描述中“行李之命”一条，也反映了制度的弹性和试图以旧有制度囊括新事物的意图。不仅如此，礼部侍郎知贡举这一新制度在文本中的反映、王言之制的构建过程、律令格式这一概念的生成，以及《唐六典》中关于诸多使职及其运行机制的详细叙述，这些方面共同揭示了开元时期新制度元素的出现与发展趋势。

最后，刘老师关注到了《唐六典》在礼乐文明构建方面的重要性，指出《唐六典》提供了帝制时代制度建构的核心概念与制度描述的经典范式，是站在历史转型关键节点上编纂完成的总结历史、擘画未来的制度建设纲领性文献。该书对正在深层转型的制度进行了方向性规划和设计。刘老师提示，在理解《唐六典》的文本结构和文献特征时，不能忽略皇权的影响，通过典制文献的编纂来维护君主至高权威，建立起保障皇权有效行使的体制机制，这个前提条件和最高目标，在体制变革和经学转型的大背景下，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内涵。

供稿：聂琬纯 张含章 王婧怡

供图：聂琬纯 张含章 王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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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石权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