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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季学期 “史学前沿”第五讲 仇鹿鸣教授:五代墓志如何书写正统之争?
来源:清风学社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2-05-17

3月2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五讲在线上举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仇鹿鸣应邀作了题为“墓志中所见五代正统之争——兼谈如何从石刻材料中提取信息”的学术报告。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丽巍副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以及国内其他高校、科研机构的330多名师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始于仇老师有关五代正统问题的学术史梳理。在他看来,与南北朝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正统问题受关注的程度较低,且主要集中在梁、唐、晋、汉、周五朝德运问题,以及北宋初中期对五代德运的继承与反思。由于五代时期南方割据政权的竞争力较弱,正统问题主要在五个短命王朝的纵向竞争中展开,故而有别于南北朝对峙政权对正统的争夺。对此,仇鹿鸣老师另辟路径,亦即不同于学界主要利用官方奏议、文人别集等传世文献来讨论正统问题,而是利用墓志材料观察五代正统观念在私人书写、日常统治领域的展开与渗透,并以 “伪梁”与“后唐”这两个墓志中的朝代指称所体现的正统之争为切入点,力图进行新的探索。

据仇老师介绍,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2012年发表的论文《新见五代崔协夫妇墓志小考》。他从中发现 “及后唐未振”“后唐同光三年”等用语,认为这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称呼沙陀李氏政权为“后唐”的用例。过去一般都将该词的出现理解为后世史家为便于区别唐朝而使用的名称,但从此方墓志来看,该词在当时已有人使用。但是沙陀李氏政权素来以延续和复兴唐朝自居,视“梁”为僭伪,应当不会以“后唐”自称。可能的原因或许是曾经出仕后梁的崔协在行文中隐晦地表达了对梁之正统的承认,因为只有在两个唐朝之中曾经存在过一个“梁”,才有区分“唐”与“后唐”的可能和必要。此后,因修订两《五代史》及编纂《五代十国墓志汇编》的缘故,仇老师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与此主题有关的五代十国墓志,从而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仇老师认为,朱温代唐后,割据河东的沙陀李氏始终奉唐朝正朔,一番苦战灭梁后,更是将梁朝比作“新莽”,否认其正统性,要求称梁为“伪梁”,称本朝为“中兴”,但这样的做法并不一定符合曾仕于后梁之旧臣的愿望。据《册府元龟》记载,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曾任官于后梁的李琪在奉敕撰写霍彦威神道碑时,不愿“指名几任是伪,几任是朝命”,以致引起一场风波。在更具私密性的墓志中,这一现象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于《旧唐书·王处直传》源于后唐实录的“后仕伪梁”的表达立场,成文于仍在王氏控制下的易定镇境内的王处直墓志,不仅未将梁朝所授北平王标识为“伪”,还称颂王处直“雅为社稷之臣,式称山河之主”,仍有割据一方之感,这体现了官方书写规范的局限性。

随着后唐统一北方、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强化,割据一方的强藩也有了遵从书写规范的倾向。曾建立秦岐政权的李茂贞墓志便恭顺地称梁为“僭位”,与王处直墓志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后唐庄宗同光年间,官方书写的约束力较强,但曾仕于梁朝的文武大臣的墓志中仍多有不合规之处。例如张继业墓志虽将梁比作“新室”,歌颂庄宗的伟业,却并未将其在梁代的历官一一标为伪职,也不书具体的迁转年月,避免提及梁的国号年号;李仁钊墓志严格地在后梁年号前冠以“伪梁”,称后唐为“我朝”,但也曾直书梁主为“汴帅”而未加贬语。如此等等,都体现出在“中兴”统一声部的压制下,掩映着些许前梁官员规避直书“伪梁”的杂音。


后唐明宗以李克用养子身份即位后,朝臣中爆发了是否另立国号的争论,提出此建议的霍彦威等人都是前梁旧臣,追随李克用父子的河东元从则持反对立场。霍彦威等亦主张重新讨论德运所承,意在承认梁之正统,重定德运。与其他学者不同,仇鹿鸣老师认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霍彦威等人对前朝有多忠心,他们更倾向于承认后梁的正当性,从而建立自身仕宦履历的合法性,实现官僚阶层的自利目的。后唐明宗天成四年霍彦威神道碑的争议是两派矛盾的产物,暗示书写规范在具有公开性的神道碑中也难以维持。确实可以发现在明宗时期,避书“伪梁”的前朝旧臣墓志大量出现,但河东旧臣往往恪守旧规,虽然出自官方手笔的重要人物墓志也能做到符合规范,但其控制力有日益减弱的倾向。

仇老师由此返回其整个研究的起始点,即后唐本朝人墓志中的“后唐”指称。他指出,这一用例在明宗时期逐渐增多,至后晋时趋于普遍。这一方面源于区分“唐”与“后唐”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或许隐晦地表达了对后梁正统的承认。例如前梁旧臣任允贞、梁瑰、郭彦琼墓志,一方面规避直书“伪梁”,一方面却用“后唐”指称本朝。而这一问题与后蜀政权是否要将前蜀称作“伪蜀”的情况类似,不少曾仕于前蜀的士人墓志也用“旧蜀”替代“伪蜀”,透露其自我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后蜀墓志也都有“后唐”之称,这或许是由于孟知祥集团脱离后唐自立后,为建立地方政权认同,有意区分“唐”与“后唐”,以显示前蜀政权的正统性,从而构建起唐—旧蜀—后唐—大蜀这一王朝正统谱系。此后,“后唐”的用法日益普遍,向中下层士人和边远地区渗透,逐渐取代作为官方话语的“中兴”,成为新朝代称。较之于“中兴”与“伪梁”这类具有褒贬意味的书写规范,“后唐”一名的出现与流行,大约是士大夫社会自然而然的政治话语的产物,很难说清这到底是微言大义,还是仅系客观陈述。不过随着这一名称的流行,加之书写“伪梁”规范的放松,两者的合力在不经意间消解了“中兴”叙事的神圣感。

石敬瑭代唐立晋后,也曾有将梁末帝李从珂及其清泰年号称作“伪朝伪主”的规定,但其约束力却远逊于之前的“伪梁”,仅有少数元从及其亲属墓志加以遵从,其余人等大多不加避讳。同时,后晋时期书写“伪梁”的规范也日渐松弛,仇老师认为,这是因为后梁与后唐对立的政治基础在后晋已不存在,后唐的“中兴”叙事自然也不再有实际价值。不过,晋、汉、周时期仍有一些遵从“伪梁”书写的墓志,仅能体现出对格套的因循和制度的惯性,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政治意味。尽管后周太祖曾正式下诏“今后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朝伪主”,但这一规范并非随一纸诏书旋生旋灭,当皇权渗透至墓志这一具有一定私密性的文本书写实践时,效力与局限并存,存在官方规范、士人避书与书写习惯等多方面的角力。


最后,仇鹿鸣老师总结道,尽管在宏观层面上后唐及以后各朝是正统之争的绝对胜利者,宋修《册府元龟》仍将后梁打入《僭伪部》,但从微观的词汇史角度观察,“伪梁”与“中兴”为“梁朝”与“后唐”所替代,并逐渐被官方所接受,或许体现了日常统治中正统之争的另一个面相。


师生们对仇老师的学术报告反响热烈。华中师范大学的古丽巍老师就宋代的正统观问题与仇鹿鸣老师展开了进一步交流,来自校内外的同学也就墓志书写、日常统治、论文选题等话题向仇鹿鸣老师提问,仇鹿鸣老师一一作答。夏明方老师认为这场报告在士大夫与官方的差异化书写方面给人启发,并代表师生向仇鹿鸣老师致以感谢,期待仇老师在这一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



撰稿人:2021级博士生赵帅淇、陈琳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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