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联合主办的“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二十余位学者参与研讨。本次论坛主要围绕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讲席教授陈志武先生新著《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展开学术研讨，并同步向公众开放直播。

论坛由六场主题会议组成。第一场会议作为论坛的引言，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朱浒教授主持，朱浒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欢迎与会学者参与讨论。朱浒教授联系人大历史学科建设，从“新文科建设”与“文明史工程”两个角度，阐述陈志武教授新书出版的重要意义。“新文科建设”需要推进学科交叉、建设交叉学科，“文明史工程”需要打破对物质、精神文明的条块分割，对文明的标准、特征、演进有综合性的把握。陈志武教授的新著提出的风险维度，跨越学科界限，则为从整体把握文明发展提供了基准性的线索。陈志武教授随后从写作背景和框架出发，简要介绍了其新著。陈志武教授依据Steven Pinker(2011)的研究认为，人类自原始社会至现代社会，人均暴力死亡率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人类对于暴力的接受度也大大下降。因此，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一个战胜野蛮与暴力的进程。但是Gregory Clark（2007）教授以劳动生产率作为单一指标进行统计，认为在人类三千年文明史上，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发生变化。Jared Diamond（1987）更是认为定居农耕的发明是人类有史以来犯的最大的错误，定居农耕使得人类平均身高（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劳动生产率无法作为唯一的判断人类文明进步的指标，为了不否定人类文明发展的其他积极贡献，需要引入新的指标——风险应对力。劳动生产率与风险应对力相辅相成，需要同时兼顾。陈志武教授认为“文明”的内涵是“秩序”与“创新”，包括文化、伦理、制度和技术创新。陈志武教授随后从“迷信”的发明、农业和国家的起源、婚姻制度的变革、宗族网络的发展、宗教的保险价值五个层面出发，分析了人类为应对各种风险，降低跨期交易的不确定性，推动文明多维度的创新。最后，陈志武教授认为，金融市场的出现解决了“跨期价值交换”，商品市场的发展解决了“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而现代国家的三驾马车（福利国家、财政国家、货币国家）提高了人类风险应对力，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二场会议主题是“风险、暴力与文明起源”，由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牛津大学马德斌教授，马教授认为陈志武教授新著从风险角度重新解读人类文明，是一部大历史、大尺度、新视角的新作。马教授认为解读农业社会人类文明的进展，不应只看到人均产出的长期不变。以灌溉技术与仓储制度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农业社会经济总产出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基数的大幅增加。此外，人类用来抵御风险的机制，如金融和海外贸易等，在提升风险抵抗力的同时也提高了人均产出。而不同的文明应对风险的机制，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不同的机制使得不同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马教授随后讨论了文明的“阴暗面”，与以往研究不同，新的研究表明，进入定居农耕社会后，可能是先有“国家”作为榨取剩余的机制产生，而后才有大量剩余产生。而“国家”在降低暴力的同时，也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暴力。人均暴力死亡率在下降的同时，总的暴力死亡人数可能上升。James Scott（2007）的研究揭示了，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同时，一些社群可能会逃离文明，这与文明的“阴暗面”息息相关。最后，马教授以“一夫一妻制”、“皇帝求雨”、“决斗的消失”为例，认为观念与制度的演进有其自身的独特路径，并非使用单一经济因素可以完全解释。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教授，许宏教授的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上古的风险应对。许教授认为，从风险角度认识人类历史非常重要；上古人类在发展应对风险机制中，自然因素是主导的，思想观念所起的作用不大；包括儒家思想等思想观念的发展，都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许宏教授随后讲解了人类从建造围子应对风险开始，逐步发展出城市与国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人类社会复杂化的过程，非农业人口开始产生，陌生人也大量聚集，超越血缘的地域社会开始出现。人类社会也由此成为了一个外部依赖的、非自给自足的社会。最后，许教授认为，人类应当反思文明的进展，特别是大规模战争与高度加速的现代社会。第三位报告人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施诚教授。施教授以十字军东征为案例，探讨了西欧基督教世界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措施。施教授简述了十字军东征的过程、原因和后果，他特别指出西欧的人口增长、土地等资源的日益匮乏，是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认为十字军东征是西欧防范土地、人口风险的重要措施，但同时，作为解决手段的战争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第三场的主题是“婚姻、家庭、宗教的避险逻辑”，由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袁为鹏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普林斯顿大学谢宇教授，谢教授认为家庭的主要社会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抵御风险。家庭是人类社会组织的雏形，还具有维系社会、族群、政治认同的重要功能。复杂社会由家庭组织演变而来，东西方演变的不同路径凸显了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家庭就发挥了类似于西欧基督教组织的重要作用。谢宇教授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已经在中国发生，例如婚前同居在我国已得到广泛实践，但较少非婚生育、普遍渴望婚姻、基于文化规范的“向上婚”等传统的继承表明，传统家庭文化也得到了延续。随着社会发展，婚姻也越来越以经济社会地位（SES）为基础。第二位报告人是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陈浩武理事长。他以亚当·斯密、哈耶克、杨小凯为例，认为经济学家致力于伦理、宗教方面，往往会有更为深刻的洞见。陈浩武博士另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文明为例，说明了宗教是理解人类文明的一把钥匙。第三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南来教授。曹教授认为，宗教让我们可以超越正式经济制度与非正式体系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让我们认识到以宗教为代表的非正式体系也是理性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可以有效减少交易成本、保证投资回报、建立跨期信用。曹教授以东南亚华商群体与欧洲华商基督徒群体为例，说明在缺乏正规外部金融市场支持的情况下，宗族与宗教资源都被最大限度调用，而非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随着现代化的高度发展，非正式体系是否最终会被市场理性取代，仍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都需要探索的重大实证问题。

第四场主题是“商业、金融与文明化”，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林展副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周黎安教授。周教授认为，本书的生产率-风险应对的分析框架，从方法论上，类似于马科维茨的收益-风险投资组合理论。商贸与金融的发展在增进风险应对力的同时，也促进了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但是从宏观层面而言，商贸和金融导致的经济一体化和生产专业化也使得系统性风险的机率增大；组织内部在提升风险应对力和生产率的同时，组织间由竞争引发冲突的机率也大大增加（如宗教战争、宗族械斗）。因此，风险应对力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呈现一种张力。最后，周教授以“东亚奇迹”为例，说明文明演进具有多样性，并不存在普适规律，现代性与传统型制度的并存可能是一个长期形态。第二位报告人是《金融时报（英国）》中文网财经版主编徐瑾女士。徐女士认为，在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框架之外，还可以从人群网络的角度看待历史。商业与金融的发展，是人群网络的扩张，也是人群合作秩序的扩展，从而也就是文明化本身。人群合作网络本身存在于权力结构之中，因此在分析人类文明化进程时，应当注意政治权力的重要作用。政治权力的不同作用，也是中西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差异的原因之一。第三位报告人是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刘光临教授。刘教授围绕本书的第九章“海上丝路与全球化的兴起”，展开他的讨论。刘教授认为，在1500年以前，海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当时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远远高于海外贸易。本书第九章将明清时期打压商人和海禁政策归结于观念作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释力，但也需要注意制度实践相对于观念演进的先行性。刘教授以其最新的关于“北京模式”的研究，展示了制度实践的先行性。他认为，“北京模式”是元朝建立的彻底抛弃宋朝模式的，源自草原而糅合学习了中亚传统（人头税）的新的制度。元朝体制对货币和市场依赖性极低，将全民按户籍分派差役，靠劳役和实物维系运作。朱元璋继承并发展了元朝体制去货币化的一面，抛弃了奢侈消费、政治和宗教开放的一面，从而有打压商人和海禁政策。“北京模式”不认为救济社会、治理社会是重要的国家职能，从而有“华南学派”所强调的地方精英承担更多社会职能，而非仅仅来源于宋代对于儒家观念的发展。

第五场的主题是“风险、福利与国家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夏明方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周教授围绕国家演进、国家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两个角度，探讨了国家与风险治理的关系。国家为应对风险而生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Graeber & Wengrow（2021）则认为人类历史走向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一种偶然事件。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主要来源于国际竞争、调动资源的需要以及其他因素。依据Charles Tilly（1984）的观点，现代社会组织受到19世纪大工业生产的深刻影响。国家在抵御风险的同时，也在制造风险，并且不断权衡效率与政治风险的关系。因此，需要重思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为应对风险而生，这需要突破经济学视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与风险的关系。儒教与家族之间，是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强化的关系。但是，欧洲的宗教发展使得家族边缘化。因此，不同文化应对风险的组织形式具有很大差异。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丛日云教授。丛教授认为，劳动生产率与风险应对力都是经济指标，考察人类文明的进展还需要关注人类“心性”的进步，即价值观念的演进。现代文明的价值来源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革命，因此可以从“比较文明”的视野考察东西方差异，进而探讨人类历史。与儒家的集体主义模式不同，西方发展出的个人主义模式在应对风险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应对风险模式的差异，也决定了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并非偶然。丛教授以政治权力为例，认为人类应对风险的机制往往也制造风险。丛教授最后从资源和权力集于政府、个人应对风险能力的减弱、社会自主性的缺失三个角度，探讨了现代文明面临的新风险。第三位报告人是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炜光教授。李教授以本书的风险视角作为出发点，探讨了税收的起源。李教授认为，进入定居农耕社会后，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共同体将剩余产品（谷物和公积性劳动）转化为公共物品，这便是税收的起源。在此过程中，权力主体和权力受体相互配合，公共权力由此产生。税收先国家一步产生而为其奠基。谷物因其特点，有利于“集中-储藏-再分配”，成为收税官的最爱。税收本含有交换的含义，“财政交换论”（霍布斯、米塞斯）是其历史延伸，但长期被异化为满足国家需要的工具。

第六场主题是“文明化变迁的未来走向”，由陈志武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韦教授主要从人类诸社会的历史轨迹探讨文明的未来走向。韦教授从雅斯贝尔斯四大轴心文明的观点出发，认为“两希”（古希伯来、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精神源头。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人本主义、个人主义、保护私有财产，都可以溯源到“两希”文化。东西方社会演化的路径分叉的文化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权利意识，而“崇公抑私”的观念根深蒂固，因而导致了近代以来普遍的“国家至上”的观念。韦教授最后指出，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而社会演进的动力在于哈耶克所言的“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第二位报告人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彭凯翔教授。彭教授主要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人类对于风险的应对。彭教授认为，不同组织在应对风险时面临规模大小与排他性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的国家制度在风险应对上，往往面临层级过多的问题，因而需要市场和社会起弥缝性的作用。而市场观念的兴起，推动了明清以来市场的发育。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市场呈现动态博弈的紧张关系。作为风险应对组织的国家，近代以来则面临意识形态“超验化”的挑战。而市场在降低日常风险的同时，也面临极端风险概率上升的挑战。第三位报告人是长江商学院王一江教授。王教授主要从暴力与文明的关系出发，探讨人类文明的未来。王教授认为人性可分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内心世界三个层面。暴力既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生存的基本手段。而社会关系的本质是打群架，文明就是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更有效地用暴力去抑制暴力。人性-文明的冲突体现在人类内心世界无法改变，而暴力的本能也无法改变，理性对于抑制暴力冲动是有限的。而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人类对于暴力的掌控。

（历史学院濮思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