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是当今中国最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和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大家之一，曾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也是清史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如今他已95岁高龄，仍然担任着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始终奋进在学术一线。他精神矍铄、平和睿智、博大精深，被誉为清史泰斗。能够长期在他身边工作，不断得到他的教诲，有时回味起来，实在感到幸运之至！

戴逸先生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因从事学生运动，遭到通缉，遂奔赴解放区，“逸”字就是在从北京逃亡之际自改的。他先是在华北大学接受培训，后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1951年，他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全面而生动叙写抗战过程的通俗史著——《中国抗战史演义》。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从事过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研究，曾与彦奇一道协助胡华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出版后畅销几十万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拉开帷幕，他们三人遂以此书丰厚的稿酬，共同购买了一架战斗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显示出炽热的爱国之情。

在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办中国历史研究班之后，戴逸先生又开始系统地教授中国近代史。年仅32岁时，他写出了新中国最早尝试建构体系的近代史著作之一《中国近代史稿》，享誉全国，展露出过人才华，一举奠定了其青年史学家的地位。后来因缘际会，他逐渐转入清史，成为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探索清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杰出代表，同时培养了大量出色的学术人才。文革结束后，他焕发学术青春，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表和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清史研究论著，还先后担任第4、5两届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为史学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规划发展，贡献良多。2018年，12卷14册的《戴逸文集》得以完整出版，汇集了他迄今为止主要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清史研究成果，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反复研究和体味的当代厚重的史学经典。2020年，该文集荣获第16届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戴逸文集》体现了戴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博大精深的学识，凝聚了他近70年来为中国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具体说来，我以为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涵括了戴逸先生推动和见证新中国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清史学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学术论著。除前面提到的《中国近代史稿》和后来补充完成的此书后续部分外，《简明清史》也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清史学科体系的开拓性、权威性力作，曾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并被指定为高校文科教材，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清史学科的建设，深刻影响了两三代清史学人，并在清代历史文化知识的社会普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清通鉴》《清代人物传稿》等大型工具书，都是推进新时期清史学科发展的奠基性工作。

其次，戴逸先生领衔为国纂修清史，《戴逸文集》中也留下了珍贵记录，这主要体现在《清史编务》部分，此乃他的工作实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自2002年正式启动以来，至今已有18载。戴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长期以高龄奋战在一线，为之呕心沥血。从体裁体例的讨论与创新，到主体类、基辅类项目的立项与编纂，到重大学术问题的商榷与定论，再到篇目结构甚至字句的斟酌与修订，无不凝聚着其深刻思考和远见卓识。目前《清史》还在审定修改过程中，其学术价值和贡献，自有后人评说，但无论如何，其努力融合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优长，立足清代、整体探索中国史学编撰新体系的这一重大史学实践本身，都必将载诸史册。在品读《清史编务》这部分文字时，我们不得不对他老人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第三，戴逸先生对18世纪中外历史的整体性比较研究，为全球视野下比较史学的系统开拓做出垂范，是领军的、颇有远见的推动者和开拓者。这具体体现在他主编并撰写导言卷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套书中。该书引起国际18世纪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被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约翰·施洛巴赫称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他的《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也深刻体现了其宏大的全球史视野，提供了以一个人物活动自觉反映中外互动下的乾隆时代的示范性作品。

第四，《戴逸文集》还贯注了作者经世致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史家情怀。如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就既是一部被学界公认的中俄关系史的优秀学术著作，填补了诸多学术的空白，也是一部体现作者“经世致用”情怀的名作，为当时我国的中苏边界谈判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这部文集还有不少内容反映戴逸先生的学术观、历史观和当代学术史的珍贵记录，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学术史价值和史学史价值。

最近几个月，每有空暇，我都会去品读这部汇集戴逸先生近70年来治史成果、修史贡献和学术思想的文集。不知何故，阅读之时，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老人家如下两段自白，一段是关于他自己的，一段是关于历史研究的，但都与清史有关：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现实从过去而来，植根于过去之中，要透彻理解现实，必须向过去求教。为了揭开现实的面纱，分辨那些朦胧混乱的现实问题，明智的观察者常常需要退后几步，去观察它在过去历史时段中的存在形式。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思自己过去的民族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致力于研究和撰述清史的原因。”

我想，这两段自白，或许能增进人们对戴逸先生和《戴逸文集》的某种感知与了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此文为其2020年底在“《戴逸文集》发布会暨戴逸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致辞，发表时略有增补）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