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二讲在线上举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有关文成公主的历史记忆及其考古学考察”的学术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李梅田教授评议。历史学院60余名师生、校外人士200余人共同在线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霍巍教授介绍了唐代中央与边疆各民族采取“和亲”政策的历史背景，指出唐朝统治时期，经过吐蕃多次请求后，唐太宗答应了吐蕃和亲的请求，派遣文成公主入藏和亲，这一举措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权和边疆政权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对此，《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及敦煌藏文写卷、新疆出土古藏文文献等汉藏文本资料对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记载十分详细，与之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内容也十分丰富，但霍教授强调，需要用考古学的眼光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结合文成公主在藏的活动记录，霍教授认为，文成公主入藏，拓展了唐王朝经吐蕃、尼泊尔前往印度的“国际通道”，这是一条更为方便捷径的交通路线，对当时与后世都影响深远。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在唐代有11位求法僧经蕃尼古道去往印度，玄照法师两次经过吐蕃，均得到文成公主的资助。不仅是僧人群体，唐代的官方使节王玄策也曾经由这条蕃尼古道前往印度地区，特别是在其第二次出使印度时，还曾借助吐蕃的力量平定叛乱。霍教授还介绍了与之相关的《大唐天竺使之铭》，该碑铭是霍教授与同事李永宪教授共同在中尼边境的西藏吉隆考察时发现的。霍教授认为，该碑铭可能是王玄策使团第三次出使印度地区时，因途遇洪水冲毁栈道无法前进，在使团修理栈道、原地休整时刻写的摩崖碑铭，是这条古道最为重要的考古实物证据。此外，文成公主入藏和亲极大地带动了中原地区与吐蕃的文化交流，促进了造纸术、制糖术等技术的传播，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加强了唐蕃之间文化上的联系。

文成公主在藏期间还兴建了大昭寺。据《贤者喜宴》等文献记载，大昭寺是由文成公主堪舆测算之后选址兴建的。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是，文成公主入藏后促进了阴阳五行和堪舆风水之术在藏地的传播。霍教授向大家展示了至今保存于大昭寺的《唐蕃会盟碑》和相传为文成公主进藏带去的释迦摩尼12岁等身像等文物，并进一步梳理了小昭寺、大昭寺与文成公主、赤尊公主的关系。霍教授还介绍了在汉藏边界相传为文成公主的石刻造像。根据造像题记内容显示，这些造像的年代属于较后的墀松德赞和赤德松赞时期（公元9世纪初），而据造像所在的崖面泥皮上所刻文字和壁面刻铭内容，青海的文成公主庙也属墀德松赞时期。据此，霍教授总结称，青藏高原东麓汉藏边界地带的吐蕃石刻的年代约在公元8-9世纪，均晚于文成公主生活的年代。换言之，二者并无直接关系。类似的“文成公主崇拜现象”在文学、艺术、文物考古等领域广泛存在，霍教授称这种现象为藏区根深蒂固的“文成公主情结”和惠及后世的“大唐公主的馈赠”。表征之下，反映了历史记忆与实物遗存、历史文本之间或明或暗的关联。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霍教授探讨了文成公主的最终归宿地。藏文文献对文成公主的陵墓有诸多记载，一说为单独下葬，一说为与松赞干布破例合葬，一说为与赤尊公主合葬一处。学界对于埋葬历代吐蕃赞普额的琼结藏王陵陵位已有一定研究，霍教授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古调查所得资料和吐蕃习俗的研究，认为文成公主很难与松赞干布合葬。目前，对于文成公主陵墓可能的另一所在地——青瓦达孜已经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但仍无确切证据显示文成公主入葬于此，只能寄希望于将来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来寻找最终答案

霍教授最后总结道：考古学者应采取严谨客观的研究态度，应该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实物本体的年代、价值、功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时，我们也要透物见人、透物析史，将考古所发现的物质遗存及历史遗迹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加以理解。就文成公主的考古学研究而言，虽然很多实物并不确实或直接的与文成公主相关，但其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仍非常有价值。在今天的西藏，与文成公主有关的各类文物以及相关的纪念活动仍广泛存在，文成公主已经成为民族团结友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

在评议阶段，李梅田老师指出，霍教授的讲座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而且也充满人文情怀。他将涉及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文献、出土材料、文物遗存做了十分详细的梳理，尤其是展示出许多考古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十分珍贵，其中对于最新发现的石刻史料的认识及对“历史记忆”的讨论最为新颖。霍老师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历史记忆包含神话、民间传说、史实等元素，如何更好地利用历史记忆？考古遗存能够提供一条途径，通过对考古遗存时空、地层等要素的详细分析，可以帮助剥离历史记忆中虚化的成分，使历史记忆更接近真实。此外，霍教授讲座中提及的关于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意义重大，初步勾勒出藏地与南亚、中亚、长安之间的交通网络，将青藏高原的研究纳入中外文化交流的体系中，为今后有关内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夏明方老师在最后的总结中也涉及方法论的讨论，认为传统的考古学主要是实物本体的“实物考古”，更关注“实物本体”的真伪，但霍教授向我们展示出另外一种考古学研究，亦即把民间传说以及基于民间传说而制造反映此前历史事件的碑刻实物等作为历史记忆，进而作为现实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应该纳入到“记忆考古”的研究之中，二者相互结合，可以共同推进对于历史的认知。

在提问互动环节，在场师生就一些关心的话题向霍教授请教。夏明方老师关注清朝西藏自身的历史书写中对吐蕃王朝与中原的关联是如何认识的，例如文成公主由中原带入藏的对风水的信仰有没有延续至明清时期，在当时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吐蕃或藏族是否有自己的龙的传说？霍教授认为，明清时期龙在西藏的印象广为流传，苯教文献中的龙展现为二元对立的形式，但马的崇拜在西藏影响更加深远，尤其是吐蕃出土文物中，马特别是带翼的马较为突出，是吐蕃的龙的形象的来源之一。李梅田老师就唐蕃会盟碑的双语文本内容的差异向霍教授提问。霍教授指出汉文与吐蕃文内容有所差异，存在“各表天命”的现象。在场的同学们也就佛教遗迹中是否存在通过新道求法的高僧、吐蕃佛教同成都佛教之间的交流及其实物材料的情况、受吐蕃文化影响的汉地文物与藏学初学书目推荐等问题向霍教授请教，霍教授分别予以详细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之中结束。

2019级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 常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