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老师指出，“文明”一词有中、西之别。现代考古学中的“文明”产生自近代西方，指物质文化发达的状态，强调外在的教养；而中文“文明”的本意，指的是通过道德、礼仪、修养，人和社会内在精神能够达到的高级境界，因此需要从中华传统对“文明”的阐释中找到我们自己对文明的定位。韩老师认为：中华文明是一个以华人或华夏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文化实体或文化圈；作为一个文化实体，“高度发达”和“长期延续”是文明的标志，而“高度发达”的特征就是拥有国家，“长期延续”则是文明的重要特征，故此探索文明起源不等同于探索国家起源，要更多地追寻更深更久远的文化渊源。由此出发，可以探察早期中华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是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和中华文明起源期；六千年前新石器晚期后段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则正式形成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五千年前开始的古国时代，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成形期，而二里头文化则是中华文明走向成熟的时期。

在说明了相关概念之后，韩老师详细讨论了早期中国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认为可以六千年前为界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有以下特点：秩序井然的社会结构、男性为主的父系氏族、延续至今的天文知识和宇宙观形成的时期（公元前4200年以前）。旧石器时期中国人相对独特的体质特征就已出现，同时南北两大石器传统的长期延续体现了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公元前9000-7000年），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彩陶上出现了用白彩绘制的卦象（图2），说明中华文明的宇宙观此时已有雏形。随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公元前6200-5500年），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墓地（图3）和器物（图4）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出现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中华文明的一些特质已经形成，其周围文化亦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强烈影响。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心（裴李岗）-内圈（白家、双墩、磁山）-外围（跨湖桥、高庙、兴隆洼）三重同心圆形的文化地理结构，可以视作早期中国的雏形（图5）。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公元前5000-4200年），复杂的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持续发展，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图6）。

公元前3100-1800年是早期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新阶段。经过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深度整合，此一阶段中国大地上一些文化发达的地区聚落出现了分化，形成了城市，社会继续分化，出现了世袭统治阶级，中华文明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中东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各区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中心。韩老师强调，各地的“古国”不能视为独立的文明，而应当视作早期中华文明之下的区域文明社会，这些区域文明社会进而组成一个完整的中华文明（图8）。当时中国中东部地区至少存在着六个区域的古国文明，分别是黄河中游的区域文明、长江下游良渚区域文明、黄河下游龙山区域文明、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肖家屋脊区域文明、北方地区石峁区域文明和四川盆地宝墩区域文明。韩老师重点介绍了最近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图9），从目前的发掘和调查可知，南佐遗址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聚落遗址之一，严整的聚落布局、宏大的高台和宫殿式建筑、精美的陶器等说明其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阶段，是“陇山古国”的中枢所在。同时期黄河中游地区也出现了“崤山古国”和“河洛古国”，稍后经龙山时代（公元前2500-1800年）的发展，早期中华文明逐渐向王国阶段过渡。

在探究中华文明上古历史的问题上，韩老师认为，对早期中国的探索应当与古史传说结合在一起。没有传世文献和传说来佐证，仅凭考古工作本身是难以解决中华文明的所有问题。中华古史传说大致对应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诸多考古学文化。炎黄以后的古史传说，大致对应自“庙底沟”中国以来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主要舞台的华夏族群走向王国阶段的文化发展史。韩老师指出，因为气候的变化，早期中国文化圈出现了多次分分合合，但不管早期中国各区域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仰韶文化“基因”长期传承，炎黄二帝作为民族共祖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炎黄子孙持久的民族记忆。

在演讲的最后，韩老师总结了早期中国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基因。就前者而言，首先是多支一体的文化结构。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以黄河中游地区为核心、文化面貌多支。其次是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进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心强则合，中心弱则分。就后者来说，早期中国的文化基因成长于相对独立的地理格局和广大坚实的南稻北粟（黍）二元农业体系，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农为本”的基本观念，锤炼出了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可以总结为六点：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祖先崇拜，以人为本；追求秩序，稳定执中；有容乃大，和谐共存；勤劳坚毅，自强不息；以农为本，稳定内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