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沈国威教授（左）与黄兴涛教授

      2006年10月30日，正在北京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的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邀请，以“近代新知识与‘日本管道’”为题，给本所的研究生同学们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近代以降，西方的近代新知识传入东方，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地区所接受。从大的脉络上看，欧、中、日有着复杂的互动历史。19世纪文化的交流方式主要以传教士来华和书籍翻译为主。对于知识的流动，沈先生以“管道”的概念加以把握。讲演中，沈先生主要探讨了日本管道的问题，即，日本是怎样成为西方新知识的中转站的，日本管道的开通时间，动机，以及历史必然性和影响。近代西学入华管道有二：早期为西方传教士管道，传教士参与的汉译西书是主要的媒体（其开通似应以马礼逊1807年9月4日抵达广东为标志，下限大致可划在1894年——笔者）；另一个则以国人自主翻译的西书为主体。然而直至甲午战前，这两个管道所输入的西学多以“西艺书”为主（当然也有一部分宗教书），较少涉及“西政书”，因而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于近代汉语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末期，民族危机空前高涨，康有为率先提出翻译“西政书”的主张。甲午之后考虑到翻译人才的培养周期与当时的迫切形势不符，故而将“西政书”的翻译重点放在了转译日本西书上（在当时人看来，日文与中国各地的方言并无太大区别），西学入华的“日本管道”也由此得以确立，进而取代了“传教士管道”。

从1894年开始直到1915年左右，由日文转译而来的西书大量涌入中国，日人所造词汇与传统汉语的互动空前加强，直接促成了近代汉语的巨大转变，现代汉语中的绝大部分抽象词汇便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1915年前后，由于中日关系逐渐恶化，且欧美国家为抵消日本对于中国的影响也作出了种种努力，故而“日本管道”也日渐萎缩。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汉语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生产性的词汇，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吸收外来新知识的过程随之转入了新的境界。

由于时间所限，沈先生的演讲仅仅为我们勾勒了“日本管道”与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主要线条。这种勾勒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日本知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传教士管道”、“日本管道”的发生、发展以至消亡这一过程的反思，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也会给予有益的启示。

撰稿人：王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