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8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3—2024学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八讲举行。本次主题为“方腊起义与两宋之际两浙地区国家力量的整合”，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张亦冰老师，历史学院2023级全体博士研究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加。

张老师首先提出，宋室南渡，被认为是中国基本经济区南移的重要历史节点，但政治中心的空间转移，及其与财赋重地的结合，并非水到渠成。事实上，两宋之际两浙地区爆发了一系列的民变和兵变，对宋朝统治造成了极大挑战。两浙成为宋室行在，实际是以平定叛乱，重整国家与地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在这一系列民变与兵变中，方腊起义的影响范围最大，对宋朝统治的冲击最为剧烈。目前对方腊起义的研究，对起义前后，宋朝在两浙地区的财赋、军政制度安排有何调整，以及两浙地区的社会状况与统治基础有何变化等问题，讨论并不充分；起义“破坏”性作用之外，对于南宋政权建立有何深远影响，也缺乏深入分析，这些正是本讲的核心议题。进入正题之前，张老师还介绍了《宋会要辑稿》《鸡肋编》《泊宅编》《独醒杂志》等基本史料，并回顾了1950年代一直持续到晚近的海内外相关研究。指出希望以财赋征调和军事组织为切入点，观察王朝对地区的统治。

社会背景

在第一部分中，张老师分析了方腊起义的社会背景。此前，学界多认为起义爆发，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然而，根据程民生等研究，两浙地区在北宋时期“财赋为天下之最”，但是宋朝对两浙的军事部署与治安管控力度并不强，驻军甚少。以方腊起义的核心地区严州为例，当地处于交通要冲，地形复杂，治安形势非常紧张，政府难以深入监管当地秩序，但当地的捕盗机构设置数量少且分散，许多要害之地全无控御。宋廷之所以对两浙军事控御较松弛，与其对两浙治安形势的判断有关。据梁太济统计，方腊起义以前，当地民变数量甚少，这主要是由于当地赋役负担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算重，主户比例高且多行“分种”制度，主佃矛盾也不突出，很少转化为针对官府的暴力斗争。

一般认为，刺激方腊起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徽宗时期的应奉活动（如花石纲）。需要指出的是，方腊起义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地方官府压迫的“官逼民反”。应奉活动不仅直接增加民户负担，更重要的是对两浙社会既有的经济、政治利益分配秩序产生了非常大的干扰，激化了多层面的社会矛盾。对于严州等地山地税户来说，其税产难以核算比较，导致应奉过程中，科配负担摊派不均；此外宋徽宗推行的榷茶法、淮盐通商法以及直达纲法改革使得原本属于地方财政的收益大多数归于朝廷，漕运回货丧失，身丁钱不再给盐，茶盐通商下的严刑峻法，以及州县官为了完成政绩，将茶盐榷利计口或按田亩摊派给民户，均冲击了当地商民生计。与此同时，部分出身本地的商人和监司、州县官员，积极配合应奉活动，或获得官身与贸易特权，或迁转迅速，其不仅仅是朝廷政策的执行者，更是童贯、蔡卞等应奉主导者的利益共同体。徽宗朝的应奉政策之所以酿成了大规模的起义，除了民户不堪重负，更在于破坏了当地民户之间、官民之间以及不同层级官府之间的利权秩序，这不但造成了新的冲突，更使得地域社会内原本尚可协调的矛盾迅速激化，且当地不同人群不仅将斗争矛头指向地方官府，更延及朝廷宰执及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