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3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三讲在公教一楼1605教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吴羚靖以“全球商品史中的自然：探索英属印度檀香贸易史的生态之维”为题，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关于商品史、环境史、帝国史多重视野下的檀香贸易史精彩讲座。

讲座之初，吴老师介绍了自己这项研究对话的领域与进展：全球商品史和新帝国史。首先，她回顾了全球商品史研究的既往学术历程，介绍当前“全球转向”的视野下商品史研究的两种路径：第一种侧重于商品在流动过程中文化、符号和使用方式的变化，这种研究路径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物的全球生命”。第二种则基于沃勒斯坦、杰森·摩尔、斯文·贝克特等人相继提出的“商品链”“商品边疆”“商品政体”等重要概念。近来这些研究全球商品史的学者开始将环境因素纳入研究中。吴老师认为，唐纳德·沃斯特、威廉·克罗农等早期环境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已经关注到商品贸易对自然生态产生的重要影响，而环境史视角的介入对于全球商品史研究产生了两点重要意义：一是解构了所谓的“消费神话”，揭示了商品的“生态足迹”；二是重新思考了“全球”和“商品”的内涵，强调了商品的生物学意义，重新评估了大宗商品贸易对自然世界的复杂影响，也从另一种角度再次审视全球与地方的关系，破除了西方中心论。接着，吴老师指出目前全球商品史书写中呈现了两种类型的“自然”，一种倾向于“环境衰退论”的叙事，重在揭露全球商品贸易背后的生态代价、不平等性和阴暗面，质疑进步式全球商品流动的叙事。其局限在于忽略了不同历史和地方的特殊性或内在原因，忽视自然的独立力量和人类应对能力。另一种则重视自然的“能动”与全球生态关系的张力，关注地方生态系统的变动、自然恢复力和人类应对环境变迁的技术对商品贸易兴衰的影响。

其次，吴老师强调她这项研究对话的第二个领域是新帝国史研究，换言之，她研究檀香贸易史，但不止步于此，而是通过全球檀香贸易史来重新思考英帝国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与相关自然要素、环境知识的流动。于是，她解释了新帝国史研究与传统帝国史研究的不同：传统的帝国史研究侧重关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内容,认为宗主国（帝国）是强势的、有计划性的，并对殖民地有着单向性影响，认为殖民的影响会随殖民地的民族独立产生断裂。而新帝国史则在兼顾政治经济进程之时，更加聚焦文化、环境方面的更加社会性问题，重视殖民地各类群体的能动性以及对帝国的反向作用，思考这种能动性如何重构帝国扩张进程。

在介绍理论对话的对象之后，吴老师以自己的檀香贸易史研究为例，讲述如何以此思考英帝国环境史。她选择檀香贸易史展开研究，起源于三重疑问：中国文化里有大量的檀香记载，但是中国为何无法自行种植檀香？印度南部（迈索尔土邦）、夏威夷、西澳，檀香究竟从何而来？当代檀香濒危现状和全球兴起“人工种植热”的生态悖论如何形成？继而又引出了在全球商品贸易发展过程中，哪些物种被单独拔高或贬低，人类和檀香又是如何互动和相互影响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吴老师勾勒了檀香的生长特性和资源分布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过程，并继续提出当前檀香史研究未能解决的四个问题：第一，不同地区的檀香贸易存续与否的原因何在；第二，在帝国和全球语境下，何种原因导致了贸易的起伏和转移？第三，檀香的生物属性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第四，檀香贸易中不同人群之间、人与自然间的关系。

基于广泛搜集收藏于英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多元一手档案后，吴老师对1799年到1947年间英属印度檀香贸易历史进程有了充分认识。她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檀香发生了从“皇家之树”到“疾病之树”的神奇变化，印度南部、中国东南部、澳大利亚西部、英国等地也随之串联，而这种变化和关系正是这项帝国环境史研究的核心。

18世纪中叶，英国通过与迈索尔的交易与合作将印度檀香贸易至中国。最初，英国以提供军事保护和武器换取迈索尔的檀香资源。然而，由于迈索尔与英国的关系恶化，英国转而强制获取檀香，迈索尔皇家禁止砍伐和种植。四次英迈战争后，英国控制了迈索尔，并在当地直接设立统治机构，对迈索尔实行直接统治和税收管理，甚至在地方设有专门负责檀香贸易的部门。从1864年开始，英帝国为了控制印度和缅甸等地林业资源，建立了林业部，对印度檀香资源也实施了新的管理措施：强化垄断、分类管理、人工种植。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产量，却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最终导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檀香产业出现危机。

接下来，吴老师进一步通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印度檀香产业危机，展现了殖民经济体系如何在与生态系统的互动中遭遇结构性困境，揭示了全球商品史中自然与权力的复杂交织。通过梳理殖民林业档案，吴老师指出：19世纪末印度檀香产业因“檀香穗状病”陷入危机，一度丢失国际市场，而这一危机的根源与英国殖民者的生态干预密不可分。殖民官员为扩大檀香种植，在印度南部大规模开发咖啡、茶叶等单一经济作物，清除原生植被，进行高度的简单化和标准化的环境改造，导致檀香栖息地破碎化。与此同时，殖民者引入美洲植物马缨丹作为檀香寄主，试图优化种植效率，却未料其强入侵性最终窒息檀香生长，理想的寄主变成了“危险的朋友”；林业官员的工作重心也不得不从一开始的穗状病防治转移到根除马缨丹。至20世纪40年代，印度檀香产量锐减一半，殖民政府虽动用大象拔除染病植株、动员当地人参与除草、立法控制走私，仍无法遏制产业衰退。这一过程凸显了殖民技术认知的局限性。吴老师特别提到，檀香的半寄生属性长期被忽视——其幼苗需依赖寄主植物获取养分，成熟后方可独立生长。殖民者盲目嫁接染病植株，加速病毒传播；而单一化种植园经济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抵御力，使得病虫害迅速蔓延至英属马德拉斯等核心檀香产区。可见，自然并非被动承受者，而是通过物种特性与生态关联，反向制约了殖民经济的扩张逻辑。

随着印度檀香产业在病虫害的冲击下走向衰落，澳大利亚檀香便在此时“趁虚而入”，借机开始了对国际市场主导权的争夺。吴老师发现，这场竞争不仅体现为贸易战，对命名权的争夺更是重要的战略，最终构成了一场关于植物分类的科学话语博弈。西澳大利亚通过游说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试图将本土檀香重新归类为“类檀香属”，以突破印度对“真檀香”的垄断。邱园最终采取折中方案，在1930年代修订《英国药典》时为澳檀香增设“檀香桃属”标签，为其进入欧美市场铺平道路。这一命名权争夺揭示了帝国知识生产的工具性。植物学分类本为科学实践，却在贸易竞争中沦为商业策略。印度虽以加征关税反制，但澳檀香凭借低价与规模优势，逐步占据国际市场。吴老师指出，“真檀香”之名的争夺，又是与帝国体系直接绑定的，因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檀香不需要依靠《英国药典》的命名来确认是否是“真檀香”，只有在进入欧洲及其殖民地市场时，需要符合帝国的规范，这种命名体系才具有了直接权力。殖民地的“科学正名”实质是帝国边缘区域对中心知识霸权的反向影响，而市场力量的介入使得“真檀香”的定义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最后，吴老师以“半寄生性”概念总结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特点：殖民者既依赖地方生态网络获取资源，又因生态反作用与社会抵抗陷入被动。例如，殖民政府试图通过林业法案垄断檀香贸易，却遭遇盗伐、走私与民间不合作运动；病虫害的爆发暴露出技术控制的脆弱性，迫使殖民官员不断调整政策。这种动态博弈表明，帝国权力从未实现对殖民地资源的完全掌控，而是与地方生态、社会形成不稳定的共生关系。吴老师认为，全球商品史研究和帝国环境史研究需超越“人类中心”和“帝国中心或单一方向”视角，关注帝国网络内部不同群体、地域的多维度联系，同时也要重视非人类行动者的历史角色。唯有将自然纳入历史叙述的核心，方能真正理解全球贸易网络的复杂肌理。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就查询和利用殖民档案的方法、帝国物种交流与伦理判断、檀香医学与知识语境等问题积极提问，吴老师耐心讲解，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崔童、方王紫、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