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3—2024学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五讲举行。本次主题为“《魏书·序纪》中的南迁传说及相关问题”，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楼劲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主持。历史学院2023级全体博士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加。

讲座伊始，楼老师介绍了《魏书·序纪》记载的拓跋氏起源及其南迁的传说，认为序纪所述拓跋氏为黄帝之裔，仕于尧时，显然是晚出之说，其余大略根据拓跋传说加工而成，所以也像其他传说那样具有史影：一是拓跋先人最早居于朔漠旷野，即所谓“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二是其后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宣帝至献帝两度“南迁”，至“匈奴故地”而崛起。学界主要依据这一记载推测拓跋先人的由来和活动地点，然而传说并不等同于史实，传说只能以合乎传说特点的方式来解读，不能将其与史实一一对应。

楼老师认为，“南迁”传说并非拓跋氏独有，鲜卑各部如慕容氏、宇文氏、乞伏氏等述其族源及祖先功业，多强调先居于朔漠旷野，世为北族君长，渲染南迁对其后来发展的重要。各部传说形态结构、内容母题的相同，表明《序纪》所述拓跋先人的南迁历程实为鲜卑各部共同传说的某个变种，其时期较早的部分内容必有叠合，从而也动摇了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拓跋南迁起点在大兴安岭北部山地，所抵“大泽”为呼伦池等一系列看法的基础。

再将目光穿过鲜卑，聚焦于乌桓、柔然的传说。楼老师先从乌桓葬俗入手，分析王沈在《魏书》中记载的乌桓葬俗，认为死者魂神前往赤山所历险阻，可视为乌桓传说中先人迁徙路径的逆向回溯。其后，楼老师又从《魏书·蠕蠕传》载孝明帝时柔然首领阿那瑰来朝一事，认为柔然祖先传说亦与前述鲜卑各部相近，柔然为“东胡之苗裔”的定性，合乎柔然一度被称“鲜卑”的史实，也能佐证拓跋氏述其先居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之说。当然，楼老师认为这些都来自其族部或家系传说，背后夹杂着匈奴以来逐渐定型的北族传统和其他一些观念成分，不能直接将之等同于史实。但同出东胡的乌桓、柔然，同属鲜卑的慕容、乞伏、拓跋等部，以及早先与拓跋氏共生发展的贺拔氏、若干氏等，均相传其先出自漠北，这一点本身已有力地提示：这些族部、家系世代歌咏的先人旧事，当然也包括《序纪》所述拓跋先人的南迁传说在内，均叠压了乌桓、鲜卑前史及其族部孕育、形成史的相关内容，即除各自特有部分外，也包含了东胡至乌桓、鲜卑各部早先流传的某些共同传说。

在楼老师看来，要合理解读《序纪》等处所存南迁传说及其所寓史影，关键在揭示其作为传说必定会发生多重记忆的叠压之态，不能仅从目前大部分学者所认乌桓、鲜卑起于大兴安岭南侧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及其东北一带，拓跋先人则发祥于大兴安岭北部山地的观点出发，而须回溯到秦汉之间匈奴冒顿单于击灭东胡，其余类被迫东退大兴安岭一线以来的历程，才能得其要领。

随后，楼老师以史籍记载中乌桓与鲜卑的族源史实为出发点，对比回溯二者关于南迁传说的历史记忆。乌桓与鲜卑二者同出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灭国后徙至大兴安岭一线，拥有同样对匈奴的仇视态度以及出身东胡的历史自觉。二者南迁传说中必然包含东胡时期留存而来的族源传说，原因有四：一是秦汉之际东胡王庭纵深必至漠北，以此作为乌桓、鲜卑祖先发祥之地, 合乎北族各部传说其来自漠北的传统。二是各族原出漠北之说与东胡灭国后、余类东退至大兴安岭一线、逐渐形成乌桓、鲜卑诸族部的历程不符。三是慕容氏相传先人居于 “紫蒙之野”, 因东胡灭国退保鲜卑山再入居辽西，说明其最早所居“紫蒙之野”是在鲜卑形成之前, 原出漠北说涵盖了相关族部的形成前史。四是乌桓魂归赤山的葬俗应源于东胡时期，故赤山位于 “辽东西北数千里”, 是东胡相传漠北为其祖灵所归的写照。

楼老师提出，鲜卑各部的南迁传说中在东胡族源之说的基础上，都叠压了他们曾活跃于漠北、与诸多族部交融发展的内容。并认为，进入漠北后开始发展的各部族，族部组织和性格特征趋于定型，自建国后，各部族才开始认真制造历史、梳理历史，由传说时代进入历史时期，以此便产生了族源传说中历史记忆的重叠。

最后，楼劲老师提出了四点思考：第一，鲜卑各部的南迁传说在形态结构、内容母题上均高度类似，其原因在于各部同属东胡族系，反映了各部的共同记忆，不应依此还原某族部的南迁路线、判断相关考古遗存的族属。第二，东胡系诸族部南迁的共同传说叠压了东胡时期和鲜卑、乌桓的传说，强调了漠北民族大熔炉对各族部的重大意义，这正如大厦中的小房间，可以对整体概况形成认识，但很难具体辨别。第三，南迁传说涵盖两时期、反映两史实：从朔漠广野到南迁第一站前后是一个混乱的民族交融过程，很难叙述清楚；南迁第二站到与诸夏相接后各族部迅速崛起，相关叙事反映了其形成史、定型史。第四，传说叙事是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体现的史实就是乌桓、鲜卑等源自东胡、在秦汉时期退回大兴安岭、匈奴衰落后西迁进到漠北、而后在交融中南向发展。传说中体现的史实不完整，因为传说本身的最主要功能并非用于纪实，而是传承传统。

在此基础上，楼劲老师认为：在近百年来，民族史和鲜卑学一直由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综合讨论所推动，但近年来历史语言学因同音字过多而进展滞涩，考古学的地位愈发重要；然而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的讨论常常缺乏人类学介入，没有厘清传说和史实的关系，在未经验证的前提上沿袭前人权威的推测。应当看到，学术研究需要可靠的起点、经过验证的事实，这需要把握好“一叠四要素”：“一叠”即传说所反映的时空内涵、历史记忆都是被叠压过的；“四要素”即文本源流、形态结构、内容母题、套语组合。唯有对“一叠四要素”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对传说展开较好的研究与利用。

王建伟教授作简要总结。他认为，楼劲老师从一个微观个案出发，层层递进，精密论证，最终呈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视野，显示出非常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史料积淀。其中谈及“循环论证”的研究模式，指出了部分考古发掘的误区，尤其是“一叠四要素”的重要概念，提醒我们要重视对文本生成过程的追溯以及对文本本身的释读，这些都牵涉出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令人不禁联想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名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如何对待文本问题背后的美化、丑化、净化，甚至污染的问题，是对历史学科各领域、各方向研究者的重要考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尔老师也在现场与同学们分享了体会。他认为，楼劲老师讲座的最中心问题便是“一个部落的性格和传统是何时确定下来的？”而答案是在部族建立一个文明化的政权后，通过一系列制造、追溯、美化的过程后才逐渐定型下来，这要求我们在利用民族传说前先展开合理的分析。讲座通过对嘎仙洞石刻与南迁传说复原问题进行讨论，引出了群体化记忆传承的问题。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将这种亲历者去世后以英雄史诗等方式传承的群体化记忆称为“文化记忆”，一方面需要记住过去，另一方面则是遗忘，正是遗忘本身使嘎仙洞作为族群记忆成为可能存在。这令人不禁想到罗新教授的《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一文，其中提出拓跋鲜卑与东胡之间究竟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还是拓跋鲜卑对东胡这一强大政治文明进行了攀附？由于部落在政治体文明化前的不断变动，这一问题如今难以回答。最后，在南迁起因中都存在神的形象，神的介入被叙述为部落从蒙昧到开化的契机，体现了游牧民族与华夏之文明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母题的形成原因也引人深思。

最后，楼劲教授就中古传说研究方法、部落渊源考证、魏晋南北朝士大夫、玄学与儒学关系、“官吏分途”等问题与同学们展开讨论，现场交流气氛活跃。

供图 | 于畅

供稿 | 陶恒、甘创业、赵宇瑞、于畅

排版 | 武炯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