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景式把握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一条全面理解中国历史的中心线索，对于正在积极探索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中国历史学来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只有通过深入开展历史研究，确切阐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逻辑，才能回答什么是中华文明、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等重大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王朝的清朝，是数千年历史演变的产物，因此，基于对清史的研究，我们能更清楚地认知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逻辑。此外，以探讨这种历史逻辑为中心任务，也有助于从根本上纠正当前清史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其理由在于，通过探讨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逻辑，形成正确的认知脉络，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总体视野出发，才能融通清史研究各个不同方向以及前后期历史，把握清代中国社会变迁整体面相，避免盲人摸象式的摸索。

一、清代在中国传统王朝序列中的位置

延绵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其强韧的连续性世所罕见。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首先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突出连续性特征的历史逻辑的显著体现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王朝序列。以《史记》和《明史》为首尾、被清政府认证为正史谱系的“二十四史”表明，自夏商周以迄明代，中国历代王朝衔接有序、从无间断。

在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之后，由于政体转换和社会动荡，有关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问题，学界与社会均无暇顾及。而在日本大肆侵略中国之际，许多日本学人企图混淆清朝作为中国传统王朝的性质，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矢野仁一关于清代统治属于“同君联合”关系的说法，以及田村实造将清与辽、金、元朝并列为“北亚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的论述，都清楚地暴露出他们想方设法将清朝从中国割裂出来的图谋。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学界这些论调亦告沉寂。孰料至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新清史”流派再度就清朝的性质问题发难。有学者明确指出，“新清史”流派提出这一问题的用意，是论证“‘中国’只是清帝国治理下的一个空间区域”，“进而否认清朝与‘中国’的合一性”。无疑，“新清史”之所以反对将清代视为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其目的就是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无论是当年的日本学人还是现在的美国“新清史”学者，所持的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清朝非中国”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清朝皇帝具有最深厚的中国认同。这首先表现在清朝皇帝毫不避讳地用“中国”这一名号与“大清”互换上。康熙帝曾在谕旨中指出，作为满族发祥地的东北一带皆“系中国地方”。雍正帝则针对“华夷之辨”表示：“我朝统一万方……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乾隆帝在为汉、满、蒙古、藏文四体合璧本《首楞严经》所作序文的蒙古文译文中，特意用“中国”一词代替明代以来蒙古人对中国的习称，从而表明其在边疆地区大力推广“中国意识”的主动性。到了面对西方剧烈冲击的晚清，统治者更是以“中国”的代表自居，正因如此，宣统帝退位诏书中才会出现“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表述。

清朝皇帝中国认同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是其主动接续中国的治统，即确认清朝是对中国以往朝代尤其是明朝的承接。康熙帝率先做出示范之举，他在首次南巡期间前往明孝陵祭祀，表达对明朝统治合法性的承认。此举所包含的清朝承接明朝正统的观念。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谕旨中，康熙帝宣称“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朝的建立与汉高祖、明太祖建立统治的情形相仿，“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乾隆帝完全认同康熙帝的做法，一方面于南巡期间专门拜谒明孝陵，明确声称此举“用彰隆礼胜朝之意”；另一方面则用与其祖父相同的口吻，阐述清朝接续明朝正统的合法性：“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

清朝皇帝中国认同的第三个重要表现，是大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即儒家思想，从而延续了汉代以降儒家的治国理念传统。康熙帝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雍正帝也十分重视儒学裨益统治的作用，其在谕旨中明言：“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理制何以达？此孔子所以治万世之天下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也。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乾隆帝更是于登基之初便将崇儒重道定为国策：“朕惟四子六经，乃群圣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鸿模。君天下者，将欲以优入圣域，茂登上理，舍是无由。”可以说，儒家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直至清末亦未动摇。

二、比较历史视野下清代中国的政治文明

中华文明从不缺乏求新求变的精神。《大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经》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代都被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陷入停滞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政治体制，更被认为远远落后于同时期西欧主要国家。事实上，与同时期以战争为主旋律的欧洲相比，清代至少有200余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再考虑到清代中国的超大体量，如果说清代政治体制毫无进步，那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清代政治体制具有创新性的第一个显著表现，是以军机处为代表的行政权力重组及行政效率的提高。虽然军机处在客观上有强化皇权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其唯一重要的政治含义。近来研究表明，军机处是一个能够维持权力机制长期稳定的“新军政中枢机构”，是清代“为推进大一统格局而做出的制度调试”。并且，在这套机制下，皇帝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因此，从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整体演变进程看，清代政治体制建设为这一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相较于清代的官僚君主制，同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未显示出多少优越性或进步性。尽管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大部分地区进入了世俗化国家的发展阶段，但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就是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后期，君主权力得到极大扩展。直到18世纪初，欧洲各国的政治体制也未表现出足以令清代中国仰视的行政效率，欧洲主要国家的财政、司法、行政体制普遍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因此，清代政治体制自清初便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的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甚至到了国势衰颓的晚清，政治体制仍不乏创新之处。第一个突出表现便是总理衙门的创设。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鉴于旧有体制无法应对新形势，清廷遂设立总理衙门，一开始主管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进而又成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的中枢机构。在其主持下，以新生产力为核心的一批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得以引进，中国经济由此出现了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第二个突出表现是海军衙门的设立。该机构虽以海军为名，实际上是清廷为强化和统筹洋务建设事业而专设的。在其存在的10年时间里，除了使现代化的北洋海军迅速成军外，它还有力推动了铁路、矿业和钢铁工业的发展，使洋务运动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清朝能够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得到将近30年较为平稳的发展期，政治体制上的创新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清代政治体制具有创新性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建设以荒政为中心的社会保障机制。清代荒政建设集历代救荒经验之大成，并且大大提高了系统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救荒成效。首先，国家主导下的备荒防灾机制更加成熟。一是备荒仓储体系得到空前发展。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朝建立并维持了一个以常平仓、社仓和义仓为代表的、常年储粮达数千万石的仓储体系。二是灾害预警系统的规范化发展。自康熙朝以迄晚清，持续运行的雨雪及粮价定期奏报机制，成为朝廷预判灾情的重要参照。其次，清代以官赈为主体的救灾体制更为完善，到乾隆初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涉及灾前、灾时和灾后各阶段环环相扣、严密完整的救灾体系”。在法国学者魏丕信看来，18世纪清朝的荒政“已经达到了一个发明创造的高级阶段，构成一个高度综合的体系”。

与盛清时期的荒政体制相比，欧洲各国的社会救济机制并无优势可言。直到17世纪中期，欧洲各国仍缺乏有效的灾荒应对措施，每逢粮食歉收，“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因食物昂贵而发生暴乱的情形”。而在1700年以前，对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每一次歉收都意味着饥荒，意味着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增长的自然抑制”。到18世纪初，欧洲各国的救荒能力仍十分有限。1708—1709年冬季爆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包括当时最强盛的法国在内，欧洲“没有一种经济”能够抵挡灾难。即使是处于“相对较为健全”治理下的英国，“死亡和骚乱却有增无减”。政府面对灾害和饥荒的失措，甚至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诱因之一。

三、全球危机背景下清代的国家统一

最晚至春秋时期，中国便萌生了内涵明确的“大一统”观念。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多年中，尽管其间交织着分裂，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对于清代的国家统一，学界以往大多从中国历史脉络出发，视之为数千年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不应忽略的是，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清代国家统一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只有同时把握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维度，才能全面认识清代国家统一对于现代中国的基础性作用。

关于明清易代，以往学者多在中国历史变动的框架下来理解，而严重忽视其所依托的一个关键背景，那就是席卷亚欧大陆的17世纪全球危机。全球危机的诱因之一是经济危机。据国际学界研究，“欧洲经济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总危机’，即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全面转化的最后阶段”。17世纪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一样”，也“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全球危机的另一个重要诱因是生态危机。17世纪，北半球发生了在整个全新世“持续最长且最严酷的全球变冷事件”，即气候学界公认的“小冰期”。至晚从1618年起，“全球气温开始下降，极端气候事件、灾难性的歉收和高频次的流行性疾病也因之而生”。

正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叠加，17世纪的世界处于一场“总危机”之中，从而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革命狂潮和国家崩溃”。欧洲和东亚都属于“总危机”的核心地带，两地大规模国家崩溃后的走势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经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后，“往昔意义上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德意志’此后不再是一个国家”。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只是完成了“小德意志”的统一。相比之下，明朝土崩瓦解后，满洲政权在入关后很短时间内便击败了农民军、南明等多个政治势力，使得中国摆脱了分裂危险。继而历经几代帝王的努力，于乾隆中期完成了对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全面统一，其疆域几乎等同于整个欧洲。从欧洲角度看，清代国家统一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从中国角度看，不过是又一次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使命而已。

清朝统治者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较前代而言还更着力推动了“大一统”国家观的构建与实践。清代帝王的“大一统”思想，在皇太极时期就已萌发，历经顺治等朝的不断发展，“最迟在乾隆时期已经完善”。特别是雍正帝和乾隆帝，都对“大一统”国家观进行了系统论述。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反复申明清代“天下一统”的含义，又在谕旨中称：“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乾隆帝于登基之初便强调：“夫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蕃夷亦并无歧视。”其后多年间，乾隆帝更是对“大一统”观念进行多方诠释，使之具备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

清朝在推动“大一统”国家观的实践方面，最突出的举措有两项。一是从康熙朝至道光朝接续修撰《大清一统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康熙帝便启动编纂《大清一统志》，明确宣示：“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巨典……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乾隆帝进一步发挥道：“瀛壖炎岛，大漠蛮陬，咸隶版图……幅员袤广，古未有过焉。圣祖仁皇帝特命纂辑全书，以昭大一统之盛。”二是全国性地图的测绘。康熙帝在开设一统志馆的同时，便将绘制舆图事宜提上日程，历经30多年完成《皇舆全览图》。此图被称颂为“以六合为疆索，以八方为门户，幅员该广，靡远弗届，从来舆图所未有也”。乾隆帝在平准战争胜利后迅速开展新疆舆图的测绘，强调此举的重要意义是：“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

四、清代中国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

从远古时代起，中华文明便显示出多元发展的格局，也开启了与其他文明互通互鉴的历史。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和长久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明清社会停滞论”影响下，清代中国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封闭排外、虚骄自大的社会。事实上，这种认识并不客观和全面，清代中国在文明的包容性方面并非一无是处。就国内而言，清代多民族文化并存发展的格局远迈前代；而对于外来文化，清朝的态度亦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清朝的多民族治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其政策核心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实施有效治理，清朝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在中央设立地位与六部等同的理藩院，专门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这是一项制度创新。理藩院以满蒙联合体制为主导，与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紧密配合，确保了清朝的稳固统治。第二个重要举措是尊重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地设立不同的行政机构。清朝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设立以将军为首的军府制；在天山南路，利用原有的伯克制，各城设阿奇木伯克等官员；在蒙古地区，实行由札萨克管理的盟旗制；在西藏，则逐步完善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体制。以上举措，大多顺应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安定。

在文教政策上，清朝统治者尊重各民族的文化。首先，清代诸多纪念重大军事胜利的纪功碑四面往往分别用不同文字刊刻，一般为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或察合台文等）。其次，不少官方编纂的大型辞书，也是多语种合璧本。如康熙时期开始编纂的《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经一再增订，至乾隆时期成为包括满、汉、蒙古、藏、回（即察合台文）5种文字的《御制五体清文鉴》。另如乾隆时期纂修的《西域同文志》，则是包含6种文字即满、汉、蒙古、藏、回及托忒蒙古文的大型辞书。再次，清政府在大力推重喇嘛教的同时，同样注重推广多语种佛经。如乾隆时期官方主持刊刻了满、汉、蒙古、藏文四体合璧的《首楞严经》。另外，在清政府主持下，影响巨大的《大藏经》才得以在乾隆年间完成满、藏、汉3种文字的全部翻译并正式刊刻。

明清易代的剧烈变动，并未打断此前已开启的西学东渐进程。总体看来，与晚明相比，清人对西学中的科学文化表现出更多兴趣。这首先体现在康熙帝等统治者层面。康熙帝在位期间，科学革命已在西方世界逐步展开。通过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张诚（J. F. Gerbillon）、白晋（J. Bouvet）等人，“康熙帝可谓赶上了西欧科学化的大浪潮”。众所周知，康熙帝对西方科学的热情几乎持续了一生，涉猎十分广泛，从而推动清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和舆图测绘方面取得较为先进的成果。另外，虽然乾隆帝对西方科学并不具备其祖父那样的热情和水平，但从《四库全书》所收多种西学著作，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天文历算、机械制造、农业水利颇为嘉许的态度看，他对西方科学仍有较大包容度。

在清代士大夫群体中，固然有不少反对西方科学者，但亦不乏积极接受者，出现了中国本土化科学的萌芽。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就是对西方数学知识的学习与吸收。康熙年间，梅文鼎把中国古算学与刚刚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本土的数学学派，并且“中西数学对照研究的道路及用统一的观点研究数学的思想，一直影响到19世纪”。梅文鼎之后，对西方数学的传入和研究贡献最大者，为著名学者戴震。其算学代表作《勾股割圆记》是一部三角学著作，力图“以勾股弧矢、割圆术为根据……以中法证西法，求中西算学之会通”。晚清学习西方科学的代表者、中国近代数学奠基人李善兰，又从戴震那里吸收不少知识。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脉络。

五、清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调

在农耕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华文明，始终具有以稳定与和平方式处理周边关系的内在需求。如《尚书》云“协和万邦”，《左传》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救灾恤邻，道也”。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清朝并未采用霸权主义对待周边弱小国家，而是力求在和平状态下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清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基调，不仅在清代长期维持的宗藩体制和对外贸易活动中有清晰显现，甚至从19世纪以前清朝的对外战争中也得到证明。

清代宗藩体制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延续，也是这一体制的成熟样态，出现了与汉唐宋明时代迥然不同的复杂性。清朝的藩属国主要位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关系比较密切的有朝鲜、越南和琉球等。《大清会典》表明，作为宗主国的清朝，主要通过朝贡、册封、禁例和市易等方面举措，有效规范了其与藩属国的关系。这种体制的基本内涵是要“维持一种‘中华和平’模式的国际和平局面”，其核心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客观而言，宗藩体制虽在现代国际关系视野下具有某种“不平等性”，却体现了“儒家的王道政治与善邻、睦邻的和平主义价值取向”，从而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所造成的不平等性有根本区别。另外，在宗藩体制作用下，亚洲东部在18世纪至19世纪前半叶大体维持和平状态，只有几次规模较小的局部战争。相比之下，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之后的欧洲，战争爆发的频率和规模仍远远高于东亚。

此外，清朝从不拒绝在和平状态下开展对外贸易。历来为人诟病的“海禁”，实乃清初战争期间的特定政策，为时并不长久。康熙帝收复台湾后，便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设立海关，鼓励开海贸易。而在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后，清代的对外贸易有了更为积极的发展：首先，清朝与俄国的通商关系在18世纪大为拓展，尤其是恰克图的开市，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增添了一条新的重要路线。其次，18、19世纪与清朝在海路开展贸易的西方国家，不仅有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老面孔，还增加了英国、美国、法国、丹麦和瑞典等诸多新面孔，并且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总额也大大超过以往。而乾隆年间之所以推行广州行商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清廷对欧洲人“在印度和东南亚的侵略行为已略有耳闻，因此对他们存有戒心”。

清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基调，甚至在国力强盛时的对外战争中也得到体现，因为清代绝大多数战争的性质皆是防御自卫，并不图谋他国领土，且基本都以议和告终。康熙年间，清朝针对入侵东北地区的俄国发动的雅克萨之战，就是一场明确的自卫反击战，阻止了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势头。18世纪60年代清朝与缅甸的战争，起因是缅甸雍籍牙王朝首先入侵云南，清军虽一度攻入缅甸，最终仍以撤军议和告止。乾隆晚年与廓尔喀之间的战争，起因是廓尔喀大举入侵西藏，才导致乾隆帝有“必期扫穴犁庭”之心。而当廓尔喀于战败之际“归降归顺”时，乾隆帝立即表示此战目的决非“尽得其地”，从而“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由此可见，康熙和乾隆年间的对外战争，都旨在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和统一，并无扩张之意。

清朝并无对外扩张之意，还体现在疆界问题上的许多举措上。乾隆中期，清军为追击阿睦尔撒纳而深入哈萨克境内，哈萨克汗阿布赉表示“情愿将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帝认为，哈萨克与蒙古各部不同，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应“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对于其后相继臣服的布鲁特、巴达克山和爱乌罕等部，清朝亦“俱照外藩属国”视之。不仅如此，强盛时期的清朝与朝鲜、越南、缅甸等属国发生边界争端时，也多“从‘守在四夷’出发，把本国疆土让予属国”。从现代国际关系角度看，这些举措当然有不合理的一面，但鉴于当时的情境和理念，清朝的做法无疑有利于与邻国和平相处。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在清代得到良好的传承和发展，促进五个突出特性持续生长的历史逻辑也得到更为充分的显现。随着中国从清代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历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底蕴。而要准确认识这种历史底蕴的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决不能离开五个突出特性，则需要更加全面客观地开展清史研究，努力从整体上把握清朝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充分理解“两个结合”的前提下，养成一种“活”的唯物史观眼光。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运用“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路，深入阐述清朝何以终究不能摆脱中国传统王朝兴衰的周期率问题。

不可否认，在清代中国，也存在着经过数千年积累的负面因素及其造成的对社会发展的极大束缚。正是由于这些束缚，才导致清代中国未能跟上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步伐，反而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与西欧各国拉开了差距，并沦为西方殖民者大肆侵略的对象。当然，清朝不能完成使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并不意味着清代中国全然是现代中国的负面资产，因为同样只有在“活”的唯物史观眼光下，我们才能正确运用“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路，深刻阐明清朝何以未造成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中断，且为现代中国的复兴留下了可贵的历史遗产。

（作者朱浒，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