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奕劻作为总理衙门的主持人，在义和团高潮期间的表现，长期被认为是主张“剿团”的，因而与慈禧关系十分紧张，以至于慈禧“欲杀奕劻”，后因城破而免。义和团也认为，奕劻信教，提出了“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口号。二虎之一就是奕劻。但是，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表明，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前后，奕劻一直为慈禧出谋划策，对其言听计从。二人关系诡秘，其亲密程度，无人可比。当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时，慈禧几乎每天都见奕劻与载漪，密商对策; 相反，军机首辅荣禄受到了慈禧的冷落。庚子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间，慈禧居然召见奕劻达16 次之多，且与载漪同日召对，共谋西逃之策。而作为武卫军统帅的荣禄，则丝毫不知出逃之决定。本文还揭示慈禧与奕劻这种不寻常关系的由来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关键词】奕劻 慈禧 义和团 召见单

人物研究是义和团运动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前由于受史料和认识的局限，对清王朝内部高层人物与义和团的关系，研究得并不深入。庆亲王奕劻即是其中一个。奕劻本来是义和团事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与慈禧关系最诡秘，最受慈禧宠信之人。但是，对其研究却殊欠深入，以至对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不甚分明。本文试图以原始档案，揭示奕劻的庐山真面目。

一、世人对奕劻的误读

奕劻( 1838—1917) ，爱新觉罗氏，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孙，早年过继给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庆郡王为嗣。道光三十年袭封辅国将军，咸丰二年正月封贝子。光绪十年，奕劻时来运转。三月，甲申易枢发生，恭亲王奕䜣被免去一切差事，奕劻开始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管理总理衙门事务，并晋封为庆郡王。（1）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奉懿旨晋亲王。从此，在晚清政坛上，奕劻呼风唤雨，成了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对于奕劻究竟在义和团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长期以来并不清楚。世人对奕劻有太多误读。

其一，义和团成员本身，并不甚清楚奕劻的面目。一般的义和团成员“把奕劻当成了汉奸”，当作反对的目标。当时，坊间广为流传的有关奕劻的揭帖有两个。其一为:

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

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 你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此如不改，悔之晚矣。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与大清黎民，大街小巷任伊自便。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象之流。不久刀兵就动，军民难齐，惟此秉正公心，终能保全一家之福。见而广传，即免灾殃。玉皇大帝发慈悲之心，救世扶民，先行通知: 由四月十八日起，莫坐火车贪快，惟恐死在铁轨之中; 至于五月十八日，遍方铁道俱都毁折，切嘱尔曹，届期千万不可安坐火车耳。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难。倘见而不传，必有大祸临身。梦必醒儿录之以救世。（2）

另外一个揭帖的内容如下:

玉皇示梦庆王奕劻之二( 天津)

庆王爷于三月初四日夜中子时连得五梦。

京都示，庆王爷于三月初四日夜中子时，连得五梦。言其梦云，玉皇上帝点化，教他改天主，归之大道。言说你既吃大清钱粮，为何给外邦出力? 你若不改过，悔之晚也。只因天主教、耶稣教不遵佛法，欺灭圣贤，欺压中国君民。玉皇大怒，收去雷雨，降下八千九百万神兵，义和拳传流世界，神力借人力，扶保中国，度化人心，剿杀洋人洋教。不久刀兵复流，不论君民商贾士农，急学义和拳。如若秉心虔裡［理］，终能保一家之灾。见单快传，如若不传，必受刀兵之苦。（3）

这两个揭帖，内容互有异同，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流行。此外，俄国驻天津的情报人员，还将《由旅顺华工处得来的义和团揭帖》，“附在关东省省长所属外交处官吏库罗斯托维支1900 年6 月12日的情报中”。（4） 该情报亦称，“庆王爷连得三梦”云云，与上述揭帖内容大同小异。可见，此类揭帖，在东北地区亦有传播。该揭帖流行如此之广，其原因是奕劻长期任职总理衙门，与洋人打交道，诬其信奉洋教，处处为洋人说话。因而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义和团认为奕劻站在其对立面，是顺理成章的。

奕劻在义和团高潮中，是否真的站在其对立面? 应该如何看待这两个揭帖? 对此，长期研究义和团时期揭帖的专家陈振江、程歗，对上述两个揭帖有明确的解释:

庆亲王即奕劻，时任大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大臣。他反对人民群众的反教会运动，并奏请慈禧镇压义和团。所以义和团很恨他，称他为“二毛子”，并出此帖以示警告。当时端王载漪等人，利用义和团这种对奕劻等洋务派的仇恨情绪，造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是指光绪皇帝，“二虎”一为奕劻，一为李鸿章。此谣耸听一时，但并非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口号。（5）

陈振江、程歗两先生长期合作，对搜集、阐释义和团揭帖多有贡献，他们这种端王载漪等人企图利用义和团，将矛头指向奕劻的观点，长期被史学界接受。

其二，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清朝官员，对于奕劻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慈禧的关系，也不甚了然。当时，有一位颇有头脑的京官李希圣( 1864—1905) ，可称为典型代表。李希圣，字亦元，湖南湘乡人。光绪十八年考中进士，而后在刑部担任主事。张百熙于庚子之变后接管京师大学堂，李希圣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义和团事件发生时， 36 岁的李希圣就住在北京。他留意时事，注重搜集史料，立志将这段不同寻常的史实，记录下来供后世史学家研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两个多月，李希圣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离京南下探亲，半个月后在上海写信给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亨嘉称: “希圣自出京后，见闻隔绝，此后诸事，求吾师属抄胥录出，免致放失; 尚拟赓续成文，以备史官之采。”（6）可见，李希圣对义和团史实确实留意、记录，不愿因离京而中断。在《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李希圣出版了一本《庚子国变记》，颇受学界推重。翦伯赞等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大本史料中，将李书列为史料之第一种。翦先生在《义和团数目题解》中称赞此书为“较好资料”。（7）

据李氏此书记载，荣禄曾经劝说慈禧别杀徐用仪等人。其文曰:

荣禄方入对，知将杀用仪等，至殿门……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 “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 “奕劻喜与他人事耶? 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左证。又欲杀奕劻……会城破而免。（8）

可见，在李希圣的笔下，奕劻不但力主剿灭义和团，而且也不主张杀徐用仪等五个反对“用团”的大臣，因而与慈禧、载漪等人关系紧张，以至于闹到慈禧要杀奕劻的程度。

其三，非但京官们有此认识，即使那些驻北京的外交官也认为，由于奕劻反对义和团，导致了他在清政府上层被排斥。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 Claude M． MacDonald) 于1900 年6 月5 日同庆亲王奕劻举行了一次会晤，并将会见情形向外交部报告。窦纳乐记下了当时会谈的情况:

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我的会晤的另一结果，就是使我确信长期以来我所怀疑的事情: 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 同时我感到，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9）

这位英国外交官，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由于奕劻坚持反对义和团的立场，已经使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彻底瓦解”。

以上均为义和团运动中间，一些当事人对奕劻的评价。长期以来，受这些史料的影响，不少学者均认为，奕劻同主张利用义和团的慈禧、载漪等人观点对立，关系紧张。譬如，戚其章先生在《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一文中，提出“载漪、刚毅等也把奕劻看成了阻挠他们‘抚团剿洋’的主要障碍之一”，“甚至曾有载漪欲杀奕劻之说”。（10） 《清代人物传稿》所收“奕劻传”亦谓: “奕劻的态度引起义和团愤恨，称他为‘二毛子’、‘天主翁’。天津的一张揭帖警告奕劻: ‘你若不改过，悔之晚也’。”（11）

我本人过去亦认为，奕劻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经常处理与各国关系，对义和团坚持主剿的态度，是没有疑问的。

二、新档案史料的发现

然而，最近发现的一件档案，却使我从根本上转变了那种认为奕劻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期间，即庚子五月二十日后宣战至慈禧出逃以前，对义和团持坚决反对立场的认识。这件档案就是军机章京所撰写的“召见单”。

清廷的召见单，通常是指皇帝于早朝或其他时间，召见官员们的姓名记录。这些被召见的官员姓名，通常会出现在邸抄上。召见单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提供考证朝廷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特殊线索。

譬如，在戊戌政变前夕，军机章京杨锐，曾经带出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该诏宣称“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而康有为同样宣称，他也得到了光绪帝的“衣带诏”，其内容则是“尔其爱惜身体，善自保卫。他日再效驰驱，共兴大业，朕有厚望焉。”（12）意思是要康氏到海外设法救皇上。黄彰建先生在考订上述两个衣带诏时，用了一个关键史料，就是光绪皇帝政变前夕召见人员的记载，结果发现，戊戌政变前夕，仅仅于戊戌七月三十日召见过杨锐，根本没有召见康有为。这样，康有为所谓他奉光绪皇帝出外求救的“衣带诏”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从而得出了杨锐所奉系真的“衣带诏”，而康有为的则是“伪诏”的结论。康有为“伪诏”，是根据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召见军机章京林旭时，林所带出的敦促康有为尽快离京之诏书篡改而成的。

这个史例足以说明，召见人员名单在考证史实中，有须臾不可离开的关键作用。1980 年代，我在参加《清代人物传稿》( 下) 工作时，曾经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的耿来金先生，根据该所所藏的“邸抄”原件，辑录自甲午战争至光绪末年，皇帝逐日召见官员的名单。发现庚子义和团期间，京师动荡不安，因此，光绪二十六年的邸抄，近代史所所藏也只是到五月底。六月初一日以后，该所即付阙如。后来，我在故宫清代档案中，却找见了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的召见单。这是一件很特殊的档案，文字不多，却至关重要。它使我对义和团高潮期间，清廷最上层官员对义和团之立场，有一个全新的看法。这份召见单的内容如下:

七月初一日，庄亲王载勋、李秉衡、军机。

初二日，庄亲王载勋等、李秉衡、军机。

初三日，庄亲王载勋等、徐承煜、景沣、军机、张春发。

初四日，李秉衡、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初五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陈泽林。

初六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初七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升允。

初八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李秉衡。

初九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岑春煊。

初十日，庆亲王奕劻、军机、李秉衡。

十一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夏辛酉。

十二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十三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岑春煊。

十四日，庄亲王载勋、徐桐、崇绮、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十五日，庆亲王奕劻、军机。

十六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崇绮、董福祥、军机。

十七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崇绮、军机。

十八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军机。

十九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崇绮、军机。（13）

由此召见单可以看出: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每天召见军机大臣。当时的军机大臣成员包括大学士荣禄、礼亲王世铎、刚毅、王文韶、启秀、赵书翘。清朝祖制，每天早朝时均须召见军机大臣。除此之外的召见，则有很强的针对性。譬如，七月初三日召见徐承煜，是商讨是日在菜市口杀许景澄、袁昶，要徐承煜承担监斩的事宜。而七月初九日、十三日召见岑春煊，则说明岑春煊在慈禧出逃之前，曾经出现在北京，并且被召对两次，并非在西逃途中才开始见到慈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共召见庆亲王奕劻16 次，而且，从召见次序来说，大多是首先见庆亲王，然后再见他人。慈禧召见端亲王载漪14 次，李秉衡5 次，徐桐5 次，庄亲王载勋4 次，崇绮4 次。

这些召对的时间与次数，可以说明许多重要问题。因为朝廷内外官僚成千上万，而皇上所召见的，除去军机大臣之外，其他官员却是寥寥无几。因此，皇上的召见，对每个官员来说，都是机会难得，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本文所开列之召见单，是八国联军正在由天津向北京进逼，后来的几天，更是在炮声隆隆，兵临城下，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写成的。

当时，慈禧为首的清廷统治者，正面临着灭顶之灾。是逃跑，还是坚守? 是投降，还是坚持反抗? 慈禧一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关头，慈禧召见人员的名单，就显得更是非同寻常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召见单，并非像通常那样，是皇帝本人的召见单。因为当时光绪皇帝已形同傀儡，因此，它实际上是慈禧的召见单，根本不代表皇帝意见。光绪帝是否每次都在场，亦值得怀疑。

看了这份召见单，就会知道: 那种认为奕劻被“慈禧搁置到了一边”，“载漪欲杀奕劻”，其作用“正在彻底瓦解”，只能“韬光养晦”的观点，统统是无稽之谈。

三、庚子七月“召见单”部分内容分析

这份召见单的记载显示，从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召见次数最多的官员，是奕劻，达16 次。其次是端郡王载漪的14 次。召见单显示，情势愈是紧张，慈禧愈是离不开奕劻和载漪。他们二人可以说是慈禧当时的左右手。而且，对奕劻的信任，又在载漪之上，其中七月初十日、十五日召见奕劻，而没有召见载漪。

而且，我对该召见单七月“初二日，庄亲王载勋等、李秉衡、军机。初三日，庄亲王载勋等、徐承煜、景沣、军机、张春发”的记载中的“等”字，表示怀疑。因为人物名单，字数本来就很少，为何要“等”字? 我怀疑这个“等”字，可能代表“奕劻”。

众所周知，载漪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大阿哥”取代光绪，登上帝位，是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以及对列强宣战的积极促成者。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奕劻，却能够与载漪坐在一起，同舟共济，共商大计。否则，就不会两人多次同一天被召对，半个多月的时间内，慈禧几乎每天都和奕劻、载漪一起筹划对策。

庚子夏季，尤其是宣战以后，慈禧对于官员之任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大臣中，谁主张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列强开战，慈禧就疏远谁，排斥罢免，甚至杀头，在所不惜。相反，谁赞成慈禧的政见，主张利用义和团，旗帜鲜明地反洋教，主张同列强交战，就会获得重用与提升。诸如慈禧于六月二十日颁布懿旨称: “户部尚书崇绮补授”（14）; 直隶布政使廷杰由保定被调回京，而以主剿派廷雍取而代之（15）; 步军统领衙门的崇礼，本来是慈禧的人，可是最终还是被比他更激进的庄亲王载勋取代（16）; 李秉衡的前敌总统的任命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翻一翻这个时期的《随手登记档》，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大员，只要主张“用团”，就可以获得高升。试想，位高权重的庆亲王奕劻，如果不同意“用团”，或是稍稍反对同列强宣战，背离慈禧当时的决定，当然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由于发现召见单，促使我对庚子年慈禧对奕劻的态度，进行了仔细考察，发现慈禧对奕劻的宠信，远在一般王公大臣之上。庚子七月的密集召见，绝非偶然。请看以下事实:

其一，庚子三月初四日，慈禧要像往年一样，由紫禁城前往颐和园。由于庚子春季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京师治安不比寻常。慈禧专门颁布懿旨称:军机大臣面奉懿旨: 此次赴园著奕劻、载漪各派神机营、虎神营队伍分作两班，沿途随护各处路口，一体严密稽查等因。钦此。

另有交片曰，交神机营、虎神营，本日军机大臣面奉懿旨: 此次赴园著奕劻、载漪各派神机营、虎神营队伍分作两班，沿途随护各处路口，一体严密稽查等因。钦此。相应知会贵营钦遵办理可也，此交。三月初四日。（17）

上述懿旨中的“园”，应指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按理，慈禧出行，均有例行的维持治安的安排。庚子三月，慈禧专门提出由奕劻和载漪所统辖营队负责沿途稽查，这是很不寻常的。此道懿旨释放了一个信号，即慈禧对奕劻和载漪特别宠信。此举也反映了慈禧在用人方面的好用心计，阴险狡诈。

众所周知，戊戌政变之后，军机大臣荣禄权倾朝野，掌控了包括袁世凯、聂士成的新式军队以及董福祥等部组成的武卫军。然而，在京师地盘，慈禧却将神机营的军权，交给奕劻掌握; 可见，慈禧虽然信任荣禄，但是却依然要奕劻的京师神机营，来制约大权在握的荣禄。而载漪统率的虎神营，类似于百日维新开始前夕，慈禧特命载漪、刚毅等守旧派人物挑选的所谓八旗精锐组成的武胜新队。

据清档记载，载漪等于戊戌闰三月递折称: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奴才载漪、敬信、刚毅面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著由外三营暨京内八旗挑选精壮兵丁二千名，归入武胜新队，一并训练。钦此。钦遵。谨奏。（18）

实际上，武胜新队也罢，虎神营也罢，都是慈禧为了防止政敌之突袭，而临时组成的八旗别动队。它既不隶属于神机营，又不隶属于武卫军，直接听命于慈禧。慈禧之好用心计，远非一般等闲之辈可望其项背。

其二，庚子五月二十日后，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明朗，即主张招抚义和团以对付八国联军。慈禧于五月二十一日颁布了三项重要的决定。一是命令“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二是要裕禄将天津地区的义和团编成队伍。《上谕档》记曰: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裕，天津一带，义勇麕聚甚多，著裕禄迅速派员招集，编成队伍，以资捍卫’。”（19）三是组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军事指挥机构。是日《随手登记档》记曰: “交军机大臣、大学士徐( 桐) 、庆亲王奕( 劻) 、管理礼部事务崇( 绮) ，端郡王载( 漪) 、军机大臣: 面奉谕旨，京师军务，著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办由。分交领去。”（20）次日，《上谕档》又记载称: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京师现办军务，著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钦此。”（21）

请注意，慈禧在上谕中强调，要奕劻与徐桐、崇绮、载漪一起“会商一切事宜。

这道谕旨，其实并没有说清楚，只是笼统说“现办军务”。实际上，是清廷决定像甲午战争中一样，成立了一个战时最高指挥机构———督办军务处。自五月二十一日之后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多次将有关战事之奏章等公文，转交督办军务处办理，说明清廷当时的确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如六月二十日记曰: “督办军务处奏片一件，贵恒条陈由”; 七月十六日记曰: “督办军务处奏片一件，大学士荣禄报效军需由”; 七月十九日“交督办处、顺天府，官车被扣，请饬随到随御一折。各州县宽为预备由。”等等。时人称: “其时都中亦设督办军务处，旨意拟出即发，多不呈两宫核夺。可知五月二十五日宣战之谕，实是端、刚矫传。”（22）

督办军务处是专门管理清军及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作战事宜的。本来类似事务，完全可以由军机处办理。然而，慈禧显然觉得仅仅依靠军机大臣，无法贯彻实行自己的政见，于是，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这个重要机构的成员中，除了原有的军机大臣之外，专门添加了4 人，即大学士徐桐、庆亲王奕劻、崇绮和载漪。

以前史学界都把奕劻当作是反对义和团的代表人物，然而，由此谕旨观之，奕劻和徐桐、载漪等人完全是一个营垒的，否则，慈禧不会把一个政治见解与自己有异之人，安排进这样一个专门对付洋人的临时机构。

慈禧设立督办军务处，实际上是给原来荣禄主持的军机处“掺沙子”，即把一些主张招抚义和团来对付洋人的极端守旧官员和自己的亲信，放在重要的岗位上。

慈禧对奕劻宠信逾常，奕劻则对慈禧格外出力。慈禧手中同时握了两张牌: 一张是载漪策划如何利用清军，加上义和团同列强正面争斗; 另一张牌是由奕劻出面，与洋人谈判斡旋，另觅出路。进入庚子五月后，清廷已经决定招抚义和团来对付列强，中外矛盾空前激化，于是，慈禧开始更多地依靠奕劻出谋划策。这就是召见单所反映出来的每天召见奕劻密谈的背景。

由于发现了庚子七月之召见单，使我对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的召见单亦发生了兴趣。耿来金先生生前由近代史所藏邸抄中辑录的庚子五月召见名单内，有关庆亲王奕劻与端郡王载漪等人的记载如下:

五月初二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

五月初四日召见军机、庆王

五月十二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荣中堂、余虎恩

五月十五日召见军机、端王、杨佩璋

五月十八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

五月二十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龚盛阶

五月二十一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荣中堂、堃岫、龚盛阶、崇公

五月二十六日召见军机、庆王、端王、英年、澜公、徐用仪、许景澄。（23）

据耿来金先生《邸抄记录之召见单》统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四月间，奕劻被召见次数为4 次。而庚子五月，是清廷对义和团政策由剿抚不定，转变为全面招抚的重要时刻。慈禧对庆亲王与端王载漪的召见次数大大增加。是月慈禧共召见奕劻7 次，载漪6 次; 而且，其中有5 次是庆王、端王同日被召见，并且不排除二人是一齐被慈禧召见的。这种召见现象表明，慈禧招抚义和团以对付八国联军的政策，应是同奕劻与载漪两人反复商议之后而确定的。否则，不会出现两人反复被同日召见之现象。

此外，由上引《邸抄记录之召见单》可以看出，庚子五月召见名单中所记“军机”，似乎不包括军机首辅荣禄，否则五月十二日不会既写“召见军机”又写“荣中堂”，此应与荣禄请假有关。庚子七月的召见单，也有类似问题。

四、奕劻如何为慈禧出谋划策

与史学界对奕劻与慈禧的关系认识全然不同，义和团运动期间消息灵通的清廷高官大约都知道，奕劻是慈禧身边最受宠信之人。奕劻本人，在政治上紧跟慈禧，在紧要关头和重大事件中，惟慈禧之马首是瞻。这一时期，慈禧与奕劻关系之亲密，早已超过大学士荣禄。慈禧同奕劻的这种亲密关系，甚至连远在上海的盛宣怀也一清二楚。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盛宣怀致密电予袁世凯称:

济南慰帅:

揣摩诏旨两岐，大家觑破。疆臣把握全局，转圜均在此。但必须请得一密旨，方有率从。督抚未便出名，某是闲曹，谨用虎城密电，请庆邸独对。此电颇有关系，乞照录三份，飞速递京，分送庆王爷、荣中堂、王中堂拆。（24）

“虎城密电”，是盛宣怀的专用密电。盛宣怀为人机敏，多谋善断。他当时身在沪上，掌握全国各地之电信枢纽，故消息至为灵通。他的密信称，专门要“庆邸独对”，而不说让荣禄独对，显然是知道，义和团高潮期间，只有奕劻才能经常有与慈禧“独对”的机会。荣禄与王文韶只能作为满汉军机大臣从旁帮忙。

盛宣怀致袁世凯密电，还有一附件，内容颇关重要，今征引如下:

京庆邸、荣相、王相: 虎城密。各督抚叠奉明旨寄谕，宗旨两岐，无所适从，如五月三十日谕述万不得已之苦衷，六月初三日寄谕出使各国大臣，初七日寄三国国书，核与初七明旨，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初八日明旨招集天津水会与拳民联为一气，以挫敌锋，显分两意。

各疆臣达变者，联络稳住，暂保疆土; 守径者，煽动土匪，群起焚掠。各国以平乱救使为名，添兵约十余万。德王誓师，必欲毁京师。各国则云，如各使聚歼，无论如何，乘舆必追蹑，政府必偿命，宗社必灭裂，不复以公法待我。窃思乱党力攻使馆，是其势成骑虎，必欲逼朝廷与各国结不解之仇。各国初不相谅，示以卅日“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及初三“保护使馆，惟力是视”等谕; 彼亦知此次开衅肇乱不在两宫。英、日总领事接外部电，尚愿中国自平内乱，再议排解。现值京、津发水，洋兵到齐，约有一月。趁此功夫，莫如内外合谋，自行分别妥办，尚可挽救。然非王爷与中堂独对切陈，请两宫速发密诏，外臣无从助力，即李中堂遵旨北来，亦同归于尽。如当圣意须将暴军调出御敌，聂军调京护卫。李相日内抵沪，如有密旨，即可北度。宋、聂两军暂归调度，若嫌兵力不敷，密调袁抚约期而至，秉承庙谟，不动声色，内乱一平，外衅自解。过此不图，悔莫能及; 间不容发，泣盼乾断。此电与江、鄂、闽、粤各帅，往返电商，意见相同，但疆臣不敢显言。某以闲曹，受恩深重，敢冒斧钺，乞代密陈，如有密旨，请用虎城电码，分递济南、保定，递上海道分转最妥。名心叩。霰。（25）

这是一通至关重要之密电。该密电第一段，可与《上谕档》对照阅读，表明慈禧一方面声称“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迫不得已与洋人宣战之“苦衷”，另一方面却指出，“天津一带，义勇麕聚甚多”，要直隶总督迅速派员招集，编成队伍，以资捍卫。（26） 面对自相矛盾、无所适从之诏书，盛氏请求奕劻“独对切陈，请两宫速发密诏”。这里的密诏，即是要朝廷私下允诺，东南督抚推行与洋人妥协政策，即实行东南互保，如此则可以挽救朝廷。

然而，头脑昏聩的奕劻，虽有许多“独对”的机会，但是，他始终也没有请来密诏。其原因不是别的，盛宣怀的东南互保主张，奕劻当时并不赞成。奕劻本人，对慈禧言听计从，从来不敢对慈禧的意见说不。他分明知道，义和团是不敌洋兵的，可是，庚子五月至七月城破之前，他从不说义和团的坏话。

据本文上开之召见单显示，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几乎每天都要见奕劻，每天都要“独对”，那么他们都谈些什么? 面对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威胁，奕劻用什么办法能使慈禧摆脱困境?由军机处《上谕档》以下内容，大约可以看出，庚子七月，奕劻是如何帮慈禧在外交方面出谋划策的。

《上谕档》记载的奕劻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间4 通书信，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劝说列强驻京公使“出京暂避”，七月初三日奕劻之信称:

致英国使臣窦纳乐函径复者，接展初二手缄，阅悉一切。前商各国大臣出京暂避，原因京城人心浮动，莠良错出，防不胜防。而当此炎暑之时，贵大臣等兀坐馆中，窃恐不免抑闷，是以劝令暂离此地，庶几起居便适，并非彼此有嫌，致不接待可比。此意必蒙鉴谅。至由京至通州，自当预备车轿; 由通州至天津，自当预备坐船; 并将食物一切，随宜备带，总以适意为主。一面拟拣派总兵孙万林，挑选队伍，并调派提督宋庆之军。水陆兼行，妥为护送，大致如此。仍请贵大臣与各国大臣，会同斟酌，于前数日，示以行期，以便次第料理。缘承询及，谨以奉复。顺颂，时祺。

庆亲王等同启。七月初三日。（27）

本来，只要清军与义和团不“努力加攻”使馆及教堂，“各国大臣”即不用“出京暂避”，矛盾自会缓和。何必南辕北辙，一面加攻，一面保护? 因此，庆亲王的信件，无法使洋人信服。为了促使列强驻京公使迅速出京，初七日奕劻又致函英使窦纳乐，其函称:

径启者:

昨日奉复一缄，曾声明不致再有攻击之事。乃昨晚又有教民，向官兵卡前开枪，官兵伤亡二人，当即放枪还击，始行停止。似此教民不受管束，恐其激成巨祸，致误大局。应请贵大臣会商各国大臣，严加约束，免致因此生衅，是为至要。

惟近日颇闻教民麕聚太多，其意不愿诸位大臣离京，以冀永作护符。谣传固不足信，如果实有此等情形，想各国大臣必早觑破，不致坠其术中也。暂避一节，昨有答书，尚未接奉复音，务希于两三日内定期见示，以便料理一切。此布。顺颂，日安。

庆亲王等同启。七月初七日。（28）

奕劻此函曰: “昨日奉复一缄，曾声明不致再有攻击之事”。据《上谕档》可以证明确有其事。七月初六日该档有记载称: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毋用枪砲轰击。钦此。”（29）

奕劻的这些信札，实际上是在敷衍列强驻京公使，让他们出京暂避，并没有提出解决中外矛盾切实可行的办法。于是，七月十二日，奕劻又致函英国公使称:

致窦使书

径启者: 昨接领衔葛大臣来函，并托寄询电十纸，已即日飞递山东分电矣。惟现正商办护送暂避之事，而昨晚洋兵，乃狠扑华卡，大嚷，大放排枪，声势汹汹，俨同临阵，与平日偶尔蓦地放枪不同。其时，官兵仓猝还击，势所必然。倘彼此愤气相攻，必致激成大祸。本王大臣等闻信之下，实深骇异，辗转寻思，莫测其故。合亟专函奉询，即希明悉见复，是所至盼。此布。即颂，时祉。

庆亲王等同启。七月十二日。（30）

但是，随着前方战局不断恶化，尤其是李秉衡统率四军出征，结果不战而溃，八国联军进展迅速，已经陈兵北京城下。于是，奕劻一改从前劝列强离京的建议，而改请列强驻京公使留“居京邸”。七月十八日奕劻又给列强驻京公使写信称:

致使馆书

专启者: 月前贵大臣来函，曾声明各国大臣尚居京邸，和局更易转圜，自副众愿。若使臣出都，则睦谊截然断绝，再续前和，不知尚费几许时日等语。具见贵大臣通筹大局，不忘旧好之意。现在贵大臣暨各国大臣尚未出京，本王大臣等，拟照贵大臣前函之意，奉诣面商，先行停战。应请即日示复时刻，以便前往。专泐。顺颂，秋祺。

庆亲王等同启。七月十八日。（31）

奕劻的这些信件，毫无疑问都是经过向慈禧请示，并经其允诺后发出的。他忽而劝公使离开，忽而挽留公使，出尔反尔，毫无章法，说明慈禧集团已经黔驴技穷，面临着空前危机。奕劻一味屈从慈禧，毫无定见，完全听从慈禧摆布。直至八国联军攻克京师，慈禧一伙于二十一日辰刻，仓皇逃离紫禁城，奕劻始终未请来盛宣怀所要的“密诏”。

五、慈禧与奕劻间非同寻常关系之探源

在京师地区义和团非常活跃时期，慈禧频频召见奕劻。七月以降，更是天天离不开奕劻。这种现象促使我对奕劻与慈禧之关系，作了一番历史之考察，从中可以看出清廷高层的人事变动。

慈禧作为一个从未受过科班教育的普通八旗女子，能够在入宫之后，学会插手朝事，阅读奏章，处理政务，有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除了其本人天资聪颖之外，另一个重要渠道是社会和环境之影响，其中，奕劻之影响尤其不应该忽略。

沃丘仲子于《慈禧传信录》中揭示:

后内务府旗人，父惠征，官徽宁池太广道，初以常在侍文宗，既生穆宗，乃立为妃。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迨武汉再失，回捻交作，帝以焦忧致疾，遂颇倦勤。后窥状渐思盗柄，时于上前道政事，帝浸厌之，尝从容为孝贞后言妃濅机诈。孝贞素宽和，殊无裁制之术。帝复以告恭亲王奕䜣。䜣对: 妃实诞育元子，望上矜全，帝意少解，后亦敛迹。时其弟桂祥共宗人奕劻居，皆贫困不足自存，赖奕䜣与内务府总管瑞麟恤以资，始得贿阉侍，与后通书问。多劻为属稿，颇泛论时事，自是后益稔外政。（32）

沃丘仲子称，慈禧“弟桂祥共宗人奕劻居”，据此可知，奕劻与慈禧的关系，桂祥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对于沃丘仲子的上述记载，黄濬在《花随人圣盦摭忆》中，曾予以相信采录。

又据文廷式《闻尘偶记》所载:

庆邸以罪人子，本不应继近支袭爵，乃先行过继别房，然后转继。其初由恭邸援引时，谬为恭谨，光绪九年以后，事权渐属，遂事贪婪。后又与承恩公桂祥为儿女姻亲，所以固宠者，无所不至，召戎致寇，其罪浮于礼亲王世铎云。（33）

文中的“光绪九年以后”，稍误，似应为光绪十年。是年，奕劻开始执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廷式的《闻尘偶记》，笔录在京师期间耳闻目睹之事。以余观之，该书所记内容，可信度较高，非一般京官之回忆记录可比。此外，当时《中外日报》所载文章，亦有类似记载称:

庆邸之进也，由桂祥。桂祥者，太后胞弟也。庆邸本罪人子，凡再入继，而后为庆王嗣。初为贝勒，与桂祥结姻后，始袭封庆王，其子载振，亦颇有非分望，以属疏而止。（34）

总之，慈禧之弟与奕劻结为儿女姻亲，使奕劻与慈禧之间关系愈加亲密。实际上，慈禧之所以能从容自如地驾驭朝政数十年，一个重要的手段，即是利用其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

任人唯亲是封建专制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想利用谁，就设法结为姻亲，然后这位姻亲便会飞黄腾达。慈禧垂帘听政数十载，她所颁布的每一项清廷上层高官任命，包括皇位继承，几乎都有其姻亲因素在起作用。

慈禧的姻亲关系，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其娘家的兄弟姊妹; 另外一支更重要，是其夫君咸丰皇帝

这一支。在慈禧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无时不在考虑处理同这几位近支亲王的关系。咸丰皇帝病故热河时，同治帝尚在幼冲。慈禧与慈安在避暑山庄召见了前来奔丧的恭亲王奕䜣，秘密策划了捕杀__载垣、肃顺、端华等政敌，实施祺祥政变。

祺祥政变之后，奕䜣主持军机处，恭亲王之势力急剧扩展。慈禧又开始扶植妹夫醇亲王奕譞。在同治帝患天花病逝之后，慈禧违背祖制，强行确立醇亲王之子载湉继承皇位，其原因还是因为她与醇亲王有双重的姻亲关系。光绪十年的甲申易枢事件中，慈禧将奕䜣彻底赶下台。奕䜣在离开政坛后，发出了“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的不平呼喊。随着权势欲望的膨胀，慈禧于甲申易枢后仅数年，即对即将亲政的载湉及其生父醇亲王，逐渐猜忌排斥，其结果是使50 岁出头的奕譞，在翼翼小心、忧郁惊惧中过早去世。

恭王下台，醇王过世，使得从光绪十年即任总理衙门总管的奕劻，与慈禧之关系变得更加非同一般。近期，我翻出了20 多年前抄录的一份光绪二十三年《宗人府造送光绪朝二十三年王公生辰册》，该生辰册记载如下:

和硕礼亲王世铎，现年五十五岁，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七月初一日辰时生，溥字辈。

和硕睿亲王魁斌，现年三十四岁，同治三年，甲子九月十二日寅时生，毓字辈。

和硕庄亲王载勋，现年四十五岁，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二十六日未时生。

和硕恭亲王奕䜣，现年六十六岁，道光十二年，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丑时生。

和硕醇亲王载沣，现年十五岁，光绪九年，癸未正月初五日戌时生。

庆亲王奕劻，现年六十岁，道光十八年，戊戌二月二十九日未时生。

怡亲王溥静，现年四十九岁，道光二十九年，乙酉二月十九日申时生。

多罗克勤郡王晋祺，现年五十二岁，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二月十二日丑时生，恒字辈。

多罗顺承郡王纳勒赫，现年十七岁，光绪七年，辛巳五月初八日寅时生，恒字辈。

端郡王载漪，现年四十二岁，咸丰六年，丙辰七月二十六日寅时生。

定郡王溥熙，现年六十七岁，道光十一年，辛卯正月初十日丑时生。

郡王衔多罗贝勒载濂，现年四十四岁，咸丰四年，甲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

郡王衔多罗贝勒载滢，现年三十七岁，咸丰十一年，辛丑二月初一日亥时生。

多罗贝勒载澍，现年二十八岁，同治九年，庚午十月十六日子时生。（35）

这份宗人府造送的王公生辰册，与《上谕档》所记，稍有异同，然生辰册内容更可靠些。据光绪二十三年的生辰册记载，庆亲王奕劻， 60 岁，道光十八年戊戌二月二十九日，未时生。由此可以推算，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奕劻十足年龄为63 岁。而光绪甲午年，则是慈禧的六旬庆典。可见，奕劻与慈禧年龄相近，只差3 岁。由上引王公生辰册可以看出，在柄政的近支王公大臣中，只有奕劻与慈禧年龄最为相近。这是其一。

其二，在爱新觉罗皇族中，奕劻论辈分，应该是咸丰皇帝之堂弟，与慈禧为叔嫂关系。咸丰帝病故热河之时，慈禧的年龄仅为27 岁。慈禧与奕劻之特殊关系，理应予以考量。慈禧为人狡狯，诡计多端，不讲信义，其行为往往有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者，这也是研究晚清政治史不应忽略的。

有了这种认识，对于光绪朝的许多重大事件，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有以下几件大事，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戊戌政变“全由庆王布置”。

在戊戌政变的关键时刻，奕劻挺身而出，帮了慈禧大忙。此中情节，正如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铎书所云:

自七月下旬，即得至确之耗于云中，且属为之谋参奏。以告再芸，不之信。且行急无暇，间语问刍，则问刍已数言于清河，已拟发矣。而庆邸言宫中固无恙，遂复止，乃转以属之杨莘伯。盖惜足下之不与也。会袁世凯来，而谭嗣同说以调兵，入见语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而杨莘伯乃手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时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帅老夫”语。（36）

对晚清掌故了若指掌的邓之诚先生，在解读此密札时指出: “世间记戊戌事，多传闻之辞，时日先后，不免颠倒。唯此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37）邓氏所言，可谓一语中的。奕劻乃是筹划戊戌政变的核心人物。

其二，全力支持己亥建储。

政变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己亥建储”。奕劻既然支持慈禧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自然也不会反对立储。在此关键时刻，奕劻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慈禧的的一个亲信重臣荣禄，在“己亥建储”中发生动摇，不主张废除光绪帝位。荣禄以“外人有非议”为由，阻止了徐桐等守旧派废除光绪帝的企图。荣禄为什么反对百日维新而不赞同废除光绪? 余以为，荣禄之所以有后来的权势，是醇王奕譞在同治年间屡次举荐其知兵的结果。此时，奕譞虽死，荣禄亦不忍心对其子落井下石。此乃荣禄反对立储的一个关键原因。

梁启超等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一日在东京刊出之《清议报》中，有《国闻短评》一篇，报告《西后自危》消息曰: 慈禧病危，后发现“乃系伪为，欲借此暂止荣、庆决裂之祸者……又西太后于八月十五日，率同皇上迁居雍和宫。”（38）

《清议报》又以《贼党相争》为题报道曰:

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不能相容，大约俟迁居雍和宫后，必有一番争论。又朝内各官员，多依附庆王云。荣、庆不睦之事，袒荣者谓: 荣兵权在手，与守旧党本相联络，一旦号召，似易为力，非庆之素不知兵可比，故有事必荣胜。其袒庆者，则谓庆本内务大臣，素为西后信任，其进言也较易于荣; 且与刚中堂和好，刚之视荣，常以小辈目之，倘刚中堂一旦回京，必能助庆。荣将居于独立之地，故有事必庆胜。然要皆趋走权门者，各顾所私之言耳。按: 近日中西各报所传北京危疑之事，虽略有异同，然群奸相轧，各欲得全权以行其无忌惮之志，其必出于争夺相杀者势也。（39）

奕劻作为神机营的主管，他在己亥建储过程中对慈禧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以前，余对《清议报》之上述消息，颇不以为然，以为是逃亡海外的维新志士在捕风捉影，道听途说; 现在则不同，奕劻在晚清宫廷中的地位及作用，需要重新认识。盖因己亥建储乃义和团兴起原因之一也。

其三，不辨是非，盲目跟随慈禧，立场摇摆不定。

庚子初春，当义和团波及京师之后，奕劻作为总理衙门大臣，屡次领衔上书，请求朝廷镇压义和团。正月二十日，奕劻领衔呈递《直东一带，拳会肆行，请饬严行查禁折》，请求朝廷: “申明旧禁，明降谕旨，饬下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各就地方情形，剀切晓谕，解散胁从，并严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40）

面对强大的列强外交压力，四月二十四日，奕劻再次领衔上呈《义和拳会延及京城，请严行查禁折》，谓称: “京城使馆林立，时有洋人教士往来出入，亟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弹压地面，并访拿匪徒传授拳会暨匿名揭帖之人，获案究办，以免别生衅端。”（41）

奕劻的上述奏章，并没有违背慈禧旨意。因为开始时慈禧对义和团的立场，也主张镇压。可是，当刚毅、赵舒翘由涿州回京后，慈禧之态度逐渐明朗: 决定招抚义和团，对付八国联军。据《拳乱纪闻》称:

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予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当定议时，只荣相、礼王不以为然，又因势力不及他人，故不能为功。余如庆王、端王、刚相、启、赵二尚书等，俱同声附和，谓断不可剿办团匪，王中堂则默然无语。（42）

事实说明，《拳乱纪闻》的记载，颇得当时的历史真相。庚子五月，奕劻之立场全然改变，决然不提镇压义和团之事。相反，他同载漪一起，帮助慈禧欺骗搪塞列强使臣，致使北京局势失控，出现了一面进攻东交民巷、西什库教堂等处洋人，一面却想方设法与洋人讲和的荒诞局面。对奕劻来说，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全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条，即讨取慈禧欢心，一切照慈禧意志行事。了解此中关节，对于为什么庚子五月慈禧开始频频召见奕劻与载漪，便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到了庚子七月，慈禧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奕劻了。

其四，辛丑议和中，竭尽全力，保持慈禧权位。

慈禧在庚子夏季恣意妄为，终于酿成大祸，遂于七月二十一日逃离京师。时列强已入京城，情况十分危迫，意想不到的事件，随时会发生。日久见人心，患难现真情。在此关键时刻，慈禧的两名亲信荣禄与奕劻，各有不同的表现。

荣禄于城破之际，选择了个人夺路出逃。据清宫档案所存荣禄于出逃后所上的第一个奏折称:

七月二十一日，奴才荣禄闻我皇上恭奉皇太后圣驾西巡后，与奴才崇绮在禁城内相见大哭，共以为外洋欺我至于此极，真所谓翻天覆地，变出非常……奴才荣禄本拟收拾残卒，竭力巷战，誓扫贼氛。惟时见城中四处火起，喊杀之声大振，居民拥挤奔逃，知事不可为。然闻銮舆在外，未敢硁守小节。当与奴才崇绮驰出西直门，适各官眷纷纷避难，城门拥塞，极其扰乱，经奴才等带兵出城，各眷属始得先后出走。奴才等取径卢沟桥、长辛店，各市镇尽为教匪、游勇等蹂躏不堪，人皆逃避，行者无从觅食，惨目伤心，莫可言状……刻下惟有驰抵保定，整顿队伍，养复锐气，恭候谕旨，再相机进取，以期稳慎。（43）

荣禄此折，是他在由京师逃至保定时所上。折中所述，多为事后的自我美化与开脱之词，虽然娓娓动听，却并不可全信，只是官样文字而已。不过，荣禄此折开头部分，极为重要。荣禄谓: “七月二十一日，奴才荣禄闻我皇上恭奉皇太后圣驾西巡”，一个“闻”字说明，慈禧决定出逃的时间，如此重要的安排，身为武卫军统帅的荣禄居然事前并不知晓。这是因为慈禧西逃之举，事先并未告知荣禄，此乃关键所在。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关键时刻，慈禧不信任荣禄。

奕劻的行为，则与之全然相反。据《庚子记事》所载:

廿一日，黎明时，皇太后御蓝布夏衫，坐澜公之车，皇上御黑纱长衫，骑马; 率同皇后、大阿哥，由神武门出西直门，至颐和园少憩。两宫本定于十六日启銮，出居庸关西行，派东阁大学士崑冈监国，而令军机章京为前站，先行至长辛店候驾。后因车辆不齐，各太监执香跪留，故未启銮。此次仓猝出京，所有御用服食，概未备带。妃嫔宫女均留京城。内侍亦未多带。随扈王公大臣仅端王、庆王、那王、肃王、伦贝子、橚贝子、澜公、刚毅、王文韶、赵舒翘、吴囗、溥兴各部院司员二三十人而已。（44）

可见，奕劻在此危难时刻，与荣禄不同，始终与慈禧在一起。

义和团高潮期间，凡是支持慈禧利用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的清廷要员，如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均同奕劻一样，选择与慈禧一起出逃。奕劻逃出京城之后，并没有一直随同慈禧逃往太原、西安，而停留在京师附近，“病滞怀来行馆”。这其实是慈禧布置的另一招高棋。八月初，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上书称: “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庆亲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45）于是，慈禧即命奕劻“即日驰回北京，便宜行事”（46），开始与列强议和。在议和过程中，奕劻坚持慈禧交付的“切实妥商，向各使极力磋磨。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的方针。（47） 盖因，当时风闻列强有要慈禧让位之说。如俄国报纸宣称: “英泰晤士报称，后实与拳匪联合，指使伊等为乱，照此情形，各国不能再容太后当权矣。”（48）

正因为如此，奕劻在辛丑议和过程中，处处以保持慈禧之地位不动摇为出发点，想方设法说服列强，终于如愿以偿。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奕劻大权在握，圣眷不衰。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死之后，奕劻入值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集内外大权于一身，权倾中外。即使在丁未政潮中，奕劻父子贪婪受贿，玷污朝政之行为，遍传都下，慈禧仍然千方百计地袒护奕劻过关。奕劻成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政治上的不倒翁，这一切均与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有直接关系。

【参考文献】

（1）关于奕劻任职总理衙门一事，文廷式《闻尘偶记》记曰: “恭邸退闲时，知庆王之贪黩，尝与志伯愚侍郎言: ‘辅廷，庆邸字，当日貌为清节，凡有人馈送，不得已收一二小物，皆别束置之。谓予曰: 此皆可厌，勉为情面留之，概不欲用也。’予故援引之。今贪劣如此，若国家责以滥保匪人，予实不能辞咎。及恭邸起用，亦竟与之委蛇而已。”《近代史资料》总44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47—48 页。

（2）包世杰辑: 《拳时上谕·杂录》，北京救世堂1919 年铅印本，第114—115 页; 又见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8 页。

（3）储仁逊: 《闻见录》第4 卷，天津图书馆藏稿本，第51 页; 又见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9—20 页。

（4）张荣初译: 《红党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国家清史编委会编译组2005 年印行，第236—237 页。

（5）陈振江、程歗: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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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翦伯赞等编: 《义和团》第4 册，神州国光社1951 年版，第547 页。

（7）翦伯赞等编: 《义和团》第1 册，神州国光社1951 年版，第20 页。

（8）胡滨译: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83 页。

（9）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硏究会编: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版，第321 页。

（10）罗明、潘振平主编: 《清代人物传稿》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50 页。

（11）黄彰健: 《康有为衣带诏辨伪》，《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70 年版，第430 页。

（12）《召见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杂件档。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198 页。

（14）《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170 页。

（15）《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142 页。

（16）《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63 页。

（17）《录副奏折档》( 光绪二十四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务类，03 /5761 /023。

（18）《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135 页

（19）《随手登记档》(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3399。

（20）《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136 页。

（21）佚名: 《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166 页。

（22）耿来金辑: 《邸抄记录之召见单》，光绪二十六年( 手抄本) 。

（23）《盛宣怀致袁世凯电》(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陈旭麓等主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七——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22—123 页。

（24）《盛宣怀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电》附件(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陈旭麓等主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七——义和团运动》，第123 页。

（25）《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135 页。

（26）《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229 页。

（27）《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239 页。

（28）《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237 页。此信未署时间，根据其前后次序应确定为七月初六日。

（29）《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250—251 页。

（30）《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 册，第261 页。

（31）黄濬: 《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补篇，第4 页。

（32）黄濬: 《花随人圣盦摭忆》，第509 页。

（33）翦伯赞等编: 《义和团》第4 册，第219 页。

（34）《宗人府造送光绪朝二十三年分王公生辰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杂件档。

（35）邓之诚著，邓珂点校: 《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 年版，第602—604 页。

（36）邓之诚著，邓珂点校: 《骨董琐记全编》，第602—604 页。

（37）《清议报》第29 册，第17 页; 又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 册，第1887—1888 页。

（38）《清议报》第29 册，第17 页; 又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 册，第1887—1888 页。

（3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编: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63—64 页。（40）《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7 页。

（41）翦伯赞等编: 《义和团》第1 册，第124 页。

（42）《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84—485 页。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94 页。

（44）《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97 页。

（45）《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13 页。

（46）翦伯赞等编: 《义和团》第4 册，第61 页。

（47）翦伯赞等编: 《义和团》第4 册，第272 页。

                                                            近代史研究201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