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绝大多数明清地方志中“星野”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无论其内容的翔实或者粗疏, 透过地方志近乎于陈陈相因的“星野”叙述, 都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知识、观念与信仰世界的变迁轨迹。本文以清代贵州郡县方志的“星野”叙述为对象, 考察其构建及瓦解过程, 探讨“星野”叙述的功能并分析这种功能丧失的原因, 以此来观照传统中国知识、观念及其话语体系近代转型问题。

[关键词] 星野　贵州　地方志 

    星野也即分野, 诚如李智君所言, “分野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地、人’信仰秩序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本质是建立起天秩序与地秩序之间的映射对应系统”。他通过考察分野与行政区划的关系认为, 分野思想的发展虽然依托于行政区划体系, 但西汉以后与行政区划之间逐渐疏离, 进而成为维系信仰秩序思想的象征^[1]。虽说建构信仰秩序系统是分野之实, 其形式上的繁杂与混乱乃分野之虚。但是, 此乃针对中央政权而言, 对于“地方”尤其是那些处于数个高层政区交界而在历史上的隶属关系又发生过变化的地方行政单位, 或者边疆地区新设的各类政区来说, 即使只是形式上的分野, 却仍是关乎地方的空间定位、归属与认同的重要问题。

    在绝大多数明清地方志中, 对“天文”或者“星野”的叙述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然而, 在经过近代思想转型与天文知识的洗礼之后, 历史上地方志关于天文星野的叙述多被视为赘文而极少有人问津。其实, 对于今天的文献阅读者而言, 透过地方志看似陈陈相因的“天文”或“星野”叙述, 正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变迁轨迹。本文以《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所收贵州地方志为主, 查阅其他可以得见的明清以及民国贵州地方志, 通过考察地方志“星野”叙述的构建与瓦解过程, 探讨星野的叙述功能并分析这种功能丧失的原因, 以此来观照传统中国知识、观念及其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问题。

一、明清贵州通志的“星野”叙述

    贵州布政司的设置, 标志着贵州作为一个独立的省级政区出现在原湖广、四川、云南以及广西四省级政区之间。众多卫所的设置、土司“归化”的加深、府州厅县等行政机构的陆续设立, 由各类政区、准政区所组成的贵州行政区划体系逐步建立并日益完善, 各政区之间的边界也渐次明晰, 确定贵州及所辖各属分野秩序的要求日益凸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关贵州分野的叙述开始出现于各种官方的史志典籍。

    《大明一统志》载贵州各属分野只寥寥数语, 宣慰司“参井分野”, 铜仁府“星分野”,黎平府“翼、轸之余”, 普安州“井、鬼分野”[3], 其他如思南、思州、镇远、都匀、安顺、普安、镇宁等府、州以及各卫所俱不载分野。然而, 即使《大明一统志》关于贵州各属分野的记载相当简略并缺漏甚多, 但仅凭借其钦定全国总志的地位, 在文献难稽的贵州便足以引起地方志修纂者的重视。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是贵州第一部省志, 该志体例“兼准”《方舆胜览》与《大明一统志》[4], 在贵州方志的修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此书以贵州宣慰使司、各属府、州、卫、所为序, 各属之内, 建置沿革、郡名、至到、风俗、形胜、山川、公署等目又各列一门。其关于贵州各属“星野”的叙述则皆在相应各政区“建置沿革”一目的首句。大体而言, 该志将邻近湖广, 即属于《禹贡》荆州之“南境”或“南裔”的思州、思南、镇远以及石阡等府划归荆州翼、轸分野, 将靠近云南及四川西南的《禹贡》“梁州之域”、“梁州之境”或“梁州南境”的普安州、乌撒、赤水、永宁等卫划归井、鬼分野, 而将属于《禹贡》“荆、梁二州之南境”、“荆、梁外境”、“荆、梁之表”、“梁州西南之境”、“梁州之域”的贵州中部大部分地区划归参、井分野[5]。

    与《大明一统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将分野记载于各属“建置沿革”目下正文相比, 嘉靖《贵州通志》“星野”已经独立成目并被置于相当显著的位置。“星野”独立成目,也就大大扩展了星野的叙述空间。在“《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封域, 各有分星”的基本理论指导下, 该志说明其划分贵州分野的大致原则: “贵州为荆、梁二州之南境: 迤

    西为梁, 参、井、鬼其分野也; 迤东为荆,翼、轸其分野也”, 将贵州东部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黎平等府划属“翼、轸之余”, 将贵州中西部各属政区分别划归“天文参、井分野”或“天文参、井之余”[6]。

    至万历时期, 以沈思充所修《贵州通志》与郭子章所纂《黔记》为代表, 通志对贵州分野的论述进一步完善。

    在沈思充看来, “国邑之名代变而山川不变, 星辰亦不变。泥其变者, 遗其不变者, 是何异于亡剑而刻舟, 舟去且远而犹索之剑也”[7]。天上的星象与地面的山川在历史时期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而行政区划体系及其疆域盈缩、称谓却在不断变动。针对这种情况,仅从行政区划来辨析“星”与“野”的对应关系则无异于刻舟求剑, 应该推本求源, 在弄明白历代行政区划变动大势的基础上, 回归到最初的星野对应系统中去探求。沈思充依据魏太史令陈卓郡国所入宿度之说, 认为“周成合梁于雍, 汉武改梁为益”, 雍州、益州即《禹贡》所言梁州, 而“黔在寓县南而西偏, 于《禹贡》为梁, 于周、汉为雍与益, 于辰为未, 于次为鹑首, 而分则井、鬼之交”, 贵州分野应于最初的梁州, 即后来的雍、益二州之间推求。占黔地分野, “于狼、弧之参则退而东,于鸟、衡之柳则进而西, 举以属井、鬼, 若券合矣”[8] , 认为在参、柳之间, 大抵以井、鬼相属。

    对于贵州“星野”, 《黔记》立专卷论之。郭子章以“□衣生”之名, 于《黔记》中多所议论。他认为,“地既有野, 象当有星”, 星野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若必云某郡属某星, 某卫属某星, 则凿矣”[9] , 论星野不必拘泥, 求其大势可也。古代贵州是荒服之地, 经典里并没有贵州星野的叙述。在这种情况下, 他“以《星经》与《帝王世纪》互考而并论之”：以《星经》为据, “贵当益州南境, 汉为□柯郡，应以己亥日同巴郡、蜀郡候之; 贵又当荆州南境而近武陵, 应以丁卯日候之”; 以《帝王世纪》为据, “贵当荆州南境, 应属鹑尾之次;当梁州南境应属鹑首、鹑火之次。”总之,“贵于秦远, 而梁州、雍州, 州相近也; 贵于周远, 而井、鬼、柳、张, 星相近也”,“贵州之星野, 其大概不过如此”[10] , 即“黔地邻楚、蜀, 总之不出鹑首、鹑火、鹑尾之次”[11]。

    同时, □衣生还对贵州分野的各家之说提出了批评意见, 认为《大明一统志》所云“贵州禹贡荆梁二州之南境”只是臆测之辞, 仅仅因为“黎平、镇远稍近楚, 故属荆; 都匀、永宁、贵阳、普安稍近蜀、滇, 故属梁”, 经典中并没有这种“就地以窥天, 因形以占象”[12]的星野划分方法, 故不可取法。万历《贵州通志》以“贵州分野专属井、鬼”似乎有相当的道理, 然所据《晋书·天文志》本不足为据,且该志以贵州有“鬼方、罗鬼等名”证明贵州星属井、鬼也没有道理。虽然有所指摘, 但星野难辨, 众说纷纭, 也不可断然否定一家之言[13]。

    清代官修《贵州通志》见存共有三种, 先后由贵州巡抚曹申吉、卫既齐、张广泗等主修。其中, 刊于康熙十二年的《贵州通志》因其主修者曹申吉在“三藩”乱起之时降于吴三桂, 书以人废, 其关于星野的叙述并不为此后的贵州地方志书所引用。

    卫既齐康熙《贵州通志》历引《大明一统志》、沈思充《贵州通志》与郭子章《黔记》之说, 折衷于汉、晋、唐书等正史诸志,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 以汉武所设益州乃越□、犍为、爿羊爿可三郡, 据陈卓爿羊爿可入参五度与班固爿羊爿可、越□二州宜属秦之分野之说, 认为自平越以上皆为参、井无疑矣”; 接着, 又以《新唐书·天文志》“自沅、湘上流, 西达黔安之左, 皆全楚之分”为据, 划贵州东部等府为翼、轸分野。这种黔在参、井、翼、轸之间分野之说可能会遇到的两种责难, 即: 属益州近梁州, 何以舍觜、鬼而从参、井? 贵州东部诸郡近荆州, 何以舍觜、鬼而从参、井 ? 贵州东部诸郡近荆州，何以□柳、星、张三位而入翼、轸? 卫《志》又作了进一步解释: 觜宿度多可以兼雍、梁、益三州, 而觜宿度少则不能兼之, 故占参而不占觜; 星之与土, 以精气相属而不系于方隅, 躔次不相配的情况早已有之, 贵州东部诸郡逾柳、星、张而躔翼轸也是可以成立的。虽然作了如此的解释, 却始终未免自觉牵强, 于是再引《尚书·洪范》“三人占, 则从二人之言”,“从其众者而已”为自己辩护[14]。

    鄂尔泰、张广泗主修的《贵州通志》刻于乾隆六年, 在贵州分野的问题上秉承卫既齐《贵州通志》, 认为“前人以地近荆梁, 分翼、轸、参、井之余, 考核最为精。”[15]“黔之疆域在天地三分之二内, 旧之志星野者缘昔分候荆、梁, 以属荆者占翼、轸, 属梁者占参、井, 未必非是”,“但论四宿之度数, 既不得谓黔之已处其余, 而稽各府之疆域又不可谓宿之浑列其内”[16], 只是具体到黔省各属的分野上,即不能太过笼统, 也不得过于确凿。郡县志书[17]当然是全国总志或者各省通志纂修的基础或者保证, 但在同时, 总志或者通志又是地方郡县纂修各自方志时所必需参考的主要文献之一。无论折衷还是去取, 通志对于所属郡县方志的修纂, 都具有典范性意义。

二、清代贵州郡县方志“星野”叙述的变迁历程

　　由于明代贵州郡县方志存者寥寥, 这里主要讨论清代郡县方志的星野叙述的变迁历程[18]。清代贵州郡县方志的星野叙述, 从其体例安排、内容的详略、价值取向等方面来看,大致经历了康熙雍正时的草创, 乾隆嘉庆间的发达, 道光咸丰之际的转型, 同治光绪间的延续等四个时期。

    1、康雍草创期

    将康熙、雍正时期称为清代贵州郡县志书星野叙述的草创期, 当然不是指直到清代的康熙雍正年间, 贵州郡县志书才开始叙述星野,而只是针对清代贵州郡县方志于这一时期才开始创修, 其“星野”叙述从内容、体例、叙述方式等方面来看, 整体上仍相当粗糙而言。

    康熙时期所修贵州郡县志书对星野的叙述大多简略, 对分歧之说采取存疑的态度。《平溪卫志书》云: “《禹贡》荆、梁南界, 天文翼、轸分野, 或曰地近辰沅, 属参井之交”[19]。《清浪卫志略》则云: “清浪隶楚南徼, 天文轸度分野。又曰地居罗施鬼国, 占为柳鬼之交。”[20]康熙《思州府志》无法折中谢东山与沈思充的不同意见,“未知孰是”, 只能采取“阙见闻可也”[21]的态度。康熙《湄潭县志》以其为“《禹贡》梁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八觜度参七度”[22], 并略加按语。《龙泉县志草》云其分野为“《禹贡》荆梁之裔, 天文翼轸之余”之外, 亦只是略加按语说明[23]。康熙《定番州志》遍举诸家之说, 认为它们“或分参,或分井, 或分井、鬼, 或分柳、星, 或分翼、轸、井之余, 持论分裂, 莫可适从”, 针对这种“互相抵牾, 几于聚讼”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抵星土之方域准乎列宿之方位,列宿视乎日月之躔次。日月尤端之春、秋分之二中, 循位而步之, 按度而推之, 明晰乎上下相需而成之致, 庶乎理明而数不忒”[24]。不仅篇幅较多, 且提出了较为独到的看法, 这在康熙贵州郡县志书中是仅见的。

    雍正时期所修的贵州郡县方志, 被《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仅《安南县志》一种。该志在参诸史志、经传的基础上辨析诸家之说, 认为“邑隶参井”, “又何疑乎井、鬼、柳、星、翼、轸之余, 分黔之上中下哉”[25]。

    清初西南地区至吴三桂叛乱被平定后才算初步安定, 地方文教事业才逐步走上正轨。这一时期的贵州郡县方志数量较少且大多简略,不仅与清代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是一致的, 也与西南开辟尚未深入, 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有关。

    2、 乾嘉发达期

    在经历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开辟苗疆之后, 贵州所辖地域及相应的地方行政区划体系基本稳定下来, 以郡县政治为主导的地方行政制度取得主导地位并日臻完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作为流官群体代表中央在地方推行王者之化、建设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地方文教事业的重要表征, 纂修地方志成为众多郡县主官的“当务之急”, 贵州郡县方志的修纂进入一个繁荣时期, 方志对地方星野的叙述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 星野在方志体例中的显著位置得到进一步强调与巩固。“立纲叙次, 有取义焉”[26]， 这一时期的方志多为“天文”另立一门, 而“星野”或“分野”则成为“天文”门下首目, 并附之以“占验”、“气候”或者“祥异”等目。如乾隆《开泰县志》, 该志分春、夏、秋、冬四部, 各为一卷, 其《天文志》载在春部之首, 分星野、占验、气候、祥异四目依次而志。当然, 地方志的体例安排并不能执一而论, 大同而小异是常有的情况。其中, 乾隆《玉屏县志》仍以“星野”为门而分“分野”、“气候”、“祥异”三目,“至其星之所主,及各占验则不复赘云”[27]; 乾隆《南笼府志》认为祥异乃“天兆之地承之而人事以应之也,乃独归之于天则不可”[28], 故天文门下仅志“星野”、“气候”二目而将“祥异”移入它门。

    其次, 星野内容增加, 考据与普及并重。相比此前或将星野的叙述附于“建置沿革”目, 或另为“星野”立目并附以“占验”但叙述仍相对简略的情况而言, 为“天文”专立一卷并在卷中首志“星野”, 不仅确立了“星野”的重要地位, 也从体例上为星野叙述安排了更多的空间, 使得方志有更多的篇幅对星野展开讨论。乾隆《清江志》可以作为考据与普及并重的典型。就普及而言, 该志绘《翼轸图》于志中, 再引《星经》文字加以说明, 使读志者能一目了然, 这当然出于普及天文知识的需要而不是提供深究天文星野的学者参考的。就考据而言, 不仅在《天文·分野》的按语中就质疑了班固十二次配十二野之说, 认为它错谬难征, 又在正文中列《分野考》一目详引卫既齐《通志》之说, 末了在列举天文分野的种种“不可深究”之后, 表达了“学者以修省为人事, 天道深微, 未易言也”[29]的意见。图考并重的还有乾隆《普安州志》, 在其《星野志》中, 既有《参井二星分野之图》、《今军市图》等图, 又于《分野考》中分《参》考、《井》考[30]。嘉庆《黄平州志》绘《天文分野之图》于卷首, 并附之以说云: “言天者凭虚则涉荒渺, 摭实又入穿凿”, “考平越以上属参、井,镇远则属翼、轸, 《黔记》又云属鬼, 故并图五宿以资仰观者之推步云”[31], 取博采并存之意。

    清代考据之学至乾嘉而大盛, 浸淫其中, 郡县志书均重考据, 又因为舆图绘制越来越受到方志修撰者的重视, 绘星宿之图、录步天之歌也成为星野叙述的常见方式与重要内容。但是, 犹如“丸之走盘, 横斜圆直, 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32], 这一时期郡县志书的星野叙述虽然考核精详, 内容翔实, 却仍在天有分星、地有分野的棋盘里冲突。

    3、 道咸转型期

    嘉道以来, 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传统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被逐步挑战。与此相应, 知识界对“星野”的认知态度也在悄然变化, 虽然这种变化在表达官方意志的地方志中呈现出来要稍晚一些。贺长龄任贵州巡抚后便倡议贵州各属地方纂修方志, 并要求地方守令遴选人才, 讲求体例, 切实奉行。

    在这一背景下, 道咸之际的贵州地区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方志, 这批方志以郑珍、莫友芝等纂修的《遵义府志》、邹汉勋等人纂修的《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以及萧　等人所修诸志为代表, 将贵州方志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它们在星野叙述上也表现出诸多实质性的变化[33]。

    对“星野”认知态度的转变, 表现在地方志的修纂方面, 方志的星野叙述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 从体例安排上看, 天文星野在方志中的显要位置受到挑战; 其二, 从天文星野所志内容上看, 具有近代天文学色彩的极度、偏度、晷景等内容逐步挤占各种分野学说的叙述空间。

    首先, 星野在方志体例中的显要位置受到挑战。由萧　、邹汉勋等人修纂的道光《贵阳府志》初刻于道光二十年, 该志卷首为《宸章》, 分上下二卷, 继为正编八十八卷, 余编二十卷。正编由纪、表、图记、略、录、传各若干卷组成, 分别志该府大事、沿革、职官、选举、疆里、图记等。直到“略”这一部分,才列“分星”、“五行”二略, 各志天文与灾异。道光二十九年所刻《大定府志》主要由邹汉勋等人纂修完成, 在该志中, “星野”失去了它独立成目的地位而被置于记载大定府城北极出地及偏西度数之后的注文中。在修志者看来, 即使如此也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

    分野之说, 虽原于《周官》、《春秋》、《左氏传》, 然其说殊不可信。周天三百六十度, 包大地之外, 中国为地无几安能尽分二十八宿? 况本朝幅员广远, 古分野仅及其半, 其余分野所不及者, 又若之何?

    我高宗纯皇帝聪明天纵, 著论力辟分野之谬, 于《热河志》遂芟去此门, 实高出寻常万万。然今若尽依《热河志》, 恐无识者议其疏陋, 谨仍其旧而明辨之。谨案《云南通志》之说极为妥善, 今故略举分野诸说之关于大定者附之注中, 其余繁引参井诸宿、占验及星之位次、图象, 概从芟削云。[34]

    咸丰《兴义府志》仍首志天文, 将偏度、距北极度数附于“分野”之后。不过, 列“分野”为目并非为了表彰之, “今于兴郡分野,故列旧说而附辩, 以辟其谬。至偏度、距极之说, 则以类附焉”[35], 立“分野”一目恰恰是为了辟分野之谬, 而以类相附的偏度、距极等内容才是修志者的主张所在。

    其次,“星野”叙述内容上的承袭与变化。或许, 《大定府志》对星野不以为然乃至摒弃的态度显得太过出格而仍可视为一种例外。在更多的时候, 修志者以一种谨慎的态度小心地表达着他们对星野的看法。

    道光《遵义府志》仍然将“星野”置于仅次于“图说”的重要位置, 并在志中详列十二次分野、二十八宿分野、北斗七星分野, 以及三台、五纬、干支分野, 将之与遵义府境之极高、偏度、晷景、中星并列胪次, “使谈天者详焉”。从表面上看, 这是以历史的态度对待传统的分野学说。但修志者话锋一转, 以为极高、偏度、晷景、中星等“今密于古, 尤宜略识”, 而“星占则不暇及云”, 仍然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倾向。与道光《遵义府志》近似, 《贵阳府志》把传统的天文分野之说与近代西方的极高偏度之论揉合在一起, 认为极高及偏度乃“分星之同类”, 于天“可以测昼夜之短永, 晷影之进退, 中节之早晚, 晨昏之先后, 又可以验日食之分秒”, 于地“可以定广轮, 奠山川,规城邑, 审民居而辨气候焉”, 是“地之合于天”的“最著”者, 进而将“极高、偏西度”一目置于《分野略》之首[36]。通过这种“旧瓶装新酒”方式, 具有近代天文学色彩的知识逐步挤入原为星野及占验所独占的叙述空间。

    虽说极高、偏西度等天文知识已经挤入传统的星野叙述空间, 邹汉勋等人修纂《贵阳府志》的时候仍然试图用传统的经典与星野之说去解释近代天文学并弥合二者之间的矛盾。在《贵阳府志》中,“《周官经》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测土深景短景长即北极高度也”, 而“正日景即定东西也”[37], 通过取义《周礼》, 实现了经典之说与近代经纬理论的契合。接着, 《贵阳府志》还在传统分野理论的框架内, 以经典的知识回应基于近代地圆说的两种责难[38], 通过对《左传》等经典详细的考证, 指出分野之说的错误不在分野本身的理论基础, 而在于后世造作立言[39]。

    在接下来的《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中，《贵阳府志》这种似乎是基于“东海西海, 心同理同”信念而为传统星野知识作辩护的尝试则被放弃。《大定府志》“略举分野诸说之关于大定者附之注中, 其余繁引参井诸宿、占验及星之位次、图象, 概从芟削云”[40]。《安顺府志》引道光《云南通志》、《钦定热河志》以及乾隆所题毛晃《禹贡指南诗》注文为据, 认为“分野之说不论可也”。不仅古说参差而不可为据, 即使近世徐发以中岳嵩山为中而均分十二野、《贵阳府志》以太行山为中而修订徐说的主张, “其说虽辨然, 亦爝火也”, 其他种种分野之说更是难以稽考, 即使可以稽考, 对于一郡一邑来说, 也是微不足道的。[41]《兴义府志》列举了关于兴义分野的七种旧说, 以为“七说之中, 似井鬼之说为长”, 志者看似在折衷分野之说, 然而这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叙述策略, 因为接下来的按语说“分野之说, 虽出于《周礼》、《左传》,然其说实有不可通者”, 并将“不可通者凡十有四”罗列其后,“《天文历理》论分野以嵩山为中, 《贵阳府志》论分野又以太行山为中”,也都不过是各种歧论中的一种, 未可适从, 应该像《钦定热河志》一样一概删削[42]。从道光《贵阳府志》到咸丰《兴义府志》, 从其分野叙述体例与内容的变化上, 亦可以窥见当时的知识系统与思想观念逐步转变的艰难历程。

    4、同光延续期

    郑珍、邹汉勋等人修纂的贵州诸郡志虽然为时人所称, 然而体现在志书中的天文思想却并不为后继的郡县志书所称引。其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所纂地方郡县志书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仍通过叙述分野、星占来表征王朝教化, 确认其空间位置。

    道光《平远州志》修于《大定府志》之前, 仍然在肯定着“星野”对于该州的意义,“平远界黔之西陲, 截长补短, 将四百里观乾象而察宿离, 乃可为先事预防之备, 固不徒侈谈天家言耳。”[43]同治《毕节县志稿》认为“毕邑居省会之西偏, 列郡城之北面, 虽上值参伐, 不过分秒。然礻幾祥所主, 古有明征, 又何可蔑视乎?”仍然备列包括《大定府志》在内的诸家之说, 并谨慎的认为“似宜从参井为是”[44]。光绪《镇宁州志》以为整个贵州还不足一度之数, “况镇宁蕞尔, 又何星野之可分乎?”但“稽星野以冠首, 并以气候、祥异附焉”, 仍要循例将“星野”置于最首的位置,并依据徐发《天文历理》, 占镇宁分野于轸宿。[45]咸丰《正安新志》大概依据《遵义府志》所引《揣籥小录》、《推步法解》等, 录“正安州北极出地二十八度三十分”,“正安州偏西八度五十七分三杪”[46], 但从其《天文志》的整体内容来看, 其认知框架仍不出星野、占验的窠臼。继道光《仁怀直隶厅志》的光绪《增修仁怀厅志》非常肯定地认为,“厅属地连荆梁,星分翼、轸偏西南申、未间, 其为参井可知”[47]。光绪《续修天柱县志》虽然认识到“分柳分星, 全凭揣臆。缠翼缠轸, 半属传疑”, 然只是要“胪列诸家, 折衷方志, 确得一定之指, 不为众说所歧”, 却仍然信仰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天人秩序[48]。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已经接受了地球的概念, 虽然认为星野之说难以征信, 且乾隆又曾力辟其谬, 然“近时方志相承不废, 今仍胪据诸家所考星次宿分, 详著于篇”,“虽后世颇有讥议, 然传之既久, 诸所执持, 不敢遂湮”[49]。

    虽然道光、咸丰之际贵州出现了一批质疑并挑战地方志中相沿而来的天文星野叙述的府志, 但从整个明清贵州郡县志书星野叙述的发展脉络来看, 似乎影响有限, 直至民国时期,它才作为“除诞”[50]的对象在地方志的叙事话语中遭到摈弃。从体例到内容, 星野一直顽强地占据着明清地方志叙事空间的重要位置, 这仅仅是基于对天地交感思想的信仰或者相沿成例的习惯吗? 恐不尽然。下文拟对此作尝试性探讨。

三、“星野”的话语功能及其丧失

    无可否认, 对于一些方志而言, 志星野只是应付体例而已。但是, 作为绝大多数方志体例安排中一个不可或缺且占据显要位置的类目, 不管方志的修撰者是在应付体例还是认真对待, 星野叙述也都具有表征王化、确立地方空间位置与地理归属认同等方面的意义。

    1、 从蛮夷到王化之地的表征

    在明清王朝的统治者及社会精英阶层看来, 只有当朝廷能够直接任命和管理一个地区的官员的时候, 那里才算被真正纳入了王朝教化的体系。对于明清王朝及其在地方的代理人———流官群体而言, 贵州这个新辟的民族地区都是一个需要表彰王化的地方。

    表彰王化的要求都是一致的, 只是在表达的过程中呈现出各自具体的不同面相。万历《黔记》云: “古图书且无贵州, 焉得有贵州星野?”[51], 康熙《贵州通志》说, “黔古无分野”[52], 乾隆《贵州通志》也云: “黔越在荒服, 保章氏所未载。”[53]但因为设省立治, 贵州已被纳入王朝治下的版图, 也就有了志其星野的需要了。乾隆《普安州志》云: “王者宪天而治众, 众曜环乎太紫犹六服翼戴朝廷, 言地不言天未备也。”[54]在该州志的修纂者看来, 方志虽然以记载本地地理、人事为主, 然而应该首言星野, 通过叙述星野, 将地方纳入朝廷之治、王者之化的范畴。以此种思想为指导, 曾“恭呈御览”的乾隆《贵州通志》便有了“万世不易之矩”的地位, 纂修普安州志正是为了“符盛世同文之治”, 在该州星野问题上谨从《通志》就可以了, 不需要也不应该在普安星野上另为立论。[55]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作者显然已经接受了相当的近代西方天文学知识, 并知道早在《钦定热河志》中已经芟去“星野”一目。但是, “璧合珠联, 嘉禾仁兽, 阴阳和协, 寒暑无愆, 斯固我朝盛德宏济, 刑赏得中, 有以召天休而锡亿万斯民之福也”,普安虽然僻远, 却同处太平之世。因此, 志天文而附之以祥异、气候, 穷通天地之变, 仍是必要的[56]。乾隆《开泰县志》认为本邑“越在荒服, 《保章氏》所未载”, “前人以翼、轸定分野”, 好像有一定的道理却不能十分肯定,不过修志者相信, 在“国家承平日久, 海隅日出皆奉正朔”的情况下,“睢麟所浸”, 由湖广划归贵州不久的开泰“非漏天比也”,“因流溯源”, 相信一定能有明辨其分野的人给予一个肯定的答案[57]。光绪《水城厅采访册》首志“天文”一门, 它认为“岁时休咎、人事吉凶恒于星象征之”,“水城虽僻在要荒, 而垂象示儆”, “岂有异欤?”[58]道光《黎平府志》云:“黎平系楚之边境, 置郡隶黔则自有明始, 故古之论星宿者未之及焉。我国家平承日久, 海隅皆奉正朔。况黎平与楚为邻, 即可以楚之星野定黎之星野”[59]。

    2、 空间位置的确认与地理归属的表达

    明清方志对本地“星野”的表达过程, 表彰王化的体现, 也是地方在王朝疆域体系内寻求空间定位与地理及文化归属的过程。贵州处于中央王朝西南一隅, 乃割湖广、四川、云南等地而设新辟之区, 表彰王化、寻求地域认同的要求尤为迫切。

    地方志判断当地所属分野的方法大概有三, 即以地之所近判断星之所属, 荟萃众说并折衷通志、总志而作判断, 以已验的星占现象作为判定分野的辅助证据。其中, 以地之所近判断星之所属是最主要的。沈庠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贵州各属星野, 每言“《禹贡》”云云[60], 即为最直接的体现。天道高远, 众说纷歧, 判定郡县所属分野又常常是这三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如光绪《水城厅采访册》, 先以“水城属贵西, 近西蜀南”, 判定水城厅“大抵在鹑首之次”; 接着“集古今异同而以《大清一统志》为断”, 定“井鬼为水城分野”; 最后证以占验, “明万历间狼星入东井, 占者以为灭播之象, 国朝康熙间荧惑犯鬼, 御史奏为灭吴逆之象, 既而皆验, 则水城为井鬼分野较然矣”[61]。

    其实, 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判定分野, 这一判定过程本身即为地方确定空间位置、寻求地域认同的过程。大体而言, 以地之所近为基准, 属楚还是属蜀决定着分野属参、井还是属翼、轸。因此, 无论臧否, 万历《黔记》“黔地邻楚、蜀, 总之不出鹑首、鹑火、鹑尾之次”[62]一语都是后来的贵州郡县在确定其分野时经常称引的。道光《永宁州志》亦云,“《周礼》保章氏掌天文, 以星辰辨九州之地。黔未有所职, 然黔上附滇, 中附蜀, 下附楚。楚为荆州地, 滇、蜀皆梁州地”[63], 虽取定星野当先辨地理、考其大势之意, 然而透过“近”、“附”等表达空间位置的词汇, 恰恰反映出长期以来, 贵州在空间定位与地域认同上的困境。

    对于一些处于所属边缘地区的地方而言,要形成对其所属政区的认同似乎较难。贵州湄潭县于万历灭播后划其地而置, 清由遵义改隶平越州。但是, 一直以来, 它却不与平越同其分野。康熙《湄潭县志》云: “定分野者当先辨地理。始查播州, 古爿可雋地, 而湄为播之余壤。虽皆属播, 有乌江之限焉。惟湄去播咫尺, 乃其外三里七牌地, 非司属可比, 故江内三州县或可岐之楚与滇, 而湄当专为益州, 则入参度为无疑也。”[64]

    在分野问题上, 平越其他州县是据楚还是据滇湄潭并不介意, 无论如何, 它为播州余壤, 又独在乌江之北, 是要属于益州分野的。这一点在光绪《湄潭县志》又被进一步强调, “湄即边徼下邑, 既入皇图,应占星野矣。惟是湄隶平越, 孤悬江外而地不相连, 实为遵义东境之余壤, 所占星野, 自当与遵同星而异度, 不必以江内所隶之本州相拘牵也”[65], 明为表彰星野, 实则是缺少对隶于平越的认同[66]。

    3、 星野叙述的摒弃及其原因分析

    对比晚清与民国所修的贵州地方志, 自然会发现从体例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每部具体的方志上自然显得参差不齐, 有的承旧创新, 尚能从中窥见旧志概貌, 有的改头换面, 新旧判然为二物。

    从晚清到民国, 在地方志的体例与内容、修志者的价值取向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也可以从其星野叙述中体现出来。对于大多数民国地方志来说, 从形式到实质, 放弃星野叙述都不需要任何理由, 因此也从方志中找不到任何星野的影子。对于部分方志而言, 唐突的放弃星野叙述仍是不妥的, 至少得作必要的解释。但正是这种解释使我们得以窥见星夜被摈弃的个中缘由。民国《剑河县志》卷一仍志天文, 却要谨慎的表明: “近代科学昌明, 西法推测愈精,常人无甚造诣, 不敢谰言。惟旧志有此一则,姑存诸篇以备后贤之考证尔”, 在其志文“分野”目下也特别强调“从旧志”三字[67], 犹恐招来守旧、迷信之讥。民国《黄平县志》以嘉庆《黄平州志》为基础增修而成, 认为“星野一目自难存在于科学争进”之世, “于今天文算术之属日益进步, 益以谈空道鬼之言为不足信, 分野已在裁汰之列”, 然“反观对照之说未可概为全非, 惟大小精粗有差耳”,“古说俱在, 辨之激, 续之诬, 去之甚, 存而不论可也”[68], 这种以科学进步为由对星野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还算相对温和的。民国《绥阳县志》也认为“天文一门, 各方志俱首及之, 兹因学术趋新, 分野之说似未确切, 姑从省略”[69]。民国《兴仁县志》在其《凡例》中解释了“于天星分野, 屏而不书”的原因, 认为星野之说乃“海禁未开”, 缺乏“科学概念”的产物, “其谬不堪一噱”[70]。民国《修文县志》在其凡例中表达了该志纂修的几个基本原则, 即正名、昭实、戒污、除诞、务明、祛涩等, 将明清志书中常见的“天文”、“祥异”、“八景”等目, 都被列为“除诞”的对象, 认为“天文之于人事、地理, 其关系为至大, 然非专门名家备具精深测望之仪器者, 则何敢于谬言仿佛”, “分星分野, 七政四隅”“其为说诞也, 其无益于事, 无益于人, 而徒张笑柄也。时至今日, 因多知其不可者,《修文县志》不取乎此, 其亦与时俱进之为用, 而非谓有所逞所耀”[71], 在这里, 天文成为一门精深的科学, 而星野则近于荒诞, 不志星野乃进步的表现。在科学进步、学术维新观念的指导下, 传统的星野之说被贴上迷信、荒诞与倒退的标签而被淘汰、摈弃, 取而代之的则是北极出地高度、偏度, 即经纬度的标识。

    星野之论在民国地方志中以学术进步、科学发展之由而遭到淘汰与取缔, 但问题似乎并不止之于此。上文已经讨论过, 明清贵州方志中的星野叙述既是作为王化的表征而存在的,又具有确定地方所处空间位置与表达其地理归属的功能。但是, 到了民国时期, 星野在这两方面的作用都已经大为削弱乃至丧失。一方面, 经过明清两朝五百数十年的经营, 西南云贵大部分地区的中国国家认同已经增强到相当巩固的地步, 这些地区已基本上改变了其作为化外之地的地域意象。另一方面, 在以地球说为基础的经纬知识逐步为人理解并渐次普及的情况下, 分野之说的歧论纷出、模糊大概与经纬度在表达空间位置方面的确定性与简洁明快相比, 不再具有明显优势。但是, 正是因为“王化”渐久, 才有了乾隆至晚清期间贵州郡县志书在志星野时相对从容的态度, 方志在星野的表达技巧上日趋成熟, 篇幅上日趋丰满,星野叙述在方志中继续存在。与星野表达的逐步成熟相伴随的就是西方近代天文学逐步深入的传播, 考据学对经典的深入研究而导致的“六经皆史”的认识转向, 还有《钦定热河志》对星野摈弃以及道咸之际邹汉勋等学者对方志编纂的革新, 所有这些又为瓦解地方志的星野叙述作了渐进却是坚实的铺垫。简单的说, 乾隆以来地方志的星野叙述在走向成熟与规范,发挥其旧有的表意功能的同时, 维系这种叙述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与信仰基础却又不断被瓦解和侵蚀。最后, 随着清王朝统治的覆灭,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基础而缔造和维持的星野体系因为皇权的崩溃而失去了它所指的终极对象, 最终轰然坍塌成为历史的陈迹。

四、结论

    作为官方话语在地方表达的主要载体, 地方志当然要对所志地区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空间定位, 以确定自身的地理归属。一个相对明确的空间定位自然首先需要有一个彼此认同的空间系统, 历史时期的各种星野学说尤其二十八宿下应天下九州之说正好构造了这样一个系统。道咸以来, 传统的分野之说逐步为极高、偏度也就是近代经纬之说所取代, 它与分野之说一样, 首先仍应被视为一种标识方隅空间的实用工具。基于近代天文学的地圆说不仅对日常生活中的四时交替, 晨昏寒暖更具有解释力, 用经纬度来标识空间位置也更加具有确定性并避免了太多的聚讼分歧。当经纬度标识空间位置的理论与实践逐步成为一种“常识”的时候, 空间位置的表达也就变得非常的简单而且明确, 所谓偏西若干度, 北极出地若干度,它所要求的叙述空间甚少, 甚至没有立卷立目的必要, 天文或者星野作为方志体例中的重要门类也就逐步被摈弃了。从“知识”的意义上说, 星野叙述在民国被摈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 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在摈弃星野之说的时候, 却一再解释说这是科学进步、学术维新的结果, 星野之说被作为“诞”而“除”之, 这恰恰又是以另一种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观念表达与话语权力的体现。星野之说以天下九州为范畴, 并不断将王朝任命流官、设置正式行政机构的“地方”纳入它所建构的空间体系, 它所表彰的是以皇权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随着天文学本身的进步, 尤其是近代西方天文学的逐步传入与应用, 传统经典记载的真理性地位不断被动摇, 支持星野之说的知识底座被抽空而使之最终被皇权所抛弃[72], 但是,在清王朝继续其统治的情况下, 知识的传播、观念的更新体现在话语表达上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在嘉道以至于晚清贵州郡县志书中延续的星野叙述皆可如此视之。

    同样, 仅仅知识乃至学术的进展并不足以解释这种延续至民国近乎突然断裂的现象。清王朝的覆灭与民国的成立, 不能仅仅视为政权更替的一种结果, 它本身也为知识传播与观念变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首先, 星野之说既已失去其所指的皇权对象与所要维系的天下九州的空间体系, 则没有继续重复的必要。其次, 星野之说已被普遍地贴上迷信、荒诞与倒退的标签而在表彰“科学”与“进步”的民国受到抑制, 即使少数修志者对星野之说抱有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也不得不慎之又慎地注意表达的方式与分寸。话语表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巨变, 使原存于地方志中的星野叙述同时遭遇知识与观念的双重颠覆, 它也就不再见容于民国方志而被彻底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