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对20世纪以来国内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几次大的“范式转换”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主张运用环境史方法，以一种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深入探索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各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揭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明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化范式、生态转向

一、与时俱进：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三部曲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史学从其创立之初，就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就在这一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至巅峰之际，它又很快趋于沉寂，以至像李伯重所说的变成了“明日黄花”[1]。更有学者把它视之为一种“虚假命题”，一种“以假设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种情结”[2]。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集大成者吴承明先生，更是早从1981年开始就“转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也就是以“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取代“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假说，而不再研究已被中国社会已然跨越的资本主义[3]。被黄宗智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新一代学者的主要代表李伯重先生，也开始从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直接探讨明清江南的经济发展[4]。

与这样一种“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相呼应，在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外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一种新的研究趋向逐步取而代之，并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是明清中国史研究主导性的理论范式。这就是以市场经济学说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5]。起初，这一范式只不过被冠之以“近代化萌芽”、“现代化因素”、“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者“原工业化”、“早期工业化”等等，只有少数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基本上可称为市场经济的经济机制”[6]。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去掉“萌芽”、“因素”等字样，而将鸦片战争或1850年以前的明清中国经济演变的道路径直称之为“近代成长方式”，或者视其为 “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7]。有人还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明确界定在明万历九年，这与吴老提出的“嘉万说”颇为一致。而且就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愈演愈烈的“泛萌芽化”现象一样，而今的明清史研究同样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的潮流，举凡政治、法律、宗族、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社会保障乃至社会性别、人口生育等各个方面，在这些学者看来，无不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于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最高峰的十八世纪或者叫“康乾盛世”，一变而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蓬勃向上的近代社会，至少也像一头正在蜕皮的巨蟒，差不多已经迈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8]；即便是与同时期的英国等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增长、生活消费、科技进步、城市发展诸方面不仅毫不逊色，有时反而还“技高一筹”。

意味深长的是，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转向”，更由于国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迈进，人们从明清时期的中国又寻找到了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9]。鉴于工业文明是在改造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生态文明又是对高度膨胀的工业文明的反动[10]，所以，重新审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并从中汲取几千年来人类历史所积淀下来的生态智慧，应该是一个极富前途和诱惑力的研究课题，而且当前国内正在兴起的环境史研究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此处冒昧地作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有人愿意顺此思路扩散开来，我们的明清中国研究或许又可演变出一种应该叫做“生态经济萌芽”的更新的研究范式。

尽管明清中国只有一个，但是叠合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又如此的不同，而且还“与时俱进”。从不太起眼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近代化模式”，再到某种“超前”类型的“生态经济模式”，我们从同一个明清中国所看到的，恰好就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孕育着的各类社会经济形态。由于其时的江南，至少在十八世纪及其以前，一直是学界公认的中国乃至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故以上各种模式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一代表全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地区抽绎出来的，或者是以这一地区为中心而展开论证的。既然如此，如果把它归结为“江南道路”或“江南模式”，当无可置疑。鉴于当前在明清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范式”，主要是从吴承明先生所倡导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中生发出来的，而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国内的相关领域中迄今仍无与伦比，如果把它叫做“吴承明范式”，应是实至名归，毫不为过。至于李伯重的“早期工业化模式”，其与加州学派的关联或许更多一点，但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受到了吴老的影响和启发，而且其观察问题的视角毕竟也是中国式的。

二、貌合神离：美国加州学派与中国“发展论”的异同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无非是为了区别于时下的两种认识。其一是以周东华的书评为代表，即把吴老的现代化范式仅仅当作一种“新瓶装旧酒”的“资本主义萌芽新论”[11]。尽管就这些探讨的本身而言，其问题意识迄今未改，也就是说它始终要解决的无非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几代中国学人苦苦追寻和争论的同一个问题，而且确如周所说的，前者涉及的那些诸如“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新变迁，在早先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也是老生常谈的研究内容”，甚至李伯重本人更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对这一日渐消亡的“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的一种“挽救”[12]，但其研究问题的眼光、角度和方法毕竟已是大大的不同，因而其结果就不仅仅是一种对以往的“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化”，而实际所带来的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思维方式的更新[13]，或者叫格式塔转换。何况把资本主义这一幽灵从市场经济或现代化的机体中剥离开来，驱除出去，这一思想在国内理论界和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所引发的巨大的“解放效应”，可谓有目共睹。而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历史研究之中，自然也应看成是这一解放思潮的深化。所以问题的关键恰恰不是周所说的“瓶子里装的东西是否一样”，而是相反，即“瓶子的新旧”。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言，“他们（即指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都在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14]。

另一个需要藉此说明的问题就是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出现的上述新流派（这里姑且称之为“明清中国发展论”学派）与美国加州学派之间的关联。早先的萌芽研究，虽然其本身就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在中国学术研究上的典型表现，而且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中国学研究中出现的“近代中国早期”学派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毕竟自始至终都是几代中国学人“闭门造车”的结果，可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的本土学派。相形之下，当今的发展论者似乎全然打破了先前那种“内外有别”的界限，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中西融通、相互呼应的国际化趋势。其研究对象基本一致，研究方法亦了无区别，其研究目标也都在于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甚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所持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不同。相反，其学术对手也就是坚持 “停滞论”和“过密化论”的学者，尽管在其强劲的挑战面前，似乎也有不问国界的聚拢之势，但毕竟由于两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的理论分歧，而不大可能像发展论那样可以组合成步调一致的学术阵营。如果按照李伯重在讨论“汉学”的定义时提出的观点——即任何一个真正的学科领域，其特殊性“主要是在研究的方法与手段上，而非研究的具体对象上”[15]，那么，上述发展论者理所当然地都属于同一专门的学科领域。进而，鉴于这一标准极类似于库恩的有关范式的定义，我们似乎有理由把他们统统归之于同一个学派。

然而可以想象，这样的论断于内外两方学者而言恐怕都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这不仅在于我们无法给它一个确切的名称——因为无论是“加州学派”，还是“吴承明范式”，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国别色彩，更在于这样一种做法显然忽略了内外学者之间潜在的某种本质差异。毫无疑问，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其有关中国部分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论述主要倚赖的就是国内发展论者如吴承明、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16]，但是其最终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抹平十八世纪以前中英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甚至高估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以至进一步凸显中国市场机制的高度成熟和生态策略的相对成功，更重要的却是藉此建构同时期英国的所谓“制度性障碍”，进而说明这一“落后的好处”，并把它当作工业革命这一“欧洲奇迹”之所以诞生的两大秘钥之一，而中国则因为享尽了区域内部的专业化与分工、劳动生产率、市场体制、生态保护以及生活水平等各方面的优势而难以自拔，结果是“多么迅速的关闭了可能会使任何地方的经济生活和人均资源利用出现更为彻底的变革的生态窗口”[17]。巨蟒终究是巨蟒，它怎么也不会自动蜕变成一条飞龙，至多也只是走上了一条“不是简单模仿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没有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没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18]。这与其强烈批判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和“过密化”等理论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加州学派之更宏大的目标，是把中国这一树木放到世界经济体系这一“全球树林”之中，以期考察悠悠五千年“世界体系”的周期循环规律，也就是说，他们之强调“欧洲奇迹”或“西方的兴起”的偶然性，为的却是建立一个“多样性统一”的“世界体系”的必然王国。相反，国内的大部分发展论者几乎无例外地借重加州学派大力弘扬的“斯密型成长”概念，有的还欣然接受弗兰克的“中央之国”的说法，但其主旨却不是像加州学派那样以之切断明清中国之自发地通向近代化、工业化的坦途，而是要破除所谓“传统”与“近代”的界限，接续出一条绵延四五百年的中国独特的近代化的谱系，亦即试图寻找一条与西方平行的近代化模式。在这里，欧洲大陆经济最发达的那一端的偶然性是服务于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的。于是，又引申出两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同的态度。作为西方学者，其对“欧洲中心论”神话的解构是与对他们自身所处之文明特别是现代性文明的深刻反思与激烈批判分不开的，而中国的发展论者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抵制，却是在“重新发现东方”的同时热情地拥抱前者眼里的现代化的“妖魔”。两者表面上的相似，遮蔽了各自的历史认识论的差异。他们在明清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明清江南这一特殊的时空点上交叠之后，又各自分道扬镳。而这种差异之形成，关键恐怕就在于两者所处国别的文化背景之差异。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虽然说学术没有国界，但是诚如李伯重所言，我们在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融入世界”的同时，不能忘了“我们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方面作出比其他人更重要的成果，成为这个学科发展的主力”[19]。就此而论，国内学者之间，无论他们在学术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他们之“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我们可以抛弃“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我们也可以对让人爱恨交加的现代性人言人殊，但无论如何也割舍不掉的应是我们心中的“中国情结”或“中国本位”，当然这也绝不是什么“中国中心主义”。弗兰克说，世界的统一性是与文化的多样性互为表里的。学术的发展也不例外。

限于目前的学识和智慧，让我们还是回到为弗兰克所鄙夷的对树木的研究上来，因为毕竟是在明清中国史这一特殊的领域，国内的“现代化范式”与加州学派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其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致其各自对立的理论模式也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程度不等的调整，亦即被纳入到近代化理论的框架之中。尽管不少停滞论者仍“自信具有难以驳倒的事实根据”[20]，但是用以分析问题的理论方法与概念体系与对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与“近代早期中国论”相对立的“传统中国论”在美国中国学界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话，它却在中国的学术界扎下了根，虽然现在看来它还不很牢固。也就是说，早先的与“资本主义萌芽模式”相对的“封建主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经历了一个“去封建主义”的过程而被改造成“传统中国论”(亦云“前近代中国社会”)了，后两者在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经济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上曾经水火不容[21]。“封建主义论” 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同归于尽，以及“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其进一步的演化形式即“明清中国现代化论”）双双向中国的位移，事实上反映了整个中国经济史学界更深层次的规范意识的转移，这就是张家炎所概括的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22]。在这里，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借用张家炎的说法，就是阶级驱动理论让位于市场驱动理论，曾经是受尽压迫与剥削而被逼揭竿而起的农民，或者都变成了是受利润驱使、想尽办法挣钱的理性投资者，或者处于某种失语状态而很少被人提及，或者被当成纯粹的意识形态的生产物而被解构掉了。至于将早先的国内“封建主义论”和国外的“传统中国论”区别开来的人口压力理论，也在一片质疑声中而在当今的一部分停滞论者和几乎所有的发展论者的研究视野里消失了。纸上的符号依然故我，只是初看上去它像一只鸟，而现在换了一个角度，它就变成了一只羚羊或其他什么动物了。这才是库恩所说的真正的范式转换[23]。

三、 “生态转向”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新范式

不过，根据库恩的原意，一个新范式战胜旧范式的过程，“远不是一个累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在其转变期间，“新旧范式所能解决的问题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叠”[24]。由此，国内一些学者如杨念群提出的所谓“范式转换”的“彻底性要求”，即新范式一方面必须证明旧范式的彻底无效，一方面又必须“完全容纳旧有模式的各种解释前提”[25]，看来是一种误读。正由于范式转换是一种革命性的过程，而非渐进性的积累，所以，一个新确立的范式在以自己的标准提供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时，同时也意味着“丧失了一些可以问的问题，而且也失去了已得到的他们的解答”。在科学的演进中，新知识所取代的往往并非是“无知”，而是“与之不相容的另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就其适用范围而言并不失其准确性。那种认为“在发展中前后相继的理论会逐渐逼近真理”的想法，在库恩看来“原则上是虚幻的”。而且随着现实需要的变化和人类认识的发展，往往又会出现向旧范式的“类似的回归”，就如改进了牛顿力学的爱因斯坦力学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接近程度，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要大于其与改进了亚里士多德理论的牛顿力学的接近程度[26]。显然这并非简单的回归或复旧，而是类似于“否定之否定”的新陈代谢的辨证运动过程。此外，这种革命“常会使共同体的专业关注范围变狭窄，使它的专门化程度增加”，结果使科学“一定会向深度发展，但却不一定会在广度方面有所拓展”，后一方面的拓展，“主要是表现在科学专业的激增上，而不是表现在任何一个专业关注范围的扩大上”[27]。于是，不同范式的相继转换所带来的整个科学向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使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致”，尽管不大可能“越来越逼近真理”[28]。

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库恩的范式理论，当然不只是为其正名，而是要表明这样一个态度：如果连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那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我们在改宗一种新范式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所谓的旧范式或竞争性范式，而非断然宣布它们的“不成立”、“不适用”或已经过时了？我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地放大我们的学术胸襟，以更加包容的态度，认真对待由各类模式所各自观照到明清中国印象，然后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多元而统一的解释模式，从而完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格式塔转换？这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理论创新过程，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国内外社会科学理论的演进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思想资源和极其难得的社会机遇。

即以“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而论，如果我们在抛弃这一理论模式的同时，连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也一概冠以“唯生产关系论”的名目而弃之如敝屣，恐怕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诚然，我们曾经千百度搜寻的这一生产关系最终并未能成长为一棵大树，我们后来又越过了这一“卡夫丁峡谷”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代表我们过去的社会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不代表我们现在已消灭了这种生产关系。正如厉以宁所说：“在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的区域范围内，则可以存在不同的经济关系，正如封建主义社会中可以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私人经营的手工工场），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有封建经济关系（如封建的租佃关系一样）。”[29]而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可以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甚至还会残留着“封建经济关系”。事实上，我们曾经因为消灭这种生产关系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也因为容忍或促进这种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壮大而造就了今天的繁荣。但是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长期以来对此问题的讳莫如深，今天的繁荣也孕育着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的鸿沟。这固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与壮大，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源，但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所伴随着的巨大的社会危机应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历史教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少学者呼吁在花大力气研究市场经济的同时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没有道理的[30]。当然这样的研究已经无法再返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了，而是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新的学术意境中来。在这里，我们所继承的与其说是往昔的结论，而不如说是往昔的研究方法内在的社会公正立场及其所蕴涵着的理论洞察力。这应是一种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何况判断某种理论的学术价值或新旧，也不完全在于其对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做出了“成功回答”。今天的成功回答，到了明天就可能被当成一种谬误。而一个个理论模式变成“谬误”的过程，正是学术生命弥久常青的活力所在。事实上在国际学术界，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能够将英国原生的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的起源弄得明明白白，有人甚至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本身的存在也表示怀疑，但这又何曾妨碍那么多的思想巨匠对它的浓厚兴趣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仍影响着乃至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的诸多宏大的理论体系，其建构过程似乎很少与这一问题没有瓜葛。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等各类模式所围绕着的核心问题展开的争论，同样也是如此。或许，在当前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重提旧话不免显得有些过时，而且无聊，但又未尝不是学术前进的强大动力。可以相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围绕着近代化道路这一轴心而形成的学术生态，在未来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恐怕都不会像李伯重先生曾经担心的那样“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前景”，以至“不战而亡”。我们从哪里来，就如同我们向何处去，无论何时何地，都将是人类无法摆脱的重大理论话题。因为它的活力就在于它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纷杂与歧异。活力之所在，即魅力之所在。李的研究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人口压力理论”因为受到被妖魔化的“马尔萨斯形象”的影响而在中国学术界遭遇了更加微妙而复杂的命运。当支配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封建主义论的阶级分析方法在理论界确立其教条主义的霸权地位时，这种最具本土学术意识同时兼有洋包装的理论遭到了举国上下的集体大批判。然而当阶级分析方法因为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社会浩劫逐渐被理论界淡忘之时，这一曾经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的理论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以致有的学者把这一过程称之为“重返马尔萨斯”[31]。有意思的是，当奠基于人口压力理论基础上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国人口逐步进入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的新阶段之际，许多学者又要像告别阶级分析方法那样“告别马尔萨斯”了，曾经让清朝几代皇帝和士绅们大伤脑筋的人口压力问题，也被许多学者当作一种神话而从明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社会中清除出去了。然而问题是，即便我们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和阶级冲突的悲剧而逐步建立其一个公正平等、健康富裕、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我们曾经拥有的人口压力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难道不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思想源头吗？

如前所述，当前人类的观念意识乃至人类社会本身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态转向”的大势，建设一个新的生态文明社会也成为21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导致这种“生态转向”和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理论基础无疑就是生态科学，即一门综合了其他人文、自然科学而被称之为终极科学的科学。质言之，也只有这样的科学，才具有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同时又兼备海纳百川的胸襟，对人类历史上可能存在的一切智慧形式抱持高度尊重的态度。作为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环境史学或者生态史学，何尝又不是如此。诚如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所言，“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32]。就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明清中国经济形态这一研究对象而言，我们引入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并非只是从中切出一块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然后再去寻找某种超前的生态思想或生态实践，或者从阶级驱动、市场驱动等理论之外再叠加上一个新的环境驱动理论，而是更进一步地以这样一种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观察一切社会经济事像的视界，通过探索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各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的过程来把握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33]。在我看来，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就如同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一样，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格式塔式的结构转换过程，而非渐进性的积累过程；是凤凰涅槃，而非蛇蟒蜕变。

迄今为止，在这一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要算目前似乎争执不下的黄宗智的过密化学说和彭慕兰的“大分叉”（亦译“大分流”）理论。前者自1986年问世距今差不多快20年了，但由于其所挑战的四大理论模式之一就是当前的“加州学派”的前身即近代早期学派，而国内的传统与现代之争又与这一学派及其对立面的位移有关，因而总体是来说并未显得过时，也不像彭慕兰所说的“完全处于守势地位”[34]。它之成为近代发展论者集中批判的对象就是其内在活力的表征。而后者因其考察的对象包括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在内的整个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生态系统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其气度不可不谓之恢弘。然而由于彭过于强烈地排除了社会所有制关系和人口压力对明清中国经济的作用，结果使他的生态分析方法最终变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奴仆和工具。他所提出的中西比较的新标准，即吴老所总结的“看谁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或“自由市场原则” [35]，也因其内在的逻辑局限而挖掉了自己的理论墙角，并给过密化理论楔进了一块坚固的基石[36]。

过密化理论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因各方面的批评和相互争鸣而愈益彰显。例如在关于人口行为中生育模式的死亡驱动机制即“现实性抑制”的论述，关于明清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以及关于斯密型动力、要素市场自由度与所谓市场经济的联系等关键性问题上，都存在不少难以圆通之处或失误。但这种失误或疏漏相信可以通过更加细致和艰苦的论证得到进一步完善。例如黄、李（李中清、李伯重）之间关于生育模式的争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小农生育意识的概念，这样既符合黄所提出的生存伦理的概念而不给人以“近代优越论”的印象，又可避免一种超历史主义的态度，即把小农生育理性与近代生育理性混为一谈。再如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问题，黄与彭、李（伯重）之间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小农经营的微观的生产过程，特别强调其产品的数量，因而相对忽视了对产值的计算[37]。事实上，一旦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从外在于生产过程的宏观的市场交换行为入手，结合市场价格的长期变动趋势，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勾勒出明清江南劳动生产率的边际递减趋势。既然小农家庭的生产物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都要投入市场，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就必然要受市场交换规律的制约，从而形成价格的波动和下降，最终也就会影响到产值的大小。其在产量上的增长通常表现为产值的报酬递减。再如关于斯密型动力的问题，李伯重之关于“专业化与分工”的重新界定，其实模糊了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差别，既与斯密的原意大不相符，也造成了实际研究中的叙述混乱，因而不免矛盾重重，其结果与他们在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上一样，抹平了中英两国在社会分工方面的巨大差异，人为地扩大了两者的相似性。罗伯特·布伦纳和艾仁民在反驳彭的长文中虽然坚持认为斯密型增长是区别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准之一，却又使用了从斯密模式中抽象出来的“经济人”概念来分析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的市场行为，也未曾清晰地揭示人口增长与小农家庭生产多样化之间的内在机制，所以尚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在这里，重新阐释吴承明先生早年提出的“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并把它与生态环境的单一化趋势结合起来，同时像林刚先生建议的那样进一步发掘分工与不分工市场的相互关系，或许是摆脱目前之理论困境的最佳途径。如此等等。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过密化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黄从吉尔茨那里借用过来的，似乎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辨别黄的理论来源，则不难看出它与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乡村社会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甚至黄最初设想的去过密化路径，也是费孝通模式的再版。进而言之，要是我们把黄用于论证自己观点的明清江南方志资料当作一种学术观点来看待的话，也就是把它们还原为时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那么，我们大约就可以发现一种叫做“过密化理论萌芽”的东西了。甚而至于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韩非子《五蠹篇》中，也能找到某种近似的表述，即“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论证的话题，但至少表明我们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对于所谓的老旧的理论，似不应轻言放弃，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因此而抽掉了我们的学术进一步成长的阶梯。

本文系2004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的“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三次研讨会讨论稿，此次发表时略有删改。

(本文作者：夏明方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