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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有的近代史著作对此都有大体相同的描述，并赋予了许多意义。
然而，各种论著对于“公车上书”的描述，所使用的最基本的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其记述为：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两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麦孟华)书之，并日缮写，(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先是公车联章，孙毓汶已忌之，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闽人编修黄□曾，孙之心腹也，初六七日连日大集，初七夕，黄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孙毓汶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诬奏海啸，垒械弃毁，北洋无以为备。孙毓汶与李联英内外恐吓，是日翁常熟(翁同龢)入朝房，犹力争勿用宝，电日相伊藤博文展期五日。孙谓：“若尔，日人必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实不敢也。”常熟厉声责之曰：“我亦岂不知爱身家，其如国事何?”孙知不能强，乃使李联英请之太后，迫令皇上画押，于是大事去矣。①
另外还有一些史料，但引用并不如此篇那么普遍。从康有为以上的说法来看，已经是相当的完整。其对整个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结局的描写，栩栩如生，兼之本人即为当事人，后人喜爱引用他的说法，并信之为确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早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质疑的是黄彰健先生。他于1970年出版《戊戌变法史研究》，其中《论今传康戊戌以前各次上书是否与当时递呈原件内容相合》一文，以相当大的篇幅论及此事。他运用《公车上书记》、《四上书记》，认为康有为原定是四月初七日至初九日“大集”，四月初十日至都察院上书，由于条约已于初八日被批准，所以上书一事“议竟中寝”：他引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闻尘偶记》，认定当时并无阻挠上书的行动：他还提出了两点质疑：其一、“公车上书”的内容，签名者是否都看过，有无假借他人名义的情事?其二、松筠庵的谏草堂能否容下一千二百人?①
孔祥吉先生于1988年发表《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与黄彰健的结论大体一致。该书第二章第二节专论“公车上书”。他引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证明了当时并无阻碍上书的政治背景，官员举子上书的途径十分通畅。他还认定康有为所称的“闽人编修黄□曾”即是翰林院编修黄曾源。②
汪叔子、王凡两先生于1987年、1990年发表《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两文，辩驳更为深入。③他们提出了康氏上书的人数是不确切的，康有为及其党人前后有着不同的说法，渐次增加。康有为及其党人对上书过程的许多细节进行了修改，如集会的时间，改“知单”为签名，改“拒递”为“拒收”。他们还指出，《公车上书记》是康党为了自我宣传而刊行的印本，其销售数量“数万部”，是一个不可靠的数字。
从考证的意义上来评判，黄、孔、汪、王诸先生的论著，材料完备，已是基本驳回了康有为的说法。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采用。①此期出版的相关论著，大多继续沿用前引康有为的说法，并在某些方面更加放大了“公车上书”的意义。
如果说，黄、孔、汪、王诸先生的论著，有着印量、图书馆收藏等问题，学人们多有不便而未细查的话，那么，姜鸣先生1996年发表的《被调整的目光》，是一部甚有影响的历史散文集。其中的一篇为《莫谈时事论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指出当时反对和约的，主要是官员，而举人们的上书也未受到阻碍：而康有为写此上书的目的，很可能一开始就准备在上海发表，由此而制造一个大骗局。姜鸣先生的看法被许多普通人接受，然其历史散文的写法却不为历史学界所采信。
1999年7月，《光明日报·读书周刊》根据姜鸣的文章，发表《真有一次“公车上书”吗》，引起了众多议论。汤志均先生应该刊的邀请，专门写了反驳文章《公车上书答客问》。他引用了《汪康年师友书札》、天津《直报》等材料，认为当时确有“公车上书”之事。
1999年姜、汤两先生的交锋，应当说引起了很多的关注，然双方都没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2001年，汤先生决定出版《戊戌变法史》(修订本)，其在“增订题记”中称言：“更有人说‘公车上书’是‘一场大骗局’，使我感到不能再把增订好的《戊戌变法史》不以‘示人’了，从而重加检查，送交出版。”该书对于“公车上书”，继续沿用其初版本的意见：“康有为这一次上书，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拒绝接受”。①与此同时，姜先生也再版旧作，坚持自己的看法。②
2000年，蔡乐苏、张勇、王宪明出版《戊戌变法史述论稿》，当属近期戊戌变法史研究的重大成果。该书在“公车上书”的描述上，依旧使用了康有为的说法。③2001年，刘高先生出版《北京戊戌变法史》，并不完全采用康有为的说法，只是称“在主和派的干扰下夭折了”④。由此，欧阳跃峰先生于2002年再发短论《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其基本要点可参见汪、孔诸先生之说，并增加了他本人的分析。⑤尽管欧阳先生使用了眩目的“神话”一词，但似乎并没有引来较多目光。
以上学术史的描述，旨在说明：黄、孔、汪、王、姜、欧阳诸先生分别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乃至最近，对康有为的说法先后予以反驳，虽然也引起了一些关注，但似未被普遍接受。姜先生的文章由于其文体生动立论险峻，还引起了反驳：黄、孔、汪、王诸先生的情况好象要更惨一些，几乎是不闻回声。我个人是同意黄、孔、汪、王、姜、欧阳诸先生的观点的，也奇怪他们的论点为何如此“曲高和寡”?我对此再三思索，私自得出的结论为：第一、诸位研究先进的论点，从考证的角度来看，已是完成，但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还绝非完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与其他结论并存的，并无惟一性的特点。第二、黄、孔两先生只是在其大作中旁论及此，并非专论。汪、王两先生的论文甚为用功用力，并能运用《申报》广告等新史料，但仍透出一分意气：虽在许多分析上开了很好的头，似未最终完成。姜先生的散文虽是精心耕作，但议论过重，材料也没有注明出处。欧阳先生的短论仅有论点的声扬，未有新史料的铺张。第三、诸位先生的观点虽相近相同，但他们似乎只是个人的单挑独斗，并没有运用学术史的方法进行串联，以能显示其共同的关注。第四、“公车上书”是针对高层决策的政治活动，诸位先生没有进入到当时的决策中心，来反观康有为等人的活动，这使得他们的思路是顺着康有为走，而没有完全跳出康的窠臼，其研究也只是平面的，没有参照物。尽管人们可以指责当今的学人们写书为文多不细核已刊论著，只是一味传抄，但正因为学界此病，使我对诸位研究先进有以上吹毛求疵之指责。也因为如此，我以为，在“公车上书”的命题下似还有继续前行的空间，特作此补证，以为续貂之狗尾。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叙述的完整性，使读者在阅读时不至于过多的中断，有些研究先进已经用过的材料，本文还需再度引用，但我会注明最先引用者：有些研究先进说过的论点，本文还需继续展开，但我也会说明最初的发明者。这么做当然也是为了可以更方便地显示从黄先生开始至今40多年的学术史。
最后，我还需说明，由于本文将大量引用档案，为行文方便，故使用中国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历。
二、档案文献的再次检视
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先生的论述中，最重要的论点是当时都察院并无阻碍举人上书的举动。他们使用的方法可谓雄辩，即指出当时许多人上奏反对和约，都察院也代奏了许多应试举人的条陈。孔先生的论著引用了军机处《随手档》，汪、王两先生的论文也提及“俱有故宫档案可稽”。为了验证他们的说法，我将相关的档案文献再次检视了一遍。
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到达日本马关后，反对议和的奏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下根据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将此一时期与议和、条约相关的上奏、代奏及电奏的情况，以收到时间为序，逐日地予以说明：
二月二十七日，四品衔户科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奏：《李鸿章父子在日拥有资本、条约请交王、大臣等公议折》。当日呈慈禧太后。
二月二十九日，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电：“闻倭要挟太甚请英俄相助。”①该电次日递光绪帝、慈禧太后。
三月初一日(3月26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奏：《和约难成请速定大计以抒天下之愤折》、《破除成见共习武事一年必有成效片》。当日呈慈禧太后。
三月初五日，国子监司业瑞洵奏：《敌情贪狡亟宜妥筹战守折》。当日呈慈禧太后。
三月十二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奏：《倭专攻台请饬使臣据理争论折》、《倭人条款不可轻许片》。当日呈慈禧太后。
三月十四日，掌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奏：《台湾必不可弃请电饬全权大臣折》，另有三片。当日呈慈禧太后。
三月十七日，翰林院代奏：《编修冯煦条陈时务》①、《编修冯煦条陈可虑事务片》。二十七日呈慈禧太后。②
三月二十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③该电次日递光绪帝、慈禧太后。
三月二十一日，翰林院代奏：《编修丁立钧、华辉、沈曾桐、黄绍第、检讨阎志廉条陈》。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奏：《倭人要款太甚万难允许折》，另有三片。以上折片当日送慈禧太后。
三月二十二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电：“和约后患不堪战而不胜尚可撑持。”该电次日递光绪帝、慈禧太后。
吏科给事中褚成博奏：《割地议和倭索过巨折》，另有一片。三品顶戴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奏：《和约要挟已甚请回宸断折》。褚、王折片当日呈慈禧太后，次日发下。
三月二十三日，四品衔户科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奏：《倭虏要挟请饬李鸿章回京专筹战备折》。当日呈慈禧太后，次日发下。
三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断不允割地请决意主战。”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工部主事统领全台义勇邱逢甲誓死守御台湾呈》。次日递光绪帝、慈禧太后。
三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侍讲学士秦绶章、四品衔詹事府左庶子戴鸿慈、右庶子陈兆文奏：《倭人要挟过甚请饬更正缓议折》(此四人皆是日讲起居注官)。当日送慈禧太后。三月二十七日，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和约后患不堪请令王、大臣会议补救并速向英、俄、德诸国订立密约。”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
三月二十八日，福州将军庆裕、闽浙总督边宝泉电：“请速罢和议交各国驻京公使秉公剖断。”当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
三月二十九日，翰林院代奏：《编修李桂林等条陈》(有翰林院编修、修撰、检讨、庶吉士共83人)、《编修张鸿翊条陈》、《张鸿翊谨拟御寇急需片》。南书房行走陆润庠、吴树梅、陆宝忠、张百熙奏：《请宣示和议条款折》。礼科掌印给事中丁立瀛、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庞鸿书奏：《和议未可轻允请饬廷臣集议折》。上书房行走张仁黻、曹鸿勋、高赓恩奏：《和议要挟难堪请饬廷臣会议折》。京畿道监察御史刘心源奏：《汉奸把持和约要挟太甚切勿遽允折》、《和议难成请筹战事片》。掌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奏：《事势危急宜亟改图折》、《闻西使请勿准和约片》。福建道监察御史裴维奏：《请勿轻议割地折》。以上折片用封套存堂，次日发下，送恭亲王，恭亲王送回后于四月初一日呈慈禧太后，初六日由慈禧太后发下。
三月三十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奏：《和议条款须斟酌折》。郡王衔贝勒、领侍卫内大臣载濂、贝勒载澍、载润、贝勒衔贝子奕谟、溥伦、镇国公载泽、辅国公溥侗奏：《条约难行请饬廷臣会议折》。①以上折片当日送恭亲王，恭亲王送回后于四月初一日呈慈禧太后，初六日由慈禧太后发下。
四月初一日(4月25日)，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电：“兵非久练不足深恃。”该电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内阁代奏：《侍读奎华等条陈》(有内阁侍读、中书共155人)。翰林院代奏：《编修吕佩芬、吴同甲条陈》。户部右侍郎陈学奏：《和约已成请谕示中外折》。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冯文蔚、翰林院侍讲樊恭煦奏：《和约要挟太甚万难曲从折》。四品衔户科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奏：《请力黜和议折》、《敬恳圣明独断片》。以上电报及折片当日呈慈禧太后，初六日发下。
四月初二日，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和约万分无理请乞援强国。”河南巡抚刘树堂电：“和议要求过甚只可出战。”以上两电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理藩院右侍郎宗室会章奏：《和议将成请饬廷臣会议折》、《请旨询问诸将战事有无把握片》。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奏：《请宣示和议以释众疑折》。河南道监察御史宋承庠奏：《请更改草约折》、《请约英、法诸国援助片》。以上折片当日呈慈禧太后。
四月初三日，署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电：“和约万难允从请皇上皇太后西幸西安。”广东巡抚马丕瑶电：“和约难允请联泰西。”以上两电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督办军务处代奏：《詹事府左赞善贻谷等沥陈和倭利害条陈》(共有官员26人举人27人)。翰林院代奏：《编修王荣商请勿和力战条陈》、《编修杨天霖请暂缓批准和约条陈》、《编修黄曾源请权利害以维全局条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詹事府左庶子戴鸿慈奏：《和约难就战事尤当预防折》、《李翰章、刘秉璋应早交卸片》、《都察院代奏公呈迟延请教责片》。①浙江道监察御史易俊奏：《条约必不可允折》。以上折片当日呈慈禧太后，初九日由慈禧太后发下。
四月初四日，江西巡抚德馨电：“倭事密商英俄借兵襄助。”该电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镇国公载泽奏：《和约难行并请召见折》。辅国公溥侗奏：《敬陈听言之要折》。②国子监代奏：《学正学录刘钜请必派重臣另议条约条陈》、《南北学肄业生曾炳等请罢和议条陈》(共有肄业生25人)。国子监祭酒萨廉、陆润庠、司业瑞洵、多欢、吴树梅奏：《使臣昏耄误受敌欺恳请宸断折》，另有一片。都察院代奏：《吏部主事鲍心增等陈逆臣李经方叛父卖国请乾纲速断条陈》(有吏、礼、兵、刑、工部司官12人)、《工部主事喻兆蕃、内阁中书杨锐、刑部主事吴思让、吏部主事洪嘉与、户部主事吕道象为烛奸防患条陈》、《台湾京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为弃地畀敌泣呈效死条陈》。以上折片当日呈慈禧太后。
四月初五日，浙江道监察御史李念兹奏：《和议有可成之机设法维持折》，另有一片。当日呈慈禧太后。
四月初六日，广西巡抚张联桂电：“要盟难许坚持定见以战布告天下。”该电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总理衙门代奏：《章京舒文等条陈》。③翰林院代奏：《编修杨天霖条陈》、《编修黎荣翰等条陈》(有翰林院编修、检讨共11人)。都察院代奏：《文俊铎等湖南举人、生员条陈》(57人)、《谭绍裳等湖南举人条陈》(21人)、《春生等奉天举人、生员条陈》(20人)、《林朝圻等四川举人条陈》(11人)、《梁启超等广东举人条陈》(80人)、《任锡纯等湖南、江西举人条陈》(43人)、《江苏教职顾敦彝等条陈》(有江苏、山东、湖北、江西教职、举人共14人)。内阁侍读学士贵贤奏：《和议贻害无穷须集议挽回折》。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奏：《请饬臣工会议以全和局折》、《和约有违公法之语入会议旨内片》。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奏：《和议要挟不堪请力辟邪说折》。以上折片当日呈慈禧太后，二十二日发下。
四月初七日，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请速与英、德、俄商办襄助。”福州将军庆裕、闽浙总督边宝泉电：“辽东台湾万不可弃。”以上两电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山东巡抚李秉衡奏：《和议要挟过甚万难曲从折》、《李经方阴鸷险狠请勿假以事权片》。吏部代奏：《郎中延熙等条陈》(有吏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共32人)、《吏部候补主事王荣先、洪嘉与、鲍心增条陈》。都察院代奏：《吉林京官总理衙门章京礼部候补郎中文瑞、工部员外郎魏晋桢条陈》、《福建京官礼部郎中黄谋烈等条陈》(共有六部、内阁、翰林院、光禄寺、国子监、侍卫处官员63人另举人88人)、《葛明远等贵州举人条陈》(110人)、《陈景华等广东举人条陈》(289人)、《程维清等江西举人条陈》(121人)、《邹戴尧等广西举人条陈》(115人)。左都御史裕德、左副都御史寿昌、署左副都御史沈恩嘉奏：《敬献刍荛折》。三品顶带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奏：《倭人势难持久情形折》。湖广道监察御史陈璧奏：《台地碍难畀敌折》。以上折片当日呈慈禧太后，十三日发下。
四月初八日(5月2日)，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电：“和约十不可允。”该电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都察院代奏：《湖南岳州平江县三品衔选用道李兴汉条陈》、《二品顶带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条陈》、《内阁中书陈嘉铭等条陈》(有内阁、翰林院、六部等衙门官员43人)、《吏部主事洪嘉与、工部主事喻兆蕃、吏部主事鲍心增条陈》、《礼部学习主事罗凤华、兵部学习主事何藻翔条陈》、《广西京官翰林院编修李骥年等条陈》(有翰林院、六部、内阁等衙门官员24人)、《福建京官兵部主事方家澍、侯官县举人陈衍、闽县举人卓考复、侯官县举人林旭、刘蕲、闽县举人叶大华条陈》、《湖北举人国子监候补学正学录黄赞枢等条陈》(有学正学录、教谕、训导、举人等36人)、《汪曾武等江南举人条陈》(53人)、《王氵贺等河南举人条陈》(14人)、《钱汝虔等浙江举人条陈》(37人)、《查双绥等顺天举人条陈》(18人)、《周彤桂等山东举人条陈》(120人)、《刘彝等四川举人条陈》(26人)、《王昌麟等四川举人条陈》(20人)。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奏：《和议势难牵就宜分筹战守折》、《请布告各国联络结交速立密约借助友邦片》、《李鸿章辜恩负国请饬廷臣会议罪状折》。詹事府右庶子陈兆文奏：《和约垂成宜防后患请先将失事大臣特旨内召俾免牵制折》。四品衔户科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奏：《祖制不可轻违和议宜斥罢以免受敌欺而贻后患折》、《请饬沿海各督抚自行筹款购械以备攻剿片》，另片一件。以上折片初十日呈慈禧太后。
四月初九日，督办军务处代奏：《顺天绅士兵部主事朱济等条陈》(有六部、内阁、翰林院、詹事府官员50人另举人4人生员2人)。户部代奏：《学习主事刘寅浚条陈》、《候补主事邓福初条陈》。都察院代奏：《二品顶带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选道易顺鼎条陈》两件，《记名简放副都统宁夏驻防奇克伸布、前四川三台县知县陕西三原县杨子文、陕西三原县举人孙炳麟、正白旗汉军蓝翎侍卫宋春华、觉罗教习三原县举人陈名扬条陈》、《户部笔帖式世袭云骑尉翻译举人西安驻防裕端、河工保举巡检陕西蒲城县附生封鉴圻条陈》、《常曜宇等山西举人条陈》(61人)、《步翔藻等河南举人条陈》(62人)、《河南举人王崇光条陈》、《河南举人南阳府邓州张之锐、南阳县张聘三、桐柏县贺普霖、邓州赵三奇、唐县候选教谕李兰馥条陈》、《四川举人林朝圻、林朝泽条陈》、《四川举人罗智杰、戴协中、蒲秉坤、罗意辰条陈》。国子监代奏：《助教朱瀛等条陈》(有国子监官员10人)。内阁学士宗室祥霖奏：《条约断难曲从请饬会议以挽危局》。国子监祭酒萨廉奏：《立意主战明黜和议三策折》。国子监司业瑞洵奏：《请派大臣赴欧美密订密约救目前之急折》。以上折片十一日呈慈禧太后，二十三日由慈禧太后发下。
四月初十日，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边宝泉、署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江西巡抚德馨、山东巡抚李秉衡、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广西巡抚张联桂电：“请各国与日本商量展限数旬和议详加斟酌。”该电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恩泽、前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钦差大臣暂留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定安、盛京副都统济禄、吉林副都统沙克都林扎布、宁古塔副都统富尔丹、奉天府丞兼学政李培元电：“倭人无理要挟奉省尚可力战。”盛京将军裕禄电：“代奏辽东绅民房毓琛等联名禀呈不愿置为化外。”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电：“可战方略十项。”以上三电十二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总统皖军福建陆路提督程文炳奏：《和议万难曲从折》。四品衔户科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奏：《请罢和主战折》、《请乾纲独断誓勿言和片》。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恩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榕、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掌湖广道监察御史如格、湖广道监察御史富通阿奏：《和款尚未定议防御宜筹折》。江南道监察御史管廷献奏：《和款不可轻许折》。以上折片当日呈慈禧太后。
四月十一日，前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变通和约绝觊固本折》。都察院代奏：《奉恩将军宗室增杰等条陈》(有内务府、宗人府等衙门官员、候补官员13人另举人6人生员2人)、《内阁中书王宝田、翰林院编修柯劭、户部主事李经野、户部主事贾鸿宾、刑部主事郑杲条陈》、《刑部主事徐鸿泰等条陈》(有六部、大理寺等衙门司官28人)、《记堪诰等直隶举人条陈》(45人)、《赵若焱等河南举人条陈》(21人)、《江西举人罗济美条陈》、《张等陕西举人条陈》(81人)。南书房翰林张百熙奏：《和议要挟过甚不可轻许仍须亟筹战备折》、《联络俄、法、英、德诸国令其各出师船片》、《风闻和约业已批准仍冀挽回万一片》。掌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奏：《海溢所以助年不宜因此消沮遽允和款折》、《海溢情形张皇入告请饬陈宝箴查复片》、《太后从未割地请将和约交太后审议片》。①浙江道御史李念兹奏：《疆臣枢臣不足与谋吁恳宸衷独断罢斥前议折》、《王文韶报海溢请饬刘坤一驰往该处认真查看片》。②以上折片，除依克唐阿折外，皆于当日呈慈禧太后。
四月十二日，钦差大臣刘坤一电：“展期换约观衅而动。”该电次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翰林院代奏：《编修杨天霖条陈》。督办军务处代奏：《尚书衔总统甘军新疆提督董福祥条陈》。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奏：《三国电报不复和议可危直陈所见折》。以上奏折当日呈慈禧太后。
四月十三日，理藩院尚书启秀奏：《请缓发约书折》。该折当日送慈禧太后。四月十四日(5月8日)，钦差大臣刘坤一电：“请予俄、德、法土地款项以为我击倭。”陕甘总督杨昌浚电：“和约侵损太甚请从长计议。”护理陕西巡抚布政使张汝梅电：“请速停和议严备战守。”以上三电次日递光绪帝、慈禧太后。陕西巡抚鹿传霖奏：《直抒管见但备采择折》。该折未呈慈禧太后。
四月十五日，署山西巡抚胡聘之电：“请另议和约速筹战守。”①该电十七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
都察院代奏：《江西举人罗济美条陈》、《张成濂等云南举人条陈》(62人)。以上条陈当日呈慈禧太后。四月十七日，三品顶戴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奏：《辽台有克复之机请饬枢、译各臣极力挽回折》。当日呈慈禧太后。四月二十一日，广东巡抚马丕瑶奏：《强寇要盟权奸挟制民心不服折》、《联英、法、俄三国片》。该折片未呈慈禧太后。
从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到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②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的电报最多，一日数电，意思也大体相同，因此我在上面仅录两电，其余各电也未记入统计数字。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从档案文献中，可以听到这支人数极其庞大的队伍的行进声音。为了行文及排版的方便，以上我将联名上奏、上书者，凡9人以下直接列名，10人以上另编名录，作为附录。读者可以从附录中看到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
尽管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军机处的各类档册中进行文件数量的统计，但我吃惊地发现，相关文件的内容，绝大多数却已经发表。1932年故宫博物院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甲午战争》第3册，都是专业人员精编的档案资料集。他们工作态度相当敬业，以齐全为编辑主旨，且编排上大体以收到日期为序，查起来很方便。由于这两部书今日并不难得，也没有必要一一注明其出处。我仅将以上两书尚未收入的档案文献，注明其档号或其他发表的书册。还需说明的是，上述档案文献只有两折两片现还未能捡出，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数字。
档案文献的再次检视，使我得出了两点看法：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由此再观姜鸣先生的文章，其称：
揆诸档案，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外省官员以封疆大吏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大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57人次：没有奏事权的低级官员达575人次之多。显然，各级官员才是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
数字虽不准确，但姜先生得出的结论却是准确无误的。当今的许多研究，只强调“公车上书”而很少甚至不提官员上书，有失于偏颇：而在一些研究中将公车与官员、与朝廷对立起来，那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第二、当我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中，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他在电报中称：
窃闻倭人逞其狡悍，无理要挟，既索巨款，复思侵地，为天下所切齿。内而廷臣言路，外而疆吏纷纷力争，莫不出于忠愤。况身在行间，敌忾之誓，不与共戴。惟御侮必在机先，尤当揣其根本。当日启衅之初，未尝准备，著著落后，致有今日之事，兵轮尽失，全洋无阻，津沽一带，迫近畿辅，尤为可虑。庆等统率重兵，不能迅灭悍寇，为宵旰忧，虽膺显戮不足尽其罪，不敢不将兵情贼势冒死直陈。
他在叙述了一系列的失败及其原因后，表示了态度：“兵非久练，不足深恃。今日之急，尤在料简军实，去腐留精，尝胆卧薪，实事求是。庆一介武夫，愿与天下精兵舍身报国，成败利钝，非下愚所敢计。”①宋庆作为前敌主将之一，在经历多次败仗尤其是田台庄大战的失败之后，对战争的前景并不看好。他的话说得很委婉，没有一句直言同意签约，但基本意思却是十分明确的，即主和。他的这种语言艺术正说明了当时的时尚。也有一些人在上奏中语气言词没有那么激烈，如国子监祭酒陆润庠等于三月二十九日上奏称：“和议条款，传闻骇听，请旨宣示中外，以安人心”，他们不相信李鸿章、清廷会同意如此屈辱条件的和约，只是要求“昭示中外”，“安服人心”。②与陆润庠态度相同的，还有户部右侍郎陈学和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③但他们知道了条约的内容后，也立即改变了态度。①
由此，当我读完了相关的档案文献后，一次次复读前引康有为的话：
初七夕，黄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
隐隐地有着不真实的感觉。我从档案文献阅读中感受到的气氛，与此大不相同，可以说，当时有人公开出来表示同意和约，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飞言恐吓”、“遍贴飞书”等语，皆不知其所云。退一步说，即使是上书反对议和，与朝廷的决策有违的话，上书者也是不会受到指责的。我可以举三个例子，其一是在四月初七日都察院代奏、礼部郎中黄谋烈领衔的条陈上签字的，有军机章京三人即礼部员外郎郭曾、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在四初八日都察院代奏、内阁中书陈嘉铭领衔的条陈上签字的，有军机章京两人，即户部员外郎冯汝骥、刑部郎中郭之全。这些人身居枢要，熟悉政治内情，此事有无风险他们又怎么会不知道?其二是翰林院编修王荣商，他在三月二十九日翰林院代奏、编修李桂林领衔的大规模联名上书中签字，又于四月初三日单独上书，反对与日议和，提出“此次如果决裂，伏求皇上一意主战，勿再遣使议和”②。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于四月十五日升为翰林院侍讲。①其三是吏部主事孙笥经，他在四月初七日吏部代奏、郎中延熙领衔的条陈上签字，也不影响其于闰五月二十日添补为军机章京额外行走。②毫无疑问，王荣商、孙笥经皆非因上书而升迁，但上书并不影响官员的仕途经济，却可以从以上三例中得到证明。
三、都察院的态度
前引康有为《我史》，将其上书未成归罪于都察院：
……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此说受到了黄彰健、孔祥吉、欧阳跃峰诸先生的反驳。他们根据文廷式的《闻尘偶记》，称文廷式、戴鸿慈于四月初三日出奏，弹劾都察院“代奏公呈迟延请教责”，都察院随即改变了态度。孔先生还从档案中找到了文廷式等人的原片及相关的谕旨，来证明此事，史料极为结实。汪叔子先生编《文廷式集》，以上文献当在其视野之内，自不待言。
我在这里需要补证的是，文廷式对都察院的指责并不完全能成立。文廷式等四月初三日(4月27日)奏片称：
此次各京官联衔及各省举人公呈，闻该堂官已允代奏，尚属知所缓急。惟闻事隔七八日，尚未进达宸聪。事关大计，如此迟延，使我皇上不能洞悉民情，未知何意。应请旨严行切责，以敬惰顽。
光绪帝对此当即发下交片谕旨：
交都察院。本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片奏一件，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交都察院堂官阅看。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此交。②
第二天，四月初四日，都察院代奏了“吏部主事鲍心增等”、“工部主事喻兆蕃等”、“台湾京官工部主事叶题雁等”三件条陈。
从表面上来看，此次都察院转变态度是由文廷式等人推动的：当四月初三日下午都察院堂官看到交片谕旨与文廷式等附片后，紧急采取行动。由于京内衙门所上奏折需在子夜递到奏事处，以能不误早朝，故至初三日子夜，都察院只代奏了三件。对此，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得意洋洋地称道：
……于是各省之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都察院初难之，故迟迟不上。余乃劾都察院壅上听、抑公议。上命廷寄问之。裕德、徐甫阝始惧，不数日悉上。③
照我看来，实际情况可能还要复杂一些。按照当时的规定，都察院代奏条陈，需有两项必要条件：其一是查明条陈中确无“违碍字样”，二是“同乡京官印结”。④前者在文字狱之后，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后者由于是进京赴考的举人，身份难以确认，须由同乡京官来出面担保。由于都察院的代奏，须由全体堂官共同签署，而当时的衙门并无严格的上下班制度，经常需送各堂官家中请签署，需要一点时间。全体堂官签署后，最后一道手续是将代奏的条陈按照规定的格式抄录一遍，如果文件很多也很长，则又需要一点时间。此处我可以举出两项旁证。其一、据翁同龢日记，他于三月二十九日到督办军务处，“有部院奉天籍者六十人具呈请督办处代奏，有六难。锋锐殊甚，拟明日商递”，此即詹事府左赞善贻谷领衔有官员26人举人27人联署的条陈。此事由翁氏主持，当以最快速度代奏，而其实际上奏日为四月初三日，其中的工作时间为4天。其二、又据翁同龢日记，他于三月二十二日在督办军务处得知“译署章京五十六连衔甚壮”①，此即四月初六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章京舒文等条陈，前后共用了14天。
一般地说来，都察院代奏条陈，在其规定的早朝日。都察院、理寺随同刑部参加早朝，八日一轮。查军机处《早事档》，都察院的早朝日为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九日、四月初七日。文廷式等人附片提及“七八日”，由此推算，那么最初的公呈大约是在三月二十五日送到都察院的。从时间安排来看，赶不上三月二十九日的早朝日，也是正常的。
此次拒和上奏上书的行动，都察院本属主力集团。从司官来看，上奏的人员有：四品衔户科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掌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吏科给事中褚成博、三品顶带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礼科掌印给事中丁立瀛、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庞鸿书、京畿道监察御史刘心源、掌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福建道监察御史裴维、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河南道监察御史宋承庠、浙江道监察御史李念兹、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湖广道监察御史陈璧、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恩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榕、掌湖广道监察御史如格、湖广道监察御史富通阿、江南道监察御史管廷献。其中洪良品、王鹏运、高燮曾、熙麟、李念兹等人都是多次出奏。虽说言官们的进诤，与其衙门堂官并无关系，但也可以感受到都察院的热度。
相比起翰林院、内阁，甚至督办军务处，都察院代奏的行动要慢一些，这主要是上书中的“违碍字样”。御史熙麟于四月初二日，即文廷式上奏的前一日，已在其奏章中称：“又闻各省士子所递公呈因有应避字样，未能遂为入奏，众已哗然。士子声息与民最近，口说是滕，民尤信之。”①然将应避字样入奏，又是都察院堂官不敢为之事。四月初四日都察院代奏三件，都是京官或京官领衔。这些人熟悉官场的用语习惯，不太会出现违碍字样。
自四月初四日都察院首次代奏后，四月初六日都察院又代奏了七件，全是举人们的上书，其中包括了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的上书。然在这一天的代奏中，都察院已有两项改变：其一是不再是一折代奏一件，而是一折代奏七件：其二是在都察院代奏的原折上，仅仅提到：“臣等公阅各该呈词，均系事关重大，情词迫切，既据该举人等各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不敢壅于上闻，谨抄录原呈七件，恭呈御览。”②在这一段话当中，少了一句关键语：“尚无违碍字样”!③四月初七日，都察院代递了官员、举人上书六件，同时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署左副都御史沈恩嘉、左副都御史寿昌上奏，表白其反对议和的态度：
自李鸿章与倭奴立约以来，中外嚣然，台民变起，道路惊惶，转相告语。于是京外臣工以及草茅新进相率至臣署，请代递呈词。此皆我国家深仁厚泽沦浃寰区，凡有血气之伦，无不竭其耿耿愚忱，以奔告于君父。凡所谓割地则自弃堂奥，偿款则徒赍盗粮，弱我国势，散我人心，夺我权利，蹙我生计，寇贼近在咫尺之间，巨患发于旦夕之际。诸疏言之綦详，毋庸缕述。顾既知其害，亟宜思挽回之术，补救之方。臣等职司风宪，不敢安于缄默，爰以所闻，参诸愚见，谨据六事，为我皇上陈之。
当时的都察院，共有六堂官，左都御史裕德、徐，左副都御史宗室奕年、奕、杨颐、寿昌。其中杨颐入闱，由头品顶带宗人府府丞沈恩嘉暂署：然沈还有另一个重要差使，即军机处汉头班的首席章京，直接处于权力的中心。裕、沈、寿三位堂官实际主持都察院，提出的六事皆为改约再战之计。①他们也是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很难想像他们会“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为由，拒收康有为等人的上书。
四月初八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15件!此次代奏中，都察院又有了两项改变：其一是公开声明“臣等公同阅看，各该呈词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惟事关重大，情词迫切，既据该职、该举人等各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不敢壅于上闻”。也就是说，都察院堂官已发现“未尽检点”之字句，而仍为其代奏。其二是说明：“原呈字数较多，若照例钞录进呈，恐致耽误时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谨将原呈十五件，恭呈御览。”①也就是说，为了节省代奏的时间，都察院不再抄录，直接代奏原件。
按照当时的习惯，官员上奏书写日期皆提前一日，以能赶上子夜奏事处最后的收文时间，不耽误第二天的早朝：请代奏的上书一般只写年月，而在日前空出，以便随时填写。都察院先前代奏的抄件均无日期。此次是原呈代奏，在15件原呈中，有10件或不写日期或写明四月而空出日，但其中有5件可知其原递都察院的时间：礼部主事罗凤华等条陈原书日期为三月三十日。福建京官兵部主事方家澍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日”，日前是空的，此虽按当时的习惯来写，但可知其在三月三十日之前递交到都察院。江南举人汪曾武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二日。顺天举人查双绥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四日。内阁中书陈嘉铭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六日。可以看出，从四月初六日递交到四月初八日代奏，时间已相当迅速。而15件的数量，都察院有可能已将积匣清空。
四月初九日，即康有为称都察院不收上书的第二日，都察院代奏了10件条陈。在上奏中，都察院再次说明“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仅将原呈十件进呈”的方法。在10件原呈中，有3件写明了日期：二品顶戴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两件条陈、河南举人步翔藻等条陈，均写明日期为四月初八日!②也就是说，都察院当日收到，当晚子时前即递到了奏事处。康有为称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不收上书的说法，只能是谎话。
如果说易顺鼎、步翔藻等条陈是按照官员上奏的习惯，注明日期提前一天的话，那么，他们的条陈也有可能是初七日已递都察院：但是，都察院于四月十一日、十五日还两次共代奏官员举人条陈9件。其中四月十一日代奏的刑部主事徐鸿泰等条陈、河南举人赵若焱等条陈，原呈注明日期为四月初十日：十五日代奏的云南举人张成濂等条陈，原呈注明日期为四月十四日。①
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四、公车上书的发动者
前引康有为的《我史》，自称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
按照这一说法，康有为命令梁启超，而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湖南举人响应，康有为、梁启超“分托朝士”，“各直省莫不发愤”，由此而兴起了“公车上书”的浪潮。梁启超对此也有同样的叙述：
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联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处联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①
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又是如何具体地“鼓动”何省，“分托”何人，他们都没有说明。
就我所见，首先对这一说法提出批评的，是孔祥吉先生。其1988年著作指出：“公车上书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颇有规模的运动，与帝党官僚的耸动支持，自然是分不开的。”他还特别指出了文廷式、翁同龢等人的作用。汪叔子先生在其所编《文廷式集》中，说明了四月初七日都察院代奏程维清等江西举人121人联名上书、初八日都察院代奏汪曾武等江南举人53人联名上书是文廷式的策动组织。对此，我都是赞同的。
康有为让梁启超出面组织广东省举人联名上书，可以看到的证据是：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了梁启超领衔的上书，共有广东举人80人签名，其中麦孟华的签名是第5位，康有为没有签名。而第二天，即四月初七日，都察院又代奏了陈景华领衔的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多达289人，在签字的名单中，麦孟华列名第63位，梁启超列名第284位，康有为仍未签名。后一次广东举人的上书，现有的文献实在无法证明康、梁在其中的领导作用。由于两次代奏，都察院都以抄件进呈，不知其原件递交都察院的具体时间。从代奏的次序来看，梁前陈后，那就有可能梁启超领衔的上书递交都察院在前。如果以此为序，似又可以认为，在梁启超领衔上书中第11位签名者陈景华，事后再次发动，组织了比梁规模更大的活动：对此另一证据是，梁书上的签名者，基本上都在陈书中签名。由此又可以认为，不管陈景华组织此次活动是否受到了康、梁的“分托”，但在方法上已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各省举人的上书活动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鼓动”、“分托”的话，那么，这些举人应当乐意参加康有为亲自组织的18省举人联名上书。康有为晚些时候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附有16省举人题名共602人，若与档案中上书举人的名录相比较，似也应该可以找出其中的关联。
当我花了不少时间将两个名录详加对照后，得出来的结论，却不能支持前引康有为的说法：
第一、康氏公车上书共有广东举人86人签名，其中在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中签名的为39人：在陈景华领衔广东举人289人上书中签名的为64人。也就是说，康有为对前两次已签名的绝大多数广东举人并没有相应的号召力。
第二、康氏公车上书共有湖南举人4人签名，其中只有2人在锡纯领衔湖南举人等43人上书中签名。也就是说，湖南举人3次121人的上书，似与康、梁并无太大关系。
第三、康氏公车上书共有福建举人8人签名，其中2人参加了由福建京官礼部郎中黄谋烈领衔的官员63人举人88人的上书，其余6人我竟然在葛明远领衔贵州举人110人上书中找到。如果1人籍贯有差，有可能是隶籍两处，然人数多达6人，那只能用失误来解释。由此联想到黄彰健先生提出的质疑，即有无假借他人名义的情事?我个人以为，这种情况虽不会如同民国时间那么普遍，因为毕竟是上书皇帝，但也难保绝无代签者。
第四、康氏公车上书有山西举人10人签名，其中4人参加了常曜宇领衔山西举人61人的上书，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不紧密。
第五、康氏公车上书有江西举人签名2人、湖北举人签名4人，这与已递的江西、湖北举人上书的人名不同。也就是说，程维清领衔江西举人121人上书、黄赞枢领衔湖北举人36人上书似与康、梁并无关系。又由于康氏公车上书并无河南、山东、浙江、奉天、顺天府举人的签名，由此可以认为以上省份共有9次394人上书，似与康、梁并没有关系。
第六、康氏公车上书有四川举人签名71人，与已递四川举人上书的人名不同。也就是说，林朝圻等领衔四川举人5次63人上书，似与康、梁并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在康氏上书中签字的四川举人、内阁中书李之实、李植、秦渐和、杨锐，曾在四月初一日内阁代奏、侍读奎华等官员155人的上书中签字，对此恐不能说康、梁“鼓动”、“分托”了内阁官员，只能说是杨锐等人助成了康、梁。
第七、康氏公车上书有江苏举人47人签名、安徽举人8人签名，其中参加汪曾武领衔江南举人53人上书的共有23人，双方的联系可谓紧密，然汪曾武领衔的上书已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为文廷式所策动，两者之间应属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鼓动”、“分托”的关系。此外，顾敦彝等江苏等省举人14人的上书，又似与康、梁并无关系。
第八、与康有为《公车上书记》附题名联系最为密切者，为广西、贵州、陕西三省。广西举人签名者99人中，有86人参加了邹戴尧领衔广西举人115人的上书：贵州举人签名者115人中，有93人参加了葛明远领衔贵州举人110人的上书：陕西举人签名者55人中，有52人参加了张领衔陕西举人81人的上书。然而，若从这种紧密关系推导出广西、贵州、陕西举人上书是由康、梁“鼓动”、“分托”所致，我一时还来不及找到更多的证据以能进行连接。有意思的是，陕西举人的联名上书是由都察院四月十一日代奏的，此时的康、梁却已放弃了递交的努力。
第九、康氏公车上书有直隶举人37人签名，其中有16人参加了记堪诰领衔直隶举人45人上书：有云南举人15人签名，其中8人参加了张成濂领衔云南举人61人上书。双方的关系不算太密切，但值得注意的是，直隶举人的上书于四月十一日由都察院代奏，云南举人的上书于十五日由都察院代奏，而云南举人的上书注明日期是十四日，也就是说，如果认为直隶、云南举人的上书是由康、梁“鼓动”、“分托”的话，那么，就在康、梁放弃之后，直隶、云南的举人们依旧前往都察院：反过来说，康、梁若与陕西、直隶、云南举人关系密切的话，那么，他们内心中十分清楚，四月初十日之后都察院依旧开门接受公车们的上书。
第十、康氏公车上书有甘肃举人61人签名，为首者为李于锴：查李于锴还单独组织了甘肃举人76人的上书，其中两者皆参与者为43人，可谓关系紧密。很可能受到康、梁等人的影响，李于锴领衔的甘肃举人76人的上书，也在中途放弃了，未递都察院。①
光绪二十一年是康有为第四次来京，主要目的是参加会试。随同来京的，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与麦孟华。他们于二月十二日到达天津，虽不必参加新举人的复试，但须准备三场会试，即在三月初八日入场，初十日出场，十一日入场，十三日出场，十四日入场，十六日出场。此时的康有为名声并不大，虽与一些京官有联系，但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很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从时间安排来看，他与各省举人之间交往也不太可能很多。此时的梁启超也不是后来在《时务报》上神采飞扬的闻人，且一生乡音甚重。由他们俩出面领导如此规模的公车上书，从常理上说，也是有困难的。②
然而，前引康有为说法中有一句，似可揭开此中的迷雾：“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其中电报内容为何，又是谁向其透露的，康没有说明。查相关档案文献，如果康有为能够获有准确情报的话，此电报似应是李鸿章于二十日酉刻(下午5至7时)从日本马关发：
十九日三电，尚未奉复。未初，伊藤专员来催，以前限定四日回复，限期已到，立等复信。不得已令经方往伊寓密陈一切……磋磨再四，伊亦坚拒，谓：“两函已说定，无可商改，此等费辞何益?广岛运兵船六十余只，现装十万人已陆续开驶，由小松亲王等带往大连湾、旅顺，准备进攻。若不照我前改约款，我之权力实系无法禁止，务即日会商定计。”经方谓：“鸿章伤病甫愈，精神委顿，今日不及往晤。”伊谓：“本不能改，因尔谆托，姑候至明日四点钟晤面定议，过期即作罢论。”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不敢不候电复，即行定约。电谕想已在途，明日午前当到，鸿章不至失信，庶无决裂。请代奏。①
由于当时用的是有线电报，需一站站的接力，从日本到上海，再转天津至北京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译出抄送军机处。由此在《宫中电报电旨》的收电原件上注明“二十一日丑刻(凌晨1至3时)到”。这个时间，也正好赶上当日的早朝。
然而，这封电报的内容究竟又是谁向康有为透露的?从康有为《我史》中可以看到，此时他与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詹事府左庶子戴鸿慈交往较多，这两位都是主战派的干将，其中他与王鹏运关系尤密。①前一节开列的上奏、代奏和电奏日期表中可以查到，王鹏运于三月二十二日上有一折，若按当时的规定，此折当在二十一日子夜前交到奏事处。该折称：“和约要挟已甚，流弊太深，请回宸断而安危局。”从内容来看，他并不知道三月二十一日收到的上引李鸿章电报内容，只是称“又闻割台湾已有成议”②。康有为若从王鹏运处得到的情报，很可能也只是马关条约的内容。③
如果确实是王鹏运透露情报给康，那么可以认定，是王策动了康，王才是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80人上书的真正的“鼓动”者与“分托”者。
实际上，究竟是王鹏运还是其他人向康有为透露情报，今天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露情报者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公车们上书。
来京参加会试的新举人，须有同乡京官的印结，方能参加会试前的复试：都察院代奏举人们的上书，也须有同乡京官的印结，方能收下。而当时出具印结是要付钱的，结费也是京官们的一项重要收入，为了这项收入，京官们也经常主动与举人联络。入京会试的举人有不少人住在家乡会馆，而这些会馆多由同乡京官维持。所有这些线索都联系着举人们与他们的同乡京官。从文廷式策动江西、江南举人共174人两次上书事例来看，公车上书的策动者应是京官，方法是通过同乡、亲属、旧友等关系。
从现有的上书中也可以看到明显的痕迹。四月初三日由督办军务处代奏、以詹事府左赞善贻谷领衔的上书，有官员26名举人27名，是奉天籍官员、举人的联合行动。初四日由都察院代奏、户部主事叶题雁领衔的上书，有官员2名举人3名，又是台湾籍官员、举人的联合行动。初七日由都察院代奏、礼部郎中黄谋烈领衔的上书，有官员63名和举人88名，是福建籍官员、举人的联合行动。初八日由都察院代奏、兵部主事方家澍领衔的上书，另有举人5名，实际上是方家澍领着其福建侯官、闽县的举人上书。十一日由都察院代奏、奉恩将军宗室增杰领衔的上书，有官员13名举人6名生员2名，则可能是本旗官员、举人、生员的联合行动。
从手法上看，这种集会具稿、联名上书的方式，原本是翰林院等处京官的拿手戏，宣南多处地方又是他们集会的习惯场所。甲午战争期间他们已有多次发动。文廷式本人在此前不久即有相当出众的表演：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文廷式聚翰林院同仁于全浙会馆，57人联名上奏请恭亲王复职：九月，又与编修李盛铎等集会于谢公祠、松筠庵，37人联名上奏以阻止和议并请密联英、德。①文廷式等人组织的这两次集会联名上书，站在其背后的人，今天看起来身影已渐趋清晰，是翁同龢。
文廷式等人此次再次发动上书，手法上并无新意，规模上却有了数量级的放大，加以恰值会试之期，公车们的加入更是扩大了民间的影响。
然而，我个人以为，文廷式、贻谷、叶题雁、黄谋烈、方家澍、增杰等人还只是出头露面者，似还不是此次官员、举人上书运动的发动者，他们的背后似乎还站着翁同龢(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户部尚书、署吏部尚书、管理国子监大臣)、汪鸣銮(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右侍郎)、李鸿藻(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礼部尚书)等人。这些人位于决策的中心，又力主拒约，此时他们特别需要来自下层的支持。
由此来观察政治决策中心的情况。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初五日与日方签订《停战协定》。三月初七日，李鸿章电告日方和约条件：割地台湾、辽东，赔款3亿两。此后又有数电，请示处理办法。初十日，光绪帝电谕李鸿章：
奉旨：李鸿章连日密电议款十条，均已阅悉。日本要挟过甚，索费奇重，索地太广，万难迁就允许。此次伊藤、陆奥同任全事，待该大臣情意不薄，该大臣惟当与之尽心联络，竭力磋磨，此事谅非一二次辩论所能了。来电称，拟辩驳数千言，俟交阅后看其如何答复，再为酌核。①
查当日《翁同龢日记》，该电旨是由翁起草，并与礼亲王、庆亲王及孙毓汶等人一同前往恭亲王府，相商决定的。翁日记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上意总在速成，余力陈台不可弃，与二邸(指礼、庆)语不洽”：“孙公力争，并言战字不能再提。邸(指恭)疾甚，唯唯，执其手曰是。”②前者可以看出，翁与光绪帝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与礼亲王、庆亲王意见抵触：后者可看出，孙毓汶、恭亲王的意见是不可再战。又查军机处《早事档》，恭亲王于三月初三日请病假五天，并此后一直请病假①，军机处中还有礼亲王世铎、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刚毅、钱应溥七人。而在这一天，翁控制住了局面。
翁同龢性格执拗，遇事敢争，尤其是事关国家之命运，经常背着同僚，在上书房向光绪帝单独进言。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步军统领的荣禄，在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致陕西巡抚鹿传霖密函中称：
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宁〕，与合肥可并论也。合肥甘于小人，而常熟则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而高阳老矣，又苦于才短，事事为其欺蒙，可胜叹哉!日前常熟欲令洋人汉纳根练兵十万，岁费饷银三千万，所有中国练军均可裁撤，拟定奏稿，由督办军务处具奏。鄙人大不以为然，力争之。两王及高阳均无可如何，鄙人与常熟几至不堪，始暂作罢议。及至次早，上谓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并谕不准鄙人掣肘云云。是午间书房已有先入之言矣。奈何?②
济宁为孙毓汶，合肥为李鸿章，高阳为李鸿藻，两王为恭亲王、庆亲王。恭、庆、翁、李、荣时为督办军务处的督办、帮办、会办大臣。荣对翁在督办军务处的执拗、争执而不满。查翁此一时期的日记，记录其在御前的争执甚多，据此与军机处、宫中诸档及李鸿章、盛宣怀等私人档案相对照，可以了解当时政治中枢的动向，也可以看出康有为、文廷式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我在本节及以下诸节中会较多地引用其日记。
李鸿章收到初十日电旨，不得要领，于十一日回电称：“昨请示各款，如何应准、应驳，尚未蒙分条明晰详示，鸿实无所适从。”十二日，又发一电，称与伊藤书面交换意见后，感到“若欲和约速成，赔费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①对此，十二日《翁同龢日记》记：
余力言台不可弃，气已激昂，适封事中亦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同官不谓然也，因而大龃龉。既而力争于上前，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彼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见起三刻，书房一刻，不觉流涕。再到值房，将稿删改数十百字，然已入彀中矣。余之不敏不明，真可愧死。同诸公散值径访恭王府，以稿呈阅，王亦无所可否，似已入两邸之言，嫌余讦直也。
此一记录表明，翁在御前与军机处同僚发生了大冲突，一些军机大臣的意见是割台以保辽，翁既不同意割台也不同意割辽。翁所提到的“封事”，即本文第二节所录十二日文廷式所上《倭专攻台请饬使臣据理争论折》、《倭人条款不可轻许片》，翁由此感到了一种支持。光绪帝在讨论中似乎并没有同意翁的意见。恭亲王听了“两邸”(礼、庆)之言，也不赞同翁的意见。这一天御前及至恭王府讨论的结果，反映在第二天给李鸿章的两道电旨上：
奉旨：李鸿章十一日电奏悉。据称，现交说帖，不过笼统辩论，请将赔款割地必不能允之数，斟酌密示等语。两端均关重要，即如割地一端，奉省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轻弃资敌。既不能概行拒绝，亦应权其利害轻重，就该大臣之意决定取舍，迅即电复。至于赔款一节，万万以外，已属拮据，彼若不肯多减，则力难措办，可将实情告之。该国既欲议和，谅不至始终胶执，惟视该大臣相机操纵何如耳。
奉旨：……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敌愿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所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该大臣接奉此旨，一面将筹定办法及意中所欲言者，切实奏复，一面遣李经芳前往，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①
这两道电旨皆是由翁改定的，其意是台湾、辽东都不可割，如果必须要割，那就请李鸿章自己来决定割哪一处!翁同龢在此已有着明显的意气用事，然他此时的自我感觉却是“已入彀中”。十四日，《翁同龢日记》透露了慈禧太后的态度：“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然而，李鸿章发来的电报，传来越来越多的坏消息，日本方面要求南北均割，赔款不能减，并“必欲分道直攻北京，再行议和”。十看其口气过紧。”“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伊等骄狂太甚，屡以西人攘利开导，毫不为动经方亦无能解说。”十七日，伊藤致函李鸿章，称四日内回复，即三月二十一日回复。①李鸿章以上三电于十八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②
十八日的御前会议，就李鸿章连日三电进行了讨论，《翁同龢日记》记：
见起三刻，于上前有所陈说。退而偕庆邸及诸公诣恭邸，恭邸稍愈矣，然于事无能补救也。再至直房拟旨递，午正二刻(下午12点半)散去，无他语也。
由此可见，光绪帝并未采纳翁的进言，最后的决定在恭王府中做出。又查该日军机处《洋务档》，有军机处奏片：
臣等遵旨往见恭亲王，将早间面奏并面谕各节，公同商酌。恭亲王意见相同，谨拟电旨一道，恭呈御览。伏候发下后，交该衙门办理。
再查当日发给李鸿章的电旨：
奉旨：十六、十七两日电奏三件均悉……惟两大款关系最重，赔费已减三分之一，若能再与磋磨，减少若干更可稍纾财力。让地一节，台澎竟欲全占，奉省所退无几，殊觉过贪……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台北与厦门相对，仍归中国。奉天以辽河为三省贸易出海之路，牛庄、营口在所必争。著该大臣将以上两节，再与竭力辩论，冀可稍裨大局。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六日，李鸿章与伊藤再次会谈，日方提出了最后条款：台澎全割，辽东割地有所减小，赔款减为两亿两。伊藤称“三日内回信，两言而决。能准与不能准而已。鸿与反复辩论两点钟之久，毫不活动，面电闻，一面与定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①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道电旨的内容，翁内心中是万万不能同意的，但由其拟旨进呈，又见其内心中最后的底线：台湾割其一半，即割台南而保台北：辽河出海口营口、牛庄不能割。
李鸿章于十九日巳刻(上午9至11时)收到此电旨，感到无法照办。伊藤再三对他说明是最后条件，并不准备再进行谈判：电旨又强调了在不决裂的情况下“放心争论”，更何况“一面电闻，一面与之定约”，所有的责任将会落到自己身上。于是他于十九日巳刻、午刻(上午11时至下午1时)、酉刻(下午5至7时)一连三电告急。二十日，李鸿章三电呈光绪帝、慈禧太后。②查三月二十日《翁同龢日记》：
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见起二刻。
翁这时的心情已是极坏，“见起二刻”长达半小时，他没有说明他是否还在争执，对此次御前讨论的情况，他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此中的隐情可见于二十日的午刻发给李鸿章的电旨，称：
奉旨：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③
这是一道决定性的电旨!即命李鸿章按照伊藤博文提出的最后条件，与日本签订和约。毫无疑问，这一道电旨违背了翁同龢等人的意愿，于是有了其日记中“不欲记，不忍记”之语。光绪帝的最后态度，已使翁同龢等人感到他们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
由于李鸿章于三月二十一日辰刻(上午7至9时)才收到这一道电旨，于是便有了前引李鸿章三月二十日酉刻从马关发出、总理衙门于二十一日丑刻收到的电报。①
由此再观康有为《我史》中称“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一语，即可深入此次公车上书的内幕。康虽有可能(可能性甚小)知道当日收到的李鸿章电报，更大的可能是不知该电而仅知《马关条约》的基本条款：但他绝不可能知道谈判的具体过程，更不可能知道三月二十日的电旨。由此而可以认定，向其透露消息者的目的，只不过是让他们出面来反对条约、反对李鸿章、反对割台、拒和再战。这些又恰恰是翁同龢、汪鸣銮、李鸿藻等人的主张。反过来说，如果让公车们知道全部消息，即知道谈判的全过程和三月二十日电旨，他们就有可能反对军机处、反对光绪帝，事态的发展将不可收拾。而政治高层发动者决定于二十一日对外透露，恰是他们要利用下层的**来改变光绪帝二十日的旨意。
由此再观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的说法：
总署事极机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尝集议具稿，时有为余危者，余曰：愿执其咎，不敢让也……倭人先电询鸿章有让地之权否，又电云有概行让地之权否。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申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俄而御史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院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于是各省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时和议几沮。①
从这段记录来看，文廷式并不知道全部消息。其中“倭人先电询有让地之权否，又电云有概行让地之权否”，皆是错误的消息：“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又似乎是李鸿章独立谈判签约，翁同龢等人未作力争。而他于三月二十五日与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联衔奏折，清楚地表明其消息的片面性：
闻倭人所索十款，事事出情理之外，而我使臣昏瞀无识，事事允从，辱国病民，莫此为甚……臣等固伏愿圣意更加详审，饬令使臣与之力辩，即勉强画诺之后，仍有可商，崇厚之事，是其旧例……至李鸿章受伤甚重，现在能否痊愈，尚未可知。李经方资望太浅，断难肩此重任。立约之事，亦可借此宕延。海内喁喁，惟望朝廷慎之又慎而已。总之，事关安危，苟有一分之挽回，必有一分之利益。倭之欲和急于我，固无虑因此速召其兵。惟我愈下，斯彼愈骄，故敢恣睢至此，揆之事势，断不可从。②
由此可见，文廷式等人只知道条约的内容，不知道谈判的全过程。他援引“勉强画诺”的崇厚之例，可证其不知道三月二十日的电旨。而他二十五日上奏还要求推迟签约，还要求使节力辩，又可证其不知道李鸿章已于三月二十一日亥刻(晚9至11时)发电，将于二十三日巳正(上午10时)签约。由此可见，文廷式自以为得意的情报“独先独确”，实际上只是独偏独狭。他将《马关条约》的内容，“录之遍示同人”，恰是政治高层中发动者的愿望所在：而他的“集议具稿”的方式，“愿执其咎”的性格，又应该是发动者十分欣赏的。文廷式初入政坛，光绪十六年中进士，十八年散馆授编修，二十年大考翰詹超擢翰林院侍读学士，获上奏权。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激烈的主战言论，使之名声大振。他与瑾、珍两妃之兄志锐的早年关系，与翁同龢等人的门生关系，又使之在政治上大肆张扬。他站在舞台的中心，即自以为是主角，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政治中心绝不会在台前而只能是在幕后。
同此原因，当我在阅读有关拒和的上奏、代奏等档案文献时，突出的感受是，绝大多数上奏上书者的情报都十分偏狭，甚至误认为李鸿章私自签订了《马关条约》。他们上书的目的，是要求光绪帝利用条约的批准权，来否决《马关条约》。这种误解越到下层即越普遍，而在最低一层公车们的上书中，李鸿章形象有如汉奸。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些政治高层的老手们已经看出，他们内心中绝不赞同的《马关条约》，也一定会受到官员士子们发自内心的拒绝。他们知道，只要将条约内容稍稍外泄，将立即激起反对的浪潮。他们无需亲自组织，处处布置，甚至有可能没有预料到公车们的加入，致使雪球越滚越大。他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向外稍稍透露一些他们认为可以透露的情报，微微作一点暗示，尤如长袖轻轻地拂过桌面一样。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只是有人出面来反对，这样就有机会再次向光绪帝进言，以拒绝批准、或推迟批准由光绪帝电旨同意、李鸿章已经签订的条约。也就是说，要利用下层的压力，让光绪帝自我否决三月二十日的电旨。
三月二十一日的时间，《马关条约》的内容，使我感受到了此中政治运作的分量。
由此观之，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组织、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的上书，共计31次，参加的人数达到1555人次：这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到了微弱的作用。对此我将在下一节中予以证明。其二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号称18行省举人联衔的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作用。对此我也将在后文中予以说明。当然，这一种分类法是人为的，后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原本只是前一概念的“公车上书”的组成部分：然而，康有为已将后一概念的“公车上书”放大，致使今人将该词汇作为其专用名词，为使今人有所区别，不得已而将之区分罢了。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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