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唐鉴《学案小识》的某些传记曾利用阮元《儒林传稿》的文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增删和改订,编织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清代学术史论述。唐鉴重写清代学术史,有与阮元等人的汉学论述争夺正统的用心。《学案小识》和《儒林传稿》的关系说明前者的学术史价值尚有开掘的空间,显示了后者对晚清以来的学术史论著的影响,也揭示了晚清学术的某种复杂生态和内在机理。

关键词　学案小识　唐鉴　儒林传稿　阮元

阮元于清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间撰成《儒林传稿》,此书的学术史论述是今日成型的清代学术史论述的源头之一,晚清以来曾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但是对于《儒林传稿》的影响,现在学界尚少关注。①《学案小识》是道光时期产生的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作者唐鉴对曾国藩、倭仁、吴廷栋等理学人物的思想有重要影响。该书由曾国藩刊刻于1845年,对晚清理学的复兴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作者力尊程朱的立场和有限的学术水平,长期以来学界对其评价不高。② 近年来对该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其学术价值也得到一定的重估③,但是它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内涵还有相当的开掘空间。

本文认为,唐鉴《学案小识》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方面,即该书诸多和阮元《儒林传稿》同名人物的传记,实曾参考利用了阮著。在此基础上,唐鉴对有关人物的学术宗旨进行了重新鉴别和记录,对阮著的文字多有改动,编织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清代学术谱系。这套清代学术史论述针对阮元及其汉学论述,有争夺学术正统的用意。这些现象揭示《儒林传稿》对后来的清代学术史著作有相当的影响力,也显示了《学案小识》潜藏的思想史价值,更提示我们注意晚清时期学术史著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

唐鉴《学案小识》与阮元《儒林传稿》中同名传主的文字之间有隐秘而密切的关系。首先,两者同名传主的文字的相似度很高,而这些相似之处都是唐鉴借鉴转引阮文。《学案小识》的很多文句组合方式只能来自阮元《儒林传稿》,这与阮著所采用的“辑撰”方法有关。阮元在《拟儒林传稿凡例》中称:“凡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接续成文,双注各句之下,以记来历,不敢杜撰一字。”4这实际是一种再创作,有关的文字,被作者从各种著作和文章中挑选出来,经过剪裁和重组,成为新的记载。正因为采用缀截接续的方法,《学案小识》某些人物传记中一些文句组合,其实是阮元的作品。这就是说,除了在阮著《儒林传稿》之外,唐鉴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相同文句。鉴于很多文字也可以从阮著所列的原始出处中找到,唐鉴是不是直接摘抄原文呢? 唐鉴是这样解释的,《学案小识》卷12《经学学案》题后附识说:“经学三卷,有本四库书目者,有采取于先辈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书论次者,参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5这里的解释有一定道理,那些不见于阮元《儒林传稿》的人物记载有些就是这样写成的,但是他也掩盖了曾借鉴阮元《儒林传稿》的事实。不过,多条证据显示,《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诸多同名传主传记的文字组合实际是承袭自阮著。

有关邵晋涵和周永年的记载是典型的例子。《儒林传稿·邵晋涵传》为:“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荒谬《文史通义》,宁宗以后褒贬失实《潜研堂集》,不如东都有王偁《事略》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条贯粗具《文史通义》,然后词简事增《潜研堂集》。”6《学案小识·邵晋涵学案》为:“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荒谬,宁宗以后褒贬失实,不如东都有王偁《事略》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条贯粗具,后词简事增。”7

《儒林传稿·周永年传》是:“周永年,字书昌,其高祖以前余姚人也。书昌博洽贯通,为时推许,弃产营书,积卷殆近十万章学诚《文史通义》。乾隆三十六年进士,特诏征修四库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词林典故》。乾隆四十四年贵州主考官。永年在书馆,见宋元遗书湮没,目多见采于《永乐大典》中,于是抉摘编摩。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又得十有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文史通义》。”8《学案小识·历城周永年学案》是:“先生讳永年,博学贯通,为时推许。乾隆三十六年进士,特召修四库书,授编修。先生在书馆,见宋元遗书,湮没者多见采于《永乐大典》中,于是抉摘编摩。自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焉。”9鉴于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中并无周永年的记载,阮元《儒林传稿》是现成文字的唯一出处。而唐文和阮文的相似度极高,沿袭的痕迹非常明显。

这两例都是阮元《儒林传稿》的特定记载,其文句辑纂方式较复杂。而《学案小识》的同名传主记载相同,句子组合方式和阮文基本相同,区别是阮文注明了出处,而唐文删去了注脚,变成了自然连属的样子。上文《邵晋涵传》中的句子,是阮元分别在章学诚《文史通义》和钱大昕《潜研堂集》的有关文字中截出三句,以梅花间竹的方式组合成文。唐鉴的同名传记中也用同样的句子,显然是借鉴过阮元文字之故。前引《儒林传稿·周永年传》记载传主弃产营书,积卷殆近十万,后成进士,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以及在书馆中辑宋元遗书等三件事,头尾两条采自章学诚《文史通义》,中间一事取自《词林典故》。而《学案小识·历城周永年学案》也有同样的安排。如果没有参阅过阮著,唐鉴也采用辑句的方法,在这几处竟能完全相同,简直是奇迹。

此外,阮元在《邵晋涵传》和《周永年传》中采章学诚《文史通义》是其独到之处,因为阮元不赞成章学诚的学术观念,并没有在《儒林传稿》中为章氏立专传,而且在他修儒林传时,《文史通义》还没有正式的刊刻本,阮元应该是借助官方的力量看到了某个抄本。但是阮元从善如流,肯定了章学诚的史学成就,从《文史通义》中采用了《邵与桐别传》的记载来写邵晋涵传。唐鉴也没有为章学诚立传,但是他居然也会采用《文史通义》的记载,而有关邵晋涵和周永年传的部分词句和连属方式和阮元完全一样。如果唐鉴没有参考《儒林传稿》,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巧合怎么可能?

有没有可能是唐鉴自行截句接续成文,却和阮元不谋而合? 我们不能否定出现这种巧合的可能性,但是发生的概率很小,而《学案小识》中却有多处这样的“巧合”,特别是有关传主的学术著作情况,《学案小识》和《儒林传稿》的辑纂文句有多处高度相似。

有关顾炎武著作的记载就是一例。《儒林传稿·顾炎武传》记:“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经考》一卷,《九经误字》一卷并提要,《二十一史年表》八十卷,《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昌平山水记》一卷,《山东考古录》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谲觚》一卷,《菰中随笔》一卷,《救文格论》一卷等书《己未词科录》《提要》《府志》,并有补于学术世道《府志》。”10这句话也很普通,可是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现成的连属,而是阮元从《四库全书提要》、《己未词科录》等著作中剪裁接续而成的。这样的做法较全面记载了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但是这样的组合方式也使得它成为阮元本人的再创造,即只有《儒林传稿·顾炎武传》中才第一次出现如此现成的著作名称组合,而我们在《学案小识·顾亭林先生学案》中却能看到相似的组合:“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又有《石经考》、《九经误字》、《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亭林文集》、《诗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

笔》、《救文格论》等书。”11两者相较,唐文没有说明各书的卷数,但是著作名称、先后次序和阮著完全一样。要是事前没有看过阮元的《儒林传稿》,完全闭门造车,自行截句连缀,这样出而合辙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有这样的“巧合”实在令人吃惊。

《儒林传稿·王懋竑传》中说:“归里后,杜门著书,校定朱文公《年谱》《潜研堂集》,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论之说《四库提要》。又所著《白田杂著》八卷,于文公《文集》、《语类》考订尤详。谓《易本义》前九图筮仪皆后人依托,非文公所作《潜研堂集》。”12《学案小识·宝应王懋竑先生》称:“校定《朱子年谱》,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姚江之说。又所著《白田存稿》,其中《杂著》及与人书,朱子《文集》《语类》,考订尤详。”13其中阮文“校定朱文公《年谱》《潜研堂集》,大旨在辨为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论之说《四库提要》”一句,来自两处,而唐文与之相同。

《学案小识·无锡高先生愈学案》:“尝撰《朱子小学注》,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经传日抄》、《春秋类》、《春秋疑义》、《周礼疏义》、《仪礼丧服或问》。”14阮元《儒林传稿·高愈传》是:“尝撰《朱子小学注》顾栋高所撰《传》载《东林书院志》,又见《二林居集》,又所著有《读易偶存》《春秋经传日抄》《春秋类》《春秋疑义》《周礼疏义》《仪礼丧服或问》《小岘文集》。”15有关高愈著作的记载,同样是阮元从两篇文章中截取接续而成,而唐鉴此条记载基本同于阮元,除了参考阮文,不太可能有别的办法。

以上三例,体现了阮元的学术眼光。他旁搜博采,保证了客观呈现传主的学术成绩;其辑纂之法,也说明这些文句或著作名称的组合,在阮撰《儒林传稿》中才第一次出现。而唐鉴的有关记载,均与阮氏的记载高度相似,这只能说明唐鉴参考了阮著。

上述情况不仅仅限于作者的著作的组合,《儒林传稿》有关传主行谊的记载是较为复杂的句群组合,而《学案小识》的记载也与之高度相似。阎若璩和胡渭的记载就是典型。《儒林传稿·阎若璩传》称:“年十五,补生员,研究经史,深造自得,尝集陶宏景、皇甫谧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其立志如此《潜研堂集》、顾栋高《万卷楼杂记》。海内名流过淮,必主其家《己未词科录》。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万卷楼杂记》、《潜研堂集》。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尚书古文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四库提要》。”16

《学案小识·太原阎先生学案》称:“年十五,补生员,研究经史,深造自得,海内名流过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尚书古文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17

《儒林传稿·胡渭传》称:“渭年十二而孤,母沈携之避乱山谷间。十五为县学生,入太学,笃志经义,尤精地舆之学,尝馆大学士冯溥邸,尚书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延常熟黄仪、顾祖舆、山阳阎若璩及渭分纂《浙江通志》《潜研堂文集》。渭著《禹贡锥指》二十卷,图四十七篇,谓汉唐二孔氏、宋蔡氏,于地理多疎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说,禹贡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荷,荧波既潴,波当从郑康成作播。梁州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为一,乃博稽载籍,考其同异,而折衷之。山川形势,郡国分合异同,道里远近夷险《潜研堂文集》,一一讨论详明。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瞻,此为之冠《四库提要》⋯⋯又撰《洪范正论》五卷,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纬《提要》,乱彝伦攸叙之经,其害一《潜研堂集》⋯⋯又撰《大学翼真》七卷,大旨以朱子为主,仅惟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力辟王学改本之误,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者胜之远矣。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正, 汉儒附会之谈, 宋儒变乱之论, 扫而除焉《提要》。”18

《学案小识·德清胡先生学案》则曰:“又笃志经义,精舆地之学。著《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二十七篇(原文如此) ,谓汉唐二孔氏、宋蔡氏,于地理多疎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说,禹贡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荷,荧波既潴,波当从郑康成作播。梁州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为一,乃博稽载籍,考其同异,而折衷之。山川形势,郡国分合异同,道里远近平险,讨论详明。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瞻,此为之冠⋯⋯又撰《洪范正论》五卷,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乱彝伦攸叙之经。又撰《大学翼真》七卷,大旨以朱子为主,力辟王学改本之误。所论尚轨于正,惟谓格致不必补传,则又遵朱而不识其要耳。”19

上述两例已经不仅仅是片断字句组合的高度相似,传记的文句与整体的连属也非常相似。两者文字关系的一般规律是阮文较详细且有双行夹注标明出处,而唐文较简略且没有注解。鉴于阮撰《儒林传稿》是截句成文,其做法有一定的创造性,上述这些句子的组合方式的创意只能来自阮元。唐鉴的文字虽然没有标明出处,但是其文句的组合和阮元多处雷同,其承袭自《儒林传稿》应该非常明确。

第二,除传文相近之外,《学案小识》所立正传人物与附传人物的组合安排方面也和阮元《儒林传稿》有相同之处。《学案小识》正传之后一般不加附传,但是也有少数例外,如万斯大、戴震、朱鹤龄、惠天牧等人的传记后面就有附传。万斯大后附万斯同,戴震后附凌廷堪,朱鹤龄后附陈启源,惠氏则是祖孙三人合传,这些安排和阮元的《儒林传稿》一样。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凌廷堪附传在戴震之后,表明阮元认为戴震学术传承人是凌廷堪,这是阮氏独到的见解,而将凌廷堪附传于戴震之后,阮元更是第一家。阮元和凌廷堪相识相交近40年,嘉庆十六年凌氏去世,阮元就把他记入儒林传,而且附于戴震之后,这显然是对凌氏特别高的评价。《学案小识》居然和阮氏有同样的安排,而且传文内容也相近。这是《学案小识》参考《儒林传稿》的又一明证。此外,《学案小识》中朱鹤龄传的附传人物组合也与阮著《儒林传稿》一致,也说明唐鉴吸收了阮元的创意,因朱鹤龄、陈启源是清初诗经研究的重要学者,将其列入儒林传,也是阮元的独到之处,而唐鉴的相关记载和文字也都和阮元相似。

第三,《学案小识》收录某些学术人物的眼光,也明显受到阮元《儒林传稿》的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阮元将天文算学人物梅文鼎、王锡阐、薛凤祚、陈厚耀与颜元、李塨一起列入儒林传。其中前四人的传记客观记载了清代天文算学的状况。这也是阮元的独特做法,显示出其对清代学术人物的选择眼光较江藩高明。《汉学师承记》中仅有陈厚耀的传(陈是泰州人,当时属扬州,江藩将其收入《汉学师承记》集中记载扬州学者的第7卷中,不无表彰乡贤的意味) 。20阮元此举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叙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日研究清代天文算学,梅王等人也被视为代表性人物。而唐鉴《学案小识》也恰好收录此四人,且将他们列入含有贬义的《经学学案》,有关记载也与阮元《儒林传稿》相似,这不正显示了唐鉴受到阮元学术眼光的影响吗?

  将颜元、李塨列入儒林传也显示了阮元的学术倾向。只不过,阮元的判断标准同我们今日的习惯不太一样,他虽然了解李塨曾从颜元受学,却不将颜李两人视作一个学派,而是分开立传。颜元被附于潘天成传之后,强调其孝父的一面;而李塨更受重视,被视为毛奇龄最重要的弟子,强调其经学成就。这里当然显示阮元因其尊经的立场而歪曲了事实,但是其将颜李二人列入儒林传的卓识还是值得肯定的,后来史馆定稿本对此做法沿而未改,也承认了阮元的做法,这实际代表清廷肯定颜李在国史儒林中的地位。21而唐鉴的《学案小识》同样有颜元、李塨的传记,同被列入《经学学案》,且两人也被分开,其中李塨也较受重视,被收入第12卷,颜元被收入第14卷,内容和阮文也有相似之处。这些地方唐文恰好都和阮著类似,能说不是受到阮元的影响?

从上述内容来看,唐鉴《学案小识》的部分记载不仅与阮元《儒林传稿》的同名传记整体相似,而且有多处与阮氏独特的做法相同,如完全相同的截句连缀,雷同于阮元独特的正传与附传人物组合、某些学术人物取舍状况,都充分证明唐鉴曾参照过阮撰《儒林传稿》。

而《儒林传稿》的流传情况也表明,唐鉴撰写《学案小识》之前完全有条件看到该书。《儒林传稿》粗撰成后,即通过不同渠道和形式在世间流传。笔者曾误以为《儒林传稿》属于国史,呈交史馆后,坊间无缘得见,理应流传不广,却实为读书不广之过。实际上《儒林传稿》的流传情况较为复杂,以内容论,既有以其原稿本为基础的刻本和抄本,也有以内容差别较大的史馆定稿本为根据的刻本,更有以史馆单篇传记为依据的各种史传著作。此外,自晚清以来,《儒林传稿》不仅流传于国内,也传至韩国、日本。22而且除单行本外,外界还可以通过某些渠道获得史馆的史传稿本和定本。因为根据清代史馆的惯例,史官可以在馆内抄录史传,只要不将原本带走就可。李恒就通过在史馆任职的父兄与亲戚抄得多个传记,编成《国朝耆献类征》。《国朝耆献类征》所录的国史馆本传几乎将阮元《儒林传稿》中的人物全部包括在内,不过这些传记已经史官修改,非复阮元进呈的原貌,而且编者对有关人物的归类完全不同于原本,如钱大昕、戴震在该书中均入《词臣》而非《儒林》。23这种情况可以视为阮著的变种在世间传播。《儒林传稿》有如此多的传本，加上史馆合法的传播渠道24，以及各种有意无意间对《儒林传稿》传文的引用,其读者数量和影响的程度绝不可低估。25由是可知,在唐鉴编写《学案小识》的时候,世间已经有了数种《儒林传稿》刊本,他应该有可能获见史馆的《儒林传稿》进呈本和定稿本(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某抄本《儒林传稿》,就是阮元进呈本的内容) 。而且《学案小识》的传文显示,唐鉴同时能看到《儒林传稿》的各主要传本,撰写具体某人的传文则可根据需要在不同传本之间取舍(具体的版本问题和有关论证,笔者将另文论述) 。

唐鉴参照阮著《儒林传稿》,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政治标准。无论是具有准官方身份的《儒林传稿》,还是国史馆史传定本,显然都代表了清廷对学术的控制,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唐鉴撰写实际具有本朝学术史规模的《学案小识》,不能漠视朝廷功令,也不能无视阮著的存在。其二,学术水平。在经学人物方面,阮元的看法显然要比唐鉴权威得多。史馆的定本也仍然是以阮元的辑撰为基础,其中对经学人物的有关记载也足资借鉴。其三,方便。从编撰的角度说,利用《儒林传稿》撰写清代学术史著作很便利,因传文中交代了材料出处,自可按图索骥。而《学案小识》有不少引用材料修订了阮元记载的情况(详见后文,如有关理学人物的学术宗旨) 。要是完全没有参照阮著,以唐氏的学术水平,在短短四年间完成比阮著收录人物多一倍、篇幅远远超过阮著的学术史著作,反倒是件怪事。

二

《学案小识》虽托名学案,但是其编写体例、编撰原则等并非严格的学案体,时时流露出模拟国史的用心,如传文采用集句的方法,且在有些传记中借用了阮元辑撰的《儒林传稿》(《国史儒林传》)的文字,其内容也覆盖从清初到当时的儒学人物,具有国史儒林传的规模。之所以不叫儒林传,很可能是避嫌。江藩、钱林、汪喜孙在唐鉴之前都曾经写过具有儒林传性质的著作,书名都不称史,可为旁证。鉴于《学案小识》曾经借鉴过《儒林传稿》,其学术史论述实有针对阮元的《儒林传稿》及其清代学术史叙述之意,隐然有重写国史儒林传的意图。从学术史的角度说,阮元撰写《儒林传稿》是清代官方第一次撰写本朝学术通史的尝试。此后江藩撰写《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从汉学者的视角总结清代学术史,对主程朱理学者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道咸年间涌现出主理学者撰写一系列学术史论著并不是偶然,而是对阮元等人学术史论述的回应,其中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从理论上反击汉学论述,唐鉴的《学案小识》则是以编纂学术史的形式反击阮元等人。

《学案小识》尊程朱为正统。唐鉴在该书《自序》中说:“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即有是理。有是理,即有是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贤,孰不可以作圣,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体之莫充,则何若从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穷理以驯至于诚而明,豁然而贯通也,是则所当共勖也矣。”26《国朝学案小识》正文15卷中(笔者将卷末也算1卷,《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即道光二十六年四砭斋版即作《学案小识》15卷) ,前11卷都是理学人物,第12—14卷才是经学(即汉学)人物,卷末是心学人物,总共只收录9人。而且介绍理学人物的篇幅较大,对经学和心学人物的介绍均是轻描淡写,很多人更是一笔带过。《唐确慎公集》前的《行述》中说:“每日公事既毕,与阿艮峰、何丹畦公、窦兰坡公讲求性理体用之学,笃信程朱,力崇正学,与阳明不为调停之论,一时学者翕然宗之,著有《学案小识》一书。”27《清史稿·唐鉴传》也称他“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推陆陇其为传道之首,以示宗旨。”28徐世昌编《清儒学案·镜海学案》也说,唐鉴“所著《国朝学案小识》,专宗程朱,排斥陆王,一时学者翕然归之”29。但是说《学案小识》只为“排斥陆王”,却是有意含糊,多少扭曲了作者的意图。排斥陆王确是唐鉴的目标之一,在全书15卷中,《心宗》仅列卷末,一些重要的心学人物或不见收录,如孙奇逢、李绂等,或被指为宗朱,如黄宗羲(被列入经学学案) 。但是本书的行文也表明作者意图不限于此。因为既然心学人物凋零,不成系统,正说明无人信奉,大张旗鼓地加以挞伐,岂非放空炮? 而这一令人费解的宗旨,和阮元《儒林传稿》直接相关,因为《儒林传稿》中确实记载了众多的阳明学者,如该书所记清初的三大学者孙奇逢、李颙和黄宗羲都主阳明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如颜元的学术也被指大抵出自姚江。30 总之,唐鉴《学案小识》排斥陆王,有和阮元针锋相对的意味。

还是曾国藩在《书国朝学案小识后》说的明白,他指出此书意在去除王学、汉学和颜李学的“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学的弊病:“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儒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 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明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也。”“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31汉学和颜李学居然在论者所说的三蔽中占有其二,可以想见唐鉴的用意绝对不止排斥陆王而已。如前所论,《学案小识》采用了很多《儒林传稿》的记述,而且其编写体例其实也是按照国史编撰的成例缀辑成文,隐然是另一部国史儒林传,结合上述情况我们再对《学案小识》作分析,可以明白唐鉴所谓“排斥陆王”之外,实含有针对阮元与《儒林传稿》和其他考证学者的“汉学”论述之意。

《学案小识叙》的学术宗旨看起来平淡无奇,似乎只是重弹宋代以来道统论的老调。可是我们如果将它和《儒林传稿》对照,就能明白它的功能实际也相当于阮元的《拟国史儒林传序》,是论学的根本宗旨。其内容也分三段,第一是论述儒学的根本观念,第二是论述儒学史,第三是论本朝学术。唐鉴所持是程朱一系的道统论。不过,其道统论有明显的反击阮元的汉学论述的意味。起首称“圣人之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已,离此者畔道,不及此者远于道者也”32,表明唐鉴所持的学术根本宗旨,以《大学》八目为主,已经明显和阮元所持《周礼》师儒说拉开距离。阮元以周礼含道,其遗意见于六经,理在六经之中,故古经明则理义明。这是清代自顾炎武以来考证学者的意见,戴震、凌廷堪等持之最力,阮元也深受影响。方东树曾指出,“宗康成注说,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近汉学诸人,专主此宗旨”。33唐鉴以道在孔子,是主宋学者的常见议论,也是一种应对的办法。这一做法避开了有关“儒”的争论。方东树曾在《汉学商兑》中也指出“儒之名义无定”,而且儒之名不专为美号34,大概唐鉴也受到方东树的启发,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直接提出圣人之道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已经将道统论包含其中。而这番论述对于主宋学者来说是重要也是必要的,尤其是面对阮元的汉学论述。方东树认为:“历选诸家,精确笃信,断制两千余年学者,颠扑不破,无若阮氏之言者《拟儒林传序》,惜乎阮氏之言若彼,而其志业表彰,仍宗汉学一派。”35而唐鉴的“七十子皆从圣人受学,而传道者推颜曾⋯⋯此孟子之学,孟子之传也。”36这是在述学,讲颜曾思孟传道统系。这里围绕前面的宗旨,讲格致诚正的道理,似无新奇。但是若与阮元的《大学格物说》、《论语一贯说》、《孔子论仁论》、《孟子论仁论》对《四书集注》的系统批评相对照,就可明白作者的微意。唐鉴重申程朱关于“格致”、“一贯”的解释是继方东树之后对阮元批评的回应。“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举以告门人曰:忠恕而已矣。盖恐学者以空虚求一贯。不以其真实求一贯。妄认本体,而忘工夫也。使之尽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驯至于反身而诚,则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也。格致诚正,固如是也。”37不过,其也多少接受了阮元以“实践行事为格物、为一贯”的意见,修正了《四书集注》以穷至事物之理为格物的解释,尽管唐氏以功夫来解格致,仍有曲解之嫌,但是他的解释不无针对阮元的意图。

而第二段讲道统的历史,也是对汉学论述的回应。“阅暴秦而汉而唐,赖有江都董子,昌黎韩子,以及伏郑孔贾诸儒,前后羽翼,得以稍稍不坠,然历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乱,孔孟之道不绝者如发矣。”38秦至宋的儒学史,仅仅以数语带过,与阮元等人极力推崇的汉学论述恰成反对。然后是对宋代诸儒的称颂,而以朱熹为极致,正是标准的宋学论述。这里尊宋抑汉的姿态毋庸多言,值得注意的是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叙》的学术史叙述也恰成两极,不过评论的态势正好相反。

第三段,“欣逢圣朝,昌明正学,崇奖斯文,特示优隆,重加尊奉,朱子升袝十哲之次”以下讲本朝学术。唐鉴指出朱子之学是真儒,而得道的前提是遵循程朱的途径。“还吾程朱真途辄即还吾颜曾思孟真授受,更还吾夫子真面目”,即“格致诚正”,即唐鉴所说的“界限清而后所知定,堤防密而后所守严。志趋坚,而后所行笃。践履实,而后所立卓。真儒之为真以此。夫学之所以异,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岂有他哉。皆由不识格致诚正而已。”随后是对异端即“守空谈者”和“守残编者”的批评。而空谈者是指阳明学,守残编者就是汉学或者考证学。这两者分别是“障于内”和“蔽于外”。“习空谈者,索之于昭昭灵灵,而障于内;守残编者,逐之于纷纷籍籍,而蔽于外。斯二者,皆过也。”39此处似乎也无新奇,然而正和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叙》中批评的二“蔽”遥相呼应。抨击阳明学的话姑且不论,唐鉴对典章制度之学的批评值得注意:“今夫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当以若大经纶,蓄之怀抱,不当以剩余糟粕,夸为富强。朱子曰:盈天地间,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人大成之地,千节万目,是多少工夫。惟当开拓心胸,大作基址,须万理明澈于胸中,此心与天地一体,然后可以语孔孟之乐。须明古法度,通之于当今而无不宜,然后为全儒,而可以语治平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己物。朱子之博,盖博于内而不博于外也,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谓也。圣人之言典章也,莫大于颜子之问为邦,曰:夏时、殷辂、周冕、韶乐,曰:放郑声,远佞人。是必有顺天应人,长治久安。大经济、大功业,以运用于两间,岂惟推天文,考舆服,讲求乐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于哀公之问政,曰:达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经行之者一,是必有事亲知天,明善诚身,真本原,真学问,以弥伦于无际。岂惟考官禄、别等差、讲明礼节而已哉。沾沾焉辩论于粗迹者,不知圣人之学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治国平天下之事,岂在外哉。不障于内,不蔽于外,惟格致诚正者能之。”40

这里批评的主要是所谓“博于外”者,即是考证学者的主张,因为考证学者主张理在礼中,自顾炎武而后,戴震、凌廷堪等都力主此说,阮元也支持这个看法,在《儒林传稿·戴震传》中特意下了功夫。因礼的内容多体现在典章制度中,所以典章制度之学就负载有探索义理的使命,考证学者据此将宋明儒者专注讨论所谓的“理学”搁置一边。与此相对的是,唐鉴批评的本朝学术,主要是所谓“博于外”,注意粗迹者,而对于阳明学未置一词。因此他的论锋指向阳明学是虚,而指向考证学即所谓汉学是实。而阮元正是支持和实践从典章制度探讨义理的主将,其在《儒林传稿》中将戴震的典章制度之学奉为巅峰,高度肯定戴氏的《孟子字义疏证》。因此,唐鉴此处的批评针对阮元《儒林传稿》学术主张的意味非常浓厚。

由此可见,唐鉴的《学案小识叙》从学术宗旨、学术源流到本朝学术,是以程朱为正统的宋学路数,而其批评也含有针对阮元以及其代表的汉学论述的用意。

在正文的传记中,《学案小识》的理学人物记载和《儒林传稿》相比,也极富有针对性。首先,前者收录的理学人物较后者多。《儒林传稿》收录的理学人物近50人,而《学案小识》中仅程朱理学人物即达到122人。而从两书收录人物的不同来看,唐氏也有和阮元立异的意味。阮元以陆陇其当入大臣传而不录于儒林传,类似的还有汤斌、张伯行、魏裔介、李绂、方苞等。这可能是实情,也可以是很好的借口。因为很多理学人物都是朝廷的高官,将他们摒出《儒林传》,理学的阵容就小了很多,以阮元尊汉抑宋的立场,这样的用心可以理解。而且阮元在《儒林传稿》中提及,清初学术界以孙奇逢、李颙和黄宗羲三人并称,所以他不录陆陇其等,也许有学术的因素。而唐鉴在清代学术人物中却特尊陆陇其,所以其书以陆氏为始。“自平湖陆先生始,重传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后知阳明之学,断不能附会于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笃,而后知程朱之学,断不能离格致诚正,而别为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辅翼于学术败坏之时,而后知天之未丧斯文。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陆先生也。与先生同时诸儒,以及后之继起者,间多不及先生之纯,而能遵程朱之道,则亦先生之心也。”41而且唐鉴还将陆陇其置于传道学案,较其他人的地位要高。相应的,在阮元《儒林传稿》中重点记载的清初孙奇逢,则因为是阳明学者被唐鉴剔除,这样的安排与阮元立异的味道甚浓。唐鉴对毛奇龄的处理手法与孙奇逢相同。因为,阮元特别尊重毛奇龄,认为其是清代汉学的开山人物,平时即教人读毛氏的文集,方东树也曾在《汉学商兑》中有所记载。42随着《儒林传稿》和《汉学商兑》的刊行,阮元的这一态度当为人所知。因此,唐鉴在借鉴《儒林传稿》时剔除毛奇龄,不能不说是一个针锋相对的态度。同时,此举也不无迎合和利用清廷政治立场压制对手的考虑。因为国史馆总裁对《儒林传稿》有意见,且《儒林传稿》也非定本,总裁自有调整的权力。总裁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毛奇龄不该入《儒林传》,在修改过程中,将毛奇龄归入《文苑传》。今日以清国史馆定本为基础的《国史儒林传》2卷本中确实没有毛奇龄,而《国史文苑传》中确有毛氏。这一调整应在道光十年之前就已经完成,因为阮元在这年将毛奇龄等被剔出《儒林传》的人收入其《研经室续集》。而这一行为也说明阮元对毛奇龄的推崇没有改变,因为即使改入《文苑传》,《毛奇龄传》也仍然是国史,不应和其他剔除的人物等量齐观,收入私集。阮元此举应不无使自己的心意为读者周知的考虑。《国史儒林传》在道光十年前已定稿,唐鉴能够看到定稿本,所以在自己的私著中不录毛奇龄,应该是和国史本保持一致。但即使是国史定本,这时也没有公开刊行,唐鉴完全可以不受限制。因为毕竟他已经采用了多个国史传的文本,而且也收录了多个被《国史儒林传》剔除的人物,如张皋文、汪中、孔广森等,所以即使有国史定本的支持,唐氏不录毛氏也有故意和阮元立异的意味。

而具体到人物事迹的记载,《学案小识》和《儒林传稿》之间也有很多针锋相对的差异。就两书共有的人物论,理学部分人物的记载有较大的差异,主要是在学术宗旨方面。唐鉴对传主生平事迹的记载较略,注重的是引证材料,尤其致力于辨析传主学宗程朱,连篇累牍,不厌其详,且很多记载明显有辩论的意味。这似乎令人费解。然而有阮元等汉学人物的记载对照,我们当可以理解,唐鉴在这些地方有暗中与阮元辨学的意图。阮元的记载突出了某些理学人物与汉学相同的一面,而唐鉴则针锋相对地强调其尊程朱的一面。如在《学案小识·昆山顾先生学案》中,唐鉴力辨顾炎武学术宗主朱子,而其中有些话和《学案小识叙》中表达的学术标准相符,如“先生之为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制度典礼,而在学问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实,凡所论述,权度惟精,往往折衷于朱子。”43这明显是针对阮元《儒林传稿·顾炎武传》的有关记载。前已证明,唐鉴事先参阅过阮文,他的同名传记使用了《儒林传稿》的部分文字,所以他的辨学是针对阮氏而发。阮元在《儒林传稿》中把顾炎武描述为抨击理学的人,引用了顾氏有关言论予以论述:“其论学以博学有耻为先,尝与友人论学,云: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人弟子,但曰: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于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门人宾客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贤于子贡也? 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宵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亭林文集》。又曰:今之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论语,而但资之语录本集《与施闰章书》。其论文非有关于经旨世务者,皆谓之巧言,不以措笔《亭林文集》。”此外,阮氏对顾氏的学术也描述为近于汉学理想的典章制度之学:“故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救弊扶衰《县志》。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汤潜庵遗稿》,莫不穷究原委,考正得失。”44将两文对照,可见唐鉴不是空发议论,其心目中实有阮元这样的对手在,所以才不惮其烦,长篇引证,力辨顾炎武学宗程朱。

王夫之的记载是另外一例。阮元《儒林传稿》强调王夫之的经学成就,特别称赞其排斥宋人易学和治经符合从训诂求道的轨辙:“又其所著书有《周易稗疏》五卷,《书经稗疏》四卷,《诗经稗疏》四卷,其言《易》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不空谈玄妙,附会老庄之旨,故言皆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其说《尚书》,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有失之太凿者,然辞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多。其说《诗》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又辨叶韵篇,持论明道,足解诸家之纠葛。夫之又著《尚书引义》、《春秋稗疏》、《春秋家说》《四库提要》。”45而唐鉴则竭力辨明王夫之学术宗主朱子,并将其列入《翼道学案》:“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其为学也,由关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先生通训诂,名物象数,辨核精详,而又涉猎释老庄列之中,知其所以乱道者。”46与阮元及其汉学阵营针锋相对的意味非常明显。

从学术上看,顾炎武、王夫之对朱熹的哲学都有所继承,唐鉴如此辨学有一定的合理性。47但是有些人原本和阳明学有较多的联系,如汤斌,却被唐鉴说成学术宗朱子。汤斌是孙奇逢的弟子,本是信奉阳明学者,《学案小识》记其答陆清献书,揭示他对程朱的尊奉:“窃尝泛滥诸家,妄有论说,其后学稍进,心稍细,甚悔之,反复审择,知程朱为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学虽未能望程朱之门墙,而不敢有他途之归⋯⋯仆之不敢诋斥姚江者,非笃信姚江之学也,非博长厚之誉也。”48这些辨学,当然表现了唐鉴的门户之见,他因为强调学宗程朱而不惜曲解前人,可是对照他曾悄悄借鉴的《儒林传稿》的记载,我们可知,唐氏此举实有针对阮元及其汉学的企图。

三

《学案小识》有关经学人物的记载与阮元的文字的继承关系更加明显,同时与阮元针锋相对的意图也更直接。其中,凡是阮元《儒林传稿》入选的经学人物,除毛奇龄等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被唐鉴收入含有贬义的《经学学案》中,而且该书经学人物的记载较之程朱一系的理学人物简略,传文也都有相应的删改,删改的矛头也是针对阮元等汉学家。

这方面比较明显的例子出现在汉学阵营的主要人物的记载方面。如《学案小识》卷12《长洲惠先生学案》49,文字较《儒林传稿》原文大幅删减,惠周惕祖孙三人合传才700字左右,不到阮元同名传记的一半篇幅,而与《学案小识》对理学人物的长篇大论相比更是差之甚远。

而这样的删减不一定全是唐鉴的手笔,因其文字与《国史儒林传》本传大体相同,可以说绝大部分删改采用了国史本传定本的创意。但是采用删去了阮撰稿本的大量文字和重要评语的《国史儒林传》本身就说明了唐鉴的倾向,而且其中也有唐鉴有意的增补。如在惠士奇的有关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撰《易说》六卷,专宗汉学,以象为主,征引极博,而不免失之杂。至论大明终始,引《庄子·在宥》篇,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窃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谓庄周精于易,故善道阴阳,先儒说易者皆不及,未免失之不经。”50这段话并不见于国史稿本传,而来自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经部6惠士奇著《易说》6卷的提要。唐鉴借此批评这位汉学主将之父“失之于杂”,也就是他重点批评的主汉学者的“博于外”;至于“谓庄周精于易,故善道阴阳,先儒说易皆不及”,“失之不经”是隐然批评惠士奇为通庄老(即非醇儒) 。而抨击对方用老庄之学乱圣人之学,是汉学和理学阵营的常见手法,因为揭发对手为异端,才能凸现己方是卫道的醇儒。

对于被阮元尊为汉学顶峰的戴震,《学案小识》的记载更有明确的批评。“先生讳震,字东原,举人。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总裁以纂修荐。赐进士,改庶吉士。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最精核。又著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卷,又《原象》四篇,《迎时推测记》一篇,《勾股割圜记》三篇,《读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考工记图》二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二卷,《文集》十二卷。先生故训之学也,欲讳其不知义理,特著《孟子字义疏证》,乃至诋程朱为老为佛,谓理为我所本无,程朱言性即理也。其视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即老氏之所谓无,佛氏之所谓空,稍变之而为此说。孟子无之。然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先生有意匿之乎? 抑并此句忘之乎? 大抵考据训诂,可以明典章制度,不可以穷义理,典章制度非全无义理,特其外迹耳,特其末节耳。圣贤功夫,全在明善复性,以不失乎天之所以予我者,而谓理为我所本无,是何言哉。”51全文与戴震相关的只有400字左右,较阮元《儒林传稿》的1700多字大幅缩减52,也较《国史儒林传》的1100余字少很多,而其中一半文字是批评戴震“不知义理”,力辩《孟子字义疏证》攻击程朱论性混杂佛老为错误,攻击的重点是阮元在《儒林传稿》里强调的以训诂明义理的治学方法。鉴于阮元对戴震的思想极为推崇,特别是在凌廷堪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为至道之书,尊为戴震最高水平的著作53,唐鉴此处对戴震的批评实含有对阮元抨击之意。

在《学案小识》戴震学案后附的凌廷堪传中,唐鉴也不忘对凌氏的《复礼》进行批评,“惟《复礼》三节,谓穷理二字出于宋儒,则并夫子《说卦传》而忘之,亦大可异也”54。按阮元与凌廷堪相交近40年,对凌氏评价甚高,《儒林传稿》认为《复礼》是说经之文“尤卓然者”,国史馆定本对此评价沿而未改。而唐鉴在短短的传文中却批评《复礼》认穷理为出于宋人数典忘祖,一方面反映了编者的尊程朱立场,另一方面也明显是故意与阮元立异。

对于阮元特意收入儒林传的其他人物,唐鉴也有相应的批评。如对于李塨的记载,《儒林传稿·李塨传》称:“李塨,字刚主,蠡县人,又名恕谷者,自名其里也。康熙庚午举人,官通州学正《四库周易传注提要》。塨与大兴王源,同师博野颜元,既而从毛奇龄学,所著《周易传注》七卷附《周易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李氏学乐录》二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一卷、《恕谷后集》十三卷。塨学务以实用为主,解释经义多与宋儒相反,负气求胜,辞气不和,又其自命太高,于程朱之讲习、陆王之证悟,皆谓之空谈。盖前明自万历以后,心学盛行,儒禅淆杂,其曲谨者,又阔于事情,沿及国初,犹存商俗,故颜元及塨独力以务实相争。存其说以补诸儒之枵腹空谈,然不可独以立训,尽非诸家。其论易以观象为主,兼用互体。《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立言。陈抟龙图,刘牧钧隐,以及探无极、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于无用。其说颇淳实,不涉支离恍惚之谈。虽排击诸儒,未免过激,然自明隆万以后,言理者以心学窜入易学,卒持禅偈以诂经,言教者反置象占于不问。蠹蚀经术,实弊不胜穷。塨引而归之人事,深得圣人垂教之旨,固当分别观之。其于大学所争,在以格物为周礼三物,谓孔子时古大学教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者,规矩尚存。故格物之学,人人所习,不必再言,惟以明德亲民标其目,以诚意指其入手而已,格物一传可不必补。塨于《大学》兼用颜元说,奇龄恶其异己,作《逸讲笺》以攻之,然当时者多韪塨说焉《四库书》塨所撰各书《提要》及《毛奇龄逸讲笺提要》。”55

《学案小识·李恕谷先生》则作如下记载:“先生讳塨,字刚主,号恕谷。著有《周易传注》七卷附《周易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李氏学乐录》二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一卷、《恕谷后集》十三卷。程朱之学,直接孔曾思孟,其传注皆本之躬行心得。用以垂世立教,使后之读其书者,因不失先圣之旨,而道由是明,人心由是正,纪纲法度,由是不至泯没于万世也。而先生竟莫之究,乃举陆王诸近于禅者,一斥为空谈,何其谬哉? 惟先生持身谨朴,所著书,亦尚有根据。其论易大旨,谓圣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归人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陈抟龙图,刘牧钧隐,以及探无极,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于无用。参同契,三易洞玑诸书,皆异端方技之传,其说适足以乱道,即五行胜负,分卦直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诸说,亦皆于三圣所言之外,再出枝节。其驳卦变之说,发例于讼卦彖词;驳河图洛书之说,发例于系传;驳先天八卦之说,发例于说卦传。其余但明经义,不复驳正旧文。自来诂经者,具有心得,发为新义,虽与前儒有异,亦复何害,乃若肆行排击,矜其所长,而忘其所短,若先儒之所为,更无以胜于我者。客气自高,放言无忌,无学无养,是可知矣。”56

如前所述,阮元不仅为李塨在儒林传中立专传,而且还强调其经学成就,说明了阮氏的重视之意。唐鉴将李塨列入经学人物,明显受到阮元的影响。此处对李塨的具体记载,两文利用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同一条目,阮元强调的是李塨“务实”,“解释经义多与宋儒相反”,“于程朱之讲习、陆王之证悟,皆谓之空谈”,虽然有“负气求胜,辞气不和,又其自命太高”的缺点,但主要还是肯定其批评理学“儒禅淆杂”的贡献,“深得圣人垂教之旨”。而唐鉴认为李塨的缺点是“客气自高,放言无忌,无学无养”,在有限的篇幅内重申程朱正统,反击李塨对程朱的批评。唐鉴此处与阮元利用同一材料,但是截取不同的方面,按照各自的学术立场进行剪裁组合,描绘出不同的面貌,这大概可以说明其批评矛头所指中有阮元及其汉学表述。

以上讨论表明,《学案小识》对经学人物的记载,也有批评阮元及其汉学之意。

四

由上述讨论,我们可知《学案小识》的有关传记在阮撰《儒林传稿》的基础上,着意求异,特别是强调学术宗主程朱,因此对有关人物的记载有所更动,也有针对阮元等汉学家的明显用意。唐鉴尊程朱为学术正统,而竭力贬低汉学一方的学术观念、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由此看来,唐鉴特别在意的是汉学主将阮元撰写的《儒林传稿》及其汉学论述成为清廷《国史儒林传》的基本依据,《学案小识》代表了主程朱理学者在清廷学术正统的掩护下,力图和汉学家争夺学术史话语权力的一次重要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唐鉴借鉴阮元的《儒林传稿》,既是受自身学术水平限制的不得已的行为,也是效忠于清廷统治权力的表示。不过,《学案小识》绝不满足于对阮著的引用,而是对其文字进行了多方的修改,重点是辨学,张大程朱理学的阵营,贬低汉学人物的成就,更有多处批评汉学的主张。这种对阮元的学术史论述欲拒还迎的姿态,说明了阮元的《儒林传稿》借助于清廷的威势,在某个时期某些方面较之于一般的学术史著作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因此我们不能忽视阮元及其清代学术史论述的生命力。从清代学术叙述形成史的角度来看,《学案小识》是一则典型案例,说明阮元的《儒林传稿》及其变种对后世学术史著述存有微妙影响,需要研究者小心谨慎地加以推求。

本文所揭示的《儒林传稿》和《学案小识》的关系,也说明《学案小识》拥有丰富的思想史内涵。《学案小识》有很多不同于阮著之处,比如无论理学、经学还是心宗学案,唐鉴收录的人物范围都较阮元为大,主要人物的记载也有很多与阮元不同,这其中不无针对之意。鉴于阮元辑撰儒林传的时间不足两年,人物的收录未必合理,而且由于阮元的汉学立场,一些人物没有收录,在人物事迹的记载方面也有不少缺点,如对某些著作的评价为了与官方保持一致,采用四库全书的评价,而不是直取原书本文,发抒个人见解,因此《儒林传稿》不可避免地有很多不足。《学案小识》的记载,有些方面有利于补正《儒林传稿》的不足。如,陆陇其、张伯行、汤斌、魏裔介、李光地、熊赐履、方苞等是清初理学重要人物,《儒林传稿》却没有记载,而《学案小识》则作了重点记载,这对于我们完整认识清代学术很有价值。而对某些人物的学术思想,阮元由于持汉学立场,介绍得不尽全面。如对王夫之和顾炎武的学术,《儒林传稿》都强调其反宋学的一面;《学案小识》则引用资料,作了相应的辨正,虽然也不尽正确,但是对于我们客观认识这些人物的思想和学术也有助益。而且《学案小识》较《儒林传稿》多收录的于成龙、党成、李文炤、雷鋐、蔡世远等人,以今日的标准来衡量,未必尽有学术价值,但是对于我们了解清代学术的脉络还是有益的。此外,一些经学人物,如崔适、胡匡衷等人的收录,也是对阮著较好的补充。这些都表明《学案小识》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史价值尚有较多的开掘空间,值得进一步研究。

《学案小识》和《儒林传稿》之间的关系也表明,清代道咸时期的思想生态较为复杂,其间的联系隐秘而微妙,但具有内在的机理,因此各学术派别的观念内涵、区别联系、学术脉络等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探究。

注释：

1阮元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有关阮元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但是研究大多集中于经学部分,而对于他建立清代学术史论述的贡献与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至于他编撰的《儒林传稿》的实际影响,则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仅有郭明道《阮元评传》对《国史儒林传》作了介绍和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295页) ;王章涛《阮元年谱》对《儒林传稿》的情况也作了介绍(黄山书社2003 年版,第515—563、1043页) ;台北中研院王汎森等人也较为关注阮元的《儒林传稿》。一般认为,江藩《汉学师承记》对今日成型的清代学术史论述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该书得到学界较多的研究。关于江藩及其《汉学师承记》的研究的一般状况,参阅漆永祥著《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②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唐鉴《国朝学案小识》专持门户而派别紊乱,文体拙劣,等诸自郐也。”

《饮冰室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5页。

③目前有关唐鉴《学案小识》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陈祖武《读〈学案小识〉箚记》,《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274页;张昭军《唐鉴与〈国朝学案小识〉》,《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8—151页;张昭军《清代理学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1—90页。

4《拟儒林传稿凡例》,《研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23页。该凡例见于《儒林传稿》4卷本卷首。

5《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页。

6《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7页。

7《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35页。

8《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61页

9《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69页。

10《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32页。

11《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55页。

12《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55页。

13《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97页。

14《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572页。

15《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18页。特别要指出的是,阮元最早将高愈载入儒林传,同类著作如江藩的《宋学渊源记》对高愈的记载不仅晚于阮元,而且也受到阮元的影响(笔者另文详细论证) 。将唐文与阮文和江文对照,唐文显然直承阮文而来,而与江文差别较大。此外,有关高愈易学的著作,阮元写作《读易偶存》,唐鉴写作《周易偶存》因至今尚未查到该书,故确切书名待考。

16《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37页。

17《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16页。

18《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33—634页。

19《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17页。

20汪喜孙:《跋》,江藩:《汉学师承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7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21道光咸丰年间面世的《国史儒林传》2卷本在处理颜李关系上沿袭了阮元的做法。直至光绪年间,国史馆才上奏清廷,将李改列为颜元的弟子。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在这方面比阮元的眼光要差很多。而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说阮元等考证学

家没有记载颜李学派的历史,是因为他没有看过阮元的《儒林传稿》,所以做了错误的判断。他的这个误判影响很大,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评阮元记载颜李学派的贡献,这个问题容作者另文论述。

22本文仅对目前所知的《儒林传稿》的版本和流传情况作一简单介绍,以证其传播之广,具体的版本研究将另文进行。据笔者目前不完全统计,《儒林传稿》至少有9种单行本:其中抄本有北京图书馆藏《儒林传稿》(不分卷) 、《儒林传拟稿》( 2册,不分卷) ,上海图书馆藏《儒林传拟稿》。刻本有南京图书馆藏《儒林传稿》4卷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据称为嘉庆刊本;黄奭《知足斋丛书》2卷本《儒林传稿》;光绪乙酉仪征张氏榕园丛书本《儒林传稿》4卷本,是为《续修四库》所收嘉庆本之重刊本,最近由国家图书馆刊行;民国四明张氏约园丛书本《儒林传稿》4卷本, 2册;《贩书偶记》载同治刊本2卷本《国史儒林传》,国家图书馆和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图书馆均藏有此本,刊年不记,应就是此版本。除此而外,承王汎森先生指教,日本各图书馆藏《国史儒林传》2卷本有8种。另外上文所列仅是笔者于北京和韩国首尔两地部分图书馆的调查结果,因时间有限,其中有些版本尚未目及,而是根据他人的研究,若作进一步调查,也许会找到更多的传本。

23“本人有国史馆本传者,均将史传首列,次及诸家文字。惟史馆故事,止准史馆就馆抄录,不得将原本携归私寓。先文恭公、先编修兄叠直史局,均不过二三年,就抄无多,肆属在馆戚友编抄,仍属无几。是以应有史传而阙载者甚夥,海内故家,如将先世传本抄寄,当归补编。”《述意》,《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1册,光绪十六年版。

24清代史官是兼职,史馆的重要职务如国史馆总裁往往由军机大臣或大学士兼任,而史官则往往由翰林兼充,如嘉庆时,军机大臣戴衢亨任国史馆总裁,阮元等早年就曾入史馆,而晚清很多官员也曾在史馆任职,如翁同龢、徐桐等都曾任职国史馆,王先谦等学者也都在史馆任过职。因此很多进入翰林的文官都有可能直接阅读和传抄阮元的《儒林传稿》,这个群体的数量当很可观。

25阮元周围的人很多都看过《儒林传稿》,如张鉴、江藩、汪喜孙。这些人又会再扩大《儒林传稿》的影响。如刘逢禄就可能

经由汪喜孙之手,至晚在道光九年(因刘氏卒于是年) ,读到了《儒林传稿》。在《尚友记题词》中,刘逢禄说:“大著《儒林传稿》校读一过,实昭代不刊盛典,再读一过奉缴。”《汪喜孙著作集》,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713页。这里所言,直接对象应是汪喜孙的《尚友记》,但是《尚友记》虽号称补充《儒林传稿》,但毕竟不是《儒林传稿》。而且汪在《尚友记自序》中就说阮元将《儒林传拟稿》稿本给了自己,书中多处引阮元的《儒林传稿》,而且汪本人有《儒林传稿》的抄本,所以刘不仅应知道《儒林传稿》的下落,而且很可能看过《儒林传稿》。

26《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11页。

27《四部备要》第90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也说: (唐鉴)“生平力崇正学,辟阳明,不为调停两可之说,著《学案小识》以示宗旨。”大致也来自行述。亦见《唐确慎公集》,《四部备要》第90册,第7页。

28《续修四库全书》第3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29徐世昌编:《镜海学案》,《清儒学案》卷140,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512页。

30《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24、647页。

31《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91页。

32《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09页。

33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页。

34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45页。

35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46页。

36《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09页。

37《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09页。

38《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10页。

39《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10页。

40《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10—311页。

41《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11页。

42“阮氏平日教学者,必先看《西河文集》,故其所撰,支离悖诞,亦皆与之相类。”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75页。

43《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51—355页。

44《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31—632页。

45《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27—628页。

46《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61—363页。

47今天学界也有人研究王夫之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参阅屠承先《论朱熹哲学在王夫之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陈宪猷《从易理看王夫之对朱熹的吸收和继承》(《船山学刊》1994年第1期)等。

48《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49页。

49《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23—624页。

50《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23页。

51《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70页。

52有关戴震的记载,见《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69—671页。

53参阅拙文《论阮元对树立戴震学术地位的贡献———读阮撰〈儒林传稿〉札记之一》,《扬州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54《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70页。

55《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48—649页。

56《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22—623页。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