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区边界复原与清史地理再现

——《清史地图集》的编绘实践

华林甫

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的第二语言，研制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取得最大成就的一个领域。

《清史地图集》的研制编绘建议系笔者首先提出，属于历史地图，可以反映一些用文字不易表达、表达不清或表达不了的清朝历史内容。它属于历史地理学五大组成部分之一的“历史地图学”，属于断代史“清史”的研究领域，属于“清史地理”的核心范围。今天的地理现象根植于过去，研究清史地理有助于认识当代地理现状的由来。

一、理论依据与篇目设计

中国学术具有编绘历史地图的悠久传统。远的有西晋裴秀《禹贡地域图》18 篇，稍近的有杨守敬《历代舆地图》44 图组、1714 幅地图，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谭图”）达到 20 世纪的学术高峰。“谭图”出版之后，成为区域性历史地图集、专题性历史地图集的学术基础。目前，省级历史地图集已有十一省 14 部，专题历史地图集也有 17 部。

如 果 放 眼 世 界， 可 将 笔 者 过 阅 欧 洲 各 主 要 图 书 馆（The British Library，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Bibliotheek van de Universiteit Leiden，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等）收藏的六十多种外文类中国历史地图集分为综合、区域、专题、断代四类，其中区域历史地图集最为丰富（27 种），专题历史地图集则不多（17种），综合性历史地图集因需要区域、专题做基础而显得偏少（15 种），但断代的历史地图集则更少（5 种）。

对照国际学术现状，全国综合性的已有“谭图”八册和国家历史地图集出版，所以总体性的历史地图集已告一段落；专题性的历史地图集，虽然受到高难度科研等内在因素制约，但仍将有少量高质量地图集问世；区域性的历史地图集则因各个地方发展的需要而方兴未艾，只有断代历史地图集仍然付阙。

因此，从中国学术传统和国际学术发展趋势两方面来衡量，研制编绘《清史地图集》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者的神圣使命。也正因为如此，2012 年笔者领衔的“清史地图集”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12&ZD146）；项目组团结协作，克服种种困难，于 2018 年 4 月顺利结项。

《清史地图集》由序（学术顾问邹逸麟撰）、前言、编例、目录、图例、序图、主体地图、图说、附录、地名索引、署名页、后记、附件组成。主体地图设计覆盖清朝疆域范围内的所有地域，全国图是纲，省域图是主体，局部地区图、城市图、租借地地图是因图幅限制无法展开而研制的放大图，并有若干专题地图体现清朝历史特色。

历史中国的疆域，奠基于秦汉，定型于清朝，清朝疆域继承汉唐元明的主体。从清初到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的二百多年里，清朝疆域发生巨大变化，高层政区也从十五省发展到二十三省。《清史地图集》的五幅全国总图，画出了各对应标准年份所有县级及以上政区的名称和治所，标出了国界、省界、省城、道治，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标出了各将军辖区和青海、西藏、内蒙古的名称、驻地、边界线、副都统、部族等，择要绘出西南、西北诸地文武各级土司，个别图还有府界，可以反映清朝疆域从开创到统一、全盛以及近代又有所收缩的发展历程。

二十七幅省域图，包括光绪二十年（1894）台湾省地图和宣统三年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新疆二十二省以及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西藏的地图，绘出清朝各个省域的地理状况，包括山岭、河流、湖泊、伏流河、井泉、沙漠戈壁、海岸线、岸外沙洲、岛屿、珊瑚礁等自然地理要素和各级职官驻地、聚落、市镇、驿站、商埠、塘汛、巡检司、行宫、边墙、关隘、运河、津渡、炮台、铁路、矿场、盐场、海塘、土司、界碑等人文地理要素，完整展现宣统三年县级及以上政区建置，画出省级、府级、县级政区界线，但个别县界、旗界、水域界当时未明处不画，以符清末之实。

有的省域因清史内容丰富，项目组还研制了顺天府、归绥地区、关中平原、太湖流域、四川中部、天山北路等十三幅局部区域放大图，也研制了胶澳、威海卫、广州湾、旅大、香港、澳门的租借地地图，编绘了 1840 年以后失去国土（如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库页岛、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地区、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地区等）的五幅地图。城市图遴选了京师城属、盛京、武汉三镇、天津、上海、广州。专题地图选取能够以地图形式表达的、在清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漕运、驿路、卡伦、邮政、柳条边、八旗驻防、通商口岸等十个主题。

以上七十二幅清史地图，每一幅地图都有创新（或者主题，或者年份，或者详细程度，或者地名定位等），分全国、省域、专题三个图组排列，承载“地物”四万多个。全国图组、专题图组按年份排列，省域图组排序遵照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邹逸麟主持）的结论。局部区域放大图、城市图、租借地地图、近代以来失地地图等相关内容附在该省域图之后。同时，撰写六十七份针对地图所在地域的“图说”，地图与图说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清史地图集》是学术界第一部断代历史地图集，反映清代地理面貌的变迁，试图在政区界线精度方面从府界提升到县界，在点、线、面定位等质量方面跨上一个台阶，在地名数量方面超越既有之清史地图成果。

当然，在理论上，完整的《清史地图集》不但应覆盖清朝所有年份、所有地域，而且要叠加相应年份的人口、耕地、农业、聚落、交通、动植物、宗教、民族、军事、自然灾害等要素，更须将这些纵与横的内容交织成动态，从而可以再现清朝主要地理要素的时空发展过程。如此庞大的设计，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可以作为《清史地图集》的后续计划。从这层意义上说，这部《清史地图集》只是第一集，今后还应该有第二集、第三集乃至更多集的问世。从更长远的意义而论，未来发展方向应以《清史地图集》为出发点，创建成开放式“清朝历史地理信息系统”（QDGIS）。

二、《编稿表·正编》：遴选具有清史意义的地物

研制编绘《清史地图集》的学术理念是在继承“谭图”学术精神基础上展开，有继承，也有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如果借用冯友兰的说法，不只是“照着讲”，而更是要“接着讲”。传统的考据方法，项目组完全继承。研制编绘历史地图，所有上图地物都必须经过严密考证，图上任何点、线、面都必须有文献依据（包括舆图史料）为证，而且遵循“孤证不立”的原则；既不能轻易相信任何史料、但又离不开史料，要追溯史源，并且始终提倡扩大史料范围，既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也要勇于开拓，故而笔者提出“舆图也是史料”的新概念。清朝的各种档案、典籍、舆图、地理总志、地方志、地方文献等等都在我们视野之内，边疆地区还利用了满文、蒙古文资料。同时重视地理学的实地考察之法，也组织课题组成员到相关各地调研，有针对性地解决疑点、难点问题。故在开始绘制地图之前，我们在充分挖掘各种资料的基础上，首先选取地物，对上图地物进行考证。作为考证内容的《编稿表》，项目组分为“正编”、“辅编”两类。

《编稿表·正编》是上图内容的依据（辅编用于绘制政区边界，详见下一节），是读者能在《清史地图集》上看得见的内容，如一个省、一个府、一个县，省内有多少政区，府治在哪里，县内有什么重要地物。不同标准年代的五幅全国图，贯穿清朝前后期，在新修《清史·地理志》基础上绘出对应各年份的所有县级及以上政区，详见表 1。

全国图标出对应年份的所有政区，省域图标出宣统三年所有府厅州县，这是理所当然的。省域图中，对于各个县级行政区作出较为详尽的展示，于我们而言的难点是：一个县级政区之内究竟要画多少地物为宜，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有的县域狭小（如直隶省南部的小县），有的县境很大（如山区的、西部的县），而内外蒙古的“旗”往往地物稀少。经过多年摸索，一般是选择具有清史意义的地名地物上图。例如奉天有萨尔浒（今已沦入水库），直隶有山海关，黑龙江北岸有雅克萨，顺天府东安县有郎房（今廊坊市），山东茌平县有冯官屯，山西的河边、东冶两镇清末同属五台县，江苏太仓直隶州有吴淞口，当时的洞庭东山还是太湖中的一个岛，江西有杨家牌，广东东莞县有虎门炮台，广西桂平县有金田村，四川大渡河边有紫打地，湖北武昌有楚望台，东部省份有大运河，北方有长城遗迹，西域新疆有多方乾隆纪功碑（其中以格登山纪功碑最有名），东部海域有钓鱼岛（钓鱼屿）等。为此，经《编稿表·正编》考证过的“地物”，有将近十万处。

这里，笔者以仁和县为例加以说明。浙江杭州府的仁和县，《编稿表·正编》列出具有清史意义的地物，在“杭州府”府名、“仁和县”县名之后，计有：万松岭、凤凰山、皋亭山、临平山、超山、钱塘江、捍海石塘、乌龙庙一堡、戚井村十二堡、侯潮门、艮山门、武林门、武林驿、城河、大运河、上塘河、下塘河、宦塘河、余杭塘河、备塘河、东苕溪、笕桥镇、乔司镇、临平镇、塘栖镇、塘栖巡检司、汤镇巡检司、彭埠、奉口、三家村、博陆村、翁家埠、拱宸桥、德胜桥、江涨桥、北新关、丁山湖、仁和盐场，加上府县名共四十个。每一个地物，都做了考证。今仅举五例如下。

1. 临平山、临平镇：《读史方舆纪要》卷 90 浙江杭州府：“临平山，府东北六十里，山周十八里，平旷逶迤，无崇冈修阜；其巅一名丘山，有龙洞及井，虽旱不涸。”《肇域志》杭州仁和县：“皋亭山、临平山，在县东北五十四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283 浙江杭州府：“临平山，在仁和县东北五十四里。”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 13：“临平湖在今上塘，临平山之西南，地高于下塘，故旧有四坝以蓄其水。”《清国史·地理志》浙江仁和县：“自凤凰山东北二十里有皋亭山，五十四里有临平山。”该山东南麓有“临平镇”，见《天下郡国利病书》《两浙輶轩续录》《枣林杂俎》《小仓山房集》《茶香室丛钞》等记载。《读史方舆纪要》卷 90 浙江杭州府：“临平河泊所，在临平镇，属仁和。”康熙《仁和县志》卷 2《封畛·镇市》：“临平市镇，去城四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283 浙江杭州府：“临平镇，在仁和县东北四十里。唐置临平监，明置横塘临平税课司，本朝因之。”《大清帝国全图》标有“临平”，图例符号为市镇。《清国史·地理志》浙江仁和县：“德胜桥、江涨桥、临平、汤镇、塘栖五镇，武林、乌山二驿。”《清史稿·地理志》浙江仁和县：“汤镇、塘栖镇巡司二，又德胜、临平二镇。”按：乾隆时大学士孙士毅即此地人，晚清经学大师俞樾自幼居住于此，清朝文献绝大多数称“临平镇”，独康熙《仁和县志》作“临平市镇”，图上宜标作“临平镇”。

2. 宦塘河：系仁和、钱塘两县界河。康熙《仁和县志》卷 3《山川》与雍正《浙江通志》卷53《水利·仁和县》均记载，宦塘河“去城西北三十五里，南接北新、江涨桥河，北达奉口河”。乾隆《杭州府志》卷 41《水利·仁和县》：“明以来亦称下塘河，自下塘东分为东小河，西出为宦塘河、奉口河。”《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283 浙江杭州府：“宦塘河，在仁和县西北三十五里，南接北新、江涨桥河，北达奉口河。”《清史稿·地理志》浙江仁和县：“下塘河西自钱塘入，西北流者宦塘河，与苕溪会。其北流者为新开运河，径塘栖，歧为二，一入德清，一入海宁。”

3. 拱宸桥：既为桥梁名，桥堍又是一个普通聚落。《钦定南巡盛典》卷 80《程涂》：“自西湖行宫起，八里武林门，六里新马头，登舟，一里江涨桥，三里北新桥，三里拱宸桥，六里谢村，二里十里亭，四里污泾渡，十里王家庄，四里总管堂，五里安桥，五里塘栖镇大营。”同书卷 90《奏请》：“自江省交界至杭州城内行宫，计程二百七十里，分设杉青闸、石门镇、塘栖镇、杭城正站四处，王江泾、石门镇、安乐桥、拱宸桥腰站四处，毎处相离二十余里至三四十里不等。”康熙《仁和县志》卷首图“下塘图”，标有拱辰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283 浙江杭州府：“拱辰桥在仁和县北新关，西湖苕溪诸水汇流于此，明末建，后圮；本朝雍正四年重建，乾隆四十年修，并近桥一带塘路均加修葺。”清末陈蝶仙撰有《拱宸桥竹枝词》（上下两卷）。《清史稿·地理志》浙江钱塘县：“城河出武林门，会西溪入下塘河，一名宦塘河，径江涨桥。有盐场司，兼管吴山驿。出北新关，有桥曰拱宸。光绪二十一年与日本约，定为通商埠。”按：此地为晚清日本租界所在地，清人或作“拱宸桥”，或作“拱辰桥”，因以称“拱宸桥”者居多，且今地仍称拱宸桥，故今取“拱宸桥”为宜。

4. 塘栖镇：跨越杭州、湖州两府的江南大镇，位于江南运河上，主体在南岸，属仁和县，北岸“水北街”属德清县。《读史方舆纪要》卷 91 浙江德清县：“又塘栖市，在县东三十五里，与仁和县接界；水南属仁和，水北属德清；长桥跨踞，为舟车之冲。”《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289 浙江湖州府：“唐栖市，在德清县东南三十五里，与杭州府仁和县接境，南属仁和，北属德清，长桥跨踞，为舟车之冲，居民极盛。”同治《湖州府志》卷 22《舆地略·村镇》：“唐栖镇，《大清一统志》称市，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之十六都也。与仁和县十一都联境，水南属仁和，水北则属德清，长桥跨据，南北实官道舟车之冲，居人，水北约两百家，水南则数倍。”《大清帝国全图》作“塘栖”，为市镇，标注于杭州府境、运河之南侧。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之《德清县图》作“塘栖镇”。《清国史·地理志》浙江仁和县：“德胜桥、江涨桥、临平、汤镇、塘栖五镇。”《清史稿·地理志》浙江仁和县：“汤镇、塘栖镇巡司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庋藏有光绪《唐栖志略》稿本。按：光绪时“帝师”之一的夏同善即此地人，清朝文献有“塘栖镇”“塘栖市”“唐栖市”“唐栖镇”之不同记载，清朝舆图多作“塘栖”，故今取晚清“塘栖镇”之说。

5. 翁家埠：位于仁和、海宁分界处，属于跨界市镇。康熙《仁和县志》卷首上塘图中，标有“翁家埠”。《罪惟录》列传卷 12 下《熊汝霖》：“乙酉北师下南京，间去；闰六月郑义兴兵起，汝霖呼其乡之子弟千人应之，屯龙王堂，合防海；时海宁兵亦起，汝霖渡海鼓之，与北师大战于翁家埠，败绩。”《石匮书后集》卷 39《俞元良》：“七月汝霖兵轻与清逆战，大败翁家埠；而县无赖奸作乃阴告清道里及城守状，愿为向；时姜国臣等师次翁家埠，结阵以待，既合，清兵故小却，国臣等进击之，辄走退去。”《国朝先正事略》卷 14《嵇文敏公事略》：“疏言江海形势，南坍则北涨，今东南两塘根俱涨，有护沙，应建鱼鳞石塘，以期一劳永逸。其海宁迤西翁家埠一带柴草工程，亦加镶高厚。”《清朝文献通考》卷 6《田赋考》：“仁和县之翁家埠起，西至海宁县之陈文港七十余里，旧有石塘，无庸议修。”《清经世文编》卷 120《工政二十六》：“惟是翁家埠一段草塘，其地脚系活土浮沙，恐难钉桩砌石，或仍用草土堵御。”《清国史·地理志》浙江仁和县：“钱塘江自钱塘县东北流至龙口闸东入县境，东北流四十七里，抵翁家埠入海宁界，对岸界萧山。”《清史稿·地理志》浙江仁和县：“捍海石塘，自钱塘乌龙庙一堡至戚井村十二堡，西防同知治；又东至翁家埠十七堡，中防同知治。”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之《杭州府仁和县图》有“十七堡”，附近标有“翁家埠”。《东华续录》卷 114（光绪十九年秋七月癸未）：“前署杭嘉湖道王景澄、现任杭嘉湖道王祖光，督同节次履勘，得西塘自李家埠汛西道字号起，至翁家埠汛腾字号止，计共埽坦工长二百十三丈；中塘自翁家埠汛官字号起，至戴家桥汛丝字号止，计共埽坦工长四百一十丈五尺。”此地至今仍在政区界上，一条小路的东、西两侧分属海宁、余杭。因受限于地图集开本，真正能上图的地物并没有《编稿表·正编》那么多，遴选哪个上图、哪个暂不上图的标准是：该地物是否具有清史意义以及清史意义之重要性。在《清史地图集》“浙江”图幅中，仁和县的地物只有江涨桥、笕桥镇、乔司镇、拱宸桥、钱塘江、备塘河、翁家埠、临平镇、塘栖镇、奉口十个；“太湖流域”图幅的篇幅稍大，除上述十个之外，也只是多上了德胜桥镇、三家村、上塘河、宦塘河、皋亭山、临平山、超山、博陆村八个。这十八个上了图的地物，加上“杭州府”“仁和”两个，就是从《编稿表·正编》四十个地物里遴选出来的。仁和县地物，请参看《清史地图集》省域图组第 64-65 页“太湖流域”图、第 94-95 页“浙江”图。

在北方，仅举一例“飞地”。梨园屯在哪里？“义和团起源于山东”似乎是常识，但这个常识需要通过地图稍加修正。义和团源出山东冠县义和拳，一般认为起始于梨园屯教案。国内外相关论著，都肯定梨园屯教案为义和团运动的源头。而研究梨园屯教案问题的论著，无一例外都从文字史料入手；其实，晚清的古地图上也有相关信息。在德国柏林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庋藏的 160 幅晚清华北舆图，内有直隶威县图和山东冠县图。

编号 Kart. E. 1951/11-83 系威县舆图，形状类似针灸铜人侧影，左上角“邵固堡”往右处有两个格子是空白，第一次见到时引起笔者的好奇；经查证，原来是属于山东冠县的飞地，但图上未标任何地物。

威县舆图与编号 Kart. E. 1594/126 佚名之冠县舆图的方向，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将威县、冠县两幅舆图对照可知，这块冠县飞地上的集镇村庄，从东向西有：祝家屯、梨园屯、田象村、孟管庄、宋家屯、中兴集、常家庄、小王渠村、王世公、梁家庄、后店村、鸭窝村、红桃园、赵村、西河口、陈固、小庄、孙家庄、小里固村、小葛寨、大葛寨、固献村、蒋家庄、陈家村，正好是 24 个村庄名称。冠县主体地域在卫河之南，这片卫河以北、深入直隶威县境内的飞地被称为“冠县十八村”，实有 24 个村子，故知有人认为“十八魁”代表 18 个村团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实际不止十八村）。图上属于山东冠县、实际深处直隶威县境内的梨园屯，离冠县本土有一百多里，正是著名的“梨园屯教案”发生地。如果以梨园屯教案为义和团起始事件，则义和团实际起源于直隶境内的山东飞地，所以不能说义和团仅起源于山东，比较客观的说法是起源于山东、直隶交界地带。

梨园屯教案涉及多位人物、多处地点，赵三多长期居住和姚文起移居的沙柳寨，就标在Kart. E. 1951/11-83 威县舆图上，离冠县飞地的那块空白处相当近；张洛焦学习白莲教符咒的固献村，1898 年拳民运动时的红桃园、小里固，以及乡绅集中的梁庄、鸭窝等村，在 Kart. E. 1594/126 冠县舆图上均有标明。至于这块飞地的中心，冠县舆图标为“中兴集”，今名为“干集”。

义和团的起始地点，得此两幅舆图而更加明晰。因比例尺原因，图幅有限，直隶中南部放大图尽管画出了威县境内的冠县飞地，但只能选上“梨园屯”“固献”“小里固”三个地名而已。

关于“飞地”，截至晚清至少有好几百处，我们在把史实考证清楚的基础上，应收尽收，在图上应标尽标。当然，只有一两个少数村庄的飞地，作为全国层面的地图已无法详尽显示，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省级历史地图集。

像仁和县这样的“面”、梨园屯这样的“点”（也是“飞地”），加上县界、驿路、河流、海岸这样的“线”，以及政区治所、河流所经、湖泊范围、地物选取、地名写法、政区边界、草原鄂博、西藏宗谿、海岛名实等，项目组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编稿表》有一千多万字，邹逸麟评价：“功夫扎实，很好地继承了谭先生的学术精神。”

由此，项目组完成两篇博士后出站报告、六篇博士学位论文、十五篇硕士学位论文，更多的是平时写下而尚未发表的考据文字；召开大小会议十余次（每次会议都有《简报》），出版《清代地理志书研究》《清史地理研究·第二集》《清代政区地理初探》《清代政区地理续探》四部学术论文集。这些基础性工作，就是《清史地图集》立足之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清史地图集》，是项目组从《编稿表·正编》中近十万个“地物”中遴选出四万多“地物”的结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部《清史地图集》只是一个简本。

三、《编稿表·辅编》：政区界线考证

“谭图”第八册（清时期）画出府级政区界线，是在当时条件下取得的最高成就，影响深远，至今仍无总体超越者。当今已经是 21 世纪 20 年代，有条件在某些方面超越前贤，所以项目组在立项之初决定把政区界线的研究精度从府级提升到县级，故《清史地图集》研制了宣统三年基本覆盖全国的县级政区边界线，画出除青海、西藏以外所有省级地域内的县级政区界线，包括内外蒙古的旗界线。宣统三年，全国有县级政区 1792 个（县 1382、散厅 89、散州 146、旗175）。县界复原研究选择宣统三年的原因是参照了邹逸麟主修《清史·地理志》以宣统三年政区列目的原则。邹逸麟带领课题组纂修的这部《地理志》把清代覆盖全国的县级及以上政区沿革史实已考证清楚，正文虽然只有六七十万字，而注释却有三百四十万字，为清史地图编绘奠定了雄厚的学术基础。

府界是县界的集合，而省界又是府界的集合，所以《清史地图集》政区界线考证的核心工作就是对县界的考证。清朝县界没有现成答案，那么绘制县界的依据是什么？传世文献里的“四至八到”，只是一个大致方位，据此绘图最多也只能是以极坐标法画出有棱有角的不规则的多边形图案。如果由民国某年旧地图做逆推法，存在隐性风险，因为它的前提是要对从清朝到民国某年间县界变化的材料竭泽而渔（若真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必逆推了），而如果不做这个追溯的梳理工作即默认该期间内没有变化，则是十分危险的，毕竟民国初年的政区建置、政区界线变化都很大，所以考证县界须慎用民国二年之后的材料。为此，我们项目组秉承“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之理念，对每一个县级单位进行县界的详细考证。这个工作说起来容易，但全面铺开之后工作量巨大，毕竟《清史地图集》的任务是覆盖清末的全国地域。

项目组为复原县界做了大量的县界考证，考证结果汇集成《编稿表·辅编》。可各举南、北一县为例。所举南方的县级单位是湖南长沙府的湘乡县，治所在今湖南湘乡市，境域相当于今湘乡市、娄底市之娄星区、双峰县全境和涟源市一部分。湘乡县的邻县有六个，分别是湘潭、衡山、衡阳、邵阳、安化、宁乡，项目组针对县界两侧的界点进行细致考证，具体过程见下述十二个表格。

依照上述十二个表格中湘乡与邻县 134 个界点考证结果（未找到今地者无法列入表中），参考今标准底图，可以画出清末湘乡县的环状闭合县界（如“地图 4”）。这种做法，可以称为“邻县界点穿线法”，即：在县界两侧找出可以确定今地的边界点，在界点中间穿过的线大致接近于县界。从理论上衡量，找到的界点越多，就会越接近实际的县界。对于全国尺度的地图集而言，县界考证中的微小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这个环状闭合的县界，经与 1908 年和 1917 年的《湖南分县详图》“湘乡”图进行点对点的核对，没有变化。此后，经出版社“制图综合”后，湘乡县界在《地图集》中的实际情况，请参看《清史地图集》省域组图第 112-113 页“湖南”图。

所举北方的县级单位是山西省泽州府的高平县，治所在今山西高平市。高平的邻县有长子、长治、陵川、凤台、沁水五县，各个界点考证详见下述十个表格，县界考证仍然遵循“邻县界点穿线法”。需要说明的是，下述表格中的《山西自治区域图》正好是宣统三年的材料。

项目组考证了高平与邻县的 133 个界点，标在地图上的县界效果如地图 5：

      以上两例只是一个县的县界考证结果。清末全国有 1792 个县级单位，项目组都是这样做的考证，考证的界点超过十万个。尽管做了这么繁复的考证，绝大部分界点却没有印到地图上去，它们是衬托出“县界”的“幕后英雄”。历史地理学是“又古又今之学”，作为科学探索，据《编稿表·辅编》绘制的政区界线，希望经得起学术界验证，也欢迎学术界予以验证。

      当然，内地开发充分，县界相对明确，尽管沿海与内陆、平原与山区之间会稍有不同，甚至省内各县之间或有差异，但县界大致可考。但是，草原上就有些不一样。蒙古草原上历来生活着游牧民族，跃马纵横驰骋的时代罕有郡县，也就无所谓政区界线了。清朝建立之后，因人口增加等原因，游牧逐渐变成了驻牧，各个部落固定住所、划定牧场等一系列举措之后，逐渐产生了相对明确的旗界，所以晚清有很多蒙古游牧图保留至今。也正因为清朝的旗具有县级政区职能而又不完全是县，旗界是存在的，但复原旗界的困难实在难以想象。项目组内有多位蒙古族学者从事蒙古史研究经年，利用汉文、蒙古文文献，尽最大努力做了复原旗界的工作，研制出的旗界已经达到学术前沿。只是，由于“共游牧”区域的存在，相邻两旗之间没有旗界的情况并不罕见，即使文献中找到分界的鄂博、淖尔、胡都克、托罗海，也难以落实到今地的例证大量存在，这些地方均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故有的旗界虽然有所缺损，但也相对合理。

此外，陆地上的县界，毕竟理论上还能脚踩实地走访，而海上的水域界线与陆地界线就更不同了。例如，江浙两省的海上界线，从明代到清末，经历过多次更改，尤其是以今嵊泗列岛诸岛屿的隶属为核心的海界划分，考证难度较大。通过梳理地理志书、地方文献，明清江浙海上省界终于尘埃落定。

结语

清朝的统一，内地与边疆逐渐融为一体，不仅是清期的武力强大，更是境内各民族长期相互融合的结果。汉唐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中原政权强大时也曾北征朔漠，说明“历史中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历史发展到清朝就最终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乾隆时期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清朝治理地方之策，除了内地实行省制以外，北部边疆是军府制，西藏地区是清廷管辖下的政教合一体制，蒙古地区是盟旗制，使清朝的国家治理水平跃升一个台阶，这些都值得用历史地图来直观地反映。

《清史地图集》目标是以静态地图的形式反映清代的地理演化进程与结果，使读者能够了解今天很多地理事物的渊源，例如江河湖海的古今变化，多民族、大一统的清朝从初起、鼎盛到近代国家的缔造过程，前人在维护疆域完整方面的贡献，近代中国疆域局部有所萎缩的深刻教训，各种、各级政区的变迁等。因此，《清史地图集》是学术界第一部断代意义上地物定位比较准确、信息量比较丰富的具有学术创新的历史地图集，有助于认识清代疆域盈缩、政区设置的全过程，在资政育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借用邹逸麟师在《清史地图集·序》中的话：“编纂历史地图是一项崇高的学术事业……《清史地图集》初步做了有益尝试，是为学术上一大进步，因而出版之后将是影响一代的学术成果。”

清朝与以往朝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处在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进程中，电报、铁路、邮政引入，沿海、沿江城市兴起，工业发展，思想巨变，整个社会发生巨大转型。所以，清史地理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清史地图集》只是以地图呈现清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今后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本文撰写得到李诚、陈栋、赵逸才等协助，谨此致谢。）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