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东史学的文献特色与传承意识

黄爱平

浙东史学是中国传统地域学派中浙学的重要分支，清代浙东史学则是这一分支学派的发展总结阶段。提到清代的浙东史学，学界公认经世致用为其显著特色，也是其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但本文更为关注的是，支撑一个学派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理念。就清代浙东史学而言，其深厚的文献基础和自觉的传承意识，无疑是它得以赓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无论是清初开启新局的著名学者黄宗羲，抑或是继武其后的万斯同，承上启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还是乾隆时期发扬光大的邵晋涵和为之总结扬厉的章学诚，无不具备深厚的文献基础和自觉的传承意识。也正是因为有深厚的文献基础为之支撑，有自觉的传承意识为之赓续，清代的浙东史学才能形成一个传承有自、特色鲜明的学派，进而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由清代浙东史学代表人物的学术实践和学术理念入手，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文献特色和传承意识，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清代浙东史学的传承发展，推进清代学术乃至传统文化的研究，或许是不无有益的。

黄宗羲：开启新局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也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他大力倡导经世实学，讲求经史之学，尤有志于史学研究，明确主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1]可见黄宗羲以研治经史之学作为扭转明末空疏学风、讲求经世致用的重要途径。而黄宗羲的史学研究，具有十分鲜明的文献特色。

其一，重视读书、抄书、聚书。

鉴于明末以来学术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黄宗羲极力强调读书，倡导实学。由此出发，他极为重视文献典籍的搜求。早在青年时期，黄宗羲遵父嘱致力于读史，并“归宿于诸经”的同时，便“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不仅“尽发家藏书读之”，而且“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2]。其后师从刘宗周，秉承其“慎独”宗旨，更“日夕读书，十三经、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历算、道藏佛藏，靡弗究心焉”[3]。即便易代之际，投笔从戎，于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之时，仍将“身心性命一托于残编断简之中，故颠发种种，寒以当裘，饥以当食，忘忧而忘寐者，惟赖是书耳”[4]。直至晚年，黄宗羲“益好聚书，所钞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5]，聚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并选文、选诗、志考、经济以及性理、语录、天文、地理、兵刑、礼乐、农圃、医卜、律吕、数算、小说、杂技、野史等书上万卷，藏于续钞堂，每日与其子黄百家等人读书其中，“诲后进年少，辄专以读书为第一义，谓学者不穷究经术，则几无立身余地”[6]。可以说，读书、搜书、钞书和聚书，既是黄宗羲用以纠正明末空疏学风的重要举措，也是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

其二，致力于搜集整理明代文献史料。

黄宗羲竭尽其力，多方搜集整理各种明代及前代文献史料，以存一代人物、典制、史事之原貌。

如《明文案》217卷、《明文海》482卷，两部大书均系有明一代三百年文章之分类汇编。黄宗羲广搜博采，汇聚明人文集多达二千余家，手自披览，采择编选，先成《明文案》217卷，后增辑为《明文海》482卷。后世学者评论说，黄宗羲“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借以考见大凡，故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然其搜罗极富，所阅明人集几至二千余家，如桑悦《北都》《南都》二赋，朱彝尊著《日下旧闻》时，搜讨未见，而宗羲得之以冠兹选。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7]
    又如《明史案》244卷，据全祖望记载，是书内容包括《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始末》一卷，又《汰存录》一卷等[8]。后世学者则称其书“条举一代之事，供采摭，备参定也”[9]。

其他如《明文授读》62卷、《姚江逸诗》15卷、《剡源文钞》4卷、《黄氏攟残集》7卷、《宋诗钞》94卷，以及《续宋文鉴》《元文钞》《宋元集略》《宋元文案》《姚江文略》《东浙文统》等，均为黄宗羲搜集整理编纂的诗文资料汇集，可见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

其三，致力于记载明代人物史事。

黄宗羲亲身经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也亲身参与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先后经历“起军、乞师、从亡诸大案”，其间“陵谷崎岖”，九死一生。自身经历和闻见所及，无不使他深切感到：“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俟后人之掇拾，然而泯灭者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10]故而他据其所见所闻，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为当时殉国死难、气节凛然的忠臣志士以及草泽遗民，撰写了大量碑传状志之文。诸如刘宗周、徐石麒、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张煌言、朱天麟、王正中、冯元飏，以及谈迁、谢泰阶、谢泰臻、陆宇燝、沈寿民、李邺嗣等人，均有记述。在发掘其生平行迹的同时，黄宗羲大力表彰忠义，阐扬正气。在他看来，“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11]，“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12]。尽管他们“皆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地一民可据，止凭此一线未死之人心以为鼓荡”，甚而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其“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圣贤指为血路也”。其于“险阻艰难，百挫千折”中所体现的忠肝义胆和高尚节操，惊天地而泣鬼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3]。因此，黄宗羲多方表彰“亡国之人物”，不遗余力地为之树碑立传，既保存了一代人物史事，又彰显了天地正气。他如《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海外恸哭记》等著述，也都多记载南明弘光小朝廷以及隆武帝、永历帝、监国鲁王时期的人物、史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黄宗羲之学，博大精深，气象宏阔，于宋代以来各家学术，无不会通。他在给其弟黄宗会（泽望）所作墓志中有言：“至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与泽望，皆能知其宗旨离合是非之故。”[14]全祖望也推崇说：“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15]在会通各家，总结前代的基础上，黄宗羲尤为重视史学，他曾批评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版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16]因此他大力倡导读史，身体力行治史。而浙东地区自宋代以来学术文化就十分发达，史学一脉亦源远流长，黄宗羲对此无疑十分了解，他曾在一首诗中简要梳理南宋以来浙东史学的发展脉络，并表达了对前代史学大家的敬仰之情。诗曰：“昔也宋金华，文章莫与雠。后此三百年，玉峰为介邱。元明二代史，属之以阐幽。推琴起讲堂，束帛多英俦。直不让南董，于以赞《春秋》。”[17]前代学者既已为浙东史学创辟榛莽，黄宗羲生当易代之际，怀抱故国之思，更毅然以保存一代文献史事为己任，在他看来，明朝虽亡，但一代文章绝不可废弃，一代史事绝不可湮没，一代人物绝不可泯灭。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18]者，历史研究本身即为存亡继绝之业，可备朝章国故之缺文，可明治乱兴亡之理道，可存天地宇宙之正气，可抒慷慨激昂之性情，故而他不辞辛苦，下大功夫，费大力气，整理编选明人文章，记述留存明代史事，发掘表彰忠臣志士，借以保存一代文献，阐扬精神气节，总结历史经验。这种以传承文化、延续文脉为己任的自觉意识，堪称浙东史学的显著特色，也是黄宗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并为浙东史学开启崭新局面的重要原因。

万斯同：踵武赓续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清初著名史学家。青年时期即拜著名学者黄宗羲为师，精通经学，尤长于史，主要传承黄宗羲之史学。其史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文献特色，尤以对明史纂修的贡献著称。

万斯同自幼聪慧，“读书五行并下，如决海堤”，对经学尤其是史学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和悟性。据全祖望记载，他幼年曾因其顽劣，被其父“闭之空室中”，“窃视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读之甚喜，数日而毕。又见有经学诸书，皆尽之”[19]，由此奠定了其为学的初步基础。师事黄宗羲之后，遵循其师倡导读书的教诲，在遍览黄氏续钞堂家藏书籍的同时，还广泛搜求各故家藏书，尤集中阅读有关明代的各种史籍。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曾记载他与万斯同一同读书之往事：“康熙丙午、丁未间，余与先生及陈子夔献读书于鄞县外之海会寺，见先生从人借读二十一史，两目为肿。乙酉以后数年，又与先生读书于越城姜定庵先生家，发其所藏有明列朝《实录》，废寝观之。”[20]正是由于长年的刻苦攻读，万斯同对历代史事了然于心，对有明一代史事人物尤为熟悉，故而黄宗羲有“季野真书厨”之言[21]，黄百家也称赞万斯同“自两汉以来数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处，洞然腹笥”，“于有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随举一人一事问之，即详述其曲折始终，听若悬河之泻。盖先生出生无他嗜好，侵晨达夜，惟有读书之一事，而又过目不忘，故其胸中所储益富，殆记所谓博闻强识，敦善行而不怠，先生其无愧于斯语哉”[22]！

在史学研究中，万斯同极为重视史表，视之为史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认为“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23]。鉴于十七史中自《后汉书》以下，仅《新唐书》有表，其余各史皆无表，万斯同依据《史记》《汉书》立表体例，博采各史本纪、列传及志书相关记载，又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等书资料，“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撰成《补历代史表》一书。当时学者评价说：“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24]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特设博学鸿儒科，又重开明史馆，网罗明末遗臣和著名学者参与《明史》的编纂工作。万斯同遵其师嘱托，怀抱“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的强烈愿望，接受总裁徐元文的多次聘请，来到京师，馆于徐氏邸舍，不受俸禄，不领官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他发凡起例，拟定传目，无总裁之名而行总裁之实，史馆凡“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万斯同典掌”[25]。万斯同修史，极为重视史料的搜集与鉴别。他自言：“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26]这一认识，无疑是有道理的。在史稿的修订方面，万斯同耗费心血精力尤多。当时诸纂修官分别撰写的史稿，最后都集中于总裁之处，由万斯同审核修改，排纂成编。据记载：“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叶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叶某事当参校。侍者如其言而至，无爽者。”[27]今宁波天一阁珍藏的12册《明史稿》，稿本、抄本各6册，存列传稿300余篇，其上或多或少，都有朱笔、墨笔以及白粉笔删改涂抹的字迹。据考证，该稿系经万斯同修改的史稿。特别是其中的6册稿本，大多经两次乃至两次以上修改，有的大刀阔斧，整段删除，有的旁行斜上，补充润饰，有的满纸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几乎另起炉灶，重加改写。足证万斯同为《明史》纂修所付出的心血。[28]可以说，万斯同为明史纂修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明史》成书的基础。今本《明史》能成为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编写质量较好、学界评价较高的史书，与万斯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综观万斯同一生的学术活动，最为突出、最为难得的是他为纂修《明史》所做的工作。清廷开馆修史时，黄宗羲曾以其硕学名儒，多次受到清廷征召。但他始终坚持孤臣孽子之心，不与清廷合作。然而，出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考虑，黄宗羲最终同意弟子万斯同及其子黄百家进京参与修史，并将自己有关明史的著述和搜集的资料交付万斯同，以作修史参考。他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斯同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29]在万斯同北上时，黄宗羲还先后赋诗送行，表达对万斯同参与修史的殷切期望。其中有句云：“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30]可见黄宗羲把保存一代文献、修成一代信史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其弟子万斯同身上。而万斯同也以继承其师未竟事业为己任，努力发扬黄宗羲的史学精神，实践黄宗羲的治史主张，不署衔，不受俸，甘心情愿“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31]，先后客居京师二十余年，默默无闻地为《明史》纂修尽心竭力，做了大量工作，奉献了全部学识，也耗尽了所有心血，真正做到了“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可以说，万斯同用自己的毕生精力乃至身家性命，传承了黄宗羲的史学精神，践行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最高境界。也正因如此，当时以及后世学者，无不把万斯同视为黄宗羲史学的传人，并给予很高的评价。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32]可谓颇为准确地揭示了万斯同在浙东史学传承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

邵廷采：传承融会

邵廷采（1648-1711），原名行中，字允斯，后改名廷采，字念鲁，学者称念鲁先生，浙江余姚人，清前期著名史学家，浙东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推崇王阳明、刘宗周之学，先后师从王门弟子韩孔当、刘门弟子董瑒等，又曾问学于黄宗羲，故而其学兼容并蓄，气象博大，既深于理学，又长于古文，于史学造诣尤高，不仅呈现出鲜明的文献特色，而且反映出自觉的传承意识。

余姚为王阳明故里，其高足如徐爱、钱德洪等多出其中，邵晋涵之祖父邵曾可、父邵贞显亦为王门中人。邵廷采“幼遵庭训，究理学”[33]，苦读王阳明、刘宗周著作，奠定了深厚的理学根基。当时，阳明弟子众多，支分派别，彼此之间不无龃龉，即如王门弟子与刘门弟子之间，亦有不合之处。邵廷采则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亦不逞口舌之辨，一以绍述乡先贤之学为己任，“私念师友渊源之传，惧及身而即斩也，乃思托著述以自见”[34]，因作《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分别记述王阳明和刘宗周生平、业绩、思想、学术，“为阳明辨心体，为蕺山证慎独”[35]，论者称其“许大精神，绍扬圣学，岂当徒作史传观”[36]？在大力推崇王阳明、刘宗周其人其学的同时，邵廷采对两家弟子亦不分轩轾，同等看待，他说：“王、刘道同也，弟子岂各分门户哉！”[37]因于王门弟子中“择其有功传习徐爱、钱德洪、邹守益若而人，而审别其未醇者”[38]，作《王门弟子所知传》；又以刘门“弟子之出而仕者多以生死明学术”[39]，拟作《刘门弟子传》，惜其未成。对阳明后学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等人在余姚故里创建的姚江书院，邵廷采更是有着特殊的情感。他的祖父邵曾可曾师从管宗圣，并曾襄助书院的创建事宜，其父邵贞显亦为书院高第。他自幼即随其祖父入书院读书，“向往阳明、蕺山及姚江书院诸先生”[40]，其后又主书院讲席，深知书院在化育人才、传承学术上的重要作用，所谓“求论幾深，征核日用，动静有养，德艺不遗，其人其学多出书院”[41]，故而他既撰《姚江书院训约》，条次“立意宜诚、勘理宜精、伦纪宜敦、威仪宜摄、识量宜弘、取与宜严、学术宜端、读书宜进、举业宜醇、功课宜勤”凡十则[42]，以训诸生；又不辞辛苦，搜罗书院诸先贤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等十余人生平事迹、著述文章，逐一为之作传，撰《姚江书院传》一篇。并在其父、祖所搜集资料及所成初稿的基础上，进而博采王阳明、刘宗周之著述，广收书院诸先贤之函札、序言、纪事等文，旁及谱志以及唱和诗作，增纂《姚江书院志略》四卷，“以起文成之绝脉，并阐蕺山之微言”[43]。不难看出，邵廷采是以为王阳明、刘宗周及其后学弟子作传的方式，来梳理学术脉络，凸显学术传承的。而他所撰写的人物传略和书院志略，实际上构成了一部明末清初浙东学术史的简明系谱，为时人乃至后人了解阳明学术及其传承，尤其是在浙东地区的流传情形，起到了重要作用。

理学之外，邵廷采尤以其史学成就为人所称道。他生长于浙东地区，受其家学及地域文化影响，对明末清初史事、人物乃至文献极为关注，自谓“生平头白汗青，西清、东观，差堪以老布衣，与闻掌故”[44]，故其史学研究多致力于网罗遗佚，记述史事，表彰忠义。据记载，邵廷采“好从遗老访明亡故事”，有“同邑张五皋流离粤海，潜归四明山”[45]，他得知后，多次前往拜访，与之谈论史事，博征遗闻。他还曾游历南北各地，江浙而外，“北入河南访黄流故道，西走窥潼关”[46]，又至山东，入京师，“所至以笔墨自随，汲汲搜罗遗民孤臣之轶事”[47]。广州时为“数省风物之要会，而胜国之事所尝经遗湮积之区也”，他“不惮车马舟楫之劳险”，前往游历，“历其江山，旅宿其廛市，宴游其士夫僚吏，而又以时杂采童谣里谚，与夫番商海贾之传闻”[48]，多方搜集南明王朝有关人物、史事资料。在此基础上，邵廷采进而参考黄宗羲《行朝录》、冯甦《见闻随笔》、毛奇龄《后鉴录》等著述，撰成《东南纪事》《西南纪事》二书，记载南明唐王、鲁王、桂王君臣事迹。后人评论说：“余姚邵念鲁先生，康熙时人，距明季未远，尚有一二耆老可资咨访，又海内平一，故其见闻亦非限于方隅者可比。撰《东南纪事》十二卷，以存鲁王、唐王；《西南纪事》十二卷，以存桂王。辞尚体要，无惭作者。”[49]邵廷采还大力表彰忠义，先后撰成《宋遗民所知传》《明遗民所知传》二篇，记述南宋末年谢翱、王炎午等人和明代末年张正宸、徐枋、金堡等遗民行迹。在他看来，“两汉而下，忠义之士至南宋之际盛矣”，其间“仁人烈士云蒸霞蔚”，“其上者蹈白刃，赴水火；次乃亡形江海，隐迹深林”[50]，而“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51]，明之遗民，亦犹宋之遗民，其中所体现的忠义节气，可谓“千载同心”，故而他不顾衰病之躯，为之搜辑遗佚，阐发幽微，惟恐见闻不周，挂一漏万，致使其名不显，其义不彰。尽管因其读书、见闻所限，邵廷采所记史事不无讹舛之处，全祖望就曾指出其“率尔下笔”“不知而作”之误[52]，但其“表章儒先，发扬忠孝”之意，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诚如朱筠所言：“鼎革之初，诸老殂丧，先生岿然承绝业于荒江斥海之滨”[53]，所撰王阳明、刘宗周及其后学诸传，阐明学术，所作遗民各传及纪事诸书，则推扬节气，均有传承学脉、保存文献之功。邵廷采曾拜黄宗羲为师，自谓“余同里亲炙黄先生……尝示余《乾坤凿度》、象数等书，望而不敢即”[54]，后人亦据此称其“从同邑黄宗羲问《乾凿度》、算法”[55]，似乎邵廷采的史学与黄宗羲并无直接关联。但实际上，细绎其学术实践，应该说，他受黄宗羲史学的影响更为突出，不仅其著述于黄宗羲之作多所取资，而且其表彰忠义，阐扬正气的主张与黄宗羲的思想更是一脉相承，彰显出清代浙东史学的鲜明特色。

清代前期，邵廷采以其自觉的学术传承意识和杰出的史学成就，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高度称赞。万经说：“先生坚苦刻厉，学日益笃，行日益修，表章先贤潜德，推扬文成良知，海内学者皆知姚江之有先生也。”[56]陶思渊慨叹：“自先生没后，岂东南道学一传景响顿绝，即欲求三百年遗案与夫胜国轶事，而讹舛隐讳，亦无从征信于万一矣。”[57]章学诚更是推崇备至，盛称其所著《思复堂文集》“五百年来罕见”，认为其文“辞洁气清”，其体“雄健谨严”，其记事“语无枝剩”，“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实如“洪炉鼓铸，自成一家”[58]。梁启超也说：“念鲁复有伟大之史识与史才，所著《东南纪事》《西南纪事》《王阳明传》《刘蕺山传》《阳明弟子传》《蕺山弟子传》《姚江书院志略》等书，或传或不传，其传者皆义例精绝。其《思复堂文集》，章实斋谓‘五百年无此作’。盖浙东学风，端本于义理，致用于事功，而载之以文史，自阳明、梨洲以来，皆循此轨以演进，念鲁则具体而微焉。”可谓很好地揭示了邵廷采的学术成就及其在浙东史学传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祖望：承上启下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人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清前中期著名学者，浙东史学传承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他私淑黄宗羲、万斯同，于黄宗羲尤仰慕有加，一生读书治学，成就卓著，其史学研究的文献特色尤为突出。
   其一，重视读书，勤奋好学。

全祖望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在继承家学渊源的基础上，致力于读书、钞书和藏书，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予生平性地枯槁，泊然寡营，其穿穴颠倒而不厌者，不过故纸陈函而已。年来陆走软尘，水浮断梗，故园积书之岩，偶津逮焉，而不能暖席。特蓬窗驿肆，不能一日无此君。家书五万卷中，常捆载二万卷，以为芒屩油衣之伴。”足见全祖望对陈编故籍有着特殊的爱好，即便旅途舟次、鞍马劳顿，亦不可不与书相伴，往往捆载随行，以至“舟车过关口，税司诸吏来胠箧者如虎，一见索然，相与置之而去”[59]。不仅如此，全祖望读书、钞书，还多有新的发现和创获。他于乾隆元年（1736）考中进士后，曾利用进入庶常馆的便利条件，与时任礼部侍郎李绂一同借抄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专门“钞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每日夜漏三下而寝，可尽二十卷”[60]，计所抄有高元之《春秋义宗》、王安石《周礼新义》、曹粹中《诗说》、刘敞《公是先生文钞》、唐仲友《文钞》、史诰《尚书·周礼·论语解》、袁燮、袁甫《二袁先生文钞》以及《永乐宁波府志》等书[61]。尽管此次抄录活动不久即因全祖望的辞官而告结束，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仅发掘出一批唐、宋、明时期的珍本秘籍，而且开启了清代利用《永乐大典》的先例。

其二，致力于整理校注历史文献资料。

全祖望花费极大的精力，从事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校注工作。鉴于《汉书》于秦汉时期置郡封国、山川水道等记载多有疏略，颜师古注亦有未详之处，全祖望以《汉书》《史记》《晋书》等史书所载及颜师古、裴骃、司马贞、张守节等各家之注、杜佑、王应麟等历代学者所言，参互校订，考证《汉书地理志》相关问题，如秦三十六郡、汉十八王所置郡之名称，汉代郡国分命疏失、九州山薮川浸阙载等，撰成《汉书地理志稽疑》一书，所考多发疑正误，颇有心得。他还继承家学，在其曾祖、祖、父辈凡三世校勘《水经注》基础上，先后七次校勘该书，区分经文与注文，于注文又进而区分大注与小注，撰成《七校水经注》，为后人进一步科学整理《水经注》这部古代地理学名著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和可资参考的校本。

其三，致力于搜集整理乡邦文献。

全祖望十分重视地方先贤文献的整理。《困学纪闻》一书，是宋元之际浙东学者王应麟所撰考证经史诗文的学术笔记，凡20卷。清初阎若璩、何焯曾先后为之笺注，皆有刊本行世。全祖望认为阎若璩“详于开索，其于是书，最所致意”，但所笺不免“笔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且“时挟偏乖之见”，不知裁择；何焯笺注简核，但亦有“高自标置”，妄论学术之病。故“取二本合订之，冗者删简，而未尽者则申其说，其未及考索者补之，而驳正其纰缪者，又得三百余条”[62]，撰成《困学纪闻三笺》一书，得到时人好评。

全祖望尤为留意明清时期的乡邦文献，不遗余力，多方访求。他继李邺嗣《甬上耆旧诗》之后，进而续补明代万历以来至清初百余年间四明地区文人学者之诗作，既为之作传，又选录其代表作，编成《续甬上耆旧诗》120卷，计网罗600余人，收诗约16000首。他还苦苦搜求“残明甬上诸遗民”如董守谕、王玉书、林时跃、毛聚奎、高宇泰、宗谊、范兆芝、陆宇燝、董剑锷、以及号称“三李”的李文纯、李文瓒、李文胤（后改名李邺嗣）等人的遗文著述，又孜孜矻矻，为易代之际的仁人志士整理编纂、审核校定其诗文著述，诸如钱肃乐的《钱忠介公全集》、张煌言的《张尚书集》、林时跃的《朋鹤草堂集》、李文瓒的《礐樵先生集》、姜垓的《姜贞文先生集》、周齐曾的《囊云集》、陆符的《环堵集》、周容的《春酒堂文集》等，为保存地方文献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

其四，致力于发掘表彰明末清初仁人志士。

在这方面，全祖望可谓与黄宗羲一脉相承，声气相通。他生活的甬上，自南宋以来，就是“忠义之邦”和学术之乡，明清之际又是江南抗清的重要基地，因此，“明季遗民之盛，莫如甬上”[63]，忠义之士，多出其间。全祖望浸润其中，深受影响，毅然承担起发掘表彰之责，他说：“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谁更表而出之！”[64]因此，他全力以赴，多方发掘其乡先贤及江南地区志士仁人生平行迹，大量撰写墓志、传记、碑铭，阐幽发微，惟恐不及。据统计，全祖望《鲒埼亭集》38卷，其中墓志碑铭19卷，传状4卷；《鲒埼亭集·外编》50卷，其中墓志碑铭5卷，传状4卷；前后合计为墓志碑铭24卷，传状8卷，总共32卷[65]，占其文集全部88卷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这多达32卷的篇幅中，全祖望总共撰写了210篇传记碑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记载明清之际人物及相关史事的碑传文字。如孙嘉绩、钱肃乐、张煌言、张肯堂、沈廷扬、王翊、张名振、董志宁、王瓒爵、王江等诸多仁人志士，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黄宗炎、陆世仪、万斯同、刘献廷等著名学者，无不囊括其中。而全祖望在为他们树碑立传时，不仅极为重视厘清其生平行迹，阐扬其忠义大节，而且笔端常带感情，字里行间多凛然正气，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可以说，在发掘表彰易代之际史事人物方面，全祖望既与黄宗羲后先相继，又青出于蓝。如黄宗羲曾为原明兵部尚书张煌言撰写墓志铭[66]，大力表彰其忠义大节，但因所据资料有限，不免“大段疏漏”，不少重要史实未能记载，甚至将其官职兵部尚书误为兵部侍郎。因此，当全祖望应万经之请，为张煌言“别撰碑文一首”时，他明确表示：“某文岂敢续黄先生之后，然考证遗事，所不敢辞。”[67]正是在这篇精心撰写的碑铭中，全祖望不仅一一详载其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抗清史事，而且满怀深情和敬意地表示：“天柱不可一木撑，地维不可一丝擎。岂不知不可，聊以抒丹诚。亦复支吾十九龄，啼鹃带血归南屏。”同时还充满自信地说：“他年补史者，其视我碑铭。”[68]诚如其自言，全祖望的人物传记确实起到了补史、证史的作用，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章学诚虽然认为全祖望所作传状碑志叙事“复见叠出，至于再四”，行文亦“泛滥驰骤，不免漫衍冗长”[69]，但仍称赞“其文集专搜遗文逸献，为功于史学甚大”[70]，可谓知言。
    尤为可贵的是，全祖望自觉地以保存文献、传承文脉为己任。他对近百年来浙东地区“沧桑抢攘，文献凋落，至有并姓氏不得传者，何况著述”[71]的情形极为痛心，对“近者吾乡后学，茫然于桑梓典型之望”[72]的现状极为忧虑，故而毅然决然，数十年如一日，搜讨“故国遗音”，传承乡邦文献，呕心沥血，矢志不渝。他在苦苦搜求“残明甬上诸遗民”文献之时，始终坚信“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于太虚，而栖泊于虞渊咸池之间”，赖其述作而得以表见一二，决不可“听其消磨腐灭”[73]。他为易代之际的仁人志士整理编纂、审核校定其诗文著述之时，也坚持认为：“其以日星河岳之书，而听其浮沉湮没，至与草木俱腐，则后死者之咎也。”[74]正是因为全祖望自觉地担负起保存文献、传承文脉的责任，在历史文献尤其是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贡献卓著，故当时学者即有“方今东南文献之寄在先生”之语[75]，更有学者誉之为“深宁、东发后一人也”[76]，将他视为继宋代著名学者王应麟、黄震之后，身系浙东文献学术之传人。这一评价，可谓实至名归。

还应当提到的是，在浙东史学的传承方面，全祖望尤以对黄宗羲生平事迹的搜罗、思想学术的阐扬、著述资料的整理著称。他以黄宗羲私淑弟子自任，为传承黄宗羲学术及其浙东史学，做了大量工作。诸如搜罗、钩稽、疏理和记述黄宗羲生平事迹，发掘、阐扬黄宗羲思想、学术，撰成著名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不仅结束了此前黄宗羲之墓数十年来无碑文的状况，使黄宗羲其人其行其学得以进一步彰显于天下，而且为后人了解、研究黄宗羲，并为之重撰年谱、传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又如搜集整理黄宗羲诗文著述，编纂《南雷黄子大全集》，力图呈现黄宗羲诗文著述之“庐山真面目”[77]，惜未能保存下来。再如续补编纂黄宗羲《宋元学案》，十余年间，广泛搜求宋人、元人文集，选辑抄录有关文献资料，无论家居讲学，抑或旅途舟次，均挟书自随，手不停笔，所成草稿，大多“蝇头细草，零星件系，几不可识别”[78]。终于在黄宗羲、黄百家父子所成部分稿本的基础上，续补完成《宋元学案》一书，全面记述了宋元时期的学术渊源、流派衍变以及整体面貌，受到后世学者的认同和好评。全祖望曾赋诗一首，表明自己续补黄宗羲著述、传承黄宗羲学术的心迹：“黄竹门墙尺五天，瓣香此日尚依然。千秋兀自绵薪火，三迳劳君盼渡船。酌酒消寒欣永日，挑灯讲学忆当年。宋元儒案多宗旨，肯令遗书叹失传。”[79]完全可以说，全祖望所具有的自觉的传承意识，所做的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为黄宗羲学术的恢张扬厉和浙东史学的传承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邵晋涵：发扬光大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又字二云，号南江，浙江余姚人，清中期著名学者，与章学诚同为浙东史学之后劲。他生长浙东，既受其族祖邵廷采影响，又私淑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诸大家，“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80]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邵晋涵与戴震、周永年、余集、杨昌霖等人同被特召入馆，时称“五徵君”，享誉学林，而邵晋涵尤以史学著称，天下士大夫“言史学必推邵，当时以为笃论云。”[81]

受家学及地域风气的影响，邵晋涵十分重视文献。他自幼“独善读书，数行俱下，寒暑舟车，未尝顷刻辍业。于四部七录，无不研究”[82]，奠定了深厚的文献基础。对乡邦文献，邵晋涵尤为关注，他曾应同乡好友霍维瓒之请，利用在京参与纂修《四库全书》，得以翻阅《永乐大典》及各种珍本秘籍的便利条件，抄录宋代孙应时、元代宋禧遗诗，以为其所辑《姚江诗话》提供资料。而前贤时哲凡有搜集整理地方文献之举，他也多加记述，称赞有加。浙江本为人文渊薮之地，而“文献之盛，莫如姚江”[83]。此前有黄宗羲辑《姚江逸诗》15卷，收录“余姚一邑之诗，自南齐迄明，以时代为叙，其方外、闺秀、仙鬼则总汇于末卷，每人各为小传，颇足以补史事之阙”[84]。其后则有倪继宗续辑明末清初迄于康熙末年士子诗作，纂成《续姚江逸诗》12卷。至乾隆中叶，张廷枚又续辑《国朝姚江诗存》12卷。三者后先相继，使余姚地方历代文献得以略备。邵晋涵为张书作序，历述黄宗羲、倪继宗、张廷枚诸人“搜采幽微”之功，嘉许张氏“整齐于尘封蠹蚀之中，怀尚友尚论之素，以广其恭敬桑梓之情，以近寓其慕远古追荒寂之概”[85]，与“诸君子之用心”颇多相同之处。他如会稽（今绍兴）陶元藻广采“集部、说部以及山经、地志诸书”有关诗话资料，辑成《全浙诗话》54卷，收录浙东、浙西地区上自春秋，下迄乾隆时期已故诗人达一千九百余人，堪为地域诗话著述的集成之作。邵晋涵亦为之作序，阐发其书“所录止于两浙”之缘由，谓“桑梓敬恭之义也”，认为“君子居其乡，则一乡之文献以传”，若“坐视前哲诗文沦佚，是为忍人”，因盛称陶氏“好为德于乡，尤以表彰旧闻为己任，潜收广摭，不遗余力。浙江山隩而水复，多韬光匿采之士，岁月既久，声闻歇寂，得先生为之揭扬，夺之蠹蚀蜗涎，以煜发其光彩，实能使古人逾久不敝之性情，绵绵绎绎，会著于简编，且俾里中后进浏览兴感，以溯流风，相率而归于温柔敦厚之教，此其为有功于艺苑者甚钜”[86]。从邵晋涵对这些学人士子“桑梓敬恭之义”的推崇中，不难看出他对乡邦的感情及其对文献的重视。

邵晋涵自身的学术实践，亦以爬梳文献、钩沉辑佚、阐幽发微见长。他在四库馆任职纂修官期间，主要承担《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曾从《大典》中辑出宋胡瑗《洪范口义》、赵善湘《洪范统一》、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孙应时《烛湖集》和元周巽《性情集》、宋禧《庸菴集》，明钱宰《临安集》等久佚不传的珍本秘籍。而他最受学人士子推崇的，还是《旧五代史》的辑佚工作。北宋初年，宰相薛居正奉诏纂修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史》，其后欧阳修以个人之力撰成《五代史记》，五代史遂有“新”“旧”之分。元明以后，薛史流传渐希，“传本亦渐就湮没”。所幸明初纂修《永乐大典》，曾有收录，但由于《大典》编纂采取“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体例，故而《旧五代史》各篇内容，均分散系于各韵各字之下。邵晋涵首先从《大典》各韵各字之下收录的浩繁资料中，逐一检出有关薛史的内容篇章，再根据其中列传文字，参考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相关记载，确定薛史“于梁、唐、晋、汉、周断代为书”的体例[87]，然后“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于是薛史一书遂“得十之八九”[88]。在此基础上，进而参考《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北梦琐言》诸书，补充阙略之处。若有“字句脱落，音义舛讹”者，则据两宋时期征引薛史之书，如《通鉴考异》《通鉴注》《太平广记》《玉海》《容斋五笔》《青湘杂记》《职官分记》等，“参互校订”，以臻详备。至于“史家所纪事迹，流传互异，彼此各有舛误”，则“据《新·旧唐书》《东都事略》《宋史》《辽史》《续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与五代碑碣尚存者，详为考核，各加案语，以资辨证”。对薛史与欧史之间记载互异之处，亦“悉为辨证，详加案语，以示折衷”[89]。终于纂成《旧五代史》150卷，使亡佚百年之久的古书复行于世，得到学者的一致称赞，被公认为《永乐大典》辑本的代表作。

在史学思想和理论方面，邵晋涵也有一定的造诣。他在四库馆任职纂修期间，主要从事史学诸书的编纂校订，史部提要也多出其手。其所撰各书提要，虽未能全为其后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所采用，却可从中略窥他对史书取材、体例、议论等问题的看法。如《后汉书提要》有言：
    东汉尚气节，此书创为《独行》《党锢》《逸民》三传，表彰幽隐，搜罗   殆尽。然史家多分门类，实滥觞于此。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辗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胥范氏阶之厉也。然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儒林》考传经源流，能补前书所未备，范氏承其祖宁之绪论，深有慨于汉学之兴衰关于教化，推言终始，三致意焉，岂独贾逵、郑康成诸传，为能阐其微意哉！[90]

在此篇提要中，邵晋涵针对《后汉书》独创《文苑》《列女》以及《独行》《党锢》《逸民》等类传的做法，既肯定其“创而不废”，后世“诸史相沿，莫能刊削”之功，又批评其“多立名目”，以致后人“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之过，并揭示出“史以纪实”的基本宗旨，皆足见其史识。他如主张“史家以网罗放失为事”[91]，认为修史当“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撏撦”[92]等，亦皆卓有识见，深得史法。

尤为难得的是，邵晋涵的史学主张，还与章学诚多有契合之处。章学诚说：“余著《文史通义》，不无别识独裁，不知者或相讥议。君每见余书，辄谓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间有乍闻错愕，俄转为惊喜者，亦不一而足。余所知解，视君之学，不啻如稊米之在太仓，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称昌歜之嗜，殆有天性，不可解耶？”[93]而《文史通义》所附邵晋涵的评论之语，也的确可以看出他对章学诚思想主张的洞察和称许。如论章学诚《原道》篇有言：“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遗书相规戒者。余谛审之，谓朱少伯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94]或许正因为如此，章学诚视邵晋涵为知己，先后交往二十余年，所撰论著如《书教》等篇，亦多请其审正。邵晋涵曾有志重修宋史，“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为荒谬，以东都赖有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前后条贯粗具，然后别出心裁，更为赵宋一代全书，其标题不称宋史，而称《宋志》”[95]，而章学诚亦有此志，曾致书邵晋涵讨论修史宗旨、体例等事宜。邵晋涵去世后，章学诚既为遽失好友而深感悲痛，亦为其壮志未酬而深觉惋惜，他慨叹说：“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识。有才有识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岂不重可惜哉！”[96]

清代中叶，邵晋涵以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卓越的史学造诣，得到同时学者的一致称赞，王昶说：“浙东自明中叶王阳明先生以道学显，而功业风义兼之；刘念台先生以忠直著，大节凛然；及其弟子黄梨洲先生覃研经术，精通理数，而尤博洽于文辞。君生于其乡，宗仰三先生，用为私淑，故性情质直贞亮，而经经纬史，涉猎百家略能诵忆。”并称其“以文望在史局者十余年”，“大臣相倚如左右手，君洵为史才之良矣。”[97]洪亮吉谓其“熟精前明掌故，每语一事，则亟称刘先生宗周、黄处士宗羲，盖君史学所本，而又心仪其人，欲取以为法者也”[98]。钱大昕也说：“君生长浙东，习闻蕺山、南雷诸先生绪论，于明季朋党、庵寺乱政及唐、鲁二王起兵本末，口讲手画，往往出于正史之外。自君谢世，而南江文献无可征矣。”[99]这些评价，无疑都反映了邵晋涵的史学成就及其在浙东史学传承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章学诚：总结扬厉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中叶著名史学家，其学远绍王阳明、刘宗周，近祧黄宗羲、邵廷采，讲求天人性命之理，而归宿于史学，在史学理论、方法等方面造诣独深，“其中倡言立义，多前人所未发”，“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100]。而在清代浙东史学的传承发展上，章学诚堪称是予以总结扬厉的有力殿军。他所撰著的《浙东学术》一文，不仅从渊源上梳理了浙东学术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而且从理论上揭示出浙东学术自身的性质和特色。清代浙东史学能岿然独立于清代学术之林，章氏之功不可磨灭。

章学诚认为：“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他明确指出：“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又特别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101]

在与当时学者往来的函札中，章学诚还明确提到“浙东史学”之名，并谓其传承历有渊源。如在致阮元论求遗书时，他说：“惟浙中自元明以来，藏书之家不乏。盖元、明两史，其初稿皆辑成于甬东人士，故浙东史学，历有渊源，而乙部储藏，亦甲他处。”[102]在给胡虔的信函中，章学诚还言及清代传承光大浙东史学的邵晋涵、邵廷采和黄宗羲、全祖望诸人，他说：“昨闻邵二云学士逝世，哀悼累日，非尽为友谊也。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曾忆都门初相见时，询其伯祖邵廷采氏撰著，多未刻者，皆有其稿，。其已刻之《思复堂文集》，中多讹滥非真，欲校订重刊，至今未果。此乃合班马、韩欧、程朱陆王为一家言，而胸中别具造化者也，而其名不为越士所知。又有黄梨洲者，人虽知之，遗书尚多未刻。曾于其裔孙前嘉善训导黄璋家，见所辑《元儒学案》数十钜册，搜罗元代掌故，未有如是之富者也。又有鄞人全谢山，通籍清华学士，亦闻其名矣，其文集专搜遗文逸献，为功于史学甚大。”[103]

章学诚在对诸多史学理论问题予以发凡起例，论述阐发之时，同样表现出对文献史料的重视。他在与学者讨论方志纂修问题时，明确指出：“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予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104]并主张地方设置专门机构志科，以广泛搜采、妥善保存文献史料。他说：“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时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覈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摛辞，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椟焉，分科别类，岁月有时，封志以藏，无故不得而私启也。”[105]这些主张，虽就地方文献而发，但在章学诚看来，由人而家而国而天下，“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只有重视地方文献的采择，才能为地方乃至朝廷之政事典章、官司职掌“备其法制”[106]。这一看法，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章学诚还专撰《校雠通义》一书，阐述文献整理的宗旨和要义。其中，他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宗旨，至今仍是学界公认的文献整理及目录编纂的最高标准。

当然，就浙东史学的传承和发展而言，章学诚可谓是从理论上予以高度概括之第一人。正是因为他明确梳理了浙东学术从宋至明而清的渊源流变，大力倡导浙东学术“切于人事”的经世性质，并揭示出其“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特色，尤拈出史学一脉中自黄宗羲开启新局，经万斯同、万斯大弟兄继武其后，至邵廷采、全祖望以及邵晋涵接续其意的传承线索，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自此而后，浙东史学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流派，始逐渐为学者所认同。而章学诚本人，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清代浙东史学的殿军。梁启超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又说：“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斯同则宗羲弟子也。……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幾、郑樵上。”[107]今人亦多认可清代浙东史学的传承脉络，肯定清代浙东史学的学术地位和贡献，如杜维运有言：“明初以后，浙东史学诚衰，至清初黄宗羲出，则骤成中兴之新局面，此下遂开宁波万斯同、全祖望与绍兴章学诚、余姚邵晋涵之史学。数百年间，师教相习，濡染成风，前后相维，若脉可寻，此‘浙东史学派’之可以成立者也。”[108]

综而观之，清代浙东史学在其开创、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文献特色和自觉的传承意识。从黄宗羲，到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至邵晋涵、章学诚，无不重视读书，重视文献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鉴别，重视史事、人物、典制的记述，重视史学精神的坚守和史学要义的阐发。正是这种扎实的文献基础，为浙东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赋予了浙东史学朴实厚重的品格。而浙东各位史学大家所具有的自觉的传承意识，所秉持的坚定的文化担当，不仅为浙东史学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大大发扬了中国古代学人士子自觉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思想理念，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又一典型范例。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第5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