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江南棉布市场价格及民谚的分析,认为清代江南棉市市场形成了一种大致平均的价格,农民织布出现了收益平均化的趋势,这是棉布市场竞争的结果。

关键词:清代　农民棉纺织　平均收益

清代江南地区农民棉纺织发达,成为全国重要棉布生产中心。由于市场规律的作用,农民生产的棉布,除质量特别好或质量特别差的以外,占生产量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大量交换的一般商品棉布,可能形成了一种大致的平均收益,至少可以说出现了一种收益平均化的趋势。这就是说,农民织一匹布,其收益大体相等。这种情况,虽然难有系统的资料加以说明,但根据一些文人的记述,和民间谚语,也可以获得一些信息。

例一,康熙六年,松江青浦县欠国家田赋,上官催督紧急。县令魏球准备辞职回家。“民闻球且去,思所以留之。乡俗棉三斤织布一疋,议富户令出棉,计四斤棉,三以为布,一斤供织工。邑织工五十万户,布成售之”。“以三之一偿富户本,而以其赢之二偿官逋”,于是球得留任①。陆世仪还针对此事写了一篇文章《青浦魏令君德化记》。中有“青浦之俗,工织布,棉三斤,织布一疋,利率三倍”②之句。“率”是大概、大抵的意思,就是说,农民织一疋布,大概可以获得三倍的收益。农家副业生产的核算标准是,不计工食,只计原料成本。三斤原棉的收益就是九斤。这些数字正相吻合。织布一疋,可卖得十二斤棉花。“三之一”是四斤,归还了富户。八斤是“赢之二”,偿了官逋。只是农民只得了三斤原棉,一斤棉花的手工钱,损失了大量收益。官府遇事总是盘剥农民,正是一种痼疾。但对全县农民的织布收益可说是进行了一次普查。

例二,康熙间,上海《紫堤村小志》(康熙十七年手抄本)说,松江地区“向以三斤花成布一匹,可见(疑为兑字或卖字之误——作者)米一斗花三斤,故有斗米三斤花之语”。这是说织一匹布,可以换来三斤棉花和一斗米。三斤棉花是成本,一斗米是收益。“向”字是向来、一向的意思,它反映的是一个较长的时间段,而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段。说明这一段时间,农民织布的收益,大体相同,并且也是大体稳定的,“斗米三斤花”因之成为民谚。这种不低的织布收益,可以说至少维持到了乾隆中叶,有时还甚至有增加。因为乾隆二十五年编纂的《乌青镇志》,载有施曾锡的《双溪竹枝词》,上有“今年布价新增贵”③之句。光绪《月浦志》也载有陈钧的《月溪濯歌》,该诗写于乾隆四十二年,中也有“年来布价高如帛”④之句。当然在这近百年间,农民的织布收益,也会有涨有跌,但总体上却维持在“斗米花三斤”的上下,体现为一种收益平均化的趋势。

例三,乾隆末叶至嘉庆间,由于人口激增,粮价大涨。《清经世文编》卷28载:“人情先食后衣,岁俭苦饥,衣虽敝而惮于改为”⑤,棉布价上不去,导致农民收益降低,故钦善在《松问》中说,“昔一丈之布,羡米五升,而今二升有奇”。他解释说,米“市无常价,三日一增。昔之一斗,今之五升,此十年来穷黎淘糁粝饼之苦情也”。江南农民的织布收益,因之降低了一半。江南棉布一疋长度约一丈五六至二丈之间。“一丈之布,羡米五升”,与一疋布换一斗米,二者的收益数量正好相同,可见它们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一丈布收益米二升有奇的平均收益,当时大概也还是存在的。

江南地区农民从事棉纺织生产历史悠久,各户农民的棉布生产经验与生产技术,大致相当,使用的原料数量与质量也大致相当,因此所生产棉布的质量也应不相上下。农民织布的收益决定于布价。上述情况就为市场通过竞争平均布价提供了条件。江南棉布生产虽多,但从整体上说,棉布市场仍然属于买方市场,商人掌握市场情况和定价权。由于棉布是大批量收购和大批量外销,商人不但力图压低布价,也希求布价大体平均,以方便交易。因此棉布逐渐形成一般的市场价格,从而形成农民一般的织布收益,这完全是可能的。

鸦片战争后,洋布、洋纱进入中国,市场上既有洋布,又有洋纱织的土洋布,又有洋纱土纱掺和织的棉布,又有原来本土生产的土布,诸种质量的棉布杂陈,自然难有一定的布价,也难有农民统一的平均收益。但光绪《嘉定县志·土产》说,“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昔日之半耳”。作者不是指的一人一事,而泛指的织布之家。这是否反映,守着破碎江山的土布,仍然有着自己的平均价格和平均收益,保留着往日的传统。至于选择何种商品作为棉布收益的比较物,这主要看当时的市场情况,并没有何种特殊意义。

①光绪《青浦县志》卷14。

②《陆桴亭文集》卷6。

③乾隆《乌青镇志》卷11。

④光绪《月浦志》卷1。

⑤林则徐《绘水集序》。

（转引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