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过去3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一元走向多元,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系统性缺失的严重缺陷,即便是比较优秀的中国近代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学者在追求对历史个案精深研究的同时,相对忽略了综合性认知对于近代史著作编纂的重要性。另外,对西方现代理论、方法的浅尝辄止,见异思迁,也有以致之。

关键词：系统性　中国近代史　研究现状

中国近代新史学基本是受西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两个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和因其学说构建的两套不同解释系统,这就是马克思偏重经济基础作用的解释系统和韦伯偏重精神意志作用的解释系统。

马克思对于历史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合理排列人类社会历史复杂事变并使之具备可认知性的重要基础,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研究理论前提的关注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克思认为,历史无论表象多复杂,本质上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经典性阐释,他指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结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各方面因素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变更,并或快或慢地总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马克思认为,已经和正在形成的生产方式大致可以区分为亚细亚、古代、封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来还将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等等的变化都可以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寻找到根本原因。而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上层建筑在适应某种经济状况后一旦形成,便会演化成自己的逻辑,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②马克思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学科内涵的完整的认识系统。3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展开的研究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解释体系。老一辈史学家耳熟能详的关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论,关于近代历史上、下限的确立,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分期的主张,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对象及革命目标的理论,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的划分及革命力量的理论,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缜密的思想及理论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系统性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展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呈现的重要特征。

然而,具有严格“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在过去60年的前半段因被尊奉为“唯一正确”的理论而转化成束缚思想的教条,后来又因被视为“教条”而在新的理论探索中被逐渐疏离。正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说的那样:“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取得统治地位。但取得的成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因为十分清楚,在某个时期提供可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4我对过去30年近代史研究同仁在理论和方法上所作新的探索和追求,对“多元”取代“独尊”,持充分肯定的态度。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现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之后思想解放导致研究领域的拓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过,我同时认为,无论拥抱或是离却一种理论,都应该经过理性的思考。要离却一种被视为“教条”的主义或主义中的“教条”,似乎也应该认识到,一种主义能成为一度普遍接受的“教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非所有的主义都有资格被当作“教条”,一种主义能够被尊奉到如此地步,除了政治因素及受众认识的局限之外,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马克思带给世人的正是这样的“主义”。

至于韦伯,虽不能与马克思比肩,但也算得上是继马克思之后对世界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之一。在其学说的系统性建构中,韦伯有着令人惊叹的触类旁通能力,被西方汉学界视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5他的《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与他对印度宗教的研究作品一样,一定程度上是其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的反证。6与马克思相比,韦伯虽略逊深刻,却能以广博见长,在对于印度、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及其文化的了解方面,甚至超过了马克思。作为杰出的社会学家,韦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吸引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精神层面的关注,使传统与近代的关系成为学者思考的问题,从而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加大了历史认识的深度。然而,在新儒家学者证明属于“亚洲四小龙”的儒家文化圈也生长了工业化这一“资本主义文明”之后,韦伯在中国遭遇了带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

于是,不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渐渐离开多数中国学者理论追求的场域,韦伯的思想理论也几乎不见了踪影,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及文明发展的两个主要解释系统,先后在中国学者不断趋新的理论追求中悄然逝去。

然而如果以被学者先后疏离的一姓一名两位“马克思”(Karl Marx, Max Weber)的学说作为参照系则可发现,过去30年的学术追求,至少在理论上并不成功,在离开具有系统性的理论解析之后,尚无一种完备的解释体系被成功引进并建构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并不是理直气壮的,而有些类似“无声的告别”,除了政治的原因外,这多少反映出学者在作新的理论追求时底气的不足。我并不呼吁在学术研究中简单回归马克思,像马克思主义“被”意识形态化和“被”政治化那个时代那样要求所有的历史认知都纳入一个“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的做法绝非明智之举,但即便是特定的历史认知也应该自成体系,否则就不免鸡零狗碎之嫌。

历史要成为一门成熟学科应该有认识论的基础和系统的分析套路,不能“见子打子”,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能满足于引进几个对具体问题研究有助益的“范式”或几种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历史固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敢于说它是“科学”或至少是极力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建构,致力于对历史的宏观阐释以及规律性的探讨,这样的研究包含了对历史高度抽象的思维,尽管有时难免将历史做成相对空泛的“宏大叙事”,但形而上的功夫往往较深,能较好体现研究的系统性。现在的学术取向则强调专深精细,注重对历史个案作微观剖析,虽于具体问题的深入发掘有所裨益,却忽略了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作茧自缚,将认识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不能从普遍联系中去认识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以至史学研究中系统性严重缺失。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种缺失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通史不通,没有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梳理清楚,贯穿始终;二是专史过专,失去了与其他方面历史的内在联系。比如政治史没有经济史的支撑,细化到政治史内,作为其有机构成的政党史、议会史、内阁史被割裂肢解,而经济史也看不到政治的反作用,这显然不是完整的历史观指导下的学术建构。就好比今天的经济体制,是采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能够离开政治甚至是国家基本制度的考量吗?过去30年,中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已经做得比较具体深入,但历史复杂的内在联系却变得更加模糊。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严格的系统性很强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了,在追求专门化研究的过程中,历史被孤立化了,全息的历史影像看不到了,姑不论基本没有系统性意识的学者炮制的作品,就连有着较高学养且学术认同度很高的学者的著作,也或多或少表现出系统性的缺失。兹略举数例,借窥其余:

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后文革时代尝试用新的认知模式解析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该书突破了既有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及分析模式,不仅考察了近代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变革,而且考察了城乡基层组织的演变;不仅研究了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而且寻找出外部冲击引起的习尚改变;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社会心态的变化,展示了许多按照传统理论方法观察不到的历史面相,勾画出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全过程,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我自己也从陈先生的研究中汲取资源,受益非浅。然因成书较早,该书也不无瑕疵。尽管视角新颖独到,但所谓“新陈代谢”只是指陈了代谢现象,代谢的机制却未能充分揭示。学术研究中基于现象的原理机制阐释对于提升研究“段位”至关重要。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就不仅指陈了物种进化的现象,而且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解释了进化的原理及机制。7但陈著则相对缺乏机制原理的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此外,个别被作者归纳的历史结论亦稍感缺乏认识上的内在逻辑。比如作者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究竟是由于武器陈旧、政治腐败还是社会落后时说:“这三个东西是相互联系的:因社会落后而政治腐败,因政治腐败而武器落后。”8所揭示的因果关系让人不免云里雾里之感,多少影响到了分析认识深度。问题在于,作者做出的并非专门针对鸦片战争的具体判断,而是被贯彻到认识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全称判断,其解释体系的缺陷,可见一斑。

虞和平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许纪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及陈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化史纲》,是用现代化理论来认识中国近代历史或者至少是试图展示中国近代历史中的现代化面相的代表性著作,于近代史学术研究,贡献良多。9然而如众所知,“现代化史”有揭示近代史中现代化面相和以现代化为主轴描述中国近代史两种写法,我不能说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有以单一面相的现代化史取代中国近代史的主观预设,但至少有部分作者是主张“现代化”是可以包含近代历史上诸如反帝反封建的改革与革命及相关题材的。在这些作者看来,“现代化”应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应当承认,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或中国现代化史,提供了观察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新视角或“概念架构”,把握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10但“现代化”并非观察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息视角,现代化的内涵虽十分宽泛,基础却是也只能是工业化,但近代中国工业化程度极度低下,直到1949年,工业产值也不过占经济总量的5%左右,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来说,“现代化”理论显然不是一种周至完备的理论,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同样可能因内容狭隘导致系统性的缺失。

中国近代史是由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组成的,从民国史的编纂来看,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由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是中国近代历史著述中部头较大的一套断代史,从酝酿写作至今已逾半个世纪。这部书已出版的各卷以史实见长,采获宽广,记事周至,给人以厚重翔实、体例完备的印象,惜至今尚未出齐。就已经出版的部分来看,第1卷1981年即已面世,最新一卷2005年才出版,相隔25年,撰稿人的历史观念、研究方法已发生变化,差异何止以道里计!由于迁延时日,认识变化,今天来写后面的篇章必然与前面的写法形成反差。在学术急剧转型的时代,即便十年磨一剑,亦很难摆脱“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之尴尬,何况迁延近一代人的岁月,如何整合新旧,成为最大难题。过去十余年,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中生代学人为完成这部著作付出了艰辛努力,新出版的数卷也得到了学界充分肯定,但整合新旧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期间,李新、孙思白、李宗一等相继故去,这部学界企盼多年的民国史,少了最初的“设计师”,新一代的学者又理应与时俱进,不宜简单守成,如何收官,颇费踌躇。间接奉汪朝光教授之命,本人曾一度忝居撰写人之列,故能多少体会将几乎是两个不同时代的认识统一到一部书里的困难与尴尬。这部按照当时标准衡量堪称设计完备的民国史著作,终因不得不由学术范式转移前后的两代人来撰写而多少丧失了认识上的系统性,如何将两种写法合为完璧,貂续前书,对中生代学者的智慧是一考验。11

由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是对辛亥革命之后38年中国历史采用有别于近代“新史学”叙事方式撰写的一次有价值的探索。该书凡10册,近600万字,可谓卷帙浩繁,然而从体例上看,却只能算是现代版或改良版的纪传体断代史。这从各册内容可清楚窥见:第1册为“论”,旨在取代纪传体的“本纪”,粗线条叙述民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与重要事件,以纲维其他各册内容。第2至第5册为“志”,分别记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教及社会,与传统史书的“志”功用略同。第6至第9册为“传”,旨在为民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树碑立传”,与传统纪传体史书中的“传”亦无二致。最后一册为“表”,以图表方式罗列足以量化说明民国历史的大量数据,以避免在“志”与“传”的叙述中插入过量数据的繁琐。12从系统性的立场看,该书将民国历史纳入经过改良的传统纪传体的叙事架构之中,不能说不成体系,但我们却不能认同它是现代学术体系。13质言之,全书基本只有叙事体例而缺乏深入的解释体系和认识逻辑,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分列不同的“志”,将各色人物分类写入“传”,固然是一种很省力的叙事方法,却有将本来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加以孤立化的嫌疑,一定程度上与新史学的取向也是背离的。

至于1997年出版的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10卷29册，14更是容量超大。该书按专题分类部勒,大量编入原始资料,可以起到资料长编的作用,对不能直接检阅原始资料却又希望有资料印证历史的读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保存史料也不无裨益,但研究色彩相对淡薄,难以体现认识的系统性。

有幸的是,已有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作出积极努力,试图改变学术研究中几成共相的系统性缺失现状。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应该就是体现了这种学术自觉的目前最好的近代通史著作。过去30年,中国史学界在研究中出现了“告别革命”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张先生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旗帜鲜明地表示继续以“革命史范式”为主撰写中国近代史,他在该书“概说”中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编纂应坚持“革命史范式”,认为革命、夺权、反抗、斗争是中国110年近代史的“基调”,强调从“革命的视角”观察那个时代,用“革命史范式”撰写近代中国的历史,“比较符合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对于其他研究范式(如现代化范式),张先生也不排斥,而是主张“兼采”。15很明显,张先生是试图用“革命史范式”来整合其他研究范式,这样的学术努力,体现了张先生维持其设计的中国近代通史系统性的初衷,表现了张先生那一代史学家信守既有学术立场的坚定与执着。今天的中国不宜“继续革命”不能成为否认近代历史上革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历史主轴的客观事实,坚持“革命史范式”,一定程度上也就把握了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特征,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中国近代史认识的系统性。在这一问题上,张先生的学术立场与思路非常明晰,在逻辑上也是周延的,《中国近代通史》的学术价值,也因这一学术立场的坚持而超出了当下披着时髦理论外衣的轻率媚俗之作。

然而,如果求全责备,用严格的系统性标准衡量,该书也没能真正统一到一个独立的认识体系内去展开论述。美籍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 1901—1972)在其代表作《一般系统论》中指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16实现这一转变前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分析思维,转变后的科学思维方式是系统思维,即用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问题的思维。系统的首要特征是整体性的凸显,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部分或部分之和所没有的性质,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因为在构成整体的过程中产生了其构成部件所没有的“系统质”。与此同时,系统之具体构件受到系统整体约束,性质被屏蔽,丧失独立性,只能在服务整体时显示其存在。17用形象的话语来说,系统性在学术上要求建构的是航空母舰或各单一舰只间具有互补关系、配备合理的联合舰队而非总吨位相等却不相互构成有机整体的若干舰只的随意组合。在历史著述中,通史性著作因其事件及因果关系的多元与复杂,尤其应当接受系统性的规范。

以此标准衡量,《中国近代通史》虽然在时间上把近代110年打通了,认识上却并没有做到通概论部分虽自成体系,表达了近代通史系统性建构的设想,但正文各卷的作者却未必与主编的构想同质同构。从内容上分析,每一卷均有精深的研究作为铺垫,几乎都可独立成为一部具有传世价值的学术专著,却未能与其他各卷一起,构建成一个有机的学术整体,大致给人一种是混成舰队而非舰只构成有机互补的联合舰队或航空母舰的印象。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从学术“代际关系”角度考察,要用“革命史范式”来整合有理由开始新的学术探索的“中生代”学者的研究殊非易事。各分卷的撰稿人都是在过去30年中国近代史学发生重大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掌握了新的学术和理论资源的这代学者未必都能认同中国近代史的编纂应坚持“革命史范式”。作为主编,张先生自己坚持“革命史范式”,却又不愿强人所难,这充分体现了张先生作为学术长者的宽广胸襟和兼容并包的学术雅量,但也不可避免会付出不能将自己的主张贯彻始终的代价。此外,这套书各分卷由该卷作者单独署名,因而“文责”必须“自负”的游戏规则也为分卷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阐释发挥,较少顾及全书的统一性提供了方便。

于是突破设定范式的写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了。比如在第2卷“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里,本来被视作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农民革命”——太平天国仅仅被定义为“起义”,作为太平天国起义背景或烘托的各地民众反抗则被定义为“动乱”,而有关这一事变的论述又是以“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的具体史实收束。18在内容安排上,太平天国被涵化在“近代史的开端”里而非单列一卷,明显淡化了“革命”色彩(我不是认为这样处理不正确,而是认为这不符合作者设定的“革命史范式”的内在规定)。至于辛亥革命,也被处理成与清末新政及立宪运动并列的一个事件,没有将其凸显到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这一深刻政制变革的显赫位置,更没有按照“革命史范式”通常采用的阶级分析法,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本来这样的描写和分析是客观的,因为当历史学家重新认真审视“资产阶级革命论”时会发现,辛亥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前期基本上是留学生、海外华侨和下层会党,后期则多数是新军,中、小资产阶级很少参与,大资产阶级更是寥若晨星。然而既然表示要坚持“革命史范式”,就不能不进入“阶级分析”的理论窠臼,强调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否则就违反了思维逻辑的“同一律”。全书唯一单列一卷且写得十分精彩的革命是国共联合推进的“国民革命”,但这次革命是否应当被处理成比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占用比两者篇幅总和还要多的篇幅,也是在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前提下至少应当从写作技术层面思考的问题。这样的写作,明显跨越了张先生设置的“革命史范式”的认识边界,使张先生不能不承受在主观上须坚持既有学术立场,实际上却不能避免学术“失范”批评的双重压力。

我们现在尚难精确评估,《中国近代通史》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张先生最初的构想。如果全书相当多的卷册都未能严格按照主编的构想去写作,其症结所在,究竟是主编预设的研究范式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在认识逻辑上并不周延,是分卷作者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导致主编与分卷作者自说自话,抑或两者均无过错,只是现今普遍存在的具有“跨代组合”特征的编写法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共同话语”的学术著作“生产方式”?恐怕需要认真思考。如果是主编的构想出了问题,那有没有一种符合系统性要求的叙事与分析模式可以作为替代?如果是分卷作者的问题,为什么主编会宽容到不惜毁掉设定的编纂原则的地步?如果是“跨代组合”带来的问题,则不仅《中国近代通史》,恐怕现今许多大部头学术著作的“生产方式”都应该改变,否则将会不断出现类似的困难。

从学术范式“兼容性”角度考察,该书试图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于一体的努力也只是一个成功与否很难预测的尝试。因为性质差异甚至对立,有些范式不一定能够兼容或被兼容于其他范式。例如,张先生自己就注意到现代化理论的最初提出者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非共产党宣言”19,表明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两种不同质的理论,将二者融为一炉,和谐共处,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

历史研究的系统性通常还表现在历史叙事的完备周至上,通史撰述尤其应该有这方面的追求,否则会引来“通史不通”之讥。而所谓“通”,不仅有纵向的“贯通”,还有横向的“联通”,惟有纵横皆通,才能全息多维地展示历史。在这方面,张先生做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但仍嫌略欠火候。从全书章节比例上看,除了作为“概述”的第1卷之外,全书正文共9卷85章376节,其中政治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共70章,占了82·4%的章节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属于政治史的部分共44章,占到了全书比例的52% )。余下部分,经济占5章1节,思想文化2章3节,文化与社会2章7节,边疆与边疆危机2节,教育1节,另有1节谈教案,合之所占比例不到全书的18%。该书编者虽有全面书写近代历史的良好愿望,但从内容比例上看,却并未实现其初衷,呈现给读者的仍是以政治为主轴、以军事及外交为两翼的中国近代史。在这部长达数百万言的巨著中,很少有为近年来学者看重的思想史。如果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能够成立,则其疏漏更加重大,因为它忽略了从“思想”层面对近代中国发生的“一切”作出解释。20此外,书中也很少有教育史、宗教史、民族史以及自近代新史学兴起之后学者一直倡导的“社会史”,甚至对被刘大年认为是近代史研究突破口的经济史,关注程度也明显不够。研究者的视野大致局限在城市及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对于农村及处于边缘地带的边疆殊少措意,在主体内容上只能视为一部沿海及内陆发达地区的城市史,一部政治及经济中心地区的近代史。

这一研究状况凸显了用综合性研究来整合专门性探讨的困难。事实上,我对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的系统性缺失的担忧,也是基于与我们过去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系统性解释的比较而得出。罗志田教授认为,该书的出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走向成熟”21,这是十分中肯到位的评价。以我的理解,所谓“走向成熟”主要是就兼容性而言,以前马克思主义被弄成排他性很强甚至是具有独占性的理论,这严重制约了近代史研究的健康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法则。张先生主编的近代通史兼收并蓄了许多新的理论与学术探讨,当然趋向成熟。但从系统性的立场看,要说成熟,恐怕还有差距。

然而如果横向比较,其他著作差距或许更大。从已有的书评所做评判来看,张先生主编的近代通史几乎被誉为目前最好且在一定程度上创立了新典范(paradigm)的著作。我虽然不认同某些过分溢美的说词,但也认为,在已经出版的林林总总的近代通史著作中(据说不下200种),张著在史实记述方面应该是最具参考价值的一部。我自己正是因为参考这套书的频率较高,才有了上面的学习体会。前面提到的另外几部著作,也是因为总体上品质秀异才被纳入评论人的视野。学术批评忌讳重复说别人已经说过的好话,本文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故批评的言辞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这些著作的评价偏重于否定。我想表达的意见是,被学界认为是最好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尚且一定程度地存在系统性缺失,考虑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良莠不齐,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系统性的缺失与这些年来日渐兴起的以“解构”为特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无关系。近年来,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主义”充斥盛行,对一切事物都要下一番“解构”的功夫。“解构主义”将结构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对以追求整体性或系统性为特征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挑战。这一“主义”对历史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蔑视权威及已经建构的学术秩序,且因解析法的精密应用导致研究局部的细致深入,缺陷在于容易导致史学研究的“无形化”,即导致研究客体整体形态的支离破碎,以至消失。而一旦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形态上消失,“解构”则成了类似庖丁解牛的操作技巧表演,虽于牛的肌肤腠理掌握精确,达到出神入化、杀百牛不折一刃的神奇境地,却留下了“未见全牛”的遗憾。历史研究若被做成只分解“牛”的内在结构,不探究“牛”的身体面貌,系统性完备周至的原则也就随之落空。这些年来,学术专著做得越来越精深细密,而通史性的著作却越来越缺少综合性与系统性,究其原因,与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偏执有直接关系。

此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系统性的缺失尚与学人在理论追求上的浅尝辄止与见异思迁有关。过去30年,学者在理论方法的追求上做足了功夫,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接踵而至,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你方唱罢我登场”已远不能形容其热闹境况,简直就是联翩而至,鱼贯出入。先是有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构成的“老三论”,接着又有由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和协同理论三门系统理论分支学科构成的“新三论”或DSC论,然后是现代化理论及作为其否定者的后现代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从学科上看,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宗教学、政治学、阐释学等接踵进入学者视野。而研究模式也经历了由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勒文森的传统—近代模式,佩克等人的“帝国主义模式”,以及认定这些模式体现了“西方中心观”故思取而代之的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研究模式等等,如走马灯似地替换。一种外来理论方法尚未来得及消化吸收,新的理论方法又变得时髦了。就像胡适讥讽新文化运动沦为“新名词运动”22一样,过去30年学界对西方新理论方法的追求,也大多仅仅借取了几个看似时髦的名词概念,明显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理论上高频度推陈出新的结果,导致我们的学者“邯郸学步,反失其故”,“最新最好”的理论方法未学到手,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却统统丢失。

不可思议的是,在学术研究系统性日渐缺失的同时,有关中国近代史著述的篇幅却越来越长。系统性虽然讲求历史著述内容的完备周至,但并不认为篇幅应该与之构成正比例关系,因为历史素材详略取舍的精到安排也是系统性的内在要求。然而这些年来的中国近代通史及断代史类著作,一方面忘却系统性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却像是在攀比究竟谁堪称“鸿篇巨制”似的,竞相拉长篇幅。像张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这样的著作,因每卷作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均有独到精深的研究,故篇幅略长倒还勉强可以让人接受,其他的著作动辄就是10卷巨册,甚至是多达数十册的超长篇幅,恐怕就没有必要了。从作者研究及读者学习两方面需求观察,近代通史及断代史类著作其实并无海量“扩容”的必要。如此巨大的篇幅与其说能产生“博大精深”的观感,不如说能带来“藏拙”的方便,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付出阅读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字的时间代价去发现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的缺陷。优秀的、体现了系统性的著作不一定篇幅都大,比如胡绳基于“资本—帝国主义”学说和近代中国史实写就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被公认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学术经典,篇幅还不到15万字。

综上所述,过去3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系统性缺失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要弥补中国近代史撰写中的缺陷,就应当强调系统性的原则。当然,前提仍是“多元”而非“一元”,要在多元化的学术氛围中追求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反对像过去那样将所有的研究都纳入一个被视为“唯一正确”的解释系统。以《中国近代通史》之类的著作为例,既可以采用“革命史范式”,也可以采用现今多数学者基于“实证主义”提出的新的研究范式,但不管采用什么,都应当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统系,否则就会惹来非驴非马之讥。概而言之,我所理解的系统性至少应有四方面要求:一是内容完备周至,二是学术思想一以贯之,三是建构了能够将多层面的历史事实摆放在合理位置的逻辑框架,四是提供了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体系。这样的理解应当大致符合现代中国学者逐渐熟悉的西方历史学理论。比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就曾提出三点在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中“具有一切理由谨守勿失”的原则,即:“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23这一“谨守勿失”的告诫,对于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层出不穷的部头巨大却不太讲求章法的学术著作,或者可以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①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3从科学哲学的立场观察,马克思的学说也存在某些局限。正如英国现代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拉卡托斯( ImreLakatos, 1922—1974)所说的那样,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成功地预测过惊人的新颖事实”,相反,却留下了一些“著名的失败的预测”:如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发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发生革命等等(参见〔英〕伊·拉卡托斯著,兰征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尽管马克思的预言并不完全灵验,但他对既有社会存在的解剖却是系统而深刻、为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

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但是,他们越来越感到,对19世纪的历史状况作出反应从而形成的19世纪的思想体系,除一般推动力外几乎已经不能为20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提供什么了。用英国一位年轻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不仅‘对社会学的兴趣’已经‘失去它原有的激励作用,而且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社会学词汇已经越来越不足以囊括历史发展的全部复杂现象’。”同上书,第42—43页。

5韦伯的解释与马克思不同,但也自成体系,他较为注重强调中国自身,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基督新教伦理中所具有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中国的近代发展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明显制约。不过他寻求解释中国何以未能像西方那样发生出“资本主义”这一努力本身,已包含中国应该朝着这一历史方向发展的潜在判断。他并不否认,中国所发生的在他看来微不足道的近代性变化,是受西方刺激和向西方学习的结果。韦伯在比较研究儒教与新教伦理特性的异同时,就断言儒家伦理存在适应现实的世俗理性化的人文精神局限。他将这一局限表述为:儒家伦理之人文理想缺乏超越目的性,不能培养出现代职业者或专门化人才,而只是以非职业化或非专业化的雅儒为最高人格价值理想。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有关章节。

6〔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三两编。

7赫胥黎将达尔文提出的进化原理做了如下概括:“在生物界,这种宇宙过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存斗争,每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来说,都是最适应于某一个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参阅〔英〕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6页。

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9详见虞和平著《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陈勤等著《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罗荣渠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11汪朝光教授在致本人的邮件中对此作了如下说明:“《民国史》正在陆续发稿,未来两年想可出齐,如果届时有何问题,再请教兄。其实,平心而论,《民国史》虽然前后出版有年,但基本还是以史实见长,史料较为丰富,尤其是前期所出几卷的报刊史料,而论述方面的差异似并不很显著。不过这只是弟之私见,百家争鸣可也。”(2009年9月16日函)

12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全10册),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司马迁纪传体历史著述体裁的创立,即将中国通史及断代史著作建立在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基础之上。纪传体以“本纪”为经,描绘历史变化主线,以“世家”及“列传”为纬,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网络其中,本纪世家列传均记载人的活动,再辅以志、书、表,记载经济、文化、社会、地理、水文及天文,加上司马迁那样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贯穿其中,即很好的体现了系统性的原则。但这种系统主要表现为基于事实描述的价值评判系统而非带有学术性质的研究系统,今天的研究显然不能简单回归这样的传统。

14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全10卷29册),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

15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16〔美〕路德维西·冯·贝塔朗菲著,林康义、魏宏森译:《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7古希腊哲学家十分重视事物的整体性。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作“包括一切的整体”,反对孤立地认识客观及主观世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命题,成为古典“整体观”最有价值的遗产,至今仍然是现代系统论的基本原则。系统性讲求结构的有序与符合事物逻辑,唯有在优化的系统下,整体才能大于部分之和。以上有关系统论的分析均参阅前揭贝塔朗菲著作相关章节。

18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2卷,第210页。

19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第47—48页。

20柯氏是这样表述其思想的:“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21罗志田:《构建兼容并包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国近代通史》笔谈之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18页。

22、1920年9月17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说:十七省来的教员“他们见面第一句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胡适:《提高和普及》(1920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436页。

23〔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0页。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