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枫

内容提要:1880 年朝鲜请求派员前往天津机器局学习军械制造,中国基于“实难再缓”和“固我藩篱”的考虑,积极促成此次来学。李鸿章以“易办而急需者”行之的原则对朝鲜学徒所学内容进行了详细安排。津局官员根据兴办洋务的体会与经验,通过传授西语、赠阅西书、令其观摩各局厂,分配学员进行培训,使其对于西方军事科学技术有了朦胧的认识。对比同在津学习的神机营学徒,津局对于朝鲜学徒的施教似尽其所能,神机营求之不可得的内容均在朝鲜学徒所学之列,然吊诡之处在于朝鲜舍全而求学于神机营。最后施教的效果,朝鲜学徒仅以获神机营小手器械而归。

关键词:天津机器局　朝鲜学徒　军械制造

1881 年—1883 年间,天津机器局中出现了一群朝鲜学徒,他们在津局中辟有专馆,不仅学习军械制造,还涉猎西语及西学,并曾与在津学习的神机营学徒交互影响。对于此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研究中朝关系史的著作①多有忽略。而学界对津局的研究,多侧重它的创立原因、发展阶段及历史评介,而对津局在技术输出方面的关注不多。对津局朝鲜学徒的专项研究,笔者限于学识,见及王勇则一文②,但不曾涉及神机营与朝鲜两类学徒交互影响的过程,而津局所扮演的角色也无介绍。此外,朝鲜学徒领选使金允植留有笔记《阴晴史》,刘顺利③将该笔记进行了整理和解读,但金的笔记多从朝鲜角度出发,刘在整理解读的过程中则基于中朝交流的视角进行分析,较少利用津局方面的历史文献,使得刘著对清廷、李鸿章及津局洋务官员的主张语焉不详,即此前研究多侧重于学员的“学”,而对作为“先生”的天津机器局其“教”的过程探讨较少,本文即侧重于“教”的过程,梳理“教”的来龙去脉,比较同时期天津机器局给神机营所派学徒“教”之过程,以图展现天津机器局中洋务人员学习西方技术的体认和对之取舍的动态过程。

一、天津机器局朝鲜“来学往教”的由来

1876 年日朝签订《江华条约》后,西方列强接踵而来,朝鲜呈内忧外患之势。面对西方的强烈冲击,朝鲜开始思及自强之策,学习近代的军事科学技术。1879 年10 月7 日,朝鲜致仕太师李裕元致永平太守游智开一信,希望“拟仿古外国人入学之例,咨请礼部拣选明干人员在天津等处学习军器武备”④。11 月5日李鸿章在上奏此事时,认为“该国讲求武备,实难再缓。因缄覆游守,告以所请似属可行”⑤。而其练兵制器“, 俾获有成,藉作自强之基,增我藩篱之固”⑥。

尽管朝鲜内部对于派员前往中国学习军械制造提出了诸多问题:如海外诸国留驻北京“非学也,乃通商也”,未有成例;“军器事系于兵部”,而朝鲜来学往教“事系于礼部”事权难以协调;学徒在津不熟悉情形,容易造成不良影响等等,但朝鲜国王坚排众议,认为朝鲜派往中国学习军器制造,“非一非再,则祗论事之紧漫而已,初行与否,有不可顾也。况此事之出于学造备御之策者乎,从当更为处分矣”7。1880 年5 月,朝鲜国王下旨要求朝中官员以“学行纯笃、吏治优异、技艺精敏、干局通炼、缮造兵械、能解算术”8为标准分别举荐数人,以派往天津学习。7 月9日,朝鲜国王以讲究武备事,咨请北京礼部,正式提出派员来津学习武备。

8 月29日,礼部奏朝鲜国王咨称,该国讲究武备,恳为转奏请旨。上谕随即要求李鸿章“妥筹具奏”,并且对朝鲜所请“简选解事人员,或于边外习教一层”9详审其意。面对朝鲜派员到津局学造军械的请求,李鸿章基于朝鲜“讲求武备,实难再缓”和“俾获有成,藉作自强之基,增我藩篱之固”10两点考虑,全力支持。

9 月4日李鸿章将《妥筹朝鲜武备折》上奏朝廷,朝廷随于6 日发布上谕,明确指出“朝鲜为东北藩服,唇齿相依。该国现拟讲求武备,请派匠工前来天津学造器械,自宜府如所请,善为指引。本日已谕令礼部拣派通事伴送该国斋奏官卞元圭赴津,侔该员到后著李鸿章询问一切情形,再行奏明办理”11。1881 年津局出现了一群来自朝鲜半岛的诚心求教的学徒。

二、李鸿章对于天津机器局“施教”的总体规划

李鸿章作为朝鲜学徒来津局学习的总负责人,对于引导、安排朝鲜学员学习洋务李也有一整套方案与计划。因此,了解李鸿章对于津局“施教”的总体规划也就成为窥视李鸿章对于怎样开展洋务运动,自身的心得体会的绝好路径。

对于津局施教的内容,李鸿章指出“盖制器必求用器之人,则与练兵相连;练兵而所用之器,有非仓猝所能自制者,则又与购器相连”12。由此似颇能感悟其对于数十年办洋务的体认,制器必先购器。对于“先生”一方,李鸿章认为“制造一事,所包甚广,不可不分别难易缓急。中国创立各厂十有余年,费用饷项约数千万,得入门径始知有必须自造者,有不必自造者”13,天津机器局虽举办十数年,然主要制造弹药补给,至于**造,由于技术落后与成本过高,实则无功而返。对于“学员”一方,“朝鲜匠工来学,即使尽熟各法,闻该国所用土枪,仅与中国绿营之抬鸟枪相等,其制造机器及新式枪炮仍须购自外洋,是无其器,而不能用也。西洋枪炮其准线、口令、步伍非操演数年难以纯熟。是无其人而不能用也”14。因此,欲使朝鲜学员来津学习有所获,则应“择易办而急需者行之”15。其“易办而急需者”即为“子弹、火药及修理军械之机器”16。因为“子弹须源源接济,若专持购办,必有缓急难持之虞,此必自行制造一也。军械常有损坏,修理必借机器,此必自行制造者二也”17,必须酌量购备,然而“所用机器,除造后膛枪子须全分机器,此外不必全借汽机,应以人力运动着而宜,可择汽机小者购一二具,以运车床、刨床、钻床而已。军械之中,火药为重要,西药佳处全在硝磺提净,压至结实,碾工与臼舂之工无异,机器碾盘似可省也。仅购提硝器具,压水机器皆用人力者,则省费约十六七。至于造枪子、铜壳,非购全副机器不可”18。

至于“施教”的详细内容与学员安排,李鸿章也是面面俱到。兹列表1 说明之:

表1 李鸿章所拟朝鲜学造军械人员安排表（略）

资料来源:根据《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造器练兵折附录》第1513 —1523 页之内容所列。

由此观之,李之施教方针实乃中国举办洋务运动路径的翻版。初始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举办洋务,皆内忧外患逼迫之结果,实因“病急”,选择易办而急需之事项实施之,其余难办、办不成之事拖之于后,比成体系的引进西方科学原理等,缓猛相济,并非不可。然李鸿章将难办、办不成之事皆求于外人,认为不急需即为不需,只须应付当前事即可,用“裱糊匠”一词形容最为恰当。天津机器局的制造水平也就只能停留在制造火药子弹之上“, 先生”水平如此,实无他法。此时,非不教也,实不能也。

三、“先生”施教之过程

1881 年2 月4 日,朝鲜国王正式决定将朝鲜学徒69 人等派往中国,学习军械制造19。对于远道而来的朝鲜学徒,作为“先生”的天津机器局对其学生可谓“殚精竭虑,尽所知能,互相传习”20。所授内容涉及多个层面,现分而述之,窥其一二。

(一) 传授西语

朝鲜领选使金允植等到达北京,随后即到保定拜访李鸿章,其间谈话即涉及朝鲜学员到津学习西语。问:“学徒中欲择聪明者,习各国语学。虽不相通,亦有可学之道否?”李鸿章答:“本局设语学局。年少聪悟学习者甚多,不患无师也。但须二十以内者为可,过此则不能”。问:“二十三岁,亦可乎?”李答:“尚可为也。年至三十,则不可学”。21

朝鲜学员到达天津机器局之后,对于学习西语,皆甚热情。因来学人员年龄偏大,学习西语,效果不甚理想,但天津机器局仍对其全部来学人员进行了细致考察,择其中二人培养之。金允植对现场选拔学员有一段描述,甚为形象。

二点钟,率学徒七人,访水师局。⋯⋯一六品顶戴姓许名兆基;一七品顶戴姓曹名廉,皆福建人,学堂出身。方以洋文教习,来教学生者也。主人请召学徒,以次入见。先召赵汉根、许树春。先发洋音,使之随音答应,以验舌本之清否。次授《左传》,使以汉文读之。次问能作论否。合于此则取之,不合则舍之。赵汉根、高永颉、金光练入选,其余见退。22

随着西方列强的东侵,西方语言自近代开始逐步确立其霸权地位,与西方交涉外交、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等等,必先通其语。洋务派在举办洋务运动时也认识到了学习西文的重要性,1860 年代即建立了同文馆,专门培养精通西语之人才。朝鲜来华学习制造,传授西语也成为题中之议,自有其合理性。但具体到选取传授对象之时,天津机器局把年龄的大小和以《左传》作论作为选拔的标准。选取年龄较小的学员,由于其记忆力较强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快的缘故,可谓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但同时,天津机器局把学员熟悉中国经典与作论能力的高低列为考察对象,并将此定为决定性条件,“合于此则取之,不合则舍之”,然学习西语的好坏与作论能力的高低似毫无关联。可谓其中包含合理与不合理之因素,且以不合理因素决定之。

(二) 赠阅西书

洋务运动举办之时,西方的书籍、报刊也被大量翻译引进到中国,天津机器局在施教朝鲜学员之时,不忘对其介绍近代西方书籍,以期对西方有更多的了解与体认。本文仅将朝鲜获赠的大部图书整理如表2 ,或可对施教有更深层次的体会。

书籍作为知识的直接承载体,对于知识的传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天津机器局洋务官员赠送朝鲜学员之书目,仿若今日教授讲课给学生所开之书单,最能直观体现施教者对于自身所授内容的覆盖面、关键点等之理解。天津机器局所赠阅的书籍其中大部为涉及西学的内容,既有介绍西方近代军事理念与军事体制的内容,也涉及西方近代化学、数学、物理、军事技术乃至生产技术的部分,此外还有各国政治、社会、经济、地理概况之书目。然在所赠阅书籍中,天津机器局仍旧不忘中学书籍,尤其把清朝弘扬明朝忠义之臣的《杨忠愍公遗集》赠予朝鲜学员,似有提醒其在学习西方技术之时,不忘中朝宗藩两国忠义之道,可谓用心良苦。

(三) 观摩及培训

朝鲜学员到达天津之后,按照李鸿章所拟的人员安排进行了分配,天津机器局并在局内专设了朝鲜馆23,供其学习居住之用。作为“先生”,让朝鲜学员观摩各局厂以及对分配学员进行培训自然成为施教的重要内容。由于材料的缺乏和内容的冗杂,笔者仅对其做概括性的描述。

天津机器局在给朝鲜学员施教的过程中,引导其参观了中西学堂、铜冒、枪子、卷铜、镪水诸厂及烧炭窑;机器、翻沙、木样、画图、电机、火药诸厂;往水师局,观学徒之习洋枪队步法;至电机局,见语话筒;往炼硝房,观试火药;访“镇海”兵船等,从而使朝鲜学员对于近代军事技术有直接感官的了解,以便朝鲜学员各自选择所学内容。

表2 天津机器局所赠朝鲜学员各类书籍（略）

资料来源:根据《阴晴史》上下卷,转自刘著第112 —113 、131 、155、157、259、276、290、296、320、390、398 所载内容整理而得。

朝鲜学员参观中西学堂且拜访了此时北洋水师学堂的洋文正教习严复,并对之有此评价“洋文教习严游戎,名宗光,号幼陵,亦福建人。十五六进学堂,二十四五学成,到英国学习三年,前年始回华,学问极好云”24。

在参观各机器厂之后,朝鲜学员感叹道“殆非彝所思。最是电气逼夺造化,不可形喻也”25。对于学习机器制造业的认识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朝鲜学员认为“入此以来,每言诸机器别难解可学者,以是执业不专。今日入铜冒厂,弛散压铜板,试令河工改妆。熟视而不能下手。可知前言之过也”26。

在电机局看到电报后,称其“阅电机所报,无不可达之言。一瞬数万里如面语,诚可异也”27。对中国仿造的电话描述到“见语话筒,两头系铜线。侧耳听之,略可辨认”28。

往炼硝房观试火药实验,使其对于火药的使用有具体科学的认识。金允植日记中对此记到“安一筒田鸡炮,装火药二两重,放六十余磅大弹子,以验远近。初试中国细粒药,走五百四十尺。外国细粒药,走四百五十尺;次放大粒,尺数渐不如前;次放贝博药,不过百步以内(中外皆然) ;次装饼药,即一块也。不过数十尺而落(中外同然) 。盖细粒用于前后门枪。贝博饼药,用于大炮。大炮若用细粒,则有炸炮之患云”29。

访“镇海”兵船,使其遍观船中机器。朝鲜学员见其“船长可十余间,上架大炮五座,最大者重万斤者云。试放指挥一声,兵员自下层突出,数十人疾赴来前,挽索、运炮,左右惟意。妆无子火药于炮门放之,声震河口。两耳如聋。数三放而止。行观上、中、下三层及陆、余将居住之处,铺设齐楚,不觉其为船中也”30。

在朝鲜学徒观摩完津局制造之后,天津机器局根据朝鲜学员60 余人的个人意愿与能力将其分别分配到不同的局厂,对于津局施教的详细情形的描述,由于资料原因尚不能对其全貌进行复原,然从朝鲜学员的点滴日记中似可窥其大概,从而丰富人们对此的认识。

机械厂,朝鲜学员崔志亨、宋景和、安应龙3 人隶焉。对于此厂的功能朝鲜学员认为“于诸厂中,此厂最大,机器甚多。然皆修造各厂机器之器也。前后膛枪皆购于西洋,而有病及久而生锈,则亦自此厂修改、磨炼,使复如新”。他们认为此等学习甚为重要,“我国虽买洋枪,不知修理,则便成弃物。此亦紧要之学”。对于施教的内容,此3 人感到“名目浩繁,有难便学。厂内学规,初头人学者,但令执习一事,或磨或凿。不知何年,略有领解”31。

木样厂,朝鲜学徒仅张荣焕1 人隶焉。对于木样厂的重要性“, 凡造各机,先出画本,送之木房,依画本成木样子,送之各厂,依样制造。亦最紧、最难之事”。然而张荣焕在朝鲜虽名木手,但“不知绳墨之为何物。如此之后,始学木事,便是初学、破蒙”32。

火药厂有朝鲜学员金兴龙、金德洪2 人。火药厂局最多,有烧炭局、煮硝局、砑药局、光药房。此二人初隶烧炭处,一两日之后,便谓烧炭则不足久学。厂局中人皆曰,“烧炭亦多妙理,非目击手习两三月,不可学云”,并“嘱令仔细观筑,异日还国,需依制筑灶云”。两人试习烧炭几日,即转往煮硝所,又将转往火药房。朝鲜学员在学习之后认为“最可闷者砑药,若用人力,则磨碾之际,精粗不一,不易生火,若用汽机铁磨,则所费浩多,不可议到”33。

至于化学学习,朝鲜学员李熙民在水师学堂因口钝自退,请学化学。候补知府承霖教授之。学员称“此学于配合物料、制造各项药物,极有妙理。若昧于此,则虽徒学镪水、电气,亦未尽其用”。承霖对朝鲜学员言“此学若细究至理,须费十年之工。今君远来,势难许久做客。当择其捷径紧要,悉心指导云”34。

天津机器局根据自身学习洋务的切身体会与经验,通过对朝鲜学徒传授西语、赠阅西书、令其观摩各局厂,分配学员进行培训,使其对于西方军事科学技术有了朦胧了解,“先生”在此所做的启蒙培训有其积极意义。

四、两类施教的对比

1881 年天津机器局中不仅多了一群来自东国的朝鲜学员,京城中的神机营也派出了学徒前往津局学习火器制造35,而此两者在学习过程中,还曾交互作用,直接影响了朝鲜学员对学习方案的选择并提前回国。

(一) 天津机器局所教之神机营学徒

1881 年1 月26 日,醇亲王上奏朝廷,指出1864 年总理衙门曾将京营官兵交李鸿章差委,专令学制外洋炸炮弹及各种军火机器,然而稍有成效,旋被撤回。现今配造火药、制造铜冒虽然袭取旧法,然不过“仅能窥其门径,究未能深入堂奥”。并且当时“派往人数无多,阅十余年之久,刻下半就凋零,兹以时事多艰,练兵尤为急务。设有征调军火器械,在在均需豫筹”。因此,醇亲王请旨由神机营“选派心灵手敏官兵三十员名,就近赴天津专令学习外洋炸炮等项及各种军火机器,以备军实”36。

李鸿章给醇亲王的信函中随即应允“, 选派兵员赴津学习各种军火机器,属当务之急,已饬机器制造各局妥为筹办”。并给神机营的学习方案提出了方向性意见,对于神机营学员似“仍宜酌设一局,以开风气而便取携”37。至于具体学习内容,由于“机器局仿造外洋各种军火名类纷繁,除火药、铜冒神机营已能制造外,其铸铁、化铜、卷铜、镪水、铜引、木工、锅炉等厂,皆须先购机器方能学制,非一时所易办”38。根据“应令先其所急”的原则,神机营当今主要应学“所有克虏伯四磅炮各项炸弹、格林炮子等法”。尤其是格林炮子一项“, 规模精捷,尤于初学相宜”,并且它对于“制造毛瑟、哈吃开士等子”来说,可触类旁通。此外新式炮必须用铜拉火,似亦“宜兼学制,以资利便”。

天津机器局对于神机营兵员来学军械一事,自是不敢马虎,对之详细安排。首先,津局按照机器局学徒章程对神机营兵员进行管理,“择其资质可造者留局,其不安本分以及鲁钝不堪者,即行遣回”39。其次,对于新到津局的兵员,先令其观摩各局厂“, 周历各厂细窥奥妙,半月以后再分厂学艺”。同时,由于神机营新购哈吃开士及毛瑟枪,津局认为所派兵员应“以习造枪子为要务”。至于具体学习方案,根据神机营“学成回京,无火轮机器应手,无以见功”的实际情况“, 拟在机器厂自造手器数十份,于枪子厂中另立小厂安置习艺各兵,饬工目并手艺极精之匠为之教习。其一切章程与各厂一律。待艺成回京,即将习用手器随带回京,以观成效”40。此外,神机营还要求学习铸铁和制造火药。天津机器局以铸铁“必各厂俱备始能兴工”,而“京营未立各厂,兵丁习此恐无实用”,则拟请暂缓学习此事。对于学制火药一事,天津机器局认为制药工序复杂“, 自提硝至成药共过机器数十次,工匠百数十人”,恐难学习得用,神机营所需之火药由津局供应即可,不必再学。

若对比天津机器局对朝鲜与神机营学员两类施教内容,两者所学异同各有。从相同之处来看,首先,李鸿章对于所学内容的选择标准一致。朝鲜为“择易办而急需者行之”,神机营“应令先其所急”,均着重于“应急”。至于具体的施教,津局均让学徒观摩局厂,增加对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认识,以图改变西方技术乃“奇技淫巧”的印象,正因此,朝鲜学徒才发出“最是电气逼夺造化,不可形喻也”的感叹,看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其次,对于学徒的管理,津局均设专馆,以便其居住,由此似可见两者地位的重要。同时,在施教的意图上,津局均望其师夷长技,掌握部分近代军事技术。

在不同之处,首先,津局对学徒的管理严格程度不同。津局并不曾制定具体的章程约束朝鲜学徒,而对神机营则按机器局学徒章程管理,对其中不合格者进行淘汰。当然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朝鲜乃藩属之国,前往中土学习制造,作为大清上国更应显出宽大仁慈之心,尽量满足其请求,而朝鲜学徒的任何问题也都有可能变成两国之间的交涉麻烦,此时的朝鲜也欲摆脱宗藩体系,朝鲜来学也有增强两者关系的考虑在内。而神机营多为满人充之,军风散乱败坏,若不约束,津局施教不但难有成效,还会影响到津局自身生产。其次,在施教的具体内容上,无论是李鸿章的事前安排,还是津局官员的具体指教,似并未平等对之,两者差异悬殊。神机营“以习造枪子为要务”,具体包括“所有克虏伯四磅炮各项炸弹、格林炮子等法”,此外兼学用铜拉火。而神机营要求学习铸铁和制造火药,皆被李鸿章及津局官员搪塞回去,不曾答应。朝鲜学徒则不然,不仅神机营求之不可得的铸铁、制火药诸事,皆在朝鲜学员所学之列;且从李鸿章施教安排及具体施教过程来看,津局将其所有家底尽数展现,各厂的技术全部予以教授,津局官员还不时给予赐教,此外更有传授西语,赠阅西书。由此观之,神机营所学内容仅为朝鲜学徒极小的一部分。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对两位学生施教之内容均处于技术层面,两类施教对于技术产生之原理、渊源似无涉及,更不曾提及西学之根本。吊诡之处,恰恰在于朝鲜学员似对于天津机器局全面细致施教方式并不接受,反而选择神机营学徒所学之内容,以期早日归国复命。

(二) 神机营对朝鲜学员之影响

朝鲜学徒在学造军械中,看到所学的机器均为“汽轮激成”,随即感到“若学成而不能设置机器,则无所施用”41。当金允植从津局官员处,听说神机营工匠所学为手工制造军械时,颇为高兴,“此正敝邦学徒所宜学也”。当天在津局官员陪同下,参观了神机营所学的铜冒厂,并对铜冒厂所造铜冒评价到“其精致与便易,亦非无机悬造之比也”。铜冒厂委员王锡藩则向朝鲜学徒表示赴铜厂学习者人数太少,所学技艺有限,如果能将各厂学徒合并到铜冒厂学习,效果可能会较好。随后,南局官员霍良顺将小手器械与机器制造的成本告之于朝鲜学徒“, 铜冒机(汽轮大机) 十件,耗银三千两,若小手器械,则价本当不至此也”42。

正如朝鲜学员对于中国洋务运动之评价:“中国之机器厂,始于同治元年,李中堂设置于上海。年增月加,规制渐广。其始也,亦欲派送工匠往学于泰西。以其道远而事多难便,仍于中国近海通商诸处诸厂习造。始则以洋人为师,募洋匠为工。今则中国工匠多有能者。然尚时时质问于洋人。至于铜铁及各项器机药物,皆购于洋国。不惜重货,积如丘陵”43。然作为朝鲜学员,思其国之财力,中国能办之事朝鲜无财力办,而所办的汽轮机械耗费巨大,远非朝鲜国家财力所能支撑;然时局急迫,“派人来学,诸厂之事,均非一二年可学”,即便学成归国,熟悉掌握机械制造,如果没有机器仍旧所学毫无用处。神机营所学的小手器械尽管较机器制造有所不如,但在朝鲜学徒看来其“其精致与便易,亦非无机悬造之比也”,回国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发挥效应,且办小手器械花费较机器制造少得多,自然朝鲜学徒选择神机营小手器械也在情理之中。

津局官员潘梅园对朝鲜参考神机营学造军械一事,则大力支持。当得知朝鲜学员对神机营所学甚感兴趣之后,对之谈到“向不知贵意如此,故欲令漫漫学习,务须明白。不责速效。今既闻命,当另图捷法矣。化学,数十年亦难尽通,而就其切要近务,若制镪水等法,不可不先教。铜冒,既有手器,则不难打造。惟语学,非五年不可。中国既与各国通商时,以不解洋文之故,见欺受害甚多。贵国亦应如是。惟此一学,务要精通,不宜半途而废”44。此间语,似最能反映洋务官僚之心理,以被动之心态应对西方的挑战,西方科技在此心中也仅为应对此挑战的手段而已。

五、余论

1882 年,朝鲜学徒由于不习中土病倒多人,及朝鲜爆发内乱,在购买一批“小手器械”之后,请求归国。10 月10日,李鸿章上奏“前派生徒在天津机器局制造各局学习先后遭病东还,所余无几,请准撤回”45,津局与朝鲜学员的师生情迅即了解。次年4 月原朝鲜在东局学习制造的宋景和等二工匠自愿仍入机器局,学成其业46,或可作为此段“来学往教”历史的结尾曲。

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1860 年代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其所学内容涉及西方的法律、教育、军事科学及技术,回国之后则竭尽全力宣传移植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思想文化以及军政、军令等军事制度,模仿欧美建立军法、军事教育体系,积极学习欧美各国的用兵战术和兵工技术47,对于日本的近代化发挥了至关主要的作用。若对比日朝两国所派留学生的过程,朝鲜来天津机器局或已输于起跑线,具体学习的内容,朝鲜学徒主要为军事制造,最终选择落后的手工生产,而日本所学则包含思想、文化、政治、军事技术,其间胜负或许早已决定。不由之间,朝鲜与中国失去了一次自强救国的机会。

①研究中朝关系的著作较多,笔者在此仅举一例,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此书仅在最后中朝关系大事记中提及此事。

②王勇则《: 近代首次来华学习军工的外国留学生》《, 环球军事》2008 年第1 期。

③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下文简称刘著) 。

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年,第394 页。

⑤《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 卷,第394 —395 页。

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 卷,第394 —395 页。

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七》,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5253 —5254 页。

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七》,第5254 —5255 页。

9清代实录馆编:《清实录·光绪朝上》卷118 ,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752 页。

1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八辑,吴汝纶、章洪钧编《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武备折》,文海出版社1968 年,第1473 —1490 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六年九月初六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218 —219 页。

12《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造器练兵折》,第1493 页。

13《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造器练兵折附录》,第1513 页。

14《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武备折》,第1473 —1490 页。

15《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造器练兵折》,第1492 页。

16《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造器练兵折》,第1493 —1494 页。

17《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造器练兵折附录》,第1513 —1523 页。

18《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造器练兵折附录》,第1513 —1523 页。

19实际出发日期由于朝鲜领选使的不断更换,直到当年9 月26 日由金允植作为领选使才整装出发,11 月7 日抵达北京,咨文礼部,派往天津机器局学习制造。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1 册,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89 页—1090 页。

21《阴晴史》上卷,第33 —34 页,转自刘著第79 页。

22《阴晴史》上卷,第33 —34 页,转自刘著第92 —93 页。

23《李鸿章全集》奏议(十)《机器局经费奏报折》,第164 页。

24《阴晴史》上卷,第41 页,转自刘著第94 页。

25《阴晴史》上卷,第66 页,转自刘著第139 页。

26《阴晴史》上卷,第78 页,转自刘著第158 页。

27《阴晴史》上卷,第66 页,转自刘著第139 页。

28《阴晴史》上卷,第97 —98 页,转自刘著第194 页。

29《阴晴史》上卷,第174 —175 页,转自刘著第327 页。

30《阴晴史》上卷,第102 —103 页,转自刘著第202 —203 页。

31《阴晴史》上卷,第84 页,转自刘著第170 —172 页。

32《阴晴史》上卷,第84 —85 页,转自刘著第172 —173 页。

33《阴晴史》上卷,第84 —85 页,转自刘著第172 —173 页。

34《阴晴史》上卷,第84 —85 页,转自刘著第172 —173 页。

35《李鸿章全集·奏议(十) ·机器局经费奏报折》,第164 页。

36《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1208 页。

37《李鸿章全集》信函(五)《复醇亲王论枪弹》,第3 —4 页。

38《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1210 页。

39《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1211-1212 页。

40《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1211-1212页。

41《阴晴史》上卷,第75—76页,转自刘著第153 页。

42《阴晴史》上卷,第83 —84 页,转自刘著第169 页。

43《阴晴史》上卷,第84页,转自刘著第170 —172 页。

44《阴晴史》上卷,第100—102页,转自刘著第198 —199页。

45《李肃毅伯奏议妥筹朝鲜武备折》，1935页。

4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1151页。

47胡连成：《光与影——近代日本留学生对于明治日本的意义》，《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转引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