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位于江淮地区的淮安等地，今天所遇到的并不是个别地区，更不是一时的局部问题。本文力图表明，在这样一些欠发展地区，问题是几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在粮食生产之外，如何开发新的生产优势，使生产迈入更高的台阶。但自明清以来，这类地区已经过许多的努力，而收效甚微。如何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正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关键词：江淮地区  经济发展   历史性难题

    昔日，淮安、扬州同为江北重镇，漕运、盐务，直接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盛。江苏省通志稿云：“大江以北，扬州一都会也。两淮鹾利甲天下”；“溯运河而北，淮安亦一都会也。黄河未北徙时，漕运总督驻山阳，南河总督驻清江浦，兼以淮关榷税及淮北鹾商，相望数十里，利孔毕萃……”。[i] 自纲盐废、漕运停，“居民专一弦诵佃作，无他冀幸，间艺园圃课纺绩，贫者或肩佣自给”，[ii] 随着这些行业和大都会的衰落，地方经济似乎就一蹶不振了。

    据方志记载，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的淮安，各地经营单一，农产以粮食为主，尤其是大数量的大豆及豆油、豆饼，可以输入江南，为主要输出品。据说，山阳物产五谷，“秋豆尤饶，江南大贾携赀贸易，舟载以去，名曰豆客。故淮秋豆之名流传甚远”。[iii] 此外比较著名的，则清河“货之大者有棉、靛、红花”；[iv] 盐城鸡卵，可得善价，腌猪，鬻之苏州；[v] “濒海多棉，可以供织，濒湖有靛，可以供染，若鱼皮、鱼鳔、蛏干、虾米、腌卵、腌鱼、秫酒等物，皆可贸迁远方”，[vi] 却多不能形成一定的规模。

扬州府属，江都“繁盛甲于东南”，“食货不甲于四方，然常以四方所聚称甲于天下”，[vii] 本地无可称者；甘泉昔年豆业最盛，太平天国乱后遂微，而油麻业继起，纸业次之，近年米业大兴，亦有植桑种棉花者；[viii] 兴化“货之属”有靛，“虽不及建靛之佳，然远近数百里皆赴兴采买，其利甚溥”，有方机布，地“不工纺织，仅能织此”；[ix] 高邮设湖桑局后，“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x] 妇女绩麻，“只能用以结网，能织苎布者甚少，纺纱络丝均未之见”；所产“鸡鸭蛋甚多”。[xi] 惟里下河地区，自咸丰初年黄河北徙以后，水患较稀，粮产较前倍蓰，可达数千万石，与往岁四川、湖广接济江浙米粮之数相等。[xii] 同时，大江南北军需皆在下河之高邮、宝应、兴化、泰州、东台、盐城、山阳、阜宁等县采买，价“亦不腾”。[xiii]

    除此之外，则“以家人日用所必需，一切取足于四方之商贾。虽有隙地，曾无桑麻，五鸡二彘，阙焉不讲”；“饲蚕缫丝，利入十倍，郡人罕知之”；“麻檾、蓝靛，间亦有之，仅足供用，不能贸远”，[xiv] “工不如商，商不如农”，“第以糊口，未足以致富”。[xv]

    其间曾有不少地方官员推广新的经营项目——棉花、蚕桑等。如山阳经知县金秉祚、知府赵酉劝谕种植，并于松江、太仓两地选募教师，教授淮民纺纱织布，“而民莫应”，金秉祚说∶

“乾隆七年冬，奉调山邑，每因公放赈，遍历蔀屋，从未见一机具，听一织声，始知纺织一事，竟未讲求，……女红尽废，骎骎成风。欲如他处之抱布易粟，绝响无闻。夫民间财源所出，惟仗布粟，今淮民已缺其一，安得不贫且困邪？” [xvi]

    其后同治年间山阳令姚德彰、清河令万青选复设局教之，“讫未能行”；[xvii] 阜宁“非地不宜棉，赖教之树且织者大有人耳；知县阮本焱曾捐廉遣人赴通州购棉种”，设局兴事。[xviii]

    又如漕运总督黎培敬、两江总督左宗棠昔“曾捐赀购湖桑数百万株，分布于淮、扬各州县。彼时盐民领种者多”，而“有司以民事无与于己，置之不问，桑皆蔫萎，而蚕织之利未由兴焉”。[xix] 山阳进士丁宝铨曾“购湖桑万株，分植城东南隅及乡镇隙地，以为模范，乃仿行者少”；[xx] 阜宁知县朱纯“曾领湖桑，为敦俗之劝，土人多植之者”；[xxi] 即有所成，“要皆农事余业”，[xxii] 不能形成新的优势生产。

    类似的地区并不仅于江苏北部，也包括安徽北部，这样一个较为广阔的地区。我曾把它称之为“江淮地区”，用来指称长江和淮河两河之间，横跨几省的一个自成体系的地区。

    如同苏北，安徽也是一个粮食主产区，所产米谷，“遇大有秋，可支本地三年”，据说从明代起就能大量输往江南。然而却“无燕秦之枣梨，无吴越之蚕桑，无蜀汉之千树桔、渭川之千亩竹”，没有任何其他的优势产品可言：“乃地之所产，人依为命，止一谷而已”。[xxiii]

    但米谷的需求，在一定的时期，总有一定的限度。不管对中国历史上粮食的供给“紧张”有何看法，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时期中国粮食的供给能力还是颇为可观的。[xxiv] 在苏北、皖北等许多欠发展地区，年丰则粒米狼戾，奢侈浪费，一遇歉岁则觅食他乡，无所依籍，[xxv] 在长时间内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粮产以外，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相类地区的一个重大的发展难题。

    明清以来，有不少地方官员曾想方设法打破这一局面，如乾隆年间，署理巡抚准泰劝民树桑，巡抚潘思榘以“林木甚稀，蔬圃亦少”，令有司审察桑麻蔬蓏，凡可佐小民日食之用者，随宜种植；知州郑基于寿州教民种薯蓣，养山蚕；韩梦周于来安县劝养山蚕；其后，李兆洛于凤阳劝农并重耕桑，周凯于怀远劝民树桑植棉，[xxvi] 但所有这些，都未能获致多大的成效，除了近几十年在江淮北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棉花优势产区。

    把这一地区单独划出，并非没有先例，如“苏北”，在光绪甲辰，据说曾采通州张謇之议，设立江淮巡抚；数月后，复采周馥之议，奉旨裁撤，设立江北提督。[xxvii]

把江苏淮安、扬州二府，与安徽颖州、凤阳、泗州、滁州等府合在一起，划为一省，这恐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主张了。

    把这两个地区置入一个“省份”有着多种的原因，据说，上江之凤阳、颖州、泗州，与下江之淮安、徐州、海州，“境壤毗连，风土大略相同”；[xxviii] 不但风俗相近，在地理上也属于一个水系。如乾隆七年两江大灾，朝廷共赈济1000万两（包括粮食数百万石）。事后检讨这次大灾的原因，上谕：“朕闻今年河湖为患，皆由淮水下流，不能迅趋入海”，令地方官员上奏说明，发现其原因，即由皖北上游发水，影响到下游大坝决堤所致。[xxix]

    为此，还有人给出了新的分省意见：

新分省地图 [xxx]

       其实，类似的情况还不止发生于“江淮地区”。例如，位于黄河故道与今道之间的封丘、原武、阳武、延津诸县，是介于冀、鲁、豫几大棉区相间地带的一个地区。明清时期，“豫省产粮惟二麦为最广”，为中国小麦主要产区之一。封丘诸县“惟麻麦五谷，在在树艺”，是为农业主要物产。其他出产则主要有棉花、棉布、蚕丝、红花、果木、油类等。其中棉花各县皆产，但除延津“多半种棉半种五谷”外，其他或“地受沙瘠，多不甚成”，或“所出无多，不足供本境之用”；麻则“其质不坚，仅可綯绳，出亦不多”；绸帖之类，“粗备一方之需，非能为精好可致远也”；仅有“一二梨枣，间远鬻江淮，佐赋外无奇可居”。故志书称：“习俗呰窳，即耕蚕工贾，力有未尽，况其他乎？周有虞衡、山泽，以尽物力，凡牛羊麋鹿貆犬，皆有所养，今百姓仅稍知种树”，“土产自五谷而外，无可称方物者”；“独以瘠土微便黍粟麦菽，竭力以供常税，竟无长物”，并不能在原有的粮食生产之外，开拓出新的有前景的优势生产。[xxxi] 可见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也正是中国大多数地区在近数百年来，所面对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难题。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经济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就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在小的地区范围之内，除主产作物粮食外，其他什么也都生产一点，任何优势都不突出的局面，为经济成长打开一条出路。如果上述现象是这样普遍，各地区间是如此雷同，那么，不管是粮食生产还是其他经济作物，其优势都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甚至会无所施展。这种影响，也不会仅仅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经营种类，而必然会牵涉到全局。它显然增加了努力的难度，和影响了跨区域比较优势发挥的水平。

    相对而言，今日的努力本建立在一个较高的历史基准之上，这自然增加了其发展的难度。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不过，说到底，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别处，而正在于农业经济在供给上的相对狭窄性，和在需求上的相对有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经济史的重要线索之一，就是相互伴随着的新的需求和新的供给的不断开创和不断扩大。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持续发展，这种创新只会愈发不易。因此，可以说今人所面对的，是贯穿古今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难题，它却不是传统的“循吏”式劝农就能一举奏功的。

    历史（或历史学）究竟有什么功用？这是我在课上常跟同学一起讨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面对着诸如（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等问题时，我们的所学到底有没有用？也时时引起自己的疑惑。

    历史也许还是有用的。起码，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身主体（柯林武德之“求自知”），和认清我们眼下的立足点（黄仁宇之“立脚基石”）。其实，有这两点就足够了。否则，我们怎样对今后的走向和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历史学家有如一个医生，面对着他的对象，往往并不“开方”和下手治疗，但他却能够做出“诊断”，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此外，还能责备他什么呢？

原载《“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北京，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