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民国时期，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学术文化现象，即现代社会调查得以在中国兴起并实现最初发展。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学术界长期关注并有过多方面、多学科的涉猎与探讨，但迄今为止，尚缺乏建立在全面、扎实史料基础上的综合性整体把握和贯通深入的史学研究。最近，李章鹏终于完成了学术突破，推出他打磨十余年的《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西苑出版社即将出版），很是令人欣慰。

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西方，都曾产生并长期存在调查事实和调查现象。在西方社会向近代转进的过程中，调查观念、技术方法和理论建构等方面，都先行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变化，传统调查逐渐演变成现代调查。政府部门因现代行政和社会问题频发、亟谋解决之道，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人出于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高校、科研机关和学者们为了研究社会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均开展了大量相关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不仅切实增进了人们对社会的了解和认知，影响了社会变革与改造，也推动了相关学科的成长，特别是新兴社会科学的诞生。因为现代社会调查在西方兴起的时期，也正是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先后独立、渐成“科学”的时期，不少社会学科的崛起，都同社会调查紧密关联。实际上，社会调查不仅推动了社会科学的最初成长，后者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调查的发展，两者可谓相辅相成。

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肇兴于晚清，活跃于民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和启发，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文化演进的历史产物。在今天看来，研究现代社会调查在近代中国兴起和最初发展的历史，至少具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学术意义。

首先，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所留存下来的调查资料、报告，是一种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特殊史料（其中，许多是包含问题意识的历史数据），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而这些调查所属学科和所涉领域，调查主体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以及调查目的均不尽一致，学术水平也参差不齐。要想有效利用这些调查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有必要先对其进行整体分辨和甄别。这就决定了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进行系统、整体的研究，了解其中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很是必要。

其次，清末民国的社会调查是许多新兴学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学科史价值。在这方面，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学科史的研究，已较为关注此类调查，还有一些学科史（如教育学史等），则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阅读近代中国不断涌现的大量社会调查，不难发现其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像流行病学、地方病调查属于医学范畴，其与地方社会状况和人群的医疗健康卫生状况密切相联，在西方，流行病学调查被认为有效地推动了近现代社会调查的发展，而在中国，这方面的调查史，还缺乏深入扎实的考量；部分地质矿物调查与矿产、部分农学调查与农业紧密相联，大体可归入经济调查中，其意义也有待勘定。12年前，笔者曾与夏明方教授共同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一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邀请一些学者就社会调查与近代中国新兴的人口学、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民俗学、民商法学和边政学等的关系，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从中可以清晰而深刻地了解这一点。

其三，在近代中国，无论政府机关、政党政派，还是社会团体、学术机构，往往强调社会调查是认识社会、寻求解决中国积贫积弱问题的必要前提，甚至宣称社会调查乃社会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不管其社会实践结果如何，了解这些主体如何调查，其所秉持的理论、所得结论与调查数据之间的真实关系，多少也能为探究清末新政、国民政府的施政，以及相关社会改良或改造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或参照。

其四，现代社会调查方法自系统引入中国起，就开始面临中国化问题。民国时期，许多调查专家凭借丰富的调查经验，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有的专家甚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高，并已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升华至“中国社会调查学”的自觉高度。这无疑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调查学的宝贵遗产。

在近代中国，社会调查方法作为调查专家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往往与某一种型式的调查捆绑在一起。像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就是其长期调查经验的结晶，而李氏一直从事的是布斯（Booth）式调查。整个清末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时期，分属不同学科、领域的各种型式的调查很多。这些调查的方法若何，有何特点等，均值得加以深入细致的考察。严格来说，只有将清末民国各种型式调查的方法一一探究和总结，中国近代社会调查学的整图才能完成拼接。

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其调查主体之繁多，调查范围和内容之广泛，调查的方法和套路之多样，决定了其调查成果的庞杂无比。有关调查的数量，虽不能做出精确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数量之大，超乎想象。据李章鹏统计，仅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刊载的1897-1937年间国人所从事的国内调查报告，就达到11，413篇，发表于其他刊物、单独出版印行、收藏于各地各级档案馆和图书馆、未曾公开发表出版的调查成果定然更多，已经散佚的成果也一定不少。凡此，都决定了对清末民国的社会调查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难度之大。

李章鹏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前，李文海先生任主编、夏明方和我任副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已公开出版。为了推进相关研究，我与夏老师商定，让他以现代社会调查为主题展开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章鹏本人敢于迎难而上，欣然同意。博士毕业后，李章鹏一直关注学术界的有关动态，继续深化拓展相关专题的研究。目前的这部书，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了14年深化拓展研究的结晶。这些年来，他曾先后参与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校级攻关项目“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以及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15&ZDB041）等多项研究，做出重要而切实的贡献，近期还在继续整理出版清末社会调查资料。

原始材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清末民国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是研究中国现代调查史最为主要的材料。李章鹏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就注重原始资料的搜集，除了借助一些工具书外，更是查阅了一百余种刊物和大量的单行本调查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对调查报告的数量作出统计分析。他博士毕业后，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一系列数据库相继上线。这些数据库所收录的晚清民国期刊的数量要远远多于从前他所掌握的，这就对其原有的统计分析构成了挑战。为了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李章鹏决定充分利用相关数据库所提供的便利，重新进行统计分析，于是不得不对博士论文反复修改。否定自己是困难的，正是在一次次否定自己的过程中，章鹏改进了相关研究，使自己的论述具有了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

《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一书，是李章鹏依据丰富扎实的资料积累，经过十几年长期研究而完成的一部学术力作。该书力求在参照中国传统调查史和西方现代社会调查发展史的前提下，综合把握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兴起的过程，并在较为细致、全面地鉴别史料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成果的地域、内容、时间上的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从而较为客观地揭示了中国的现代社会调查从产生到初兴再到活跃的情形，并深入分析了这些调查与清末新政、相关学科建设以及社会实验之间的历史关联。

关于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相关学科中国化和社会改造之间的历史关系，本书是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定县实验区为个案，来加以专门透视的。作者揭示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研究前后明显经历了从重“Booth式调查”到重“社区研究”的转变过程，并着重分析了社会调查与定县实验工作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进而指出李景汉等人的调查所存在的某种非客观性，读来启人深思。书中对清末现代人口调查的初兴情况、中国现代社会调查与统计（学）关系的认知等，也有独到认识和较为深入的剖析，其公开发表的有关成果，业已获得学术界一定程度的认可。

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于清末，这个观点由李章鹏在学术界首次明确提出，目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本书对这一观点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深化，认定目前有明确资料证明国人最早的调查应为1871年黄宽对广州附近流行病的调查，但形成潮流的现代调查始兴于1897年起出现的物产（土产）调查，并强调物产调查也是国人所从事的最早一类社会调查。现代社会调查肇兴于清末观点的提出，推翻了社会学界曾普遍认同的中国现代调查开始于1914年左右北京社会实进会有关人力车夫调查的陈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从而将清末社会调查整体性地提到学界面前。

最初提倡在中国从事现代社会调查，是国人维护利权意识的一种投射，而清政府参与进来，则是因应新政改革的时代之需。清政府对调查的重视、提倡和各级调查、统计机构的建立，表现出清政府欲将新政改革这一建立近代国家的努力，筑基于系统、客观地了解、把握国家社会实情之上的意愿。前文笔者所谓深入研究清末社会调查，或可为观察清廷新政改革提供一种独特视角，正是准此以言。

整体性把握近代中国的社会调查，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数量统计分析，还是对现代社会调查与现代统计学关系的探讨，无论是对清末的人口调查所做的考究，还是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定县实验（试验）区调查的研议，作者均自觉着眼于发掘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兴起的整体表现及其主要特点，以及所涉主要方面的关系。这一点实难能可贵。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但在较为详尽地搜集社会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调查发展史进行整体性探究的，仍然难得一见。笔者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整体性地推进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相关学科史的探究，也定有裨益。

不过学无止境，研究亦无止境，关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史的整体把握，还有许多面向值得继续探索。比如，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均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其调查主体的信仰，调查重点、方法、理念、实际操作等，均存在巨大差异，就同一事情的调查结论、解释及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也多有不同，有时甚至针锋相对。关于两党的调查，实际可以分别做单独研究，亦可做比较研究。由于两党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地位，其有关调查如果能有专门透视，肯定会增加本书的分量。

在国人引进、从事社会调查的过程中，社会调查被赋予太多的功能和意义。诚如当时人所见及，在构建民族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学术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社会调查均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国人之所以赋予社会调查这么多的功能，实与社会调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分不开。然而，调查的水平以及客观反映现实社会的程度，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就主观因素而言，调查者的学术素养、调查态度与能力，均制约具体调查成果的水准；一个学派、学科、党派中不同学术和社会背景人物的各自调查习惯、理论倾向，也会影响成果的最终呈现形式。甚至他们之间的矛盾、特殊心结或在科研机构的人事位置，都可能影响一门学科的发展样态。就社会调查本身而言，它在本质上属于对社会的一种经验性研究，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近代，社会调查与社会理论的建构都存在脱节现象，利奇、弗里德曼对社区研究派的批评和社区研究派对“社会调查”派的非议，均从不同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科学，既然被认为是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各门学科及其总和，那么客观性、可检验性、普遍性和可证伪性，便自然成为其评价标准。《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一书在不同部分，都讨论过相关调查的客观性问题，但究竟应以什么标准来评价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科学性，或者说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科学性究竟何在，其实仍是值得深入探究和反思的问题。

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的课题宏大、所涉学科众多，一个人的精力、学养毕竟有限，因此《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一书存在不足甚至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该书的出版，能真正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以推动相关研究得以更趋深化、完善。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3月3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