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顺德;吴妙静;地方文献;贞女桥

[摘　要] 广东顺德龙江镇的贞女桥,原名老女桥,传说宋代女子吴妙静新婚之日,未婚夫在迎亲时溺水身亡,她遂出资在溺水处建造一座五孔石桥,并终身守节。明清时期,地方仕宦出于教化需要,不断发掘有关吴妙静的传说故事,在其建造的桥上竖立了“贞女遗芳”牌坊,将其塑造为节孝双全的女性形象,成为地方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广东仕宦对其形象进行塑造的目的是借此在地方推行王朝教化,强化人们对王朝统治的认同感,从而将地方文化逐步整合到统一的中国文化之中。

“贞女遗芳”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顺德区龙江镇贞女桥牌坊上的一个匾额。2009 年1 月18 日下午,我们凭吊了这座已有千年历史的贞女桥,桥面上仍躺着几条巨大且形状不一的条石,桥的一头矗立着高高的贞女牌坊,牌坊两旁石柱被几根枯藤紧紧地缠绕,上有岭南大儒湛若水的题词,但已模糊难辨。据陪同的当地人说,在距贞女桥不远的河道中曾发掘出一条宋代沉船,显示出至少在宋代这里已是重要的航道。曾经的沧海已淤为良田,昔日宽敞的河流已变成污水沟。那么这座贞女桥是何人所建? 为何而建? 明清官绅如何建构人们对这座桥的历史记忆? 其用意何在? 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本文拟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尽可能地复原明清文献构建这座桥的历史及其意义。

一　宋代岭南社会的女性形象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 ,广东大儒湛若水作《宋贞女吴氏墓表》,对龙江镇这座贞女桥的建桥者及其建造过程有较详细描述。他说:

於乎! 此乡俗呼为老女坟,而督学蔡可泉公题曰“宋贞女吴氏之墓”者也。贞女名妙静,宋高宗朝进士、国子助教南金道遗之女。南金无后,女许嫁新会李子。昏期已及,所许子由陆来亲迎,渡龙江而舟溺死。贞女誓不适人终其身,以家资为大石桥五眼,眼用潮石,长二丈二尺,于李溺死处,故后人亦呼为老女桥。自宁宗嘉定四年以及八年乙亥乃成。理宗嘉熙二年戊戌,刻石记于国明寺。后人于桥东西各置男女庙,如牛郎织女之相望然。今废。复以田十三顷舍入光孝寺,以沙富村地一所为庄,贮所入,取叔南老之次子、理宗朝进士、户部员外郎邦杰后其父,年八十余而终,乡人谥曰室隐。儒士张世美两具闻于官,官为立坊,复修其墓。间以其裔孙吴允宜来请墓表。①

湛氏文中所称“督学蔡可泉公”,在万历《广东通志》卷一三《省宦》中有记载,蔡克廉,字道卿,号可泉,泉州晋江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 任广东提学副使,著《蔡可泉集》。由此可知,蔡克廉为“老女坟”题写“宋贞女吴氏之墓”墓碑当为嘉靖二十六年事,而湛氏作此墓表,则系年于嘉靖二十八年,足见题墓碑和撰墓表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根据湛若水的说法,嘉靖二十六年～二十八年间,吴氏已开始塑造其祖先吴妙静的形象。假若我们相信湛若水的说法,则龙江镇贞女桥的建桥者是吴妙静,也就是邀请其作墓表的吴允宜家族的先人,是宋代进士、国子监助教吴南金之独生女②;该桥建于南宋,建桥资金来自吴妙静的“家资”。据湛氏说法,吴妙静家有不少田地,吴妙静享有对家庭财产的处分权,“复以田十三顷舍入光孝寺,以沙富村地一所为庄,贮所入”。

不过,有意思的是,明清文献中类似龙江镇老女桥的故事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颇为常见,如传说中的吴妙静的未婚夫李氏所在的新会县也有一座老女石桥,据万历《新会县志》卷六《桥梁》记载:“老女石桥,在张村,昔有女老而不嫁,悉以奁资建。”故事与吴妙静建桥的缘由尽管有所不同,但皆系女性以“家资”或“奁资”所建。而类似吴妙静施田给寺庙的女性在新会也有,万历《新会县志》卷六《仙释传》记载了一个与吴妙静施田寺庙差不多的故事:

　　宋黄道姑,归德都人,生于皇祐己丑,其父母富而无子,惟道姑承之。性少慧,因看芭蕉有感,遂不适人。工纺绩,买田万顷,施于广之光孝、韶之南华及开元、东禅、西禅、仁王、龙兴等寺,而光孝尤多。绍兴元年卒,年八十三。光孝寺僧为立祠墓左,即圆明庄聚宝庵也。

可见,新会的黄道姑家也有良田万顷,施舍的范围比吴妙静的还要广大。而且吴妙静与黄道姑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皆为宋代女性,皆不嫁,家皆富厚,皆奉佛,皆施田,皆寿八十余岁。③ 这些故事的类同,使我们不能不认为它们之中隐含着某种关于宋代女性形象的结构,这种结构暗示:至少宋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性并不完全是男性传宗接代的工具,也不符合宋儒所规范的“三

从四德”的形象;与之相反,她们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并享有对父家财产的继承权和处分

权。宋代法律对于女性对父家财产的继承权和处分权的保护,已得到学界较普遍的认同,而这在珠江三角洲所在的华南地区似乎更为突出,以致日本学人仁井田陞得出宋代女儿继承权的法律多吸收了华南地方习俗的结论。④ 明清文献所描述的宋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女性的类似形象,应该是宋代实际生活结构化以后沉淀到了明清文献中的结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这些故事中的结构化内容看成是对宋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女性形象的一种表达,或者至少可以认为,这些文献关于宋代女性形象的叙述反映的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文人对当地宋代女性形象的一种想象。

其实,宋代文献揭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性多以刚烈形象出现。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

卷四八三《蛮夷四》记载:“南海解牛多女人,谓之屠婆、屠娘。皆缚牛于大木,执刀以数罪,某时牵若耕,不得前;某时乘若渡水,不时行。今何免死耶。以策举颈,挥刀斩之。”这些“解牛”女人,显现的是与儒家士大夫话语中“温柔”、“柔弱”完全背离的强悍形象。更有趣者,该书同卷还记载了宋代番禺县妇人在大街上高声叫卖“相思药”的景象,销售的对象也是妇女:“闻街中喧然卖相思药声,讶笑观之,乃老媪荷揭山中异草,鬻于富妇人为媚男药。”这种形象与士大夫所要求的未婚女性居于“深闺”、已婚妇女讲求“贞洁”大相径庭,显示出宋代珠江三角洲女性在“性”方面的自由与主动。岭南地区所谓“好女”的标准,完全不是中原文化倡导的德、言、容、工,而是烹饪水平。《太平广记》有云:“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盐菹鲊者,得为大好女矣。”⑤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宋代岭南“城郭墟市负贩逐市利,率妇人也”。6女性经商在当地是一种常态,这一风气到后来也成为当地人判断妻妾好坏的标准:“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男子则不出也,其地殷实之家,畜妻多至四五辈,每日与物本,令出门贸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获利多者为好妾,异待之。”7这一现象与中原风俗大相径庭。日本学者佐竹靖彦通过对宋人作品《清明上河图》研究显示,中原都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踪影。8两相对比,凸显了岭南妇女形象与中原的巨大差异。

宋代士大夫用“妇人强,男子弱”来形容广州社会的两性形象结构,女性言行举止与儒家文化格格不入“, 广州杂俗,妇人强,男子弱。妇人十八九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9。北宋广州太守章楶在《广州府移学记》中说: 广州“俗喜游乐,不耻争斗,妇代其夫诉讼,足蹑公庭,如在其室家,诡辞巧辩,喧啧诞谩,被鞭笞而去者无日无之”。10宋人庄绰也说,广州“妇女凶悍,喜斗讼,虽遭刑责而不畏耻,寝陋尤甚”。11 这些材料凸显了宋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性常常出现在公众场合并且健讼的独特个性。刘志伟指出:如果删去文中的地名,我们可能难以想到这里描写的是“中国”王朝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区,显示了宋代广东地区的文化风俗与所谓“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朝廷之教化未孚”的缘故。因此,广东女性形象与社会角色不同于士大夫文化的模式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12

二　明代仕宦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以吴妙静为中心的分析

　　明代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转型加速,士绅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萧凤霞、刘志伟等人的研究表明,明代以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著居民应为“渔民疍户”,上文所述的宋代珠江三

角洲女性形象,大致就是这些“渔民疍户”与山中居住的“獠黎”的集合体。不过,这些土著在宋代以后却“不知所往”,取而代之的是声称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的“中原衣冠”。这些土著居民的部分成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贴上“汉人”标记,与当地其他原居民划清界限,并且控制了广袤的沙田,控制了墟市和庙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建构并炫耀自己与士大夫的联系,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创造着一套最后为官方和地方权势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语言, 13成功转身成为士大夫家族。

顺德在明代以前属南海和新会分辖,居民也主要以水为生,吴妙静建桥预示着宋代已有部分

疍民弃海上岸,从事沙田开发。明代景泰年间,顺德单独设县,县境的桥梁也逐渐增多,据明代三部《广东通志》统计,顺德境内的桥梁数量在嘉靖十四年(1535 年) 为27 座,嘉靖四十年(1561年) 为98 座,万历时为148 座。明代顺德桥梁数目的不断增加,既反映了顺德“环邑皆水”14的自然状况,也说明海洋被不断围垦成沙田,人们借助桥梁往来的增多。老女桥到万历时已被淤积四孔,“水自官田入小江至第一埠,环注沙富,过贞女桥,旧道多湮”15。可见,越来越多的水域已变成陆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士人试图改变中原人印象中的岭南荒蛮的形象。在塑造妇女形象方面,他们也一直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宋代以来岭南社会“妇人强,男子弱”这一与“中国文化”迥异的社会现象。嘉靖年间,在文人士大夫笔下,广东女性形象开始向贞孝方向转变,一些原本单一的故事逐渐被改造成歌颂或节或孝的女性形象的文本,生活于南朝萧梁时代的陈孝女即是一例。据嘉靖七年(1528 年)《惠大记》卷二《迹考下》记载:“孝女祠,在博罗县西五十里。梁大同中,沙河富民陈志,年八十,独有一女,志卒女哀毁甚虑,居以营葬,毕,亦卒。广州刺史萧誉闻而异之,乃立祠焉,表曰孝女。南汉封为昌福夫人。今亦谓之昌福夫人祠,祷雨有应。”16嘉靖十四年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一五《列女》对陈氏的记载就突出了其行孝形象:“陈妙圆,河东富民陈志女。志年八十而卒,妙圆年幼,痛父无嗣,哀毁骨立,不茹荤,矢志不嫁,乃舍其宅僧寺,以田为祀田,令僧世主其祀。大同二年(536 年) ,所司以孝闻。未几卒。广州刺史萧誉异之,乡人立祠寺侧,名孝女祠。”陈孝女不仅有了“妙圆”之名,而且添加了她“矢志不嫁”、施舍田宅的情节,原来由官立祠也变成了官民立祠。戴璟的说法成了日后地方志记录陈孝女的蓝本,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惠州府志》卷一三《列女》首列“梁陈孝女者,博罗沙河人,陈志女也。志年八十卒而无后,女幼,痛父哀毁甚,矢志不嫁,以礼营葬毕,乃以其宅为龙华寺⋯⋯”作者特别申明引文出自戴璟“通志”,但将“寺”明确为龙华寺。有意思的是,编者在这篇传记后加了“论曰”,以突出陈氏的孝行:

　　孝女本末如此,梁世祠之是矣,而昌福之封何居? 自神异之说兴,而孝女之名渐晦,于是以其祀列之乡示。而前志叙行烈,不复知有陈孝女矣,岂非鬼道胜,则人道微哉! 魏庄渠氏之正祠名,伟矣。而故宅地方议复豪右夺而有之,将所谓秉彝好德者,非耶。余故首之列女而因以告有司者,庶几孝女之事益明白矣。

可见,原本祭拜陈氏的孝女祠,在“鬼道胜”时被改为昌福夫人祠,后又恢复为“孝女祠”,此与嘉靖初年魏校在广东毁淫祠有关。对此,万历《顺德县志》卷八《人物志第七》有所阐释:“顾独遗吴贞女何也? 岂以尚浮屠乎? 则疑之乎? 吴贞女与博罗陈孝女大相类,陈氏祠自萧梁职于龙华寺,至督学魏校乃称孝女云。”嘉靖四十年黄佐《广东通志》卷六三《列女》记载陈孝女事迹时几乎照抄了嘉靖三十五年的《惠州府志》,只不过将原来的“论”改为“按”。可见从嘉靖七年～三十五年近30 年间,广东仕宦完成了一个“足本”的陈孝女形象的塑造。

嘉靖年间,广东官绅对吴妙静节孝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贞女桥初名老女桥,目前所见最早记载该桥的嘉靖十四年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八《桥梁》中,其内容只有23 个字:“老女(桥) ,龙江堡。昔吴道有女将嫁,其婿溺死,女誓不他适,建此。”虽然肯定建桥者是一位因未婚夫溺水身亡而发誓守贞不嫁的女性,但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既没有介绍建桥的具体时间,也没有出现建桥者的名字,并且仍然使用“老女桥”而不是使用后来文献中最常用的名字———“贞女桥”来记录此事。不过,到嘉靖二十六年前后,事情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龙江儒士张世美17两度向官府报告吴妙静的贞孝事迹,请求官府为之修墓立坊。嘉靖二十六年,广东督学副使蔡克廉不仅重修了吴妙静的坟墓,而且立了墓碑。嘉靖二十八年,湛若水为其撰写墓表,从而将南宋人吴妙静确立为老女桥的建造者,并且再次确认其贞女形象。其次,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礼部祠祭司郎中张希举18出任广东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在老女桥头竖立“贞女遗芳”的石牌坊19,该坊至今仍矗立在桥头。牌坊两旁石柱上刻写的楹联“贞心义节无双士,古往今来第一人”也出自湛若水之手。20传说贞女桥的牌坊在明代有两座,“分别在每边入口处,现只存一座”21。据此可知,官府和地方缙绅共同参与了对吴妙静贞孝形象的塑造。再次,民间社会亦在嘉靖二十八年前后建造了祭拜吴妙静的贞女祠。万历《顺德县志》卷八《人物志第七》吴妙静传记中记载,“初,贞女有庙”,这里的“初”指何时已难判断,不过该志的另一条记载提示了这个时间。该记载称:“龙江有贞女祠,祀贞女吴妙静,乡人主之⋯⋯贞女祠今为刘布政家庙。”22也就是说,祭祀吴妙静的贞女祠在万历时期被刘布政占有,足见其建成时间应在万历之前。而据《龙江乡志》记载:贞女祠在龙江“, 督学蔡克廉有记”23。一般而言,为某祠作“记”,当为其初建或重修时,而重修之“记”也会题名为“重修记”,因此我们怀疑该贞女祠当为蔡克廉提学广东时所建,结合蔡为其题墓碑事,我们相信这一推断是可以成立的。这说明,广东的官员与民间社会共同修建了祭祀吴妙静的贞女祠。

明中叶以后,官绅对吴妙静节、孝形象的塑造,得到大儒湛若水的支持,体现了官府和地方

士绅在地方文化建设上的共同诉求,但这中间可能暗含了当时社会风气颓废,官绅不得不为之的

心态。湛若水,字无明,号甘泉,增城人,弘治十八年(1505 年) 进士,累迁南京吏、礼、兵三部尚

书,卒年95 ,赠太子少保,谥文简,著《甘泉集》。24应该说,作为明代大儒级人物湛若水的介入,激发了广东官民塑造吴妙静贞、孝形象的热情。湛若水晚年乡居期间,不仅为老女桥题写了楹联,还撰写了长达千言的《宋贞女吴氏墓表》,借机表达了他借塑造吴妙静形象以改革社会风气的愿

望:

　　甘泉子曰:贞女大节已表表矣! 且不言节妇而言贞女也何? 曰:未成其为妇也。未成其为妇也,则何以谓之贞? 贞也者,正也。正而固也,未成夫妇而固誓不嫁焉⋯⋯夫世固有夫在而反目,夫朝死而夕为他人妇者多矣⋯⋯使为妇而失节者过之曰:彼未成妇者犹然,而吾即同室生育者何如? 则必愧死于墓下矣;使为父子悖戾者过之曰:彼未成妇者犹然,而吾天属遗体者何如? 则必愧死于墓下矣;使为臣不忠者过之曰:彼未成妇者犹然,而吾策名受禄于君者何如? 则必愧死于墓下矣;其兄弟之相戕者过之曰:彼未成妇犹然,而吾同胞共乳者何如?则必愧死于墓下矣;其朋友交兵者过之曰:彼其未成妇犹然,而吾拜贽定交,出示肺腑者何如? 则必愧死于墓下矣。一振举而万化从之。今督学因张世美之举,慨然表章,大有助于风化,起人心于既死,是宜大书出之,以告于世世云。25

湛若水为吴妙静撰写墓表的重心所在,即通过梳理吴妙静的贞孝事迹,以改变明中叶社会的颓废风气,诚如他所言:“夫世固有夫在而反目,夫朝死而夕为他人妇者,多矣。”通过对吴妙静故事内涵的提升与宣传,促进全社会树立贞节风气;他一连用了五个“过之曰”,其社会身份涉及到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等理学家所倡导的人伦纲常,其用意就是借此推而广之,让所有人只要看到吴妙静的墓和牌坊,就会自觉检讨自己的言行,如此则可收到“一振举而万化从之”的社会效果。湛若水身兼朝廷大员和硕学大儒的双重身份,他书写的墓表基本上给吴妙静的节、孝下了定论,他将吴妙静的节、孝与王朝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阐述,使得吴妙静的节、孝形象在官民间迅速传播。吴妙静之名经过官宦和乡绅们的不断渲染,终于摆脱了原来老女的形象而进入到贞女的行列。他对吴妙静故事阐释的重点是吴妙静对夫家的贞和对父家的孝,赋予了这个故事

重要的教化意义,成为后来各种文献的蓝本。

明代官绅不断对吴妙静建桥、守贞、行孝进行塑造,其用意无非是要女性从一而终和行善积

德。文献最初记载的吴妙静仅仅是因出资修桥造福民众而名垂千古的,但嘉靖以后却被仕宦愈

益塑造为节孝双全的人物,乃至成为当地女性学习的榜样。明朝末年,广东地方官绅更加注重将

地方文化塑造成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形象,极力打造女性贞与孝的双重形象,不断挖掘新资

源,以突出吴妙静的形象。万历《顺德县志》卷八《人物志三》记载:龙江水藤人罗世娘“, 年十六受聘麦氏,未归而麦氏子死,父母改议,世娘以死矢之,独居室中六十八年,卒葬马澳”。罗世娘与吴妙静在婚姻上均属于未婚而夫死守节,但吴氏还有为其父立嗣的情节,是节孝并举,而罗氏只是专注于守贞。所以编修者认为:“罗世娘不从吴妙静者,妙静悯父无子,实主宗祐,不徒以夫故也。”

三　清代仕宦对吴妙静节、孝形象的完善

吴妙静修建的石桥,民间最早可能名之曰老女桥。老女大约是对终身未嫁女性的称谓。嘉

靖《广东通志初稿》显然接受了这一民间叫法,并为历代各类方志所承继。那么,老女桥何时被改名贞女桥,并得以流传开来呢? 清前期的顺德地方志开始将吴妙静的故事追溯到了元末明初,据乾隆《顺德县志》卷一六《杂志》记载:

　　康熙丁卯七月,龙江黄茂才家古壁坏,中得石匣藏故书一帙,备载两龙先贤人物,甚详。在唐则有陈竟,字信卿,举进士⋯⋯在宋则有⋯⋯吴南金,字道遗,高宗朝进士,为国子监助教,吴贞女之父,龙山人⋯⋯在元则有⋯⋯吴文淑,字粹益,官至提领,龙江人⋯⋯其记科第名字、官位年月历历有据,其余亦有同旧志者,知非妄也。惜前修不及博采家乘,久遂缺遗,今不便遽入选举,然此书之出,逢其适有机缘焉。姑书附《杂志》之末,俟有他书相发明者信之。26

这段文字应出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 姚肃规所纂《顺德县志》,可惜这部方志现为残本,我们无法得知有无这段文字,但咸丰年间郭汝诚纂修的《顺德县志》卷三二《杂志》明确这段文字为“姚《志》”。不过《, 顺德县志》均对“故书”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希望后人能以“他书”验证。从“故书”记载判断,此书成于元末或明初,直呼吴妙静为“贞女”。而生活在嘉庆、道光时的龙山人温汝能编辑《粤东诗海》时记载说,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 南海籍(后入顺德龙江籍) 进士、刑部主事朱华庆曾作《贞女桥》诗云:“月明华表映丝萝,恨却双星未渡河。千古鹊桥如梦里,只看危石砥狂波。”27然而这首诗的诗名并不排除系温汝能添加的可能,因此尚不能据此推断贞女桥称谓出现的年代。

根据我们的研究,广东文献称老女桥为贞女桥应在嘉庆以后。嘉庆十年(1805 年) 温汝能修纂《龙山乡志》,其卷二《桥梁》记载:“贞女桥(在)龙山、龙江交界,即老女桥,宋贞女吴妙静建。”道光《龙江乡志》卷一《桥梁》也称:“贞女桥,邑志在龙江,宋贞女吴妙静建。”该志卷五《艺文》收录有清初龙江人薛始亨28的《龙江贞女桥》诗并序。其序曰:“宋贞女吴妙静, 国子先生南金之女⋯⋯”其诗云:“贞女芳踪高万古,石桥功德亦难酬。年深庙祀何人问,日落虚烟故老讴。银汉影横秋寂寂,华畿路断水悠悠。只今多少鸣驺过,翻笑空闺甘白头。”29但这首诗在道光之前的地方志中并没有收录。自嘉、道以后,贞女桥代替了老女桥,咸丰《顺德县志》就有多处提及贞女桥,如卷一六《胜迹略·坟墓》的“贞女吴氏墓在贞女桥下”;卷二八《列传八·列女一》的吴妙静捐资建桥“即贞女桥”。贞女桥的称谓一直流传到今天。

清代对已废毁的专祭吴妙静的贞女祠进行了异地重建,仍以“贞女祠”称之。据康熙十三年和二十六年分别纂成的《顺德县志》卷二《建置·祠祀》记载:“龙江有贞女祠,祀贞女吴妙静⋯⋯今废。”30但道光《龙江乡志》卷一《祠庙》记载:“贞女祠,祀宋贞女吴妙静,在龙江,祠在贞女桥侧⋯⋯后毁。康熙间移立大墟,复毁。乾隆末修复。”康熙年间,贞女祠迁往大墟重建,中间又曾遭毁坏,乾隆末年再次修复。墟是广东城乡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人口流动频繁,建祠于此便于向民众传播王朝推行的节、孝观念。这或许是地方官绅对贞女祠屡屡修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对吴妙静婚嫁及修桥的年代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说法。康熙时提出吴妙静在“绍定初,

许嫁新会李氏子”。31绍定元年为1228 年,即吴妙静在此后出嫁新会李氏,建桥也应在此后。这

一说法与前述湛若水《宋贞女吴氏墓表》所云的建桥在嘉定(1211～1215 年) 年间相差15 年左

右。我们理解,可能是康熙《广东通志》在抄录前人资料时将“嘉定”误为“绍定”。据学者研究,宋代女性出嫁多在15～19 岁之间。32吴妙静若在嘉定初出嫁,当不满20 岁,她卒时80 多岁,应死于南宋末年。

清代龙江士人对吴妙静的祖籍和家族世系也进行了建构,目的可能是为塑造其贞、孝形象寻找历史渊源。前述康熙二十六年发现的“故书”记载,吴妙静是龙山人。万历《顺德县志》卷八《人物志》记载为龙江人。两者说法不一,但至少都肯定了吴是顺德人。另据道光《龙江乡志》记载“, 贞女之先原福建人,桥石皆来自福建”。33这样,有关吴妙静的籍贯就有龙山、龙江和福建三说。

那么,道光《龙江乡志》是如何追溯吴妙静祖籍并建构吴家世系谱的呢? 该志卷一《冠裳》和卷四《人物》记载,吴妙静祖父吴详,号慎轩,福建人,北宋徽宗朝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吴详因论主和者误国,被贬为广南东道提举常平。绍兴四年(1134 年) 迁岭南提举常平,绍兴七年弃官隐去,为吴氏入粤始祖。吴详长子即为南金,字道遗,号节斋,南宋高宗朝进士,官至国子监助教,寿80 ; 次子南老,字孔仁,号闲叟,南宋孝宗朝进士,乾道五年( 1169年) 知广州军州事,历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与吴妙静同辈的吴南老次子邦杰,字国藩,号玉琴子,又号东溟钓侣,出嗣南金,南宋宁宗朝进士,户部员外郎。吴南老长子邦俊,字国才,号东山,理宗朝进士,左宣教郎。邦俊子起潜,又名通甫,字侯可,号雪筠,又号松筠逸友,理宗朝贡元;起潜子文淑,字粹益,号遁轩,度宗朝由科目为都督兵马府幕提领。据此可知吴家世系为:入粤一世吴详;入粤二世吴南金(吴详长子) 、吴南老(吴详次子) ;入粤三世吴妙静(南金女) 、吴邦杰(南老次子,出嗣南金) 、吴邦俊(南老长子) ;入粤四世吴起潜(邦俊子) ;入粤五世吴文淑(起潜子)。

这个世系显然是编纂者们随意嫁接出来的。编纂者给吴妙静添加的入粤祖吴详,其资料来源可能是康熙《新修广州府志》卷一八《官师表》的记载:“吴详,绍兴四年七月任常平提举。”34除此之外,有关这个人的情况就是个谜。宋代福建人吴璋在广东任过职,似乎与吴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璋,字南玉,顺昌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 年) 进士,历官州郡,“以朝请大夫知韶州⋯⋯子南老,直秘阁主管,经略安抚司公事”。35这在嘉靖《韶州府志》卷七《历名》中也有记载,吴璋于乾道四年(1168 年) 任韶州知州。乾隆《光泽县志》卷一九《人物》转引“旧志”的记载云:吴璋“字南玉,其先延平人,徙居光泽,知韶州,蛮夷从化。子事南,有孝行,知广州,孙汉杰知贺州,以廉直著”。但光绪《光泽县志》卷二○《良吏传》记载的吴璋则是绍圣四年进士,“以朝请郎知韶州军州事,士民从化。子汉杰知贺州有声”。吴璋的儿子到底是南老、事南或汉杰已难判断。另据《南宋制抚年表》研究,吴南老于乾道五年知广州36,但康熙《新修广州府志》卷一八《官师表》又说吴南老于乾道六年正月知州军事。

上述材料有关吴璋的记载尽管矛盾重重,但至少肯定了其为福建人,且在广东任过职。吴璋子孙中的南老、事南、汉杰等与《龙江乡志》记载的吴妙静家族世系很相像,汉杰与邦杰是否为一人也难以辨别。这些记载均没有出现广东文献中的吴妙静父亲吴南金这个关键人物。道光《龙江乡志》卷四《人物》还煞有其事地高谈吴家人才辈出“, 广中科第萃于一门者,以吴氏为最”。很显然,地方志编纂者虚拟的吴家“五代六进士”的噱头,不过是为了塑造吴妙静的贞女形象罢了。该志甚至还附会吴家入粤五世吴文淑在抗元斗争中坚贞不屈的形象:“吴文淑,号粹益,别号遁轩,邦俊孙。度宗朝由解元特赐进士,后官至都督府提领。时元兵入寇,文淑举兵御之,战胜有功,未入奏而元兵大至。众寡不敌,犹相持数月。卒以饷项支绌,兵心少懈,为元人所获,不屈死之。崇祀忠烈祠。”37为了增加其真实性,该志编纂者在卷一《冠裳》中还言之凿凿地说有关吴家世系材料参考了“旧本”。

　　右前代之冠裳也,志书或录或不录,其出身或贡或科甲或杂流,概而书之,因旧本也。旧于何本,盖予先子居林公,尝从长春书院讲学,得之邓检斋先生⋯⋯从先生授此本,每欲与余修乡志,余逊谢不敢。第敬录此本而存之,自唐宋至于正嘉,虽先献之实行未详,而姓名字号有各家谱乘所缺,而此独具之者。

邓检斋在道光《龙江乡志》卷四《宦迹传》中有记载,是龙江人邓浩之别号,嘉靖四年(1525 年) 举人,曾任灵璧知县,致仕后,在家乡建长春书院,聚士讲学“, 又搜求乡之先献为冠裳会录”。“正嘉”为明正德、嘉靖时期,正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士人通过科举进入朝廷核心部门参与决策之时。38有意思的是,乡志的这些说法并没有为各种版本的《顺德县志》所采纳。

我们有理由对清代顺德士绅建构吴家世系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按《龙江乡志》的说法,吴家出了众多进士且任职于朝廷与地方。但这一说法在目前笔者所见的史料中并未记载,即使有一些同名记载也前后矛盾。大胆的推测就是吴详与吴璋是清人有意混淆为一个人,然后嫁接成顺德吴家的祖先,并由此衍生出第二代吴南老,从而为吴妙静过继其子为吴南金后嗣埋下伏笔。这一吊诡的设计在清代仕宦对龙江另一位与吴妙静同时代的女性邓六娘的塑造中得以显现。据万历《顺德县志》记载,邓六娘父亲为宋代上舍邓梦槐“, 生子伯瑜,早卒,有女六人,六娘最少。叹曰:父无宗属可后矣。矢不适人,乃取姊子李元为其父后,改名履元。履即李也,为校尉”。方志编修者将她与吴妙静编排在一起,对她取李氏子为邓家后表示异议“, 右二人皆不字者,李承箕不传六娘,而见于邓宝传且曰:春秋书莒人灭鄫,六娘取李氏子后其父,不嗣同矣。能誓不适人,节亦有可取焉”。方志录入邓仅仅因为其“节”,而不是孝, 所以认为她不能与吴妙静相提并论。39但在道光《龙江乡志》卷四《人物》中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增加了六娘行孝的成分,称邓六娘“性仁孝,早失父母,兄嫂继亡,遗姪甫周载,赀产饶裕。六娘年十六,痛邓宗将绝,日夜涕泣,誓抚藐孤,终身不字。洎姪长,命名履元,参广州路吏封忠翊校尉。履元感姑之德,终身敬养。今邓氏宗支繁衍,六娘遗泽也。卒年六十。累代祀之。私谥曰正孝。雍正四年奉旨祀邑之节孝祠”。40这里邓六娘抚养的子嗣由原来的姐之子变为兄之子,其行为赢得了家族及官府的肯定,并将其列入节孝祠。

吴妙静的贞节和孝行,在清代士人的诗歌中屡屡可见,乾隆时龙山人张臣41《过吴贞女墓诗》云:“山经睡犬日萧萧,凭吊芳魂何处招。太息浩波沈凤偶,终知贞节跨虹桥。苍凉碑碣患风雨,零落松楸委牧樵。到底英灵长耿耿,至今行客仰高标。”又如梅修《过吴贞女墓诗》云:“寥寂行吟落照时,峰回金紫吊芳姿。岂知青史奇男子,犹有红闺烈女儿。残碣尚余前代迹,长桥偏起后人息。甘泉旧日遗文在,拟比曹娥绝妙辞。”42前者强调贞节,后者则是节与孝并举。可见,吴妙静的贞、孝形象就是这样通过士人的笔墨而得到强化的。

清代广东官绅对吴妙静墓也进行了考证。康熙十三年本《顺德县志》卷一《坟墓》记载,吴贞女墓在龙江。但该书《首卷·图经》在“龙山堡”条目却记载说:“贞女田归光孝寺,而墓在龙山。”康熙三十六年刻本《广东通志》卷二四《坟墓》记载,贞女墓在龙江,有两处,一在龙江堡,名为贞女吴妙静墓;一在龙江“女桥”下,名为贞女吴氏墓。嘉庆以后,广东乡绅对吴妙静的墓地有了较为统一的口径,嘉庆《龙山乡志》卷一《山川》记载:“睡犬冈,两山回抱,类似小犬,然旁有宋吴贞女墓。”不仅吴妙静墓在龙山,而且其父吴南金墓亦在龙山。民国时期龙山乡绅温肃纂修《龙山乡志》卷七《古迹略》引用咸丰《顺德县志》和光绪《广州府志》说,“宋国子监助教进士吴南金墓在牛眠冈”,并指吴南金为龙江人。强调“兹编坟墓非本乡人不录,非本乡人而有传者亦不录。但龙山诸冢实以此为最古,故破格登之”。这一说法在道光以后也得到了龙江乡绅的肯定,吴妙静墓应“在龙山睡犬冈”,并指出“《邑志》偶误《, 通志》在龙江亦误”。43咸丰《顺德县志》卷一六《胜迹略·坟墓》确认了道光时人的说法,称吴贞女墓“在龙山睡犬冈”,并在龙山堡地图上加以标识。

宋代顺德分属南海和新会两县,当时珠江三角洲尚处于经济开发初期,人们并无强烈的畛域观念。随着顺德建县及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士绅对吴妙静在地域上的归属问题愈益重视,明显表现出对名人文化资源及地域管辖权的诉求。龙山乡绅温肃在民国《龙山乡志》卷一四《列女传》中甚至考证出吴妙静之未婚夫也为该乡沙富村人:

谨按吴妙静,龙江吴氏女,新会李氏妇,故志不立传。然故老相传,李氏子即沙富李姓,盖宋时此地或隶新会县也。考明景泰置县,本析新会之北隶入顺德,今之白藤、甘竹等处是也。沙富与甘竹田比连,意即新会辖境⋯⋯况墓又在龙山,益足证为龙山人妇,今特从县志录入,以为吾乡贞女之首。

顺德设县是将原属新会之白藤、甘竹诸堡划入管辖。甘竹与龙山相连,与龙江亦是一河之隔。龙山乡沙富村在宋代属新会,吴妙静未婚夫是龙山人也就顺理成章。而她和父亲的墓在龙山睡犬冈,可能既有风水关系,也与宋人尚无严格的畛域观念有关。

四　结　　语

嘉靖以来,广东仕宦对吴妙静形象的塑造,最先从老女桥开始,后来逐步过渡到吴妙静其人,到了清代又引出其家族世系。通过这一系列的塑造,吴妙静的形象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突出岭南社会在宋代已经开始与中原文化接轨,吴家为世代仕宦之家,生长在这个家庭中的吴妙静走上节、孝之路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顺德贞女桥至今依然躺在几乎淤成平地的龙江河床上,向人们“证实”着吴妙静故事的真实性。明清时期,广东仕宦以中原文化为标准拟构岭南女性形象,贞女桥故事本身符合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由水乡泽国向大量沙田沉积过渡时对桥梁建设的需要,地方官绅抓住这一有益于地方社会的亮点,将吴妙静塑造成贞与孝两全的完美形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借机推行王朝的伦理教化,以改变岭南习俗中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杂质,通过修建贞女墓、贞女桥、贞女牌坊、贞女祠等有形的固化物,邀请社会名流作表、题词等活动,向大众展示王朝需要的女性形象,人们在一次次接受被士人包装过的吴妙静形象时,无形中产生了对王朝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在观念与行为上逐步与官方统一,国家的观念也就渐渐渗透到了基层社会。过往研究认为,明中叶以后,士大夫通过塑造自己的家族文化以控制地方社会资源,至少番禺的何氏“姑嫂坟”就是何家通过编写族谱等形式完成的。44本文研究显示,明中叶以后,官绅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他们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将吴妙静的节、孝行为不断地以王朝的观念加以包装、塑造,从而将宋代岭南女性迥异于中原传统文化习俗的一面屏蔽掉,逐渐使岭南文化归化到统一的“中国文化”之中,这是仕宦在地方社会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对吴妙静的塑造并不是由吴氏家族完成的,而是地方官绅联手的杰作。士大夫不仅注重对本身所在家族文化的塑造,同时也十分重视对非家族的地方文化的塑造,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与巩固地方文化的正统化。

贞女桥故事的流变过程还向后人讲述着另外一个故事,那就是宋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女子借守贞和行孝而不嫁的现象颇为常见。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并不符合儒家婚姻价值观,所以后人只好把她们塑造成节、孝双全的形象,孝即“后其父”,节则为夫守贞。明嘉靖年间“大礼议”之争的核心便是孝“, 正是在这些‘大礼议’中大力主张‘孝道’的士大夫的推动下,明中叶后宗族制度在广东特别地普及开来”45。但过分强调“孝”与“贞”,又为明清时期女性的“自梳”与“不落家”埋下了伏笔。明清官绅对吴妙静节、孝形象的塑造与宣传,使民众逐渐认可了女性因节、孝而不婚的做法,女性不嫁但必须守贞的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一些家庭甚至为发誓终身不嫁的女儿公开举行庆祝宴会。46女儿享有继承父家财产的权利,成为父家的永久成员,对父家也就有了特殊的义务,文献中的“祖姑”多是为父家育孤承嗣而立志不嫁,并因此享受父家子孙供祭,邓六娘便是如此。这些行为渐而演化成“自梳”或“不落家”现象,明清仕宦在肯定她们的同时,极力按照儒家文化的要求将她们塑造成贞和孝并行的双重形象。可见,地方习俗的实践,是地方社会结构与不断扩张的国家结构相互作用、妥协的过程。47

①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一《墓志铭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版,第237页。四库本没有立碑时间,但据台湾学者钟彩钧点校的湛若水《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一○记载, 落款为“(嘉靖) 己酉七月廿九日立”(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http :/ / hanji. sinica. edu. tw/ ) 。

②据万历《顺德县志》卷九《选举志》记载:“吴南金,龙江人,宋进士,国子助教,吴贞女父。”

③罗天尺《: 五山志林》《, 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2 页。

④〔美〕白凯著,刘昶译:《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年》第一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版,第9 页。

⑤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八三,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3979～3983 页。

6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国风土志丛刊第61 册,广陵书社2003 年版,第351～352 页。

7顾玠:《海槎余录》,明代笔记小说第25 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445 页。

8佐竹靖彦:《〈清明上河图〉为何千男一女》,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版,第785～824 页。

9朱彧《: 萍洲可谈》《, 南越五主传及其他七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02 页。

10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2452 页。

11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52 页。

12刘志伟《: 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365 页。

13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和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3 期。

14万历《顺德县志》卷一,“地理·桥梁”,明万历十三年刻本。

15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图经·龙山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30～31 页。

16嘉靖《惠大记》卷二《迹考下》,广东中山市图书馆藏。

17道光《龙江乡志》卷四“人物”记载,张世美以儒士两试不遇,为人好吟咏,矜名节,当道荐绅无不敬重。尚书湛若水称曰无双。著有《西谷诗集》。按:道光《龙江乡志》原名《龙江志略》,5 卷,道光时辑,未著撰人,只有传抄本,咸丰《顺德县志》卷一七“艺文略”提及过该志。现存本为1926 年顺德龙江双井街明新印务局承印本,内容添加到光绪年间。

18《明世宗实录》卷三五四,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庚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影校本。

19道光《龙江乡志》卷一,“坊表”,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20据我们考察,老女桥正面上方刻有“贞女遗芳”四字,背面刻有坊表铭文,但字迹残损,无法辨认。两旁石柱对联为“贞忠义行无□□, 古往今来第一人”, 旁刻“明□□部尚书湛甘泉题”。此与道光《龙江乡志》记载不符。2002 年桥和牌坊被列为广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1《顺德风采》,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72 页。

22万历《顺德县志》卷四,“祠祀志”。该书卷七“人物志”记载,刘士奇,龙江人,进士,刑部主事,先后任广西左参政、江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病归,“家无余赀”。笔者怀疑刘布政即刘士奇。

23道光《龙江乡志》卷一,“祠庙”。

24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三《湛若水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25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一《墓志铭表》,第237～238 页。

26乾隆《顺德县志》卷一六,“杂志”,中国书店1992 年版,第1202 页。

27温汝能纂辑,吕永光等整理:《粤东诗海》卷一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4 页。

28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四“人物列传四·明代”载:薛始亨,龙江人,曾参与康熙二十六年《顺德县志》的修纂。

29道光《龙江乡志》卷五,“艺文”,第364 页。

30康熙十三年本《顺德县志》和康熙二十六年本《顺德县志》,广东中山市图书馆皆有收藏。

31康熙《广东通志》卷二○,“列女”,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 年影印本,第1392 页。

32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390页。

33道光《龙江乡志》卷一,“桥梁”,第16 页。

34康熙《新修广州府志》卷一八,“官师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358 页。

35万历《万姓通谱》卷一○,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第317册,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310 页。

36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576页。

37道光《龙江乡志》卷三,“仕进”,第229 页。

38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81～83 页。

39万历《顺德县志》卷八,“人物志第七”。

40乾隆《顺德县志》卷六“祠祀·节孝祠”记载祭祀女性有邓六娘、张黄氏、苏凌氏、欧罗氏4 人。

41咸丰《顺德县志》卷四“副贡”记载,张臣,龙山人,乾隆四十五年副贡,曾任琼州府训导。

42民国《龙山乡志》卷七,“坟墓”,第24～25 页。

43道光《龙江乡志》卷一,“坟墓”,第21 页。

44参阅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

45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

46陈遹曾、黎思复、邬庆时《: 自梳女与不落家》《, 广东文史资料》第12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180页。

47萧凤霞:《妇女何在? ———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导刊》1996 年春季卷。

（转引自《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