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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军
[关键词] 晚清学人;“国史“观念
[摘 要]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剧烈的时代变局中,传统史学经历了个别史事丧失意义乃至整体遭遇否定的过程。同时,受西方史学观念影响,“国史”被赋予更重要的价值和责任。但是,清末的少数几种“新国史”均未完成。晚清学人既未能勾勒“国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也未能明确区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和腐朽成分。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一般国民缺乏清晰的“国史”认识以安定心志,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潮得以产生和发展。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剧烈的时代变局中,一方面,传统史学经历了个别史事丧失意义乃至整体遭遇否定的过程,另一方面,受西方史学观念影响,晚清学人从新的阐释角度赋予“国史”更重要的价值和责任。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多从通史编纂形式、方法的近代化或通史编纂与民族国家建构之关系等角度介绍某些代表人物的“国史”观念,而对整体的演变过程及其促成因素,则缺乏系统的分析和论述。至于其与“时代当务之急”,即传统文化的反省与清理有何关系,更鲜有提及。1然而,这一问题,对于传统与近代能否顺利衔接,却极为重要。也就是说,面对日益强势的西方文化,一般国民需要清晰的“国史”认识来安定心志、知所自重,以便在发展传统与习俗的基础之上,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近代化。但是,晚清学人能否通过“新国史”观念清晰呈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演进特征?能否通过“新国史”写作明确区分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有益和腐朽成分,为一般国民提供“心有所主”的历史认识和变革方式? 本文将尝试分析论证。
一 时代变局与传统史学的衰落
晚清学人多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描述其时代,表明传统与当下的巨大差异。在剧烈的变局中,世代之间的经验已经大不相同,传统史学作品中事例所含的教训逐渐丧失意义,前人制度上的措施无法为后人所袭取,史事前例无法指导现实。
这种因时代剧烈变迁而导致历朝史鉴丧失其行为指导功能的现象,19 世纪中期以后逐渐显现。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曾经提到朱次琦(1807～1882) 的经历。他说:“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晚年以为此等著述,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2由于记述颇为简单,我们无从深入探求朱次琦的内心世界,但是,他未能通过传统史学研究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应是无疑。稍后的廖平(1852～1932) 则直接指斥传统史鉴的无意义。他说:“以经为古史,则芻狗陈迹,不足自存。”他否认六经是古代的历史记载,认为:史事完全没有教训、借鉴的意义,“凡属史事陈迹,芻狗糟粕”。3胡昌智认为:廖平的这种态度既出自他对现实政治上“变”的要求,又出自他无法在实际历史中找到“求变”的根据,为此他重新解释经书以寻求理论根据。4
受廖平启发,康有为一反青年时期讲学谈论治乱掌故的态度, 1891 年《新学伪经考》成书,1897 年《孔子改制考》刊行。重新诠释“经”书,是康有为说明其变革合法性的依据之一。同时,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变革的合法性依据,即外国历史事例。1897 年,在《日本书目志》中,他说:“近人习于国故而忘经义久矣,反以近时掌故自尊为中国之学,而呵斥外人。岂知吾之掌故,历秦、元诸霸朝,已非中国先圣经义之旧,而礼失求野,外国乃用吾经义之精。”5按照他的逻辑,由于秦汉以后老子、韩非、刘歆等人的影响,先圣经义中阐述的“道”、“仁”、“与时进化”等公理不彰,因此,“伪经”影响下的中国历朝掌故不足为行动凭藉;相反,外国发扬了中国先圣经义,因而外国的历史事例可以提供借鉴。
唐才常继续阐发这一思想。他认为:历朝史家,只有司马迁深得孔教之旨,“进游侠,非好乱也,悼民权之衰也;称货殖,非逐末也,悯商学之失也;陈六家要指而评衡之,非等伦儒墨也,谓泥守弊生,进于大同则有济也”。自从儒教厄于李斯、刘歆之后,信史就随之消失。此后,读史者深受“伪经蒙蔽的历史之毒害”。6他说:“读史者,习见夫唐宋以降,规规旧制,方谓老成;附会尊攘,方名忠义;务抑民气,方尊朝权;禁谈时务,方端士习;力遏新学,方正人心。于是,事事求副于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网罗钳束之私心,身衿缨而心圈莅,曰是固宜然。”降至本朝,诸大臣“沿历朝以来苟安目前之积习,议和约则必援南宋为言,议开矿则必援明季为言,议立会则必援东林为言”,以致“上孤圣德,下累民生”。为了将“伪经”蒙蔽了的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唐才常提出:“欲拯其失,宜以《春秋》为经,以《史记》为纬,以各国百年来史乘为用。于唐、宋诸史,则力抉其秕政之根荄,力破其尊卑之隔阂,与夫正统之谬论,夷夏之臆说⋯⋯而后可与治今,可与道古,可与经世,可与求众生,可与进大同。”7也就是说,根据《春秋》、《史记》以及各国百年来史乘中蕴涵的“大义”、“精神”,重新诠释秦汉以后的历史。
不过,重新诠释国史,使其能够为现实所用,并非朝夕可待的简单之事。因此,当时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8。1897 年初,《万国公报》上署名观海堂主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现象的出现和发展趋势:
海禁既开之后,史鉴之昔所谓是者,今日或觉其非;昔所谓非者,今日或知其是⋯⋯然则二十四史、诸家通鉴,不可读乎? 非也。天下愚人多而通材少。果为通材,必识时务,无论读何种书籍,以之致用,俱能随时随事以变通,断无先入为主之虞。惟不通世故之愚者,大都是己非人,薄今爱古,一成之见,牢不可破。幸有一法,足以医之。其法维何?《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凡我华人,先读此书,以化其拘墟之见,胶滞之胸,则亦有先入为主矣。夫然后取二十四史、诸家通鉴,口诵心维,较量优绌。如以尺量帛,长短胥见;以衡权物,轻重难欺。生而愚鲁,学成通材矣。9
文章指出,世界沟通之后,传统史鉴在行为正确性的指导方面就出现了问题,“史鉴之昔所谓是者,今日或觉其非;昔所谓非者,今日或知其是”。尽管对于“识时务”的“通材”而言,旧史书或许不能成为其行事的障碍,但是,毕竟天下“愚人多而通材少”。若以新出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作为“愚人”行为指导的标准“, 先读此书,以化其拘墟之见,胶滞之胸”,然后再读二十四史、诸家通鉴,较量优绌,这样,即使是“生而愚鲁者”,也能学成通才。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史学观念、方法的传入,传统史学进一步衰落,逐渐由个别史事丧失意义发展到旧史书遭遇整体性否定。
1902 年,舆论巨子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声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旧史“满纸填塞, 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 10“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为非过”11。不仅传统史学作品中具体的史实论述受到指责,而且,由于理论的根本错误,传统史学遭到整体性否定。梁的看法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特别是青年一辈,如邓实(1877～1951) 、马叙伦(1885～1970) 、马君武( 1881 ～ 1940) 、黄炎培( 1878 ～1965) 等人都激烈地指责“中国无史”,否定旧史书的意义。甚至旧学素养颇深的王舟瑶也承认“其言虽过,却有原因”。尽管他随后提出“学者宜自具理想, 以特识读旧史, 庶不为古人所愚”, 12但是,旧史书既获得如此评价,且自身繁重不堪,在危机年代,其意义不言而喻。至此,旧史书继隐性丧失其事例的训戒指导意义之后,整体又遭遇直接的否定。
旧史书丧失意义,潜在影响着其后时代的负面化。1902 年,梁启超已经将进化论视为公理之时,他对中国过去的解释,却仍然停留在历史退化观之中:
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其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虽然,非谰言也,中国之现状实然也⋯⋯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吾中国之反于彼进化之大例而演出此碍滞之现象者,殆必有故。13
可见,进化论并没有彻底改变时人对过去的认识,不同的是,进化论及西方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摆脱退化的榜样和目标。梁启超的三代以后呈倒退现象的反进化论观点,给反传统的思想言论提供了潜在的支持。既然中国历史只是“三千年之民贼与三千年之奴隶”的历史,传统文化又有什么可留恋的? 否定和摒弃历史是符合逻辑的发展。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中指出:1903 年前后中国存在一股激烈的反传统言论,其中首当其冲受到攻击的是孔学儒教。14
总之,在时代的剧烈变迁之中,在西方史学的冲击与传统经史关系的制约下,传统史学经历了个别史事丧失意义乃至整体遭遇否定的过程。15这一过程同时伴有传统负面化的倾向,萌发了初步的反传统意识。面对这些变化,唐才常表现出重新诠释旧史的意图,王舟瑶提出以“特识”读旧史,都是清理传统的新思路。以下具体分析这一时期晚清学人新的“国史”观念与新“国史”的书写。
二 新“国史”观念的兴起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国史”重新获得意义,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晚清学人看待历史的眼光逐渐从重视个别历史事件的褒贬借鉴意义,转向重视史事之间的因果联系,期望推演今日社会盛衰之原;二是晚清学人发现“国史”对于强化国家感情,诸如民族主义、爱国心等,具有重要作用。
1“历史”概念的变化对“国史”观念的影响
最初,晚清学人从西方民史著作和传统典志体史书中,感受到模糊的变迁、沿革意识,不过,“历史”仍然主要是指众多事例汇集的“复数”概念,其功能也还主要是以个别事例或掌故提供法戒。比如,1898 年张之洞《劝学篇》中对历史的看法:
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16
同年,徐仁铸在《輶轩今语》中发表的议论:
史学以周知历朝掌故沿革得失为主,不可徒观治乱兴亡之迹。治乱兴亡者,已过之事。庄子所谓陈迹也。其所以治乱兴亡者,则在掌故,读史者所藉以致用也。17
西方史学理论经日本辗转输入后18,晚清学人深受启发,遂有脱离“经学”束缚,摆脱以个别事例、掌故为褒贬借鉴,进而探求史学内在联系,将史学纳入科学领域的渴望。此后“, 历史”逐渐变为一个“单数”的概念,即指一个演化的过程,用以呈现整体的变化与面貌。
最早论及这一点的,大约是王国维。1899年,罗振玉重刻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王国维代其作序,其中提到:“故所贵乎史者,非特褒贬善恶,传信后世而已,固将使读其书者,知夫一群之置于贫富强弱之所由然”。19同年,王国维为樊炳清的译著《历代中外史要》作序,写道:“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20
王国维的认识源于东文学社教习藤田丰八。1902 年,藤田为华纯甫、李静涵翻译的《泰西通史》作序,进一步阐明了历史的要义。他说:
鉴邦家之往事而说政治,征人类之遗事而教道德,是往迹遗事实为政治道德等学之资料,历史者,唯输给此资料耳,固不得谓为独立之科学也⋯⋯史上现象,彼此有因果之关系,各自有特别之意义,成所谓一有机团体者,固无疑也。是岂不足为科学之对象乎? 史学之本领实在此耳。21
同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参考坪井九马三、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的著作,编译《史学概论》,在《译书汇编》上发表,指出:中国过去所谓历史者,“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之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幼稚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 是与今日世界之学术思潮立于正反对之位置者也”。他认为:今日史学的目的,在于就人间社会“众多之方面(按:如政治、法律、宗教、学术技能等) 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以速吾人之进步”。22
王家范认为章太炎在1900 年《中国通史略例》手校本中构建中国通史框架的设想,是“利用本土史学资源”的结果。23姑且不论章氏的认识是否还有其他来源,其突破传统史学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试图探寻“国史”真相的期望显而易见。他说:“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24在《尊史》篇中,章太炎也提到“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25。从《訄书重订本》(约1903 或1904 年) 的《中国通史略例》来看,域外史学的影响已经颇为鲜明。他说:中国秦汉以后,以纪传表志、编年、纪事本末为体的史籍,都是“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因此,传统史学在整体上来说,未能阐明“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历史的功能“, 不在褒讥”,而是以“知来为职志”。26
在这样的认识下,章氏构建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求社会变化之原委,比较文化之异同优劣,知未来发展之大势。关于体裁,他比较中西史学之长,认为西方划分时代以凸显古今进化之轨,适合学堂教授;中国传统史书则以“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优点在于能够“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适合“成学讨论”。其所列目录分为:表、典、记、考纪、别录,显然是以后一种方式为主。27
20 世纪初,发表类似新见解的晚清学人尚不在少数,如严复在《政治讲义》中谈到:
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28湖北法政学社编辑《西洋史》,绪论中讲到:
西洋史之性质,与东洋史大别。东洋史惟中国成立最早,中国史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种,大约纯采集合主义,史家之手段以崇古为特长。西洋史则取分析主义,排列材料,抽出研究,专以助人群之发达,谋现世之开通为其确定视线,此历史学精神所存在,即各强国之文明之源泉也。29
1905 年,宋恕起草的《粹化学堂办法》,已经有将史哲贯通进学校教育的想法: 十九世纪以前,史学家多病实,哲学家多病虚。
十九世纪以后,西洋学者乃多能综合史哲,而史学不滞于实、哲学不堕于虚,若达尔文、斯宾塞之伦是矣。今日本综合史哲之学亦极盛,即所谓进化论派者也。所宜卑辞厚币延彼名家来此讲授,则学生进步必有一日千里之势矣! 30
可以说,晚清学人的史学观念,确已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他们倡导史学目的不在以个别事例提供褒贬法戒,希望以科学的方法探求历史之因果关系,发现“国史”整体的演进真相,以促进国民的进步。这是史事评述脱离“经学”束缚的萌芽,意味着史学转向独立学科的倾向。我们知道,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并以阐明历史的真相为目的31,尽可能真实地呈现过去,是社会变迁极快时代史学发挥社会作用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更好的了解过去,厘清传统的精华与糟粕,恰是处于传统与近代接轨之中国最为迫切的需要。
2.“国史”观念与爱国心的关系
20 世纪初“, 国史”重新获得意义还因为:它是国民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起初,晚清学人发现“国史”能够增进爱国的感情,源于各国学校教授“国史”的重要性。比如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时就提到:
抑吾闻各国学校所以教人者,莫重于国史。米利坚立国仅百年,于地球最为新国,其学校亦以米国史为重。32
文廷式也说:
今东西洋各国,其小学堂中,无不以本国史事编为简要之书,使其国民童而习之者,此其故有二。一则使国民皆知本邦之掌故、历史之沿革,不至数典忘祖,贻讥外人;一则使国人知前人成败之大端,其善者可以劝,其恶者可以戒。其大要也。33
虽然仍未脱离劝善惩恶的目的,将本国史学作为联系国民与国家的纽带却是新识,尤其是在列国环伺、虎狼眈眈的危机时代,这一点尤具吸引力。1903 年癸卯学制规定:历史教育作为普通学的必修科目,从小学堂直至大学堂均需修习,大学堂还专门设有“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强调历史教授,特别要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34
然而,尚未能脱离“经学”束缚的中国史学,在被试图纳入科学领域的同时,适逢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因而迅速落入“民族主义”的漩涡。1901 、1902 年,梁启超发表激动人心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不仅抨击旧史之弊犀利无比,而且将新“国史”的构建与民族主义有力地结合起来: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刻不容缓者也。35
在旧史书不能担当民族主义重任的情况下,梁启超号召进行“史界革命”。
关于新“国史”的构建,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从中国史在世界的位置,说到新“国史”的范围、命名(梁氏第一次提出“国史”应名之曰“中国史”) 、地理环境、人种、纪年、史前史以及时代的划分。《新史学》中,又着重谈论有关国史书写的“正统”、“书法”、“纪年”问题。大体上,他的目的是增强国人的爱国意识,如《自述》中所说:“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36但是,梁启超所论主要是书写形式,而且其中很多问题,如国名、民族、纪年、断代等等,都是相当敏感且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因此,尽管其立意建设,在当时的实际效果仍是破坏大于建设。37
1903 年之后,章太炎及其国粹学派同仁关于国史的议论,也日益强化民族主义之一面。他说:
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38
民族意识之凭藉,端在经史。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39
黄节的《黄史》、邓实的《民史总叙》、马叙伦的《古政通志》等,都把种族或氏族问题列为首位论述。革命党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将国史叙述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40
1904 年,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中,开篇即提出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他写道: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 汉人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41
综上所述,在时代巨变和西方史学观念的冲击下,一方面,晚清学人摆脱“经学”束缚、发展独立史学的思想逐渐萌芽，“国史”的书写不再以褒讥法戒为主要目的,逐渐致力于探寻演进的真相,因而,其也被赋予新的功能,即“激励爱国之心,团结合群之力”42。然而,另一方面,“国史”与爱国心联系起来的同时,也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
实际上，“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43,“国史”之真相必然难于呈现,因而,这两种倾向本身具有内在的排斥性,特别是,政治倾向不同的各派关于民主感情的载体———“国家”的概念并非一致:梁启超指向文化历史的民族主义44,一些国粹派和革命党成员则为汉族的民族主义。以这样的观念指导新“国史”的写作,虽然在唤起舆论方面有振聋发聩之效,但对于理智而明确的自我反省和统一的国家意识而言,却不能不是障碍。
三 新“国史”的书写与影响
20 世纪初期,梁启超、章太炎等知识界领袖的精力多投入政论之中，“国史”写作终其生均未完成,新“国史”的编写主要是响应学制变革中教科书的需要而兴起。
这里仅就几种较有影响的自编“国史”教材稍加介绍。它们是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曾鲲化(1882～1925) ,留日学生,革命党。1903 年以优异成绩获取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深造。当年撰写《中国历史》上卷,由东京东新译社出版。次年出版中卷,自秦一统至五代之割裂。体裁“仿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编章项节,以孔子为纪元”,不以朝代为断。
《游学译编》第五期上的广告这样写道:“横阳翼天氏痛国家之不血食,愤种族之将犬羊,特输万斛热诚,为四万万同胞编辑中国历史,叙述中国大国民之社会如何起原、如何发达、如何变迁、如何进化,及盛衰隆替之因果、小退大进之关系,而絻钺之,而纪念之,而指点评判之。其宗旨发挥光明正大之民族主义,激动爱国精神,斩绝奴隶根性。”45
1903 年，《浙江潮》第7 期新书广告中,称其“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46。
夏曾佑(1863～1924) ,传统士绅,主张改良主义,提倡“民智决定论”和“教育救国论”,反对急躁冒进、盲目学习西方,曾以“别士”为笔名发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1902 年应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之约,着手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成书三册,内容为上古至隋朝,1905 年第1 册首版问世,至次年已经发行第五版。
全书“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重点有三:一代兴亡之所系、对外交涉、社会的大变化,如宗教风俗等等。47在思想上,夏著既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又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摆脱经学束缚、探寻历史本身因果联系的倾向。他说:
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48
关于对夏著的评价,章太炎认为:其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大缺陷。49严复却正好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政府之成,有成于内因者,有范于外缘者。内因,宗教为之纲; 外缘,邻敌为之器”,而夏著正好在这两个方面着力,因而甚“得其理”。严复对夏曾佑能够用近于西人的内籀之术(归纳法) 从事“国史”写作评价甚高,称为“不朽盛业”,不仅有助于读史者“据往事以推来者”,而且对于“政界方今烧点问题,所谓变法立宪者,亦有无穷之补助”,因此,深切希望夏曾佑能够看淡世人褒贬,完成此著。50然而,遗憾的是,夏著终未完成。
刘师培(1884～1919) ,国粹派人士,1903 年起言排满复汉。21 岁时撰《中国历史教科书》完成3 册,至西周末年止,1905～1906 年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刘书关注的重点有五方面: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此外,对社会生活史也较为看重,对古代田制、农器、商业、财政、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列专章讨论,以考察社会变化状态。
综合这些“国史”著作,可以发现撰著者们利用西方史学观念、方法改进传统史学的努力,如进化论代替循环论、民史观代替君史观、章节体的应用、分期法的采纳等等,为传统史学走向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本文不赘。51但是,这些“国史”著述都没有完成:曾鲲化的《中国历史》至五代,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至隋,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仅至西周末年,因而,既不能勾勒国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分析其原因与结果,也未能明确区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和腐朽成分。面对日益强势的西方文化,一般国民缺乏清晰的“国史”以认识安定心志,因而心中并无所主,举动日渐进退失据。
确实,新“国史”教科书中贯穿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然而,载体尚且不统一的民族主义所唤起的感情是复杂而多面向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并非一定成为国家建构的正面力量。
为了更清楚评析当时“国史”著作的影响,下文参考明治初期日本国史代表作《日本开化小史》对于欧化之日本人民所起的作用。1877～1882 年间,日本政治家、经济家、业余史家田口卯吉,采用西洋历史方法撰写的《日本开化小史》分卷刊行,影响非常广泛,发行量突破上百万册,甚至五十年之后,仍为日本学界所尊崇。1941年,余又荪在重庆翻译此书时,重点介绍了三个优点:1. 建立在不妄诞、不自夸的基础上;2. 并不争论正统问题,仅据进化观点详述史实及其影响;第三,全书虽卷次不多,只一百多页,却将日本文化的各方面勾勒出详细而清晰的发展脉络。
这一版本中还附有日本史学家黑板胜美的序言。他特别强调《日本开化小史》在清理传统精华与糟粕方面的成就,认为它促使欧化移植浪潮中的日本人民知所自重,既尊重本国固有之学术文化,又吸收外国文化之特长,除“翻译模仿之外,还有树立日本新文明之觉悟与决心”,从而对明治维新的成功产生了深远影响。序文写到:
当时学术界的风气,完全模仿欧美,不过将彼之所有者移植日本而已,并未加以分析研究,不顾其能否消化,而盲目地欲适用于日本。在此种环境中,博士特撰著此书,首先阐明日本固有之学术精神,使世人知所自重。就这一点而论,我们不能不推崇博士为明治时代之先觉者。但其思想并非固步自封,是进步的,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一方面尊重本国自己之学术文化,一方面又主张吸收外国文化之特长⋯⋯这本名著出现于日本之后⋯⋯不仅史学界受其影响而已,一般国民也因此而知日本的历史不仅是战争的历史,不仅是政治的历史,还有许多的历史要旨⋯⋯不仅日本国民由此书始知日本建国以来之文明有何特质,将来如何发展;而且间接地,或者无意识地学习博士对于学问的态度,由此而唤起一大自觉心,从来治学问的态度从此一变,大家觉悟日本有可夸的历史,可夸的文明,未必在欧美各国之下,除翻译模仿之外,还有树立日本新文明之觉悟与决心。52
刘岳兵认为日本民族向来被认为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53在传统与近代的衔接问题上,为什么日本能处理得较为顺畅? 虽然影响的因素众多,但是,笔者认为,明治初期,像田口氏这样具有深厚“历史性”的启蒙学者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客观评价“他者”、视西方文明在目前的发达为客观事实,将其作为学习的目标,同时坚信“各国政体之不同,皆有所由来,未可轻变”,认真反思国史长短,支持渐进变革。既确立了学习西洋文明的目标,又预示着超越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不“徒慕虚名”,不“拘泥名义”,一心追求国家的强大,为明治变革的成功奠定了文化基础。
当时, 诸如此类的言说不胜枚举。例如,1871 年,岩仓使团出访欧洲各国,被西方国家深厚的历史性所感动,久米邦武写道“这进步源出热爱传统的精神”“, 进步不是扬弃过去和追求新颖,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藉着传统习俗的积累,从而琢磨其中的瑰宝”54;1873 年,中村正直为《米利坚志》作序,强调“改旧法者,要从土俗、察时势,施有顺序。若急遽分更,必速大害”55; 1875年,福泽渝吉撰写《文明论概略》,对西洋文明的剖析与界定不厌其烦,力求精确,坚持“文明开化”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因此日本无需改变其“万世一系”的独特国体;1890～1891 年,三宅米吉在《日本史学提要》中强调:“国民必须懂得日本的过去,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日本与世界历史总体趋势的关系。”56
反观晚清学人对于“国史”的认识,与传统史学相比较,尽管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和进步,但是大多进步和突破都表现在形式方面,而且这些形式问题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比如用什么纪年,怎么分期等等,至于最重要也最迫切的问题,即清理传统使一般国民知所自省、自重方面,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钱穆曾对晚清史学有过中肯的评析,他将当时的史学分为两派:传统派和革新派。他认为,传统派治史,“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然而“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革新派则反之,“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以往文化成绩之评价”,但是“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不过是“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甚至“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 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因此“, 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57
对“国史”无识产生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英国史家浦朗穆曾说:“当传统中国史学在19 世纪末叶开始崩溃之时,其结果是混乱的。”58
的确,辛亥革命之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王国维观察到:“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即使“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59传统失落之余,对外来学说也同样不知所措。严复注意到,近代中国士人对于新说的态度是:“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奉迎变化之随波。”60罗志田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关键就在士人心中“本无所主”,所以表现出进退失据的现象。61
至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发展成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者,同时,心中却分明存在着一种精神的撕裂和思想冲突混乱的痛苦。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增订再版本1988 年版) 一书中,对第二代知识分子进行分析。他特别以鲁迅为代表,认为其一方面坚持全盘反传统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实际生活中“发现”传统成分的知识和道德意义,因而被这种“发现”所撕裂,导致精神痛苦和思想冲突。林先生将其未能超越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原因归之于中国学人有以思想文化为途径解决问题方式的传统。我想,传统史学未能做出有效调整以满足传统与现代的顺利衔接,也许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
1902 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曾指出:“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原因在于“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面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62
1928 年,何炳松(1890～1946) 著《通史新义》时,也在慨叹:“吾国自前清末季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以来,一般学子及社会中人需要中外通史藉资挹揽,不可谓不亟矣。然迄今已达二十余年,西洋通史之著作虽已有相当之成就,而本国通史之纂辑,则求其能合现代所谓新史学眼光者反寥若晨星焉。”63甚至到1945 年,顾颉刚(1893～1980) 对国史著述仍然极为不满。他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较近理想的”通史约有七部,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我想,这也是钱先生《国史大纲》在今天重获再版、并受到重视的原因。但是,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至今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
① 如余英时:《20 世纪中国国史概念的变迁》,收入余英时著、何俊编、程嫩生等译:《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林镇国:《20 世纪中国通史编撰史导论》,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 年;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 年第6期; (美) 马紫梅:《不连续的连续性:关于20 世纪中国“通史”新综合的一些初步想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 期;陈其泰《: 夏曾佑对通史撰著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1990 年第4 期;王春霞:《“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31 期,2004 年10 月31 日。
2《南海康先生传》,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61 页。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723～724 页。
4胡昌智:《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台北联经事业公司1988 年版,第201～209 页。
5《日本书目志》,康有为撰,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743 页。
6康门师徒多从传统经史关系入手,将史事丧失意义的原因归诸于史事评价的标准,即“经”出现问题。由于“经”在秦汉以后发生了“伪”的变化,以“伪经”来评价史事,史事距离“真理”愈来愈远,自然就丧失了指导现实的能力。除康有为、唐才常的文章著述外,还有谭嗣同的《仁学》、欧榘甲的《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始》(《知新报》1897 年11 月) 等表明这一思路。
7《各国政教公理总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70～71 页。
8《变法通议》《,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71 页。
9观海堂主初稿:《史鉴勿轻寓目说》,《万国公报》第98册,1897 年第3 期。
10《新史学》《,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3～5 页。
11《中国史序论》《,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99 页。
12《论读史法》,王舟瑶:《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13《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六册,第55～56 页。
14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117～128 页。
15都重万认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日本启蒙史学有密切关系。(都重万:《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第8 期) 笔者不同意这样简单而模糊的结论。梁启超的确深受日本史学的影响,但是其全面否定国史恰是他对日本启蒙史学了解不够深入所造成。日本启蒙史学对日本传统作了较为成功的反省和清理,对日本民众影响非常广泛,为日本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基础。
16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版,第27 页。
17徐仁铸:《輶轩今语》,刻本,1898 版。
18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经日本传入的情况,请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47～71 页。
19王国维:《重刻支那通史原序》, (日)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东文学社1899 年版。
20王国维:《序》(1899 年) , (日) 桑原骘藏,樊炳清译:《历代中外史要》,1903 年版。
21(日) 藤田丰八:《序泰西通史》,邓实:《光绪壬寅政艺丛书》上篇二,“史学文编”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版,第718～719 页。
22衮父(汪荣宝) 《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 年第9期,第105～106 页。
23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第3 页注1) ,《史林》2003 年第6 期。
24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08 页注。
25《尊史》,章炳麟:《訄书初刻本重订本》, 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315 页。
26《中国通史略例》, 章炳麟:《訄书初刻本重订本》, 第332～333 页。
27《中国通史略例》,章炳麟:《訄书初刻本重订本》,第332～336 页。
28严复:《政治讲义》,姜玢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版,第177 页。
29李翥仪、梁柏年:《西洋史·绪论》, 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 年版。
30宋恕:《粹化学堂办法》(1905)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383 页。
31关于史学之“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特别是指其目的。英国史家浦朗穆曾就这一点评论中西史学的差异,他说:“自文艺复兴以来,史家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的往事,为了解而了解。不是为宗教,不是为国运,不是为道德,也不是为神圣化的制度⋯⋯史家日趋于窥探往事的真相,而希望自此建立有历史根据的社会转变的轨迹。中国历史的发展,永远没有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不顾由此而引发与利用过去的时贤冲突。中国人追逐博学,然永远没有发展批判史学⋯⋯至于中国人永远没有意思视历史为客观的了解,则更不待细说了。”或许浦朗穆的看法有其偏颇之处,然其确然有助于反思国人的历史认识。参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 年版,第14 页。
32黄遵宪:《皇朝金鉴序》,吴振清、徐勇编:《黄遵宪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373 页。
33汪叔子:《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149 页。
34《奏定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1 页。
35《新史学》《,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1 页。
36《三十自述》《,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19 页。
37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68 页。
38章太炎:《答铁錚》,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71 页。
39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49页。
40相关研究有王春霞的《“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31 期) ;沈松侨的《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像》、《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化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第十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等。
41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12～213 页。
42相关研究请参考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罗志田的《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第15 卷第2 期,1997 年12 月) ;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0 页) 等著作和文章。
43《胡适致胡朴安(稿) 》(1928 年11 月) 《, 胡适来往书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497 页。
44沈松侨认为:梁启超的国族想象之中也无法完全脱离“种族的国族主义”。他说:“即使是主张满汉融合最力的梁启超,其所真正蕲向的,仍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所组成的国族国家。”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见本页注⑥) 我认为梁启超虽在某些时候的表述模糊,但最终他坚持的还是文化民族主义。
45《游学译编》第五期广告:新编《普通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上卷(横阳翼天氏编译,东京东新译社发行)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 年版,第515～516 页。
46“绍介新书”栏目《, 浙江潮》第7 期。
47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二册《凡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商务印书馆( 1 卷3 册本) ,1906 ～1907 年版。
48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二册,第159页。
49转引自王家范《: 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 史林》2003年第6 期。
50《与夏曾佑书( 1906) 》, 王宪明编:《严复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版,第307～309 页。
51综合研究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刘俐娜:《20 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年等。个案研究如陈芳:《王国维———新史学的开山祖》,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3 年版;都重万:《刘师培对晚清史学演进的贡献及影响》,博士论文,北京大学1998年;武军:《西学与梁启超史学》,博士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1 年等。
52(日) 黑板胜美《: 大正六年缩印版序言》, (日) 田口卯吉著,余又荪译《: 日本开化小史》,商务印书馆1945 年版。
53刘岳兵、孙惠芹:《日本儒学及其对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影响———评王家骅的三本书》,《日本研究》1995 年第4 期。
54(日) 詹森著,柳立言译:《日本及其世界: 200 年的转变》,香港商务1987 年版,第53 页。
55(日) 中村正直《: 米利坚志·序》《, 西史汇函·米利坚志》,湖南新学书局1897 年版。
56田中:《日本的东方:使“过去”转化为“历史”》( StefanTanaka , J apan’s Orient :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2ry ) ,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50～51 页。
5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3～4 页。
58转引自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第15 页。
59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第366 页。
60《与熊纯如书(1916 年9 月20 日) 》《, 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648 页。
6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369 页。
62《东籍月旦》《,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99 页。
63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商务印书馆1928 年版。
（转引自《史学月刊》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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