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学会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之一

摘要：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与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关键词：顾颉刚  禹贡学会  《禹贡》半月刊  沿革地理  历史地理

作者简介：丁超（1979—），男，山东日照人，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学界一般认为，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说它年青，因为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建立的时间还不长。”[①]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以东汉班固于公元1世纪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为开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名称与概念，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此后中国学术界长期将“历史地理（学）”与本土固有的“沿革地理”相混淆，直到1950年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②]一文的发表，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西方历史地理学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侯仁之在以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 C. Darby）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不仅指出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本质区别，还说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变迁为主”，“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都在讨论之列。1961年11月28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举行了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宣布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任首任主任。至此，作为地理学一部分的历史地理学，在学术界正式开始被“体制化”。

    可以说，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上由传统沿革地理转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过渡期。毫无疑问，此间最具影响的事件莫过于顾颉刚发起创办的“禹贡学会”及由顾颉刚和谭其骧主编的《禹贡半月刊》。《禹贡半月刊》自第3卷第1期开始，其英译名称由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一般认为这是“历史地理”在中国出版物出现的开始。正因为此，顾颉刚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公认。姜亮夫将顾颉刚的一生治学影响最大者归结为如下三端，其一就是“历史地理之学，使中土有新建之学科而日益深厚，大为渡越前修”[③]，朱士嘉则认为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1934年3月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创办之事“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④]。而历史地理学界更是将顾颉刚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⑤]。显然，顾颉刚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所起的促动作用居功至伟，而亲沐顾颉刚教泽的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位前贤更是为历史地理学的发扬光大进行了富于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

    仔细审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理舞台”作用。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之时，正是燕大的专任教授。禹贡学会及其刊物的地址也位于燕大。禹贡学会的会员及主干也以燕大的学生为主。后来成长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主将的谭其骧、侯仁之诸先生也是在燕大结缘顾颉刚，从而走上历史地理研究之路。这样，初创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人才培养、学术机构、刊物等方面都打上燕大的“烙印”。正如顾颉刚在回顾自己步入古史辨研究的学术历程时讲到的，倘若没有遇见毛子水、章太炎、傅斯年、胡适等人及《新青年》等刊物，就不会有后来的古史辨运动，“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⑥]同理，离开了对当时在燕大的种种因缘际会的勾勒与复原，我们也无法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草创时期的发展历程。

    可以说，燕大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现代化历程的萌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本文在此所欲彰显的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燕大渊源，而历史地理学与燕大结缘的肯綮所在，就是顾颉刚在燕大的长期任职。顾颉刚若不应邀北上主持燕大历史学系教席，便不会团结一批青年才俊聚集于《禹贡》研究之中，便没有禹贡学会的成立与《禹贡》半月刊在燕大的创办。谭其骧先生若不就读燕大研究生并随后任职于此，也不会参与到创办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之中。同样，没有燕大的求学与执教，侯仁之先生负笈英伦、引介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术道路也会改写。正是因为上述假设不是“假设”而是“事实”，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史才正如我们熟悉的那样被撰写演绎。

    然而，上述“事实”得以实现的条件，既与师承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又与燕大所提供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可以说，脱离了对燕大特定时空背景的考察，则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的梳理未免陷于空疏。同时，师承关系为个体学者的成长起着直接的引导作用，而燕大的整体氛围又为师承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师承关系，不仅是师生之间的“传道、授业、解惑”，实际上还是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这样，考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进程，就不能局限于学人的个体探索，还应着眼于师承关系的发掘。复原鲜活的历史场景，再现历史场景内具体的历史地理学“人事”，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质及其塑造过程无疑是大有裨益的。遗憾的是，学界尚缺少类似性质的研究，以致对草创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产生诸多误解。这些误解，或受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误导，或由于史料搜辑范围之局限及对有限史料的误读。

    与“宏大化叙事”相比，本文更乐于采取复原历史细节，再现历史场景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思路绝非本文首创，自然不敢掠人之美。文学史家陈平原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指出“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⑦]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陈平原在研究中采取了“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仔细推敲，步步为营”的研究思路。具体到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历史细节有如下几处：其一，顾颉刚学术事业在燕大的继续，该细节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其二，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的创立，这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才的培养与聚合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其三，学术师承关系，为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多元化学科特质打下了基础。

    囿于篇幅，本文无法全面铺开论述上述问题。作为开篇，首先述及的是顾颉刚学术事业在燕大的延续及其对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影响。至于其它，则另辟专文。

二、燕京有何可恋？——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

    顾颉刚结缘燕大之原委，在新近出版的十二册《顾颉刚日记》[⑧]中有详细记载。加上此前出版的《顾颉刚年谱》和《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⑨]，足以了解顾颉刚何以从1929年开始执教燕大达8年之久的缘由。

    顾颉刚自称“我在民国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时间，即我之开花期”，并且“此时精神充沛，发表力特强，一过此期则思想及发表力渐即于干涸。”[⑩]可以说，顾颉刚在燕大的岁月几乎占了其“开花期”的一般，足见燕大时期在顾颉刚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来燕大之前，顾颉刚在三年里辗转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之间，在每所大学执教的时间都不长。两相比较，不难看出燕大确是值得顾颉刚留恋之处。也正是有了这种留恋，才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及学术力量在燕大萌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燕大之所以吸引顾颉刚在此久留，待遇之优越自然是原因之一。据《燕京大学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1日、2日）记载，执委会表决接受哈佛-燕京学社关于顾颉刚教授任教的报告，报告内容为“哈佛-燕京学社以月薪275美元邀请顾颉刚教授充任该学社研究教授，并以同意他在历史学系任教不多于3小时为条件”[11]。这样，顾颉刚的年薪就有3300美元。在同一宗档案中还讲到了历史学系讲师张星烺的薪水问题，此时张星烺的年薪为1000美元，另据《燕京大学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8日）载，历史学系研究生助教（graduate assistant）朱士嘉的月薪仅有30美元。通过比较不难看出，燕大给予顾颉刚的待遇颇为丰厚。

    但是，待遇和地位并不是顾颉刚决定执教燕大的首要原因。顾颉刚在私人通信中讲到“在薪金上，在地位上，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为低，但是我本不计较这些，我所计较者只在生活上安定与学问进步。燕大既在北平乡间，甚为僻静，又一星期只有三小时功课，不担任事务，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计划，将应读的书读着，应研究的问题研究着。我无所爱于燕京大学，我所爱的是自己的学业。”（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信，1929年7月28日）[12]可见，顾颉刚离开中山大学的主要考虑在于燕大能提供继续自己的学业的优良环境，脱身于应付功课和事务，经济收入倒是次要的。

    燕大是以新闻学、社会学等“西学”著称的教会大学，何以乐于聘请专长于上古史研究的顾颉刚呢？这与燕大的中国化有关。钱穆称“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13]，既然要中国化，而历史学又是中国传统国学之一。那么，延揽顾颉刚这样的古史研究翘楚，自然在情理之中。据长期主持燕大的司徒雷登（Stuart, John Leighton）回忆，“哈佛-燕京学社为燕京作了许多好事，其中一件就是使我们——并且通过我们使中国的其他几所教会学校——能够把汉学研究提高到任何一所中国学府的同一水准上。”[14]顾颉刚在1929年5月2日日记中也提到“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之国学研究所，去年已见聘，予以不能脱广州未应。此次来，又承见招，拟应之”[15]，6月12日日记又载“绍虞来，告燕京职事已通过。”[16]其实，早在顾颉刚离开北大南下之时，燕大已有意延揽，据《顾颉刚日记》（1926年7月11日）载：“刘廷芳先生谓早知我肯离北大，燕京方面已早请矣。”[17]显然，离开了燕大实行中国化，举办国学这一大背景，顾颉刚无疑会与燕大失之交臂，历史地理学也几乎不可能在当时扎根于燕大。

    就环境而言，人际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促使顾颉刚离开中大的主导因素之一就是他与傅斯年的人事纠葛，这在上引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信和1928年8月20日致胡适信中[18]均有明确记载。顾颉刚选择燕大，与洪业教授有着密切关系。据周一良晚年回忆，当时“北大清华之间虽不无门户之见，但大体上这两所国立大学和史语所关系较近。而燕京是教会大学，自成格局与体系，与这三个机构关系都比较疏远。近年我才听说，洪先生与傅先生这两位都具有‘霸气’的‘学阀’，彼此间的关系也不融洽。”[19]正是因为燕大与北大、清华、史语所的关系较为疏远，而实际主持燕大历史学系的洪业与傅斯年关系也较疏远，这也就为顾颉刚回避其与傅斯年的矛盾提供了可能。顾颉刚曾评价洪业称：“史学系中，以您的关系为最深，照了一班人的通例，您大有对我侧目而视的资格，但是您毫无这种意思，依然容许他们的接近我。这足以证明您只有事业心而无嫉妒心，您是要自己做事而又要他人做事的，不是自己不肯做事而又不要他人做事的。这就和我的宿志起了共鸣了！我不能得之于十余年的老友而竟能得之于初识的您，岂不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呵！”[20]显然，寻求和谐的人际关系，便于自身学业的开展，是顾颉刚进入燕大的主要考虑之一，也是此后他拒绝北大之邀的主要考虑。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顾颉刚于1929年5月应燕大之聘，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对于执教燕大的选择，傅斯年曾质疑“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而顾颉刚自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辨也。”（《顾颉刚日记》，1931年6月12日）[21]不用百年，顾颉刚在燕大所做的学术贡献已获得举世公认。如果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倡导的古史辨运动，在中山大学倡导的民俗学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亮点，那么，在燕京大学倡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则是足以与前二者并称的学术事业。

    当然，燕大绝非世外桃源，人际纠葛、经费不足、事务繁剧等问题仍旧纠缠于顾颉刚学术生活之中。从《顾颉刚日记》来看，顾颉刚在燕大任职时期也数次动过辞职念头，打算转入中央研究院、北大等地。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身处学术“江湖”核心地带的顾颉刚只得选择留在燕大。尤其是在与燕大校方发生利益冲突时，校方每每做出让步，这也是顾颉刚久居燕大的重要原因。

三、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

    顾颉刚在学界因古史辨伪而名声鹊起，他也自称“我的研究的目的总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归结于古史的。”[22]从早年编辑《古史辨》至晚年注释《尚书》的学术历程来看，“古史”研究正是贯穿于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主线。当然，不同时期古史研究的着眼点或用心之处并不一致。在此，我们梳理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探求其中的旨趣变迁，由此理清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成立的内在理路。

（一）《禹贡》地理研究——古史辨之余绪

    顾颉刚担任燕京大学教职后，仍旧从事古史辨伪研究，继续编校《古史辨》，讲授《尚书研究》课程，编辑《上古史研究讲义》。在1932年9月9日编订的本年计划中，顾颉刚首次明确列出了“编《禹贡》讲义”的目标，并安排助手助其编集、抄写《尚书》文字，绘制《禹贡》地图。[23]此后，顾颉刚进入《尚书·禹贡》的专门研究中，其在燕大、北大（兼课）的课堂讲授也以《禹贡》为核心。

    随着研究的深入，顾颉刚在1933年初感到“《禹贡》之问题皆非可单独解决者，直当以全部古籍及全部地理书为之博稽而广核之也”，“且岂但书籍为需用哉，举凡历史、地理、地质、生物诸学之知识亦莫不当有”[24]，因此，顾颉刚的研究视野也顺势扩展到《汉书·地理志》、《周礼·职方》、《山海经》等书中的古代地理问题。于是，历史地理学（当时更多称为“地理沿革史”）变成了顾颉刚考辨古史的重要手段。顾颉刚自称：“民国二十年，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一门功课，第一期所讲的便是《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因为出世的时代太晚了，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它，已经很够。”[25]可见，顾颉刚并非为了发展沿革地理这一学科，而是为了深入古史考辨而去利用这一学科，故其对沿革地理的态度仅限于“够用”而非推广。如果说顾颉刚《古史辨》对古代史料的“辨伪的范围涉及到古书、古人、古地和古史传说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其中考辨古史传说和古书的分量较多。”[26]那么，对古地的考辨无疑是为考辨古史传说和古书服务的。

    研究古代地理以为考辨古书成书年代服务，是顾颉刚古史考辨的重要研究思路。早在中山大学执教时期，顾颉刚已开设“古代地理研究”课程。从其《古代地理研究课旨趣书》看，该课程一方面探讨《禹贡》、《职方》、《王会》、《山海经》、《淮南地形讯》（以上为“甲种”）中“分野”、“分州”、“四至”、“五岳”、“四裔”、“五服”等地理观念，另一方面从甲骨文、金文、史籍等“当时”的地理材料去分析当时的疆域状况，而该课的最终目的则是“把这些材料和甲种相比较而推求甲种诸篇的著作时代。”[27]对于这一点，学界或存在误解，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称：“1926年后，顾氏的学术活动，看来是忽东忽西，或民俗，或民族，或边疆史地，其实皆以前述之十七条或六大项为张本。”[28]这里的“十七条”即《<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到的十七项“辨证伪古史”研究计划，其一就是“战国、秦、汉时开拓的疆土和想像的地域[如昆仑、弱水及《山海经》所记。]”[29]许冠三认为“1934年后积极推动的沿革地理研究，其初衷本为界定‘战国秦汉时开拓的疆土和相像的地域。’”[30]此说未必全是。禹贡学会及其刊物的取名，均源于《尚书·禹贡》，故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更应该直接发端于十七项研究计划中的“《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和著作背景”。据曾师从顾颉刚的王钟翰回忆，“他[即顾颉刚]研究《尚书·禹贡》，发现其中问题太多，这些问题几乎涉及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由此开始了历史地理研究。”[31]

    到燕大任职之后，顾颉刚仍旧坚持以沿革地理服务于古书成书年代考辨的研究理路，但此时沿革地理在顾颉刚的学术研究计划中并未处于前列。从1933年3月19日日记所列十二项“我应做的工作”[32]中看，其工作中心仍在于古史辨伪和民俗学，其中与古史辨伪有关的工作有五项，与民俗学[33]有关的工作虽只有两项，但却排着第二、三位。相比较而言，位于第十六位的地理沿革史显然并非顾颉刚的工作重点。1933年5月31日，顾颉刚总结了到燕大四年来的工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只是到了第四年才“编《禹贡讲义三册》”，其研究的主要精力仍在古史辨伪之上。同时，顾颉刚将三年内应出版的书中分为“古史及故事”、“尚书学”、“汉代史”三大类[34]。显然，在顾颉刚的学术规划中并没有留出沿革地理的明确位置，只是在“汉代史”大类下有“汉郡县图说”，其性质或接近沿革地理。

    需要说明的是，有观点认为顾颉刚“从1931年起涉足古代地理的研究领域，到1934年即达到古代地理研究的高峰。”[35]如果我们注意到“顾氏之注意历史地理问题，本因禹的考辨而起，由大禹的传说而《禹贡》，而及于战国秦汉间的地理沿革”[36]，则顾颉刚涉足古代地理研究的时限则相应提前赴中山大学任教之前。可以说，经由沿革地理而考辨古史，是贯穿于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一条研究思路。故此，与其说“以一部分时间推广学用结合的历史地理学，以致延误了他的古史研究专业”[37]，倒不如说历史地理“延续”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专业，所以称“禹贡学派则是《古史辨》派的姊妹学派”[38]是有道理的。

    有研究者指出“从表面上看，古史辨运动似乎是一个破坏性的运动，研究历史地理则具有较多的建设意义，但实质上，辨伪的另一面其实就是考信，甚至可以说辨伪只是手段，考信才是目的，研究古代地理乃其考信之一环。”[39]实际上，“辨伪”与“考信”好似一个硬币的无法分割的两面，“辨伪”即“革故”、“去伪”，考信即“鼎新”、“存真”。就性质而言，研究古代地理实为古史研究之一环，在这一环中同样存在“辨伪”与“考信”的问题。正如顾颉刚所言“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40]，沿革地理就是这样一种工具。

（二）“以文字参加抗日”——学术价值的新取向

    顾颉刚秉承乾嘉朴学传统，以沿革地理为手段研究古代地理研究，其突出表征有二：其一，在燕大、北大专门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其二，创建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尤其是后者，多为历史地理学家所称道，并视之为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

    如上文所述，顾颉刚以《禹贡》为主体研究对象的古代地理研究，上承古史辨运动之余绪。也正是“因为他最早就是从讨论古史起家的，所以顾颉刚在有意无意间其实是将初期的《禹贡》当成古史辨运动之延续”[41]，翻检创刊初期的《禹贡》半月刊，确实发现关于古代地理考辨的文章占主流。但从总体看来，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及《禹贡》半月刊所载文章，并非局限于古史地理，而是存在一个由古史地理向当代边疆地理及民族的明显转向，《禹贡》半月刊的“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等均为这一转向的产物。对当代边疆地理及民族问题的研究，显然溢出了古史辨运动的范畴。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向，与顾颉刚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学术价值新取向有着直接关联。

    起初，顾颉刚抱有“学术至上”的观念。他宣传：“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42]显然，顾颉刚业已意识到“人生的约束”对求真知的影响。这种“约束”既包括个人的身体、人脉、金钱、权势，也包括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国际局势。余英时通过对《顾颉刚日记》的解读，发现顾颉刚并非固守“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型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43]这也就是说，顾颉刚正是在燕大任职时期开始单纯学者向三重角色的转换。1931年12月27日，顾颉刚在信中表白如下心迹：“在今日之时势中出《古史辨》，恐将为人所笑。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44]这封信虽然体现出顾颉刚固守“象牙塔”的执着与自信，仍旧冀望以纯学术的工作推进新国家建设，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已经意识到古史辨伪的“求真”趋向与时局加之于学术的“务实”需求产生错位。出版《古史辨》而“为人所笑”的顾虑，正是源于古史辨伪与抗日救亡的步调不一。《古史辨》固然是可以拨云见日，传之后世的名山事业，但抗日救亡则是构成时代思潮主流的当务之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之际再大谈古史真伪，撕下炎黄、尧舜禹的正统地位，似乎有损于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显得不合时宜。此时，顾颉刚一方面幻想古史辨的影响走出学界，发挥改造旧思想、旧生活，建设新国家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出于本能地固守“象牙塔”，自觉与现代的知识、政治、伦理等划清界限。

    当然，富于爱国热忱的顾颉刚还是从“象牙塔”里走出来，逐渐脚踏学、政、商三界。顾颉刚自称：“爱祖国者人之情也，九一八事变起，北京已当前线，予亦不能自止其敌忾之心，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45]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主要体现在如下诸端：其一，参加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活动，任宣传干事，主张通过征求大鼓词和剧本在民间宣传抗日；其二，参与创办三户书社、金利书庄，出版和销售抗日鼓词，后又独力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其三，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发起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出版边疆丛书。为了上述事业的开展，顾颉刚既积极与出版商、书店接洽，又多方游说教育部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交通部长朱家骅，争取政府津贴，并争取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山文化教育馆等民间机构的经费支持。上述行为无疑给顾颉刚的身份增加了“政”、“商”的色彩。

    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的学术价值取向，在其1936年1月起草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得到了完整体现。该计划书宣传：“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此犹富者家居，狗马玩好唯所嗜，固不必为衣食计也。及至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譬如蓬门荜户之家，凡劳力所入先图温饱，其衣食之余则积储为他日创业之资，不敢有一文之浪费也。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46]由此可明确看出顾颉刚由“为学问而学问”到“所学必求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转变。

    有研究认为禹贡学人抨击“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是以傅斯年等人为对象。[47]这其实是一种因误读史料产生时代背景而造成的曲解。批评“为学问而学问”在更大意义上是顾颉刚的“自我反动”。就与政治的亲密程度而言，傅斯年远比顾颉刚紧密。“九·一八”事变不久，傅斯年就编写了《东北史纲》，主张东北历来是中国领土。早在1935年，傅斯年就写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大量旗帜鲜明的政论文章，“我们甚至可以说，傅斯年的学者生涯随着1937年7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而宣告结束”[48]。可以说，傅斯年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批评“为学问而学问”。在以学术服务政治方面，顾颉刚视傅斯年为先行者并引以为同道。顾颉刚于1936年9月又为筹集禹贡学会经费之事致函傅斯年，信中说：“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49]，毫不避讳为民族主义服务。只不过顾颉刚民族主义情怀的表达更为委婉，不如傅斯年那样威猛而富于激情。

四‘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的融汇

    1948年1月22日，顾颉刚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题为《我的事业苦闷》的演讲，讲述其在国故整理、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方面的工作经历。[50]可以说，上述三方面是实际上就是顾颉刚对自己倡导及从事的学术事业的总结。这三者之间的分野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影响，甚至出现融汇的趋势。而顾颉刚倡导创立的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则标志着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的首次融汇。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上述概念均有其特定的内涵。“整理国故”具体则指作为古史辨余绪的古代地理研究，“民众教育”则指在日寇步步进逼的时局下激发普通民众的民族抗日热情，维护民族尊严，树立民族自信。“边疆开发”则注重于北部边疆（尤其是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东北边疆）的经济开发。

    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成立的初衷，并未将“民众教育”、“边疆开发”置于与“整理国故”并重的地位。该学会及刊物的创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51]又如史念海所言，“禹贡学会的组成实为颉刚先生从事古史辨的余波。辩论古史必然会涉及许多与地理有关的问题，而且亟需解决，这是组成禹贡学会的由起。”[52]史念海是禹贡学会的早期会员，其论点自然可信。

    1934年2月《禹贡》半月刊创刊，但其创刊初衷在半年后就发生变化。1934年8月，顾颉刚在考察绥远时感到“察、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于是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53]这一转变在童书业1937年6月撰写的《<禹贡半月刊>序言》中得以印证，该序言称：“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54]边疆调查，既包括对古代边疆历史、民族、地理的文献考察，又包括对当时边疆地区民族、地理现状的实地考察。尤其是后者，更能体现出经世致用的色彩。禹贡学会在1936年7月组织河套水利调查团，出版边疆丛书，编辑《禹贡》半月刊“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均体现出对“边疆开发”的重视。顾颉刚在1935年9月4日给胡适写的信中说：“禹贡学会，要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研究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为中国通史立起一个骨干。……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致用之期并不很远。我们只尊重事实，但其结果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而且郡国利病，边疆要害，能因刊物的鼓吹而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也当然影响到政治设施。”[55]其中，研究民族史、地理沿革史（乃至撰写中国通史）属于“整理国故”的范畴；向民众鼓吹民族、地理知识则属“民众教育”，而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郡国利病，边疆要害”则将“边疆开发”涵盖其中。

    “整理国故”、“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者的融汇，使得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呈现出一番新气象。时在辅仁大学任经济地理一课的王光玮1935年8月19日在给顾颉刚的信中提到，“会刊能顺应潮流，改变态度，倾向现代人文地理方面，诚为得计。弟近治地理经济之学，对会刊的新姿态甚表欣悦。”[56]同时，敌伪也嗅出了其中的新“味道”，否则也不会将之列入黑名单，致使顾颉刚不得不离开北平避难，将禹贡学会交给钱穆和张维华负责。

    当然，“整理国故”、“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者在禹贡学会的“融汇”不是“合并”。顾颉刚及其影响下的禹贡学会会员并未刻意将三者“捆绑”在一起。禹贡学会那些令普通民众疏远的考据性文章仍旧继续着“整理国故”的使命，1936年出版的《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显然起不到太大的“民众教育”作用。而“民众教育”的使命，更多由通俗读物编刊社专门承担。至于“边疆开发”，除了禹贡学会以外，还有1936年在燕京大学成立的边疆问题研究会和1937年4月成立的西北移垦促进会（顾颉刚任主席理事）。但是，上述机构、学会或事件在当时的号召力及对后世的影响力，均不足与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相提并论。

    今日的学术史研究，固然可以表彰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相应的定位和评价应恰如其分。可以说，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既不是历史地理学的“独奏”，也不是“无主题变奏”。理清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的主题及其变迁，无疑有助于认清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源流。由于“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主题的介入，淡化了“整理国故”的单纯性和严肃性。沿革地理作为“整理国故”的手段之一，由于受到“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主题的挤压，也就无法实现其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迈进。

【刊于《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