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历史档案》2014年第四期

【学术论文】

17-18世纪俄国来华使臣眼中的北京城

叶柏川

摘  要：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两国重大问题的交涉，皆由俄国派遣使团来华协商解决，其中以17、18世纪使团来华最为频繁。在此期间，有十几个俄国使团访问过中国都城北京。俄国来华使团成员以不同形式记录下了他们眼中的北京城，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的中国和中国社会，同时，使团成员所呈现的，是他们用自身文化价值观评判和过滤后的北京城，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理解。但由于俄国使臣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多少都带有欧洲文化优越论的烙印，其对中国文化现象的某些评论值得商榷。

关键词：中俄关系  俄国来华使团  文化差异

 17世纪，随俄国不断向东扩展，中俄边界逐渐接近，俄国人开始在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现并探索中国。1618年，来自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佩特林一行在蒙古人的帮助下到达中国都城北京，这是俄国人首次亲眼目睹传说中的中国。此后，在17—18世纪，为谋求对华贸易利益和解决边界争端，俄国政府频繁遣使来华，接踵而至的俄国来华使团成员记录下了各自眼中的中国。

近年来，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学者更多关注欧美人的著作，而忽视俄国来华使臣的报告。事实上，“前几批出使中国的俄国使臣以极其珍贵的资料丰富了世界地理学科，是他们首先开辟了从欧洲到中亚细亚和中国的陆路，而中亚和中国正是欧洲各国的代表人物首先是英国商人急切想去的地方”[1]。早期来华的俄国使臣佩特林[2]和巴伊科夫（1656年来京）[3]的出使当时在欧洲受到极大关注，他们的出使报告也首先被欧洲人披露出版，并广为流传[4]。另一方面，在清前期，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俄国使臣来华的密集程度远为其他国家所不及，他们笔下的中国也更加生动细致。再者，尽管担任俄国来华使臣的不乏非俄的欧洲人，但仍以东正教文化背景的俄国人为主，俄国与欧洲国家的文化存在一定差异，这些使臣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自然与欧洲人有所差别。

需要说明的是， 19世纪也曾有三个俄国使团来到中国，但1807年的戈洛夫金使团仅仅到达清朝边境城市库伦便被驱逐回国，19世纪下半叶来华的普提雅廷使团和伊格纳季耶夫使团的使命分别是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当时俄国汉学已经进入传教士汉学阶段，因此使臣出使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外交方面。相比较而言，17—18世纪的俄国使臣则以出使报告和笔记等形式留下了更多关于中国的记述，这些档案史料被保存在俄国各地的档案馆中，有些已刊布，但尚未被更多学者利用。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来华使团的活动主要在这里进行。本文利用这一时段俄国来华使臣的出使报告及笔记等档案史料，分别从城市印象、紫禁城里的故事和社会百态等方面，再现使臣眼中的北京城，展示俄国使臣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知。

一  北京城市印象

俄国来华使臣对北京城市的记录再现了三百年前北京城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特征和城市建设等情况。

初期来华的使臣对北京的称呼、外观及规模记述有所不同，佩特林称北京为“大中国城”，巴伊科夫则采用蒙古人的说法，称北京为“汗八里”。在佩特林眼中北京是一座白色的城市，“城非常之大，是座石城，城墙洁白如雪”[5]，而1670年来华的米洛瓦诺夫[6]则说北京城的“石墙全部是红色的”[7]。关于北京城的规模，佩特林记载，城市“呈四方形，绕城一周，骑行需四日”[8]， 巴伊科夫则记载，“汗八里城纵横各为四十俄里”[9]， 1726年来京的萨瓦[10]的记载是“整个北京城周长36俄里”[11]。佩特林的记载过于夸张，明显有误。巴伊科夫和萨瓦的记载也不同，也许是他们所记分别为外城和内城的缘故。在当时条件下，俄国使臣没有可能对北京城实地测量，其记载也只能是估算而来。

1693年11月来京的伊台斯[12]记载北京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9度59分[13] ，萨瓦测定的是纬度40度，经度144度[14]。伊台斯（来自荷兰）和萨瓦本人都来自欧洲，萨瓦使团还配备了专业测量师，因此能够对地理位置做出具体测算。现在看来，当时测算的经度有所偏差，但纬度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气候方面，俄国使臣印象最深的就是风沙了。1676年来京的斯帕法里[15]记录下了在北京遭遇龙卷风来袭的场面：“6月1日，龙卷风大作，犹如大火一样发出轰轰巨响；大风所过之处，许多商店被摧毁，较小的物品都卷入空中，形成一个通天的大风柱，它掠过大使寓所附近的城墙，然后向远处移动，直至从视野中消失。”[16]令使臣惊奇的是，尽管不断有大风侵袭，他在北京期间却未见到火灾，他推断说这是因为所有房顶都铺有琉璃瓦。这与他所居住的莫斯科不同，那里以木建筑为主，很多房屋都有过火后重建的经历。

伊台斯和勃兰德[17]也描述了北京的风沙和街道路况。他们看到街道上“人群比肩接踵，尘土飞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18]。“一般说来这座美丽城市的街道并不好，因为用鹅卵石和砖铺设的街道极少……这些没有路面的街道很有损市容。无论晴天或雨天，特别是当北风呼啸的日子，给行人带来许多不愉快和不方便。在炎夏酷暑和久旱不雨（雨水稀少在北京是常有的）的时候，含大量硝和其他轻物质的土壤往往变成微尘，即使微风轻拂也能把尘土刮得满城飞扬。浓云似的尘土迷住眼睛，钻进人的嘴、鼻和衣服，落满房屋的各个角落，弄得哪里都很脏。中国人找到了对付这种不便的办法。每个富裕的人徒步或骑马在北京街道行走时，头上戴一块蒙头布盖住脸，一直搭拉到胸前。蒙头布用绉绸和薄纱做成，透过它一切都能看得很清楚，但能挡住灰尘。”[19]

萨瓦对北京的描述是“平坦多沙”。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正值冬季，感觉“当地冬天虽然不像俄罗斯那样严酷，但也相当冷”，“雪很少，只是风很硬”，“不仅城里到处扬尘，而且灰尘透过纸窗也钻进家里来，居民对此十分无奈”[20]。

对于北京城的建设，来华使臣无一例外，最关注的是城防工事，并施以重墨。

佩特林注意到，“每个城角都有高大的角楼，城墙中部也有高大的城楼……城口上每个窗口都架有大炮，每个城门口都有大炮和炮弹，并有二十来名卫兵守卫”[21]。斯帕法里详细描述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及城楼和箭楼之间的瓮城：“第一道城墙是土筑的，城楼是石筑的，但不高。城周挖有壕沟。”“……另一道大城墙，距第一道城墙约四分之一俄里。这道城墙很高，而且很坚固，比克里姆林宫高，墙基是青灰色天然石块砌成，上部里外都用砖砌，中间以土填实。因此在城墙上可以骑马、乘车。城楼同城墙一样宽。来到石筑城墙以后，要通过两道大城门。进入第一道城门，便是高大而坚固的城楼，城楼里有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场地。从第一道城门到第二道城门大约有四十俄丈[22]远，城门包着铁皮。城门边放着两门小铁炮。城门上面建有战斗用的楼宇，城墙周围是盈满活水的护城河。每道城门都有二十名携带弓箭、刀剑的卫兵。”[23] 等等。在斯帕法里笔下，北京城墙坚固，守卫森严。此时满洲人入关不久，仍处于备战状态。等到萨瓦来华时，天下平定，北京城城墙上的守卫已经松懈很多：“城墙上建有许多半截塔楼，开着老式的箭孔，每座城门上都建有石头基座的高大木造门楼，上面建有假的炮眼。这道城墙并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周围也没有任何防御工事。”[24]

俄国使节对防御工事高度关注与俄国的东方政策有直接关联。当时俄国东方政策包括两个方面：武力征服与发展贸易。尽管俄政府不断遣使来华并签订条约，但它从未放弃与中国作战及通航阿穆尔河的目标，只不过贸易在这一时期成为俄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俄使萨瓦回国后撰写报告，建议政府“不要在尚未做好极其充分的准备之前因小事而与中国及其属民打仗”，并对“和平时期应该如何在边境筹备和增加人员、现金、军粮、枪炮及其他军需品以供将来之用，以及届时用什么方式向中国宣战为宜”提出建议[25]。萨瓦的主张受到俄政府的重视，并成为其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进入北京城，巴伊科夫看到，这是一座石建筑的城市，“中国京城的房屋都是砖砌的，构造简单，用各色琉璃瓦铺顶。”[26]米洛瓦诺夫也发现，“庭院和庭院里的各种建筑物以及市场上的店铺，都是石筑的，木筑的房子和店铺没有见到”[27] 。当时俄国还是以木建筑房屋为主，所以来华人员对石筑的房屋印象深刻。

萨瓦发现京城分为两城，第一城（内城）住着满洲人，第二城（外城）住着汉人。[28] 随同伊台斯来华的勃兰德觉得“市民的房子漂亮而轩敞，达官贵人们的私邸装饰华丽，牌楼富丽堂皇，到处高耸着美丽的寺庙和塔” [29]。他和伊台斯在北京郊区目睹了豪华讲究的府邸：“我们经过了许多大小官员的豪华宅邸。这些宅邸都在大路两旁。宅前有排水沟，沟上架有小石桥。花园大都有石墙围绕，装点着石雕大门和亭子。甬道两旁种着柏树和雪松。远远望去风景优美，悦人眼目。城郊大路两旁的府邸一只延伸到北京城下。” [30]伊台斯、勃兰德一行来京时，康熙皇帝已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国家稳定发展，从使臣描述可见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是相当不错的。

除了建筑，巴伊科夫注意到北京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主要的街道都铺着花岗石。街上挖有水井，街道两旁都挖有很深的水沟，通到湖或小河里。下雨时，大街小巷的雨水都从水沟里排走了，所以街上没有泥泞。从住宅区到街上也都有排水管道。”（这点与伊台斯、勃兰德看到的有所不同，想必与使臣的背景有关，巴伊科夫来自西伯利亚，而伊台斯等人则来自欧洲）。他还注意到北京城有很多花园和湖泊：“在中国京城，宫殿和住宅的前前后后都有花园。那里的澡堂是用砖石砌的。在中国京城的皇宫附近有一座圆圆的小山，山上有一片园林。据中国人讲，园林中有野兽，如马鹿、黄羊（可能指獐子或羚羊），但是没有其它动物。小山围有砖墙。汗八里城内还有几个小湖，湖里有一种小鲤鱼，鱼鳞呈红色、紫色、绿色，但也有一些是红白色的。”[31] 这里所说的“鲤鱼”应该是金鱼，俄国的金鱼是从中国传入的。

城市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和驴，伊台斯等人看到，“在街上、十字路口、城门口和小桥旁停着备好的马和驴，花不多少钱就可以骑着它们在城里逛一整天。牲口的主人在前面跑着引路”。大街上十分热闹，“在所有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看热闹的人。这里有人在绳索上跳舞，那里一群人围着说书人。谁想仔细地听全部故事，说书人就请他们到圈子里去，送上一条板凳，请他坐下，为此被请者应付给称作‘钱’的铜币”[32]。

总的来讲，俄国使团成员对北京的整体印象是多风沙、城防坚固、园林众多、繁华热闹。

二  使臣眼中的紫禁城里的朝廷

紫禁城是皇帝的居所，也是中华帝国的统治中枢。俄国使臣在这里见证了专制帝国的权力金字塔与帝王的更迭。在清政府的有意安排下，他们还亲历朝拜大典，感受了“天朝威仪”。

来华使臣对紫禁城的总体印象是高大雄伟，城墙“差不多和莫斯科帝都的宫墙一样高”[33]，紫禁城内守卫森严，并且“无论在房屋上，衣袍上或在船只上，到处都画着蛇”[34]。在使臣记述中，多次将中国帝王的象征物“龙”误称为“蛇”。

他们称紫禁城为“磁铁城”，因为城墙是“用磁铁矿石建成”[35]。“在这座大中国白城[36]里有一座磁城。大明皇帝本人就住在里面。据说，从大中国白城城墙到这里为石板路，要走半天……大明皇帝居住地磁铁城装饰着各种珍贵饰物，极其精致。皇宫位于磁铁城中心，大殿顶部金碧辉煌。”[37]

接见使臣的大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屋顶铺着黄琉璃瓦，并饰有狮、龙及其他禽兽。大殿里没有像西方宫殿那样的拱顶，墙一直砌到屋顶，殿内竖立十二根圆柱。屋顶天花板饰有金漆彩绘图案，地面“按鞑靼习惯”铺着花卉鸟兽图案的地毯。皇帝宝座“坐北朝东”（此处应是朝南），高高在上，宝座左右两方是镀金的栏杆……[38]　

俄国使臣称紫禁城的主人为“博格达汗”。“汗”是俄国皇帝对东方国家君主的称呼。斯帕法里觐见时，坐在离皇帝不远的地方，他看到康熙皇帝中等身材，面色微黑，脸上有许多麻点，蓄黑色小胡子。皇帝的御座是木制的，“雕着各种图画和蛇”。他发现只有皇族才可以穿戴黄色，皇帝的兄弟和亲属的帽子上有别人不敢使用的金色标志，他们穿的衣服也是绣金的，胸前背后镶圆形金片[39]。耶稣会士南怀仁告诉斯帕法里，康熙皇帝“虽年仅二十三岁，遇事已能择善而从”[40]。

伊台斯来京时，康熙皇帝已成为一位乾纲独断的统治者和卓越的政治家。他眼中的康熙“年约五十岁，中等身材，仪表令人肃然起敬，有一对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几乎没有胡子，脸上有麻点”[41]。伊台斯认为康熙皇帝虽然不喜欢汉人，却能“巧妙地统治着自己的臣民”[42]。

而当伊兹玛伊洛夫[43]来京时,康熙皇帝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在使臣面前表现得温和大度，与使臣讲话时语重心长，见到使臣衣服单薄，还赐给他一件自己的貂皮袄。言谈中使臣得知，康熙喜欢天文学和数学，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44]。

萨瓦来华时，端坐在御座上的已经是雍正皇帝。他看到雍正“架着腿坐在御座的貂皮坐褥上，仪态极其庄重，犹如一幅画”。但耶稣会士帕列宁神父对雍正皇帝的执政颇有微词，他告诉使臣，雍正皇帝即位四年来，“搜刮的国库资财比康熙皇帝七十年聚敛的还要多”，他与所有兄弟不和，并在北京广设密探，搞得人心惶惶。耶稣会士向国库交纳一万两银子才得以保全他们在北京的教堂[45] 。雍正皇帝禁教政策十分严厉，传教士在华处境艰难，其评判之词难免带有感情色彩。

    清朝皇帝之下是文武大臣。大臣们的朝服按照品级在胸前和背后绣着狮子、老虎、蟒或仙鹤[46]。在康熙皇帝为使臣设置的宴席上，伊台斯看到，文武百官有二百多人，均按其官衔高低依次入席，“照波斯的方式盘腿而坐”[47], 大家“垂目端坐”，听不到一点儿声音[48]。萨瓦在一次皇帝的宴会上也看到同样场景，他觉得很是惊奇，这么多人坐在那里，却都一言不发，相互之间也不交谈[49]。

在紫禁城里，使臣们目睹了中国传统的君臣之礼，巴伊科夫、斯帕法里等使臣都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皇帝上朝，除重大节日，平时每月三次，大臣王公要向皇帝大礼参拜。使臣在天亮前一小时就被带领前往紫禁城。沿途到处是骑马、坐轿进城的官员，打着纸灯笼，灯笼上面用汉字写着他们的官衔。到达写有皇帝名号的石碑后，官员们都要下马、下轿。觐见之前，大臣们按官阶大小在大殿外广场上席地而坐。皇帝临朝时，鼓乐齐鸣。之后，有人站在石阶上大声喊叫：“全体肃立!”官员们就按照官阶高低在唱礼官的引导下依次上前行三跪九叩之礼。斯帕法里看到大家两手撑地，慢慢把头扣到地面，又慢慢地从地上抬起头来，他觉得“好像俄国妇女跪拜一样”[50]。

俄使经历这样的场面是很自然的。在早期中俄外交交往中，双方屡屡因礼仪问题发生争执，其焦点问题之一，就是行跪拜礼。清朝惯例，来华外国使臣需向皇帝及象征皇帝的庙宇、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俄国使臣则坚持按照欧洲礼仪，在君主面前脱帽行鞠躬礼。为令俄国使臣行贡使之礼，清政府有意安排其在朝拜之日觐见皇帝，斯帕法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目睹了清朝官员的朝拜大礼，并被要求照例行礼，但他并未严格按照礼仪规定，叩首很快，头也没有到地。当清廷官员通过耶稣会士要求他叩头到地，并且不要那么快时，他回答说：“那些人是博格德汗的奴仆，他们善于叩头，我们不是博格德汗的奴仆，就只能按我们知道的方式叩头。”[51] 关于中俄礼仪之争的孰是孰非，笔者在《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中有详细论述。

三  俄国使臣记录的17—18世纪中国社会百态

     俄国使臣对中国社会的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人的性格

几乎所有使臣都一致认为中国人不善战。伊台斯批评中国人的“一切行动、作战和装备都杂乱无章”[52]。斯帕法里更是毫不客气地说，要讲勇敢，“中国人和欧洲人比就像妻子和丈夫一样”。但他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智慧却远远超过欧洲人。不过这个特征在他那里也没有得到正面评价，他说中国人以机智见长，是圆滑的骗子，喜欢欺骗外乡人，总是假装纯朴厚道来骗人。[53]

在伊台斯眼中，中国人还很保守，“他们像信奉某种宗教一样遵循古老的规矩，从不改变衣服的式样，也不许建立新的规矩”，他听说“一万二千年来，没有一个皇帝得以稍稍改变某些名门望族的信仰、规矩和衣着”[54]。中国人的保守还体现在繁琐的礼节上，这令勃兰德很不习惯，他不无调侃地说，北京人为防风沙而用布将头蒙上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以便能摆脱“中国人那些需时很长的客套”[55]。

（二）饮食

关于饮食，俄国使臣的印象之一，是中国人什么都吃。东正教徒巴伊科夫曾抱怨中国都城的人吃各种禁忌的食物，吃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青蛙、乌龟和狗肉等等，还吃各种死牲口的肉。[56]

对中国饮食的印象之二，是饮食文化异常发达。伊台斯看到北京市场上的生猛海鲜种类繁多，一应俱全。在皇帝和大臣的宴请中，他尽情享用中国美食。御宴之上，烤鹅、烧鸡、猪肉、羊肉应有尽有，还有各种水果、甜食和点心。他数了数，共七十多道菜。[57] 不过，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的宴请。席前，仆人给每人端来盛着果仁的茶碗，并配有小铁匙，大家一边吃着果仁，一边品茶，茶味“极其芬芳”。然后用玛瑙碗喝了各种上好饮料。筵席上有各种热菜，切成小块的肉堆成小山，插着绢制花草。接着上汤，满满六碗，各不相同，味道鲜美。品尝了汤后，又上了其他美味佳肴，随后是可口的点心。筵席将结束时，用小磁碗上了糖渍水果——葡萄、柠檬、香果、栗子和桃仁等“极好的甜食”[58]。席间大家以金杯喝酒，领侍卫内大臣不断劝酒，并自己总是率先一饮而尽。他身后一直站着一个小厮，“两手托着一个用麦秸编的容器，供他吐东西”[59]。御宴令人难忘，而领侍卫内大臣的宴席的讲究得更令使臣回味无穷。

（三）衣着

佩特林来京时，明朝都城居住的主要是汉人，居民都很整洁，衣袖宽大，好像俄国“肥袖女上衣的袖子”，“内衣好像俄国男式半长外衣”。巴伊科夫来京时，王朝已然更迭。京城居民虽然仍以汉人为主，但汉人地位不高，只能干些粗活、做买卖和耍手艺，并且全部住在外城；官员以满人和蒙古人为主，住在内城。汉族妇女身着短袄，“头发束得像日尔曼人一样”，蒙古女人则穿“卡尔梅克式的拖地长袍”，头发梳成辫子盘于头顶。男子不蓄发，只在头顶梳个辫子，冬天戴一种黑色旧式小窄帽，帽顶上有红色花翎，夏天戴草帽，顶上也戴相同的花翎[60]。

让使臣惊奇的是，汉族妇女的脚都非常小，“小得和孩子的一样”。他们了解到，中国妇女自幼缠足，令脚无法正常发育，变得娇小瘦弱。中国上层妇女都是小脚，并以此为荣。她们认为被人看见光脚是最大的耻辱，因此把脚紧紧缠上，几乎从不解开[61]。

（四）物产

北京城的瓜果蔬菜相当丰富。巴伊科夫用东正教的教历记载它们的成熟日期，“葱、蒜、萝卜和芜菁在大斋期前成熟，樱桃和黄瓜约在乔冶日[62]或更早一些时候成熟，苹果、梨和李子成熟于彼得日[63]或略早一点，葡萄成熟期在谢苗日[64]前后，葱、蒜、萝卜、芜菁和辣根成熟的时间先后不同”。此外还有胡椒、丁香、肉桂等各种香料，巴伊科夫来京时的物价是“胡椒每巴特曼售价为五六钱银子，丁香每巴特曼四两银子，肉桂每巴特曼二钱银子……” 他感到北京的肉禽很贵，“一只活的天鹅约卖三、四两银子；一只母鸡二钱银子；一只鸭四钱银子；一只肥羊二两银子；一头公牛八两至十两银子。”他在这里还见到了茶叶，得知 “茶叶是长在树上的”，售价是每巴特曼卖二钱银子。俄国人首次接触到茶叶，是在1616年阿勒坦汗的使臣将茶叶作为礼物献给俄国沙皇，这种饮品很快得到俄国人的喜爱。

北京还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商品，天鹅绒、绸缎、波纹绸、宝石、珍珠和白银等货品十分齐全。巴伊科夫记录了的价格，“毛面或光面的丝绒每俄尺一两银子；中等质量的缎子，每卷三两银子；波纹绸每卷一两”，“珍珠很贵，比俄国的贵一倍”[65]。他和斯帕法里都抱怨在北京“没有见到过优质宝石”[66] 。

（五）宗教   

使臣们参观了著名的黄寺和雍和宫等庙宇，并亲眼目睹了场面浩大的礼佛活动。

巴伊科夫提到汉族人信佛，佛像是泥塑彩色的，贴上金箔，还饰以宝石和珍珠。每座庙都有一口用青铜或铁铸成的钟，类似俄国的钟，边上带锯齿，有开口，不过敲钟不用钟舌而用锤子。他参观了专为迎接达赖喇嘛建造的黄寺，得出结论“蒙古人的宗教也是中国式的”。[67] 这显然由于使臣的知识局限，蒙古人信仰的喇嘛教是从西藏传入蒙地的，又称藏传佛教或黄教，其与汉族人信仰的佛教是有区别的。

萨瓦访问了北京最大的喇嘛教寺院雍和宫。雍和宫为皇帝出资修建，规模十分庞大，庙宇雕梁画栋，妆金描银，顶棚和屋顶四角全部镀金，使臣不由感叹“这样的建筑整个欧洲也见不到”。他看到庙里有一个宝座，宝座上盘着一条龙，“龙身上坐着穿红衣服的朱庇特（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作者注）”。当时正在举行祈祷仪式，身着黄色袈裟的喇嘛坐在那里，“念着一本小小的书，摇着铃铛，敲着镗锣，声音非常大”。当时的黄教之盛可见一斑。

萨瓦还参观了一座大的寺庙。他将其称为“修道院”，“里面有200名被中国人称作喇嘛的隐修士”。庙宇建筑极其雄伟壮观，棚顶描金，悬挂着各式各样的灯盏，三个宝座上供着三尊镀金坐像，衣着华丽，“周围是无数大小偶像”[68]。

伊台斯经历了新年期间百姓前往寺庙上香祈福的场面。他看到男男女女阖家前来，僧侣们捧着上了油彩的金属佛像，农民们带着类似长号的乐器，还有横笛和锣鼓。但他很不喜欢中国的民间器乐，认为这些乐器演奏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噪音”。行列后面是两个喇嘛，其中一个胸前挂着一个装有金银“纸三角”的篮子，在快到寺庙附近时沿路抛撒，“以祭祀灵验的神”，另一个则捧着点燃的蜡烛。香客们通常在庙里居住几天，“做祷告等各种佛事”[69] 。

他们还看到了新年里“抬着神像游行的形形色色的队伍”，一路上乐声、鼓声、喇叭声不绝于耳。队伍抬着神像，喇嘛走在人群前面，人们前呼后拥，大群男孩子在旁边跟着奔跑。“这种游行持续三天，在这期间所有店铺都关门，禁止买卖，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晚上，寺院鼓乐齐鸣，“可清楚听到无数寺庙中喇嘛和祭司的击鼓声和吹奏的喇叭声。从晚上十点直至次日中午，令人感到好像置身于几十万人互相厮杀的战场”[70]。

四  从俄国来华使团眼中的北京城看俄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俄国来华使团成员眼中的北京是一个君主专制东方大国的都城，这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商业繁荣，建筑讲究，饮食发达，佛事兴盛。他们眼中的北京城既包括地理、气候、物产、皇宫、民宅、寺庙等物质文化，也包括通过这些物质文化折射出来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宗教、礼仪、饮食等精神文化。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使团成员不自觉地将眼前所见与自己熟悉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并进行比较。斯帕法里看到北京的城墙时想到了克里姆林宫，听到行礼时演奏的音乐联想到土耳其音乐，品尝中国美酒时想到了罗马涅酒，遭遇龙卷风时发现这里不像莫斯科那样火灾频繁[71]。萨瓦提到北京的钟楼只有克里姆林宫伊万钟楼一半大，将中国的寺院称为“修道院”，将寺院里的喇嘛称为“隐修士”。此外俄国人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比喻，如说“中国人敲的鼓像俄国人的木桶”，将官员坐的轿子称作“两根杠子夹着的小房子”[72]，等等。

这种将中国文化与自身文化的比附，在某些方面凸显了使臣所处的文化背景。文中提到的使团成员皆来自基督教世界，除伊台斯和勃兰德是新教徒，其余都是东正教徒。他们将中国的宗教视为多神教，将喇嘛称为“多神教的祭司”，将中国人供奉的佛像称为“偶像”。再如，东正教徒巴伊科夫对中国人吃各种禁忌的食物深恶痛绝；他以东正教的教历记载中国瓜果蔬菜成熟的日期；欧洲文化背景的萨瓦则将雍和宫内的神像称为“穿着红衣的朱庇特”。等等。

    在将中国文化与自身文化的比附过程中，来华使团成员不自觉地以自身文化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化及其人其事。关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他们批评“中国人卑躬屈膝地向那些面目可憎的恶魔般的神像膜拜”[73]。关于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和诉讼程序，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快乐和享受在于有很多妻妾”，“他们（中国人）的诉讼程序、判决及其他等等在他们看来是文明而公正的，而实际上完全是野蛮的，不文明的”[74]。他们将康熙皇帝描述成基督教的庇护者，称其为“不完全遵从古老的野蛮风习的第一个皇帝”，皇帝本人“在内心中是一个善良的基督教徒，虽然他仍和一千二百三十六个妻妾一起生活”[75]。而另一位皇帝雍正则被他们描述成基督教徒的迫害者。

    不难发现，俄国来华使团成员对中国文化的评论背后，隐藏着自身文化优越论的前提。他们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批判中国人的“多神教”和一夫多妻制，评判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功过是非。即使是一直对中国充满赞誉的伊台斯也做出这样的总结：“总之，我认为，被许多作家捧到天上的中国人的伟大智慧、艺术和科学，都远不能与欧洲的相比”，个别值得称道的中国人也是由于向耶稣会士学会了数学、天文学及其他科学才获得了荣誉 。[76]

当然，来华使团成员中也有人将中国过于美化。斯帕法里在自己的著作中称中国“没有一个不知书识理的人”，“连农夫中都找不出一个15岁以前没有上过学、不会写字的人”。“中国的土地上到处是欢乐”，“它的物产丰富和美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其他地方要仔细搜寻才能找到的东西，在中国随处可见，人人都愿意让其他国家也像中国一样”，[77] 等等。斯帕法里没有像其他使臣那样被允许在京城游逛，其评论明显受到耶稣会士著作的影响。

最后，需要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本文考察的历史阶段时间跨度一百多年，不但北京城历经了朝代更替与岁月变迁，来华使团成员对北京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此外由于他们的出身背景、个人经历、肩负使命、出使经过各不相同，他们对北京城的感受自然有不同侧重。佩特林和巴伊科夫笔下的北京物产丰富，富庶繁荣；斯帕法里笔下的北京城防坚固，戒备森严，其所居驿馆如同监牢[78]；伊台斯、勃兰德的笔下是美丽繁华的京城，无可挑剔的美食；萨瓦的笔下是寺庙众多的京城、异常兴盛的佛事……不仅如此，即使同一事物，不同人的记述也有所不同，如对北京城规模和城市面貌的记述。正是这些不同体现了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在这两个世纪的历史变迁。

其二，按照某些学者的划分，俄国使团成员对中国的记述应属于游记汉学范畴。[79] 由于逗留时间较短，使团成员对北京以及中国的认识只能停留于表面所见，因此他们更多呈现的是视觉可见的城市、街道、物产、寺庙等客观事物，而不可能像后来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传教士汉学阶段）那样从精神层面对中国的制度、宗教、哲学、历史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斯帕法里在其著作中虽然涉及到这些问题，但那更多是借用耶稣会士的研究成果而并非是他个人所见所感。但即便如此，使团成员的记述仍然为欧洲人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其三，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欠缺，导致俄国来华使团成员对某些问题和事物的认识出现偏差，如将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混为一谈，将紫禁城中的龙形图案说成是蛇，将坐北朝南的龙椅说成朝东，等等。

其四，俄国来华使团成员眼中的北京城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的中国和中国社会，而另一方面，使团成员所呈现的，是他们用自身文化价值观评判和过滤后的北京城，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但由于俄国使臣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多少都带有自身文化优越论的烙印，因此其对某些中国文化现象的评论值得商榷。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