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缙绅录是记载清代官员信息的名录。在数字人文时代，基于缙绅录而建设的量化数据库正日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2018年1月13-14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这也是人大清史所与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展开对“缙绅录”的合作研究以来举办的首次会议。本期从该工作坊和来稿中选取了一组论文，既涉及缙绅录的文本解读，亦有利用量化方法解读晚清官员结构的尝试，以飨读者。

缙绅录的阅读与清人百态

阚红柳

[摘 要] 清代缙绅录载录在职官员的基本信息，其对官僚制度的载述与会典、职官表等同类书籍相较有所区别和侧重，缙绅录以反映官僚制度的实际状态及最新运行情况为主，能实时展示官僚体系中的每一位在职官员状况，并以官刻与坊刻两相结合的形式对外公开发布。对官场信息自上而上的重视使得清代缙绅录拥有几乎覆盖全社会范围的阅读人群。清人对缙绅录的阅读实质上是以书籍阅读的个案形式具体而微地呈现官僚制度在清代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引起的的系列反应，具有独特研究价值。

[关键词] 制度 阅读 清人 缙绅录

缙绅录，是对清代载录全国范围在职官员名录类书籍的统称，官方书名为《爵秩全览》，民间坊刻则往往以《缙绅全书》、《缙绅新书》等为名，清人阅读使用过程中又简称为“缙绅录”或“缙绅”，也有称其为除目[①]者。缙绅录有少量官刻本，由吏部文选司负责编纂，按季刊刻，上呈皇帝审阅，并在官僚机构内部有限流通使用；更有数量众多的坊刻本，由北京琉璃厂近百家书铺广为发售，流向民间。[②]缙绅录可谓清代官场信息最及时、最准确、传布最广泛的重要文献之一，所载内容包罗万象：含官员姓名、官衔、籍贯、科第等基本信息，官员各品级顶服俸禄、赴任凭限路程、相见礼仪等官场必备信息，以及官缺性质、养廉银数目、风俗土产等与地方官相关的具体信息。由中央到地方，清王朝官僚体系的基本面貌在缙绅录中得以展现。一书在手，读之可对遍及全国的官员网络及政务活动有大体了解。

缙绅录记述和反映清代官僚制度的一般情形，制度层面的阅读不仅还原书籍的内容和本质，而且对清代官僚制度的内部机制如生成、管理、运行、核查诸方面均有所反映。作为一种清代文献，缙绅录的阅读群体，上至庙堂之高，涵括帝王与百官，下及江湖之远，关涉平民百姓乃至贩夫走卒；而清人对缙绅录的阅读，则肇于清初，以迄清末，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群之广，均堪称清代之最。故而，读“缙绅”成为清代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生动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影响下不同阶层的心理状态与社会认知，蕴含着世情世相，演绎着清人百态。

一、公开的秘密：清代君主的按季御览

缙绅录是君主制体系之下载录官僚制度的文献形式，与之相类似的书籍还有会典和职官表等书，此类书籍在内容方面都以官僚制度为记述主体，但具体内容则各有侧重。会典分门别类记载官署的职掌，以官方文件汇编而成，重制度本身；职官表将历代官职排比对照，侧重反映设官分职的变化并追溯其因袭沿革；而缙绅录遵照会典编制，以反映官僚制度的实际状态及最新运行情况为主，能具体到展示官僚体系中的每一位在职官员，其对官僚制度的反映重“人”[③]，重官场信息的实时性。通过三者之相较可知，一季缙绅录实际上是三个月官吏任免汇总信息的公开发布。在君主制时代，官员的任命与升迁、降黜全由皇帝裁定，这是踞于官僚制度之上的君主权威的重要体现，而官场信息则是受制于皇权决策之下，局限于一定范围、一定时间的官方秘密，朝臣不得越限干预。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年（1737），内阁学士汪由敦因廷臣妄传除目，被牵连诘责，汪由敦上疏自辩，但乾隆帝认为，“由敦何以先知？足见有为之耳目者。其人必不谨”，为此，汪由敦被降职为侍读学士。[④]在官员任免信息公开之前随意打听官场秘密，妄加揣测并传布，是汪由敦获罪的原因。即此而论，未经皇帝首肯公开发布的官员任免信息还属于保密范畴，肆意发布要被追责并惩治。而编纂完成的缙绅录可谓清王朝官僚制度层面公开了的秘密，已过了保密时限，可以对外发布。[⑤]缙绅录按季汇总编纂，反映出官员任免信息已得到君主授权，由机密转为公开，受众也由皇帝及有限的官员转为面向社会。

清代君主对缙绅录的阅读有多重意味，最表层的含义无疑是对吏部职掌活动的核查。缙绅录的编纂，原则上是由君主操控的，而具体编纂事务则由吏部承担并完成。每季阅读缙绅录，是高高在上的清代君主对吏部公务处理能力、水平以及运转效率的核查。吏部文选司的职掌之一即为按季调取官员任职信息，汇总后编成缙绅录，并向中央及地方各级部门发出咨文，核实修订后呈报皇帝，一旦发生编纂失误即为失职。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时任吏部右侍郎的王引之就因为“进呈《爵秩全览》，缮写讹误，下部议处”。[⑥]所谓“缮写讹误”，据《上谕档》，“昨日蒙发下秋季《爵秩全览》，内管理乐部仍开写仪亲王，銮仪卫掌卫事奕绍衔内仍开写前任各管项”[⑦]，也就是说，当年秋季的《爵秩全览》内开写了过时信息，未能反映最新的官吏任免情况。对于这一失职行为，嘉庆帝极为愤怒，“《爵秩全览》进呈岂容错误”[⑧]，为此，吏部堂司各官被相应追责。七月初四日，嘉庆帝对都察院拟定的议处不满，认为“所议尚轻”，下旨“吏部主事恒柱、豫泰罚俸三个月之处著改为罚俸六个月，英和、吴璥、恩宁、顾德庆、常起、王引之罚俸一个月之处著改为罚俸三个月，不准其抵销”。[⑨]

官员任免信息的及时与准确是清代君主对吏部所编官刻本缙绅录的基本要求，同样，对坊刻本的类似规定也有案可循。乾隆二十八年（1773）二月初十日，江南道监察御史费南英上疏奏请禁止书坊滥刻缙绅录，以重官制[⑩]，费南英的建言得到乾隆帝的重视，要求吏、兵二部议奏。据吴省钦所撰《诰授朝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费公墓志铭》可知，费南英的建议最终被议行，“禁琉璃厂肆搢绅录录已故与未仕之人以重官制”。[11]已故官员已非在任，未仕官员未正式入职也不得滥入缙绅录，可以看出，费的建议以及官方据此而作的相应规定直接针对坊刻本缙绅录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上述两个事例表明，清代君主对官方和民间的官场信息发布具有监控权，君主的按季御览相应地对缙绅录书籍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赋予保障。

与此同时，阅读缙绅录也是清代君主对王朝内部官僚群体的一次整体检阅，缙绅录详细开载中央、府院、六部衙门在京、在外七品以上大小官员官职、姓名、原籍等信息供君主了解官僚队伍概况，从而根据统治需要及时予以调整。乾隆六年（1741），大学士张廷玉门庭显赫，门生党羽、本家戚党充斥朝野，引起民间盛传“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姚指与张氏世代联姻的家族），左都御史刘统勋遂上疏向乾隆帝说明情状，并要求严令“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二姓官员“三年之内，停其升转”[12]，以雷厉风行地解决官僚内部滋生的朋党隐患。这一事例表明缙绅录所体现的直观的数据统计结果成为君主行政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清代君主按季御览从更深层面来说还体现了官制与礼制的和谐统一。职官制度的目的为明确等级、尊卑关系，显然也符合封建王朝以礼义治邦的需要，以礼制融合官制，是清朝君主的政治期待。列名缙绅，对个人来说，不仅是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也是名望的象征。“一登科甲，便列缙绅，令人有不敢犯之意，非但因其地位使然，其品望有足重也。虽其间事干谒，趋势利者，亦或有之；但一为正人君子所摈，则终身不齿于士林，当事亦从而薄之。若养高自重者，不特郡邑长敬畏服教，即上台亦往往禀命咨访焉。其视资郎异途，蔑如也。素封之家，非有姻戚交关，缙绅不与之往还抗礼；同姓者非有稽考，亦不通谱称宗。若夫舆台胥吏之属即力能上下其手者，不敢望缙绅之少假颜色，惟时惧其有发奸摘伏之心。以故体统尊严，上下顾忌，乡人咸赖其福。”[13] 而完整的官僚队伍则是朝廷秩序和王朝统治的具体表征。正如乾隆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叶一栋所言，“圣人御宇，万国咸宁，如天之无不覆帱也，如日月之无不照临也。上公上相，参列乎三台；庶司百府，分陈于九野。上以示薇垣建极之模，下以协风雨从星之愿”。官僚队伍次第分明，则等级上下有序。融合儒家礼制观念的缙绅录如同官场之《春秋》，蕴含惩劝、褒贬大意，在官员志得意满之时发挥当头棒喝的警示作用。一读缙绅录，清代官员首先生发的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警惕之心和劝勉之意，“方今圣天子明四目，达四聪，惇德允元而难壬人。凡登是书者莫不战兢惕厉，以仰体九重，钦崇治道，矜慎名器之思，其或不恭，则降谪之命甫下，梓人操寸，刀削其籍，如去垩焉。故其义尤莫近于《春秋》。”[14]缙绅录的编纂，以官制为架构，以礼制为准绳，藉公开传布，宣扬清代君主的治国理政之道。

上可察吏，下可安民，缙绅录，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王朝统治稳固、社会安定祥和的具体表征，按季审阅缙绅录的清代帝王，获取的阅读体验既有一般性的吏部职掌的核查，整个官僚体系的审视，还包含对帝王权威与尊严的自我认定乃至长治久安、帝业昌盛不衰的政治认同和期待。

二、制度之内：使用、解读与研究

如果说清代君主的按季御览体现的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君主的权威，那么，在官僚制度体系之内，官员以及士人群体对缙绅录阅读和使用则源于公务实践的需要以及带有学术兴趣的解读与研究。缙绅录主要为方便处理公务而编纂，清代官员是其主要的阅读群体。清代官员把缙绅录视为查考工具书，在相关事务处理方面获取便利。康熙朝，魏象枢向中州分宪宫梦仁推荐循良官员高良弼，“仆素不识禹牧为何人，而自中州士大夫以及满汉之经禹地者，无不极口赞扬，今日循良为第一，及阅《缙绅便览》，则籍属敝乡，出身明经耳”[15]，魏象枢访查民情，依据为官声誉举荐官员，又通过查阅缙绅录，才知道高是明经出身，与自己竟是同乡，缙绅录所载信息在魏象枢的举荐事务中发挥了必要作用。此外，在诸如查阅职官科第、地方钱粮、行政建置、风俗物产等方面，缙绅录均能为在职官员提供极大的方便。清人延昌撰有《知府须知》一书，为出任地方官员者提供各种为官借鉴，“备带书籍”一目中详细记载了光绪五年（1879）他候补浔州知府时所携带的书籍，其中含本年刊刻的缙绅录多部，很实际地说明了缙绅录在处理地方事务中可能发挥的功用。[16]

也有不少士人出于对官制的独特兴趣，对缙绅录加以解读和研究。朝廷公开了的官僚制度层面的机密，吸引着清人产生不同面向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命题。李驎利用缙绅录探讨既有选官制度和标准存在的问题，阅读缙绅录后，认为，“欧公所谓宋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后入学，贵吏事而贱文章，是已，乃今所患则更甚焉。儒学后矣，而材能亦未尝先，文章笺矣，而吏事亦未尝贵。小臣速化半由事例，而大臣则循资以次迁转耳。嗟乎！置材能、吏事不问而欲其勤劳，夙夜详察钱谷刑狱以集事功，必不可得矣。忽儒学文章不讲而欲其通于古今之乱兴之谋，天下事决疑定策，又必不可得矣。此今所以远不逮乎古欤”。[17]叶名沣考察清初内阁官制，指出曹仁虎《拜罢小志》载，“内阁初设承政、参政、理事官，又考取举人、生员入内院办事”，但叶通过参考顺治十八年缙绅录，发现并无承政等官，因此疑惑“未知何时所设，寻复裁减”。[18]韩泰华家藏此册缙绅录，据之学习清初官制。[19]周寿昌阅读、比较历朝缙绅录之后，则注意到乾隆朝缙绅录与光绪朝的区别，“其官阶与今异者，道与知府俱列正四品，内阁侍读列从五品（今内阁侍读正六品，其服色则一品，以兼鸿少衔也）……又有圆明园船物河道总管，理藩院尚书兼领，今无此衔。又各省均刻有地舆图，朱印，颇精致”。[20]陈澹然利用缙绅录研究全天下修建“城”的总体情况，属于冷静而客观的阅读和研究，他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缙绅录文献在数据统计方面的研究意义。[21]由一般性的阅读体会上升为睿智的学术考察，官场信息的公开在学界引起研究性的阅读体验。

来京的外国使臣对清王朝公开的秘密亦格外看重。因内容涉及朝廷内部，缙绅录是禁止对外出售的，但外国来使总能通过各种秘密渠道想方设法地获得缙绅录。如当时朝鲜使臣往往通过联络译官贿赂会同馆通事帮忙代购。朝鲜使臣洪大荣认识到，利用缙绅录既可搜集信息，又可编织人脉。他在入京后倾慕吴姓、彭姓两位翰林风采，但不知其名，难以交接，获得缙绅录后则很快查阅得知二人姓名，并获知其里居，从而开始交往。[22]康熙年间，通过阅读《缙绅便览》，朝鲜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楠获知清朝设《明史》纂修官，已经开馆修史，于是上疏朝鲜国王，呈请留意清朝官修《明史》中对朝鲜的记述。[23]世界各国的使节、商团，亦为缙绅录的重要读者群。18世纪初期，阿美士德使团来华，通过阅读缙绅录，蠡测清朝钦差的官员品级和社会地位。[24]来自域外的阅读感受，充满了对神秘清王朝的诸多探索。

缙绅录在官僚制度层面的阅读无疑展示了王朝内部秘密揭示之后社会不同阶层对之的各种反应。阅读缙绅录，为官员提供必备官场信息，以适应公务需要，同时，社会各阶层也可获得相应信息，了解官场情形和制度运行状况，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清代官僚制度的一种公众检查与审视，或许，这也是明清以来，统治者已经认可用缙绅录文献公开这一秘密的深层原因。

三、个体、家族与王朝：缙绅录的荣誉阅读

官僚体系是封建王朝的主动脉，其基本状况与发展变化是清代社会的核心信息，故而，缙绅录记录和反映的官场信息与清人个体及其家族乃至整个王朝政治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清人一登科甲，名列缙绅，既是寒窗苦读、开花结果，也是声望地位的象征。列名缙绅录，购买并阅读缙绅录，其本质可还原为一种荣誉阅读，事关清人个体的存在感和家族的荣耀，甚至可借以折射王朝的繁荣与鼎盛。

“学而优则仕”，清代文字史料的主体创造者大多以仕宦为理想，故而仕宦的象征标志——缙绅录则相应成为其人生行迹乃至是否在世的重要标志。清人娓娓动听地记述了不少借助缙绅录互通音讯乃至用来寻人的故事，颇为耐人寻味。纪昀有门人远赴云南任县官，家本苦寒，仅携一子一僮前往，任县距省城遥远，其家则居荒村，“书不易寄，偶得鱼雁，亦不免浮沈，故与妻子几断音问。惟于坊本搢绅中，检得官某县而已。”[25]苦守寒窑的妻子与家人通过阅读缙绅录获取远方的消息，求得内心的安定。从某种意义上，仕途是士人社会存在感的象征，缙绅录中列名，则人存，否则不然。张开东与吕介亭为多年好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张开东归乡，吕介亭赴广西任县佐，一别之后难以会面，张开东为寻找老友消息，多次查核缙绅录，但未见吕姓名在册，已预想不测，六年后果然得知，吕早已去世。[26]当仕宦的理想深入清人之血液，是否列名缙绅录也就成为士人存身的一种标志。更有甚者，由于官场信息占据主体地位，得以阅读缙绅录意味便着信息的畅通，表明社会联系纽带的建立，而不得阅读缙绅录则标志清人与世隔绝的失联状态。清初桐城学者钱澄之选择遗民立场，闭门隐居著书，他在写给友人潘江的信函中，申诉“村中久不见缙绅录”，官场音讯全无，举目茫茫，愈显遗世而独立。[27]清人的生命存在感与社会存在感共同交织成个体荣誉阅读的二元画面。

在宗法制社会中，个体是家族的细胞，缙绅录的阅读细致反映个人荣耀向家族荣耀的过渡。在清人的观念中，族人名列缙绅则一门鼎盛，反之，家族无人在仕版，则萧条零落。阅读缙绅录，既是个体的荣光，也是家族的骄傲。身列仕籍，家藏缙绅，几乎是清人的共识。因缙绅录唯有京城琉璃厂书铺发售，故而成为京官及入都人士赠送的热门礼品书。同治年间，翁曾翰在内阁任职，寄回的家信中常含有缙绅录一部。[28]由个体阅读拓展为家人同读，乃至族人共读，是荣誉阅读的延伸。当然，族人不睦，傲娇不和谐的情况也有发生。道光六年（1826）初，科举屡屡不第的管庭芬写信给时任直隶通州都判的族兄管嗣许，请求帮忙购买并邮寄《缙绅全书》一部，竟然未获准许，族兄二月、六月先后以邮寄不便为由回信表示无奈，加以推托。[29]时至当年十一月，管庭芬才拿到族兄惠寄的的缙绅录。[30]管庭芬对阅读缙绅录的热衷，仍是争取个体与家族荣耀的表现，而族兄的冷漠与忽视，则说明家族内部的荣誉阅读，有时候也存在断层。夫妻合读，更为深入地展示了两族协同，共享荣誉的思想。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孔璐华，由毕沅做媒嫁给阮元为继室，孔夫人的妆奁之中，含有一部明万历十二年春季《缙绅便览》。[31]将明代版本的缙绅录，加入送女出嫁的妆奁，既是前代文献版本价值的标榜与还原，同时也是两个家族乐于共享家族荣誉的体现。

荣誉阅读除了具有个体及群体之间的传递性之外，还有时间上的传递性，可以实现跨越时空的共同阅读。清末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对此有专门论述，他在书铺中搜罗到乾隆十八年、嘉庆七年和道光六年的缙绅录，皆百年以外之文献，卷帙完整，纸墨如新。朱之所以喜不自胜，并不完全为缙绅录的版本价值，而是因为缙绅录载录了其祖先的任职情况，“每一展阅，得瞻睹先人姓氏，欣幸殊深，食德诵芬，益资自励”。[32]祖辈于缙绅录上有名，令朱彭寿倍感荣耀，追慕先人的同时又意识到加强自身修养，自强自励的必要性。时间的延展与传递进一步地拓展了缙绅录的同读范围，跨家族同读、赏读也是荣誉阅读的表现形式。目前可知清代缙绅录的最早版本为顺治十八年（1662）缙绅册，辗转于藏书家之手，存留至今，藏书家的印章以及同道之间品鉴的跋文再现了不同时代的清人同赏共读同一部缙绅录的情形。该书先藏于纪昀家中，吴玉纶曾得观，嘉庆年间，朱珪读后赋诗，感慨当年同朝官员才华横溢，一领风骚：“五朝文献旧官册，宗伯藏弆贻厥孙。公孙好古持示我，索我题句寻根源。序言丙戌讫辛丑，冯（铨）、金（之俊）殿阁领凤鵷。范公（承谟）读学叶（映榴）吉士，后以节烈名不谖。扬州推官风雅伯（阮亭），蒋（超）史（大成）徐（元）马（世俊）列鼎元。宛平（王）掌翰魏（柏乡）掌宪，此其大略他可论。”不久，法式善读后也慨叹，“一经展玩，前辈风流宛然在目”。[33]其后，道光年间，汉阳叶志诜曾借看三月，丁熹葆亦获借阅；同治、光绪年间，其书藏于潘祖荫滂喜斋藏书楼，李文田、黄钰、徐郙、孙诒经、欧阳保极、李鸿裔等很多学者获观，并以题记、跋文留念。一部缙绅录递经传承，为不同时代的清人所共赏，说明缙绅录的荣誉阅读也可超越时代、家族等因素，此时清人所津津乐赏的荣誉是清王朝发展历程中的辉煌过往。清代前期形成的缙绅录，到晚清时代去阅读和体会，名臣闪耀的时代已成为王朝鼎盛的象征。

四、习惯、世俗与名利：阅读缙绅录的人情世故

阅读缙绅录，是清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的社会现象表现在清人的生活习惯、人情世故、对世俗与名利的向往追逐诸方面，呈现出世情百态。

清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与各级官吏打交道，缙绅录是官场识途之书，必不可少，不少清人在日常生活中惯性依赖缙绅录。方成珪在《守孔约斋杂记》中记述东瓯（浙江省南部沿海地区宁波一带）有奇士林清澜，“生平经籍，过目不忘”，他不仅能背诵时宪书，“缙绅录则某府某县漕粮、地丁若干，或冲繁，或疲难，无不熟记，不待按册而稽，真张睢阳流亚也”。[34]史称唐代名将张巡（即张睢阳）记忆力超群，读书不过三遍，终生不忘。林清澜背诵缙绅录的超强能力，令人咋舌的同时，也分外感慨其沉迷，缙绅录的阅读如此深入人心，竟至于此等程度。

当对某一文献的阅读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习惯，其消极层面逐步展现。过于依赖，过分看重缙绅录的结果导致阅读的机械化和世俗化。清人周春，曾依据缙绅录解读经典名著《红楼梦》，其时有传言称此书所写为康熙朝权宦明珠家事，周春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非为纳兰家，“而序金陵张侯张谦家事也。”依据就是“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35]以小说之虚构，寻踪历史之真实，周春的做法固然有失妥当，却反映出清人在一般性的社会生活中会不由自主地参照缙绅录做决断。著名学者俞樾在其所著《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述了一个女子的传奇故事：光绪初年安徽怀宁县李某居京师充供事，后选授甘肃巡检司，数年之后，有所积蓄。他本有母有妻，却伪称家中没有亲人，与当地商人之女成婚。婚后商人之女收到李某家书得知其有母有妻的事实，宽容大度，在已有身孕产期将至的情况下亲带白金二千两负金骑马至怀宁访其家，在其家生子，三日后又骑马而回。俞樾称赞“此女贤达，且来去飘忽如神龙，洵奇女子哉！”但又私下查阅缙绅录，怀疑地指出，“甘肃肃州嘉峪关巡检王文琳，安徽怀宁人，非姓李者，岂传闻有异乎！”[36]用缙绅录的记载与传闻相印证，俞樾的做法难免显得古板而幼稚。

就世俗眼光来看，汇聚全国大小官员信息的缙绅录实际上代表的是声名显达，荣华富贵。缙绅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传播的是官场世故与市侩哲学。清代发售缙绅录的缙绅书铺往往用“文锦英名、荣华显庆”的字眼起字号，如文宝斋、同升阁、宝名堂、松竹斋、荣宝斋、荣庆堂、荣禄堂、荣觐堂、荣华堂、荣锦书屋、贵名堂、顺济局、崇寿堂、斌升堂等等。达官显宦以及著名书法家会为缙绅书铺题写匾额，如懿文斋为祁寯藻所题，荣錄堂为袁思韠所题，秀文斋为翁同龢所题，“松竹斋南纸店”六字匾额则是梁诗正所题，京都名匾——荣宝斋匾额由同治状元、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写下。购买并阅读缙绅录的人之所以络绎不绝，看重的是其在官场上的实用价值。缙绅录开载的详细的在职官员信息为办理事务、谋求官职、寻找关系等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书在手，如同获得一部实用的官场指南。于是，一些擅长投机钻营者不学无术，舍其他书籍不读，一心只读缙绅录。晚清学者龚自珍鄙视其叔父——官运亨通的龚守正，认为他对经学和文学一窍不通，人情世故和升官发财却用心钻研，称“吾叔读五色书学问”。[37]所谓“五色书”，“红面”即指缙绅录，“黄面”指京报，“黑面”指禀帖，“白面”指知会，“蓝面”指账簿。晚清时代，即便不好学，家中无书，但却必有数册“红面”。

清人的实际生活中，缙绅录的读者群体甚至还扩充至最下层的贩夫走卒。民国初年，叶楚伧在小说《如此京华》中就塑造了一位熟读缙绅录的车夫，如其所言，“那京里的车夫别件事没长处，只缙绅录是记熟在肚子里的，不要说常去过的，便是没去过时，只要晓得是车主人的朋友，没有不认识的。”[38]车夫熟读缙绅录，是生计的需要，而借助缙绅录招摇撞骗者，则是缙绅录的阅读世俗化、功利化更为直接的证明。乾隆六十年（1794）十一月，河南巡抚景安奏报，有山东人赵秃投递文书，自称为兵部差官钱治平，奉差查拿农民起义首领刘之协。[39]赵秃伪造的身份就是从缙绅录上查来的，他查得《缙绅》上兵部差官项下有官名钱治平，与刘之协同籍安徽，于是伪造钤记，复印在文书及封套上，从而以钱治平的名义招摇撞骗，并将平日有嫌怨之高添受指为白莲教，假称高添受招认，白莲教首领为心三力，实际上是把刘之协姓名中的协字改作心三力。[40]不法分子借助缙绅录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卑劣做法还有其他佐证，宁调元在小说《党案一斑》中虚构了递送《京报》的长沙人李甲，因得罪水师营弁彭某，被陷害的故事：李甲从友人处借得《缙绅录》二部，街上巧遇彭某等，被捉住蒙目，称李甲放飘，结果在缙绅录中果然查到携带飘布数十张（飘布是旧时秘密会档发给其成员的布质凭证）。[41]把陷害人的证据夹在缙绅录中，无疑是因为缙绅录是常见之书，常用之书，不易被人怀疑和察觉的缘故。

世俗与功利，结合官场的陋习，甚至影响到诗文，一些作者赋诗写文全为应酬而作，不求诗歌的韵律与精雅，惟求题目中官名衔称一应俱全，“近有一友，越数千里来访，呈其诗稿，一部《缙绅便览》也”，尤侗对该现象予以批判，“诗需有为而作，何得借为应酬具乎”，反对诗歌题目中遍布官职名称，以诗歌作为官场应酬工具的做法。[42]

综上所述，清代缙绅录，可谓研究清代阅读史的珍贵文献，其阅读群体上至朝堂，下及民间。作为清王朝的核心统治制度——官僚制度的载体，缙绅录为清人所瞩目，并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各具特色的影响，其阅读行为、感受和体会则千姿百态、包罗万象。缙绅录的阅读史研究，生动体现了清代官僚制度礼制与官制合一的运转特点与强大的社会与文化功能，当然，与之相应，这些恰是缙绅录文献的生命力与商机所在。

（本论文于2018年1月13-1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举办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宣读，论文写作得到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组研制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支持，，HK RGC GRF 16400114 “Spatial, Temporal, and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s on Officials’ Careers during the Qing: Creation and Analysis of a National Database from the Jinshenlu, 2014-2016” ,PI: Cameron Campbell.谨致谢意！）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此据作者电子稿并省去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纸质刊物上正式发表的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