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清史的兴趣多以十八世纪为中心, 就此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抛砖引玉, 以就正于大家。

一

先从我们的“近代史观”谈起。通常讲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多是以鸦片战争为界, 认为1840 年以后, 中国才步入“近代”。这是传统的权威性观点, 自然也有不少修正意见［1］。特别是近年以来, 有学者强调指出, 中国自明末清初就已经处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甚至是居于中心位置［2］。不管是否中心吧, 在那样一个经济体系之中, 似乎已无可置疑。问题其实还不止于此。

就在十八世纪, 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它首先表现在人口上: 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 世界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 直到今天。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写道, “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 在西方, 人口一直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 但从1750年开始, 不再倒退。同一时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 与之大致相同, “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 与这个首要因素相比, 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3］。此次, 全世界都处于了“同步”之中。

人口只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标志和“首要因素”, 它决不会那样“孤立无援”。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现代现象” (像西方国家那样) ; 那么, 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现代反应”, 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在人口增长之外, 我们不难看到的, 还有政府职权的加强。在西方,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 政府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 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 相比之下, 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 十八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赋役改革”和“整肃吏治”这几件事了。这与史实相去甚远。现有研究表明, 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 ,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 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 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 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 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 。据说, 以(发展) 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 是兴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4］。这样看来, 我们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物, 而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 又值国力鼎盛之时, 各地全力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 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忽略”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 并与二十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

扩大地方官员职责, 必然要增加他们的行政负担。但一州一县地方广阔, 事务繁多, 非州县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国自秦、汉形成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以来, 二千年间, 作为基层政府的州县数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 官员数量也无大的改变, 可是全国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 这就使地方政府不胜负担。针对这种现象, 清代雍正、乾隆以来, 屡次有人建议增设职官数额, 设官专司农事。不过, 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设了职官和增加了官员人数, 而主要依靠州县本身职权的加强来满足其行政需要。中国政府官员的大量增加, 是在清亡以后的二十世纪, 但应看到, 十八世纪这一要求已经产生, 改变的根苗已经种下。

在保证县级以上有效控制的另外一面, 是在州县以下的基层, 政府既缺组织, 又乏人手, 势难顾及全面。从某种角度看, 近于一种无组织状态, 资源分散, 人员难以动员, 有如“一盘散沙”。为推行政府有关政策, 有人建议选用老农, 或利用村长、乡长及乡约等, 分任职守。这就提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中层”、“下层”结构的“三层重建”问题。

在所有这些方面, 十八世纪的努力, 可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十八世纪政府劝农策的要点, 是推广新的适宜产品暨优势项目。也可以说, 各地劝农无不以此为其能事。根据笔者的所见所闻, 这与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 的政府行为, 不能不说极为相似。

政府的这一类行为在后来却遭致了严厉的批判。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 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 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 这也是课堂教学中常常遇到的问题, 也应在适当的场合给予回答。

不过对上述看法, 可能已有读者不能同意: 什么“多种经营”? 清代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难道不就是开垦土地?

不错, 清初政府重视土地开垦, 清代垦荒也有很大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 清代政府重视土地开垦, 只是在清初的一个阶段, 即所谓“恢复时期”。大约到康熙中叶以后, 随着“恢复时期”的过去和“发展阶段”的到来, 朝廷对它就不怎么重视, “恢复政策”也逐渐为新的“发展政策”所取代。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 即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 而是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尽量提高其利用水平, 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和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即在“三农”之外, 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5］。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 也不仅在“多种经营”, 在随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 出现了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生产优势的交换, 以及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 等等。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这当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可惜的是, 清代这些成就多未得到应有的总结。以致到二十世纪中叶, 人们还以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应依靠土地的开垦, 和增加粮产, 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尽管这时除一些边疆地区如东北以外已几无可垦之地, 尽管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这种“持久性”, 看到了它“没有荒地”, 以及土地上精心劳作和双季稻种植等［6］。

直到二十世纪末农村改革以后, 中国经济才又重新走上了“旧有”的发展道路。不但农业“全面发展”, 所谓区域优势交换, 和农村工业的兴起［7］, 又有哪一条不是“清代的老路”? 二者之间岂不存在一种直接的接续关系(尽管中间曾被打断) ? 为此, 若说清代的努力具有一定的“现代性”, 恐怕也没什么大错吧。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把维持大众福利置于最优先的地位”, 美国学者王国斌说, “国家视农民的物质福利为最重大的问题”。为此清朝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 中央向地方官员收集关于粮价、气候和降雨的资料,以预测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严重缺粮以及如何做出反应［8］。学者李伯重也说, 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码生存权利的物质利益手段, “早在它们成为近代福利国家的要素之前很久, 在中国就已存在, 而且占有重要地位”［9］。这样说来,中国在十八世纪, 岂不是已经进入了“现代”?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 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个高峰, 也把政府对社会经的干预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它希望主要依赖政府组织本身的能力, 来一举解决赈灾、济贫、吃饭等全部粮食问题。这显然构成了近几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 而相形之下, 只有二十世纪的努力能够与之相比［10］。

问题还不止于此。美国学者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主旨, 即要表明现代国家的那些出于良好用意而设计的项目, 为什么导致了那么多的“失败”和“悲剧”?［11］从这种角度看来, 乾隆时期的上述努力, 岂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清代十八世纪相应的努力还有议改土地制度(如井田、均田、限田等) 、干预租佃关系,和划分社会阶层等等。同一时期政府还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人头税”,而代之以“财产税”(土地税) 。此外还取消了“力役”,而代之以“雇役”。改变身份制度,取消“贱民”名义［12］,提高“雇工人”的身份地位,取消有功名者特权,等等。上述种种作为,用斯科特的话来说,也许就是要造就“无印记非特殊公民”,以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吧［13］。这些,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现代变革的事情,大都是中国清代十八世纪即出现的。

二

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 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修改历史观”这样一个大问题了。

过去认为, 传统中国“封建”、“落后”、“老旧不堪”, 从本文的角度看来, 恐怕就不是了。当十八世纪, 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 (或略早于他们) 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 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此看来, 中国并不一定只有一个被谁人“打断”的, 或由外力“提升”了的历史。甚至也无所谓再区分什么“内因”、“外因”, 更不必在意“东方”、“西方”孰为中心。或者,它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在逻辑上岂不也能成立? 就此我们也可以说, “鸦片战争”在中国史里也就不再那么重要, 而完全可以把它置于一个较为次要的地位。

为此, 也有朋友问我, 鸦片战争是否就“可有可无”了呢? 我认为, 问题倒不一定这样, 我们不可把历史上的“有”说成“无”,也不能假设它可以不复存在。对此不应以“有”作“无”, 就好像我一贯反对提问中国为何没有发生什么的问题一样。这些都不像看来那样“偶然”, 而有其“必然”的原因。

今天我发表这些议论, 并不是一定要争论所谓“近代史观”的短长。我产生这些观点,也是新近的事情, 大可批评。我想说的是, 这样一来, 在传统的“现代化”观点之外, 可能又有新的近代史观, 新的世界史观, 将来也还有更多更新的论点出现。问题在于, 我们就该这样一路新下去吗? 这是否就是我们应取的修史观点(如对清史) ?

也许, 这才是一个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最近因为追寻清代“经世学派”的“谱系” (如从《思辨录辑要》, 到《切问斋文钞》到《皇朝经世文编》) , 读了一些思想史的材料———也是“陪太子(学生) 读书”———我才发现, 我过去的许多研究, 说句不客气的话, 其实还没有“入道”。那些东西(主要是社会经济史) , 也不能说都“错”啦, 因为无论“经济学”还是“经济发展”的概念, 都是由西方传来, 中国传统是不大看重的; 既由外来, “强加”在古人身上也不为“大过”, 那些遗产也很有价值, 值得总结(甚至不用现代观点打通了看, 可能就总结不出来) 。但是那却不是古人自己的观点, 不是“儒家语境”的自身解释———作学问, 不作到这一地步恐怕是不行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在儒家思想里,有一个极大的题目, 就是如何“回向三代”(朱熹所谓“二帝三王”, 即唐尧、虞舜, 及夏商周) 的问题。据说这始自于宋代［14］。其实, 孔子也是要回向周公, 都是以“三代”作为理想盛世的鹄的。换句话说, 中国传统原本奉前人为榜样, 而不以未来为标的(这与现下大不相同) 。如此看来, 上述乾隆初政的许多做法, 岂不正是把“复古”作为他追求的一个目标?

钱穆先生曾说: 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 一是“历史意见”, 一是“时代意见”: “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 必需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 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 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又说: “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 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 这两者间, 该有精义相通。”［15］我相信, 还有一些同仁同意这样的观点, 并已作出了相应的努力［16］。

因此我想, 恐怕还有诸如此类的很多东西, 没有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或可以说, 吾人尚未脱离清末以来的老的学术研究框架, 其中应当反省之处还有不少。

乾隆初政, 高宗即提出了“三代之治必可复, 尧舜之道必可行”的政治目标, 并说“此朕中心干惕之诚。并非因即位之初。为此邀誉近名之语。以博天下臣民之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17］。用这种观点来看,乾隆初年政府讨论“田制” (均田、限田) ,当是“复古”, 在粮政上的那些措施, 又何尝不是追寻“三代”呢! ……

当然, 这一问题, 在清代也经过曲折的过程。从《思辨录辑要》马负图、张伯行所作两《序》, 与纪晓岚《四库全书提要》的变化里, 即可多少看出端倪。但不管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一努力, 不能否认这种思想与实际政事的紧密关联。对于高宗“回向三代”的行为, 指出它是“一个理想的追求”, 是不错的;［18］但这还不够, 还应看到,这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一个重大的实践。它远比所谓“宽严之辨”来得重要; 与其说是为了证实清人统治的“合法性”, 不如说是在积极地确立清代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真正地位。化“空言”为“实事”, 其意义恐怕怎样说来都不过分。

总之, 我觉得, 起码有一点可以强调的,那就是要尊重“当事人”, 尊重“古人”的意见, 好好听听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想的, 本人到底有什么意见, 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