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政纲“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涉及天、祖、民三者及其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人君，关键在探索天人相与的奥秘，寻求高度有效的治理之道。

    皇帝和清朝人对天与敬天的理解，要义在于:信仰的天，是神，是天神，是拟人的神，天有意识，司人间祸福，因此人的行事要合乎天理，要畏天，敬天;天，同时有自然神的涵义，具有某种物质性，有大自然的威力，发生异常灾害，被理解为天怒、天象示警，故人们讲求天人感应捷于影响;天理是人的行为准则，反映人类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体系，人们应当认知与顺从;帝王是膺天命，顺天应人，臣民必须服从之。

    在敬天观念中，清朝的康雍乾三帝特别关注的是:

    (1)探究天人相与之奥秘。康熙帝推崇理学，命大学士、理学名臣李光地等编辑《朱子大全》，将朱熹抬入十哲之次，认为理学反映“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康熙帝之意有三，一为探究天人相与之奥;二为理学得天地之奥秘，明大道、正气;三是用以行仁政、治万邦、合内外。康熙帝的认知与传统的“究天人之际”观念相一致，是继续思索这个说不尽的话题。

    (2)皇帝与臣民均以天心为心。雍正帝在经筵中评论《书经》讲义，“讲章内君以天之心为心，臣以君之心为心，朕谓君臣一德一心，人君钦崇天道，人臣寅亮天功，皆当以天之心为心也。总之，元首股肱原属一体，若云人君以天之心为心，人臣以君之心为心，是君臣之间尚有分析矣。”雍正帝强调获取天心，臣子之心不在于求合君心，而是谋求合于天心。君心与臣心均源于天心，以天心为心，臣下之心遂与天心无间隔，力求合于天心，于是君臣一体，休戚相关。

    (3)帝王听天命，即须了解民心民愿，强调君民一体，应行仁政。《尚书》讲“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上天可怜百姓，必从百姓之愿，让他们受益得福;作为治理者的君主是听天命的，但是天是顾恤百姓的，是体恤民间疾苦、倾听百姓呼声的，所以君主听天命，不如去了解民声，理会民间愿望。康熙帝云“古人所谓民可近不可下者，即孟子所谓民为贵之意。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斯岂非邦本之谓乎”?康熙帝就是理会经典的本意，具有民本观念，他的理想是“愿天下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雍正帝讲“君民上下之间，休戚相同，本属一体，《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是民间之生计即国计也。”帝王尊天命，以君民一体的意识实行利民恤民政策，是帝王受天之福，百姓从而受福，所以雍正帝对官员讲，“朕之福，即为尔等之福;尔等之福，即为万民之福。其间，实无丝毫悬隔区别。”乾隆帝在皇子时代，将居室命名为“乐善堂”，汇编诗文集，名曰《乐善堂文钞》，乾隆元年编订成《乐善堂全集》。以“乐善”为名，是予人以善的意思，因为给人以善，所以最为欢乐;而善是孝弟仁义，是孝以养亲，弟以敬长，仁以恤下，义以事上。作为皇帝，主要是仁以恤下。在文论中，乾隆帝阐发宽平之政的政治理想，他在论述唐太宗、宋太祖时，赞扬他们“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为何实行宽平之政，乃因它能赢得众人之心，他理解孔子的“宽则得众”道理，是“自古帝王受命安邦，遐迩向风，熏德沐义，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二，而理则一也。故至察无徒，以义责人则难为人，唯宽能并育兼容。”他的结论是宽能得众，而宽是仁的体现。

    (4)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仍为清帝所尊奉。当自然灾害发生，康熙帝认为是天象示警，教导臣工修省人事，弥补政事的缺失。雍正帝凡事大讲天人感应捷于影响之理，连去天坛祭天之日，路上有雪，祭典时雪止，而后又有雪飘，都认为是上天的关爱，更要求修省人事。

    (5)臣民通过君命而理解天命之所在，即以君命为行动准则。皇帝讲臣心民心直接源于天心，而臣工则以透过君心领会天心。李光地说“君命譬天命，最明切易晓”。臣民认识天命难，不可测，而从君命则容易知晓，他实际是强调听君命，就是听天命，令人服从皇帝及其政令。

    思想指导行动，清朝敬天的政治理念，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措施之中，其荦荦大者，有:

    (1)固定农业税、人口税政策，控制赋税和加派。

    清朝鉴于明代后期的“三饷”和其他加派，导致民不聊生和灭亡，制定固定农业税的政策，不得增加税收。康熙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固定人口税;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制度，无田产者不再交纳人口税，并有平均赋役之义。制定和施行耗羡归公制度，限制、减少官员的税外赋敛。减免钱粮，平常灾荒中按灾情酌减税粮;皇家有大典加恩宽免钱粮积欠;康熙朝、乾隆朝先后普免钱粮一次，并令田主随之适量减租，康熙帝以康熙四十九年国库存银五千万两，多存无益，遂普免钱粮一次，在全国分三批进行，总计免收地丁银三千二百余万两，同时蠲免各省旧欠。乾隆帝效法康熙帝，亦普免钱粮一次。他早年批评过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尽于锱铢，掊克罔不在位，于是民心已瓦解矣”。可知他的蠲免，在于收取民心。

    (2)调整宽严政策。

    施行仁政是理想，但政情有异，是行宽仁之政，还是行严猛之策，难有定准。乾隆帝继位一个多月后，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宣布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兹当御极之初……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絿，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康熙末年，纪纲有所废弛，出现宽纵之弊，雍正帝即位乃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当政，就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康熙朝的宽仁、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的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峻”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3)重视农业生产。

    康熙帝在京师瀛台丰泽园种植稻米，培养修竹、花卉等植物，大约还试种西瓜，另在避暑山庄莆田丛樾栽植稻谷，他还将御田生产的稻种赐给苏州织造李煦，命其分别送给河道总督、两江总督、江宁织造以及苏州在籍缙绅，各自试种，希望成功种植双季稻，指示注意节气和种法，李煦采访行家，得知应在谷雨时节插秧。雍正帝的重农，不像乃父那样关注农作物的试验，而讲求信仰形式和增加垦田两项。他认为农民勤业尚有缺欠，遂采取授予“老农顶戴”措施，赋予督促农民生产的责任，然而不起作用，似农非农的豪民却去钻营顶戴，故乾隆帝继位即予取消。

    兴修水利，是历代王朝的要务，清朝更为关注。修治黄河、淮河、运河，持续进行，康熙帝并以视察河工，作为南巡的主要理由。浙江、江苏的海塘工程，康雍乾三帝发帑银修筑。康熙帝大力修治浑河、清河，并赐名永定河。

    在直隶垦辟水田，明代进行过，康熙朝官员在天津种水稻，雍正朝大肆督办直隶营田，兴修水利，用南方老农指导北方农民耕植。

    移民四川，康熙朝着力推行，康熙二十九年准许入川垦荒者子弟在川一体考试，此后移民入川者甚众。康熙朝在宁夏维修汉渠、唐渠，引黄河水灌溉，经常丰收。雍正朝修治大清渠、汉渠、唐渠，与垦荒同时进行，期望能够垦田二万余顷，移民二万户，后因西北两路用兵，财力人力不足，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人口增加而耕地有限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增加粮食生产，于是出现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争田地和劳力的问题，雍正帝要求凡是适合种粮食的土地，劝令农民种植粮食作物，不得培植果木取利，不得用谷物养猪养鸡，有的地方官奉行时，甚至铲除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简直是一种破坏。(4)赈济与慈善机构的设立。康熙帝在京城设立普济堂，收养老病无告贫民，要求各地仿效建立，地方上陆续出现一批同类性质的善堂。此类善堂，至晚产生在唐代，宋代为“福田院”，元代在各路设立济众院，明初诏令府县设置养济院，嘉靖年间命在京师五城各设养济院一区。康熙帝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普济堂的。其中江苏松江普济堂，有田地几千亩，田产来自官田和富人捐助，每年收养220人，病故给棺材、安葬费。管理人员由绅衿充任。雍正帝扩充京城育婴堂。民间建立善堂和捐助者，政府给予“乐善好施”匾额，以资鼓励。在京师于冬季开办粥厂，供贫民取食，原来是十月初一日开始，十二月结束，康熙帝命延长两个月供给，遂成惯例，后延至三月二十日。雍正帝令五城开设粥厂，照定例每城每日发米二石、柴薪银一两，并令煮米赈银由五城御史亲身散给，务使贫民得到实惠，不让胥役侵蚀中饱，都察院堂官亦应不时察看。

    (5)爱惜生命。

    民间的割股疗亲行为，有伤残甚至死亡者，历朝政府为提倡孝道，多予表彰，寡妇、贞女殉夫，政府亦因妇道之故，加以旌表。康熙帝考虑到这种表彰，更令人轻生，造成死亡悲剧，为爱惜生命，一般不再旌表，惟对尤为特殊者开恩。雍正帝坚持这一原则。罗源县民李盛山的母亲病了，他割肝为母治疗，母病愈而己身亡。雍正帝以其“迫切救母之心实难得而可悯”，予以旌表。但事后又发出上谕，声明下不为例。他特别宣布:“保全生命之为正理，则伦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负国家教养矜全之德矣。倘训谕之后，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

    (6)控制行政成本。摊丁入亩制度实行之后，取消户籍编审，以减少行政开支。民间小纠纷，交由宗族、乡约处理。控制官员数量，不增设官员，如一县分为二县、除县令外不另设官员、即二县共用县丞、主簿，学官亦然。

    清朝皇帝礼敬苍天的天坛大祭，致礼天祖及各种神灵的祭祀堂子，以及祭日坛、月坛、风神、雷神等，都很隆重。皇帝是真的信仰上苍和神灵，真爱护子民吗?还是做秀给人错觉来欺骗愚弄百姓?笔者以为他们是真诚信天，真诚爱民，因为他们相信帝位是天授，必须敬天，否则会改授他姓，而上苍爱惜民众，皇帝也必须爱护子民，才合于“天视自我民视”的道理。惟在实践中，有时有做秀成分，如京师粥厂每年开办将近半年，在雍正间，用米约一千七百石，用银八百五十两，为数实在有限。开粥厂是善政，值得称道，饥寒交迫的人能够领到粥喝。不过这是“小惠未遍”，远不能解决贫民无食的疾苦。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