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程的近代史部分是讲述1840年至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以1919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在选修课中,有晚清史专题和中华民国史专题,这两门课程加起来,也是讲述1840年至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但它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此就引出下面的问题:

晚清史加中华民国史可不可以称作中国近代史?如果不可以,为什么?如果可以,那么通行的中国近代史还可不可以称作中国近代史?

这个问题萦绕在我的心头已经很久了。这一次我准备把它提到会议上来讨论,为此我查阅了一些论述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发现李良玉教授在《福建论坛》2001年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已经明确表示不赞成以1919年为界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建议划分为五个阶段,即1840—1861, 1861—1894, 1894—1912, 1912—1927, 1927—1949。他的这五个阶段的标志性年代中有1912年,却没有1919年。前几天,我听陈琳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说,在一次讨论中国通史教材提纲时,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史应以1912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未被采纳。

由此看来,究竟是以1919年还是以1912年划分前后两个时期来写中国近代史,已经是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了。

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以1919年划界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民主革命史,它是专门史,而不是通史,所以不应称为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应该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是现在所出版的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相加并不就是中国近代史,因为它们都被写成了专门史。中国近代史应该是通史,而不是专门史。

二、通行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专门的革命史

通行的中国近代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根据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所阐述的中国民主革命理论。毛泽东指出: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和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而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民主革命也因此起了变化,“在此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①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而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②毛泽东以革命领导权之不同将1840年以后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年为其分界。

上述毛泽东关于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经典式说明,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有决定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一律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来研究和写作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其分界就是1919年。1954年历史学界开始讨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分期问题时,只讨论1840—1919年的历史分期问题,而没有讨论它的下限1919年是否合理,因为大家对此无异议。

胡绳先生写了著名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又计划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两部书构成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其分界是1919年五四运动。他在为准备写作《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五四运动的意义,说:“‘五四运动’既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是指一个时期的新文化的思想运动,即1915—1920年这一段。这一段开始是民主主义,后来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所以五四运动既是旧民主主义时期的基本结束,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是二者交替时期。”③由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知道,胡绳先生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他准备写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已经出版的上千种“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教材,也都是与胡绳先生一样的思路和叙述结构。

既然胡绳等专家、学者都遵照毛泽东的论断来理解五四前后的中国历史,并且把它当作中国近代史(以前称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那么他们所写(也包括笔者参与写作的)的中国近代史其实只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统称为民主革命史,这是专门史,而不是作为通史的中国近代史。

三、中国近代史应该以1912年分界

“中国近代史”这是一个通史的概念,而不是专门史的概念,它是与上古史、古代史为同一序列的概念。它的时段是1840—1949年,即通常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一段历史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从通史的视角来观察,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的意义远远超过1919年五四运动,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中华民国的成立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这个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在中国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40—1912年的近代史其实只是“前近代”, 1912—1949年才是“近代”,因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才建立了一个近代的国家政体。虽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以后进入北洋军阀统治,后来又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但所有这些仍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所宣告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它表现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而不管它如何曲折,它毕竟不同于帝制下的晚清的历史,两者的分别是明显的。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具有同样的划时代的意义。法国大革命失败了,但是它是法国近代史的开端,不能因为波旁王朝的复辟就否认它是法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以后法国历史无论有怎样的曲折,都是沿着法国大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而否认它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1919年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事件,这不仅是说它在时间上属于中华民国,而且是说它只能发生在中华民国的背景下,那时中华民国虽然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却仍然有“民国”的自由、民主的文化思想的氛围。

从通史的视角看, 1919年五四运动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是一个通史的阶段性的标志。通史分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社会形态和政权形态。1919年作为文化史的标志性年代是合适的,作为革命史的标志性年代也许是合适的4,但是对于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外交史等专门史, 1919年不能作为标志性年代。

四、现有的《晚清史》加《中华民国史》并不就是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应该是晚清史加中华民国史,但并非简单相加就是中国近代史。现在还很少有书名为“晚清史”的著作,我仅见到《剑桥晚清史》和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这两部著作都是专题结构,应称为晚清史专题。标题为《中华民国史》的著作有几种,但它们都不是断代史,而是专门史。中华民国史之所以未能写成断代史,而写成专门史,这是有原因的,主要是要与通行的中国近代史区别开来,这是不得已的做法。我能理解作者的苦衷。我自己开设“晚清史专题”课,在设计各专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得与中国近代史区别开来,详其所略,略其所详,又因为称作“晚清史”,所以很自然的就把视角放在清政府一方上。专题中有“曾国藩的功过是非”,这是要与中国近代史的“太平天国”一节区别开来;“中日甲午战争与朝贡体制的终结”,这是讲清朝外交体制的变化;“从自强运动到新政的历史逻辑”,这是肯定清政府近代化的成绩。已经出版的几种《中华民国史》的视角也是放在民国政府上,可以说是“民国政府史”,是专门史。所以我们不能把现在所见到的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两者相加就称作中国近代史。

五、作为通史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什么样的?

李良玉教授对此有这样的建议: 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应该“建立以国家政权为轴心,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框架为对象的叙述体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想为他补充一点,是关于叙述的基本线索: 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谋求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我再稍为作点解释:中国共产党成立,它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在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时,他将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策和目标确定为在中国实行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也好,旧资本主义也罢,都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的主要线索,特别是1912—1949年历史的主要线索。它的影响至今。

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60页。

②《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666页。

③《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4我之所以说“也许是合适的”,是因为大家通常是这样看的,但我并不赞成以1919年作为现代革命史的开端。这需要另文讨论。我的基本观点是: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它不能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