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地图集·序》

编纂历史地图是一项崇高的学术事业。它是一门很深的、专门的学问，是一种非常严肃、艰难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是历史地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功。华林甫团队是新一代学人，愿意承担编绘研制清代历史地图的学术使命，勇于迎接学术挑战，甘于坐冷板凳，潜心于爬梳文献档案，精神可嘉，而且也做出了成绩，学术事业后继有人。

现代的历史地图事业，要追踪到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谭图”）。谭图编绘是从1954 年开始的。我从1957 年开始跟随谭先生从事历史地图编绘，到1987 年结束，历时三十年，甘苦自知。编绘地图是有标准年份的，现代地图也是如此。标准年份的选取，谭先生有三个原则：第一，该年份的政局、社会比较稳定；第二，疆域、政区可以代表这一朝代的面貌；第三，资料要齐全。以此衡量，唐朝图选了开元二十九年，因为天宝以后就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宋朝图选的是政和元年，因为那时是澶渊之盟以后，有二十余年比较稳定。清时期的地图，谭先生选定嘉庆二十五年，此时正处于清朝由盛到衰的转变过程中，有《嘉庆重修一统志》为据。这样选都是有道理的。

谭图的第八册是清时期图组，包括嘉庆二十五年和光绪三十四年的两幅全国图和三十来幅分省图（包括省级地域图和单独成图的放大图），展开分省图的标准年份是嘉庆二十五年。八册谭图涵盖了中国通史大部分时段，从先秦一直画到清朝，如果加上简明图的话还包括了民国。从整体来说，清时期图组已经是一册了，篇幅占八分之一，图幅数量、详略程度只能如此。如果说“中国通史”是全貌，那么断代史是一个个连续的剖面；因此，历史地图集不仅需要通史式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新时代也呼唤断代史式的《清史地图集》。

我们都知道，清朝疆域不仅是清朝本身历史发展的结果，更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最终沉淀，奠定了目前国家版图的基础。清朝对内地的统治自不必说，就是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也远远比汉、唐时期牢固，治理成就也巨大。东北地区，虽然先秦以来就管辖着辽河流域，但中原王朝与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联系一直比较松散，如唐代黑水都督府、明代奴儿干都司均属于羁縻性质，清朝设立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牢牢控制了白山黑水，东北1907 年建省时则已经内地化。清朝对于西域新疆、西藏、台湾等边疆地区的控制，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到了乾隆、嘉庆和道光前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中原与边疆地区关系最紧密的时期。

清代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如此巩固，不仅仅是因为武力强大，而更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长期相互融合的结果。汉唐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或互市贸易、或入主中原，中原政权强大时也曾北征朔漠，说明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历史发展到了清朝，各个民族的发展是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乾隆时期大一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清朝在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遍设驿站台塘，派驻八旗兵丁，有漕八省的滚滚财源也持续输入京师，全国形成一个整体。但是，康乾盛世的全国性历史地图，过去没人做，谭图也没有，《清史地图集》画出了乾隆六十年疆域全盛时期的全国地图，很有价值。

清代的行省体制，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顺治朝，把明朝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改造为十五省；康熙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各一分为二，形成十八省；乾隆末改掉元朝以来的“属州”，形成整齐划一的省、府、县三级制度（其中直隶厅、直隶州相当于府，散厅、散州相当于县）。道光中期以后，沿海、边疆地位日益重要，光绪年间从福建析出了台湾省，伊犁、盛京、吉林、黑龙江四将军辖地分别改制为新疆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此新建五省意义重大。清代全国的治理体系，除了内地行省制之外，北部边疆是将军制，青藏是朝廷管辖的政教合一体制，而内蒙古则辖属于理藩院，把全国管理得井井有条，均值得用历史地图来直观地反映。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漕运示意图

1840 年以后，列强入侵导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接踵而至，中国人民经历了深重的苦难。近代史上失去的一百五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如果没有道光二十年与光绪二十年地图的对照就看不清楚。晚清七十年，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时中国正在逐渐近代化，与嘉庆以前的昔日中国有些不同了，五口通商之后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开放，与外国打交道过程中知道了“国籍”等新概念，出现一些新生事物如租借地、铁路、新式邮政等。这些都应该可以用地图反映出来。

因此，编绘研制《清史地图集》不仅是清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的需要，也是赓续历史地图事业，学术价值非常高，当然难度也很大。

就具体做法而言，上文提到某标准年份虽然选定了，但是要编出来还是很不容易的。当初，谭先生布置开元二十九年政区图由我来做，他说：“老邹，你先要编一个开元二十九年唐朝政区表。”那么，那一年有多少道、多少府、多少州、多少县，都要编出来。因为没有一部地理志书有现成的答案，我用《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来编出一个开元二十九年的政区表，有矛盾处还要做考证，十分繁琐；并且，开元二十九年以前、以后的历史都很长，唐朝二百九十年期间曾置或已废的县也要画，做小地名处理，所以唐朝所有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我都做过考证。还有，因为唐朝延续时间长，一个年份的图组不够，另外还选了一个大中十三年，那时刚好元和平淮西，藩镇平定，晚唐有一段时期比较稳定。大中十三年的政区表，也是我编的，我也是根据这些典籍编出来的。绘图必须有这个政区表，否则无从下手。

华林甫在项目组会上多次表示，没有我主持的《大型清史·地理志》，他主持的《清史地图集》画不出来。这是客气话，但是也是事实。编政区表是一个基本功，也不是很容易能做好的事情。《清史地图集》展开的省域图选定宣统三年，就是因为《地理志》政区框架是以宣统三年列目的，那是清朝疆域、政区发展到最后一年的形态。如今的《清史地图集》，不但真正下功夫编出了详细的政区表，还有一千多万字的《编稿表》各种考证，利用档案、文献、舆图，边疆地区还利用满文、蒙文资料，对政区治所、河流所经、湖泊范围、地物选取、地名写法、政区边界、草原鄂博、西藏宗谿、海岛名实等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功夫扎实，很好地继承了谭先生的学术精神。

《清史地图集》项目组既有宏大设计、具体入手又非常细致，在《编稿表》阶段做了大量地名考证，在研究清代常规地物如何上图的同时，尤其着重于全国的县级政区界线考证（青藏除外），把政区界线的研究精度从谭图的府界提高到了县界。画出全国的县界，这是个雄心壮志。本来，研制明清县界的任务应由省级尺度的历史地图集来完成，但现有成果不尽理想，如今作为全国尺度历史地图的《清史地图集》初步做了有益尝试，是为学术上一大进步，因而出版之后将是影响一代的学术成果。

    当年谭先生教我们画历史地图集，虽然是以政区疆域为主，但不能没有山川骨架。山峰简单，古今没有什么大变化的，但河流变化很大，特别是平原的黄河、运河、长江、海河水系等。唐朝以前，河流基本就靠《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水经注》非常详细，基本都能画出来；唐朝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材料，仅仅靠《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画不出来。那时，谭先生对我说：“老邹，这个事情你干吧！”所以唐朝以后的河流都是我来弄的，这个也是很难的。历史地图集一个朝代只有一个代表年份，画唐朝的黄河就要画开元二十九年的黄河，宋朝图要画政和元年的黄河，明朝图要画万历十年的黄河；但是要把黄河这两千多年的变迁都逐年考证清楚之后，才能知道哪一年的黄河是怎么个流向。所以，图上画画就这么一条线而已，实际花费了很大功夫。《清史地图集》有若干条线、有一些点修正了谭图，“含金量”是很高的，这几条线、这些个点就是专深的学术研究，没有这样的研究是无法推进学术进步的。

晚清黄河下游改道示意图

这些《编稿表》的考证和结论，是地名地物编绘上图的依据，是《清史地图集》质量的后盾，将与地图伴随终身。以前谭图也设计过《编稿表》，为怕遗失还用蜡纸刻印过前两期，但后来因各种节日献礼，地图要先赶进度，导致《编稿表》残缺不全而日后无法出版，成为重大遗憾。所以，希望《清史地图集》把地图部分出版之后，文字部分也尽快整理出来。

项目组通过这次编绘清史地图的实践，我盼望今后陆续有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问世。我一直认为《清代城市研究》是很值得写的一本专著。清代的城市从早期的康、雍、乾时期，到晚清同光、宣统时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非常值得系统研究。同时，清代疆域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也很希望项目组能集体写一本比较精确、非常细致、带有精细地图的《清代疆域变迁史》。

现在，《清史地图集》团队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成员，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令人振奋，我非常高兴。这个团队是十分有希望的，这项工作也非常有价值。共同参加一个项目是一种缘分。我一直认为，凡是一个大的科研项目都能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培养一批人才。目前，《清史地图集》项目组内已有多人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冷门绝学项目、青年项目以及各种地方科研项目，今后必将有一批年轻人脱颖而出，这是“既出成果、也出人才”的好兆头。

是为序。

（原文刊载于《地图》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