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

关于清代理学，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曾说：“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而清学之脉络筋节则难寻。清学之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又说：“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论断精到。诚如钱氏所言，清代于顺治、康熙朝虽有一批理学名儒名臣，但多守成而少创获，实无可与明代发展陆九渊心学之王守仁相比肩，更不能与宋代理学开派者、集大成者的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相比拟。“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洵为有清一代理学的一个特点。

二、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

清代理学，总的说来，陆王心学一系趋于衰颓，程朱理学一脉则多在于卫护、阐释程、朱之说，于学理无甚创新发展，而作为清政府的官方统治思想，更为突出的是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强调躬行实践。康熙帝称“自幼好读性理之书”，将朱熹从原配享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颁行《朱子全书》、《四书注释》、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但他对理学有自己的解释，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683年12月11日)与讲官张玉书、汤斌等人谈论理学时说：“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真理学也。”张玉书回应说：“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学只在身体力行，岂尚辞说。”三十三年(1694年)，又以“理学真伪论”为题考试翰林院官员。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715年12月12日)，康熙帝在听取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后训诫说：

尔等皆读书人，又有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

可以看出，康熙帝对于理学并不关注哲理层面，认为“空言无益”；如果“所行之事与其言悖谬”，就是伪理学，只有“行事与道理相符合”，才是真理学。他所重视的是按照理学的道理去“身体力行”，“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所谓真理学、身体力行，说到底就是对皇帝的忠诚。康熙帝指责已故的理学名臣汤斌所说的话就很明白，他说：“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雍正年间，云南巡抚杨名时是个讲理学的清官，他曾做过—些减轻农民负担的事，却遭到雍正帝的痛骂，斥责他“只图沽—己之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是逆子、逆臣，天理难容，罪不能恕。乾隆帝所关注于程朱理学者，也在于其“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他说：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泽也。

作为封建帝王尊崇的程朱理学，无非是其统治术中所需要的工具，他们并不喜欢那些抽象谈论性理酌空言，而是看中其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让臣民们忠诚于君主，为之身体力行。而“理学名臣”们自然领悟皇上的意图，表示理学不尚“辞说”，“只在身体力行”。清代理学在哲理上无所创新，只在纲常伦理规条的应用，不可避免会趋于偏枯。

三、理学于西学既抵拒又有会通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西学也在中国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在皇帝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康熙帝、李光地、陆世仪、陆陇其等对西方的技艺颇为赞赏。但在士大夫中也不乏排拒西教、西学的。其著者如康熙初年杨光先以程朱理学立论排斥西教和西历，从一定意义上说，反映了理学与西学的冲突。

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此后，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在中国大量传播，并与包括理学在内的中国固有文化发生碰撞。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宗程朱理学者强调要“严夷夏之大防”，有的甚至提出“用夏变夷”，将中国之“圣道”推行于西方，以免西方人“终古沦为异类”，而其焦点即在于纲常伦理。

程朱理学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但也讲“内圣外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对着内忧外患，宗程朱理学者也在分化，这就是所谓理学经世和理学修身的分野。前者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者则连“西学为用”也予以抵拒。不过，二者在维护纲常伦理上是一致的。曾国藩虽主经世而办洋务，但认为：

彼外国之所长，度不过技巧制造，船坚炮利而已。以夷狄之不知礼义，安有政治之足言。即有政治，亦不过犯上作乱，逐君弑君、蔑纲常、逆伦纪而已，又安足法。

至于理学名臣倭仁等人，则更是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甚至认为以此就可以治国。同治六年（1867)，他在反对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班招收科举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时倡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求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以为靠理学所倡导的忠信礼义就可以“立国”、“自强”，实属迂阔之论。及至戊戌维新运动，宗程朱理学的文悌虽不反对西学为用，但强调“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习学外国文字、语言、技艺以致用”。

宗程朱理学者维护的封建纲常伦理，遭到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批评。如谭嗣同以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思想“冲决伦常之网罗”，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尤为尖锐。维新人士指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勇威怯，众暴寡，贵凌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汉之儒者“既以灾祥之说胁其君，又以三纲之说制其民；宋儒庸劣，复张其焰而扬其波；竟以道统所存即在于是，遂令历古圣贤相传之心法晦盲否塞，反复沉痼者二千余年。”革命党人对程朱理学的纲常伦理也多有批评，提出“三纲革命”、“孔丘革命”，这里不多赘述。

陆王心学在晚清的情况与程朱理学有所不同，它没有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复兴”，但却受到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青睐，他们当中不少人喜陆王心学而薄程朱理学。早期维新人士王韬称赞“阳明经济学问，为有明三百年中第一伟人”。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曾师从岭南名儒朱次琦，据梁启超《南海先生传》说：朱次琦的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康有为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梁启超受其师的影响，也“服膺王学”，认为“子王子提出致良知为唯一之头脑，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辛亥革命党人中也多有推崇王学者，如宋教仁虽认为阳明心学只得“圣人之道之半部分”，即只讲心而遗物，但“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当吾膺之不暇者矣。”刘师培也认同阳明心学，他在《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说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相同，“天赋人权”是说人的“自由权秉于天”，而“良知亦秉于天”，所以可以说“良知即自由权”，“阳明著书虽未发明民权之理，然即良知之说推之，可得平等、自由之精理。今欲振中国之学风，其惟发明良知之说乎!”他在《王学释疑》一文中说：

阳明以大贤亚圣之资出于学术坏乱之后，而德行功业彪炳三百年。当其盛也，其学固风靡天下，然数传以后，宗朱者力诋之，至拟之洪水猛兽，此固所谓蚍蜉撼大树者矣。

蔡元培也称赞阳明心学，认为：

孔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焉者，得阳明之说而其理益明。虽其依违古书之文字，针对末学之弊习，所揭言说，不必尽合于论理，然彼所注意者，本不在是。苟寻其本义，则其所以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励实践之勇气者，则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他对朱子学说虽也给以肯定，但多指摘其弊端，认为朱学“尤便于有权势者之所利用，此其所以得凭科举之势力而盛行于明以后也”。蔡元培对朱、王学说的评价明显不同，实为扬王抑朱。他的《中国伦理学史》出版于1910年，是以新思想新体裁撰写的，它标志着理学从官方统治思想转为学者学术研究的对象。

四、汉宋之争与兼采

宋学与汉学既互相贬抑又兼采并蓄的关系问题，出现于清代，明代无之。明代的问题在理学内部，即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同室操戈”。二者之间的互相排斥延续到清代，晚清罗泽南书撰《姚江学辨》，以尊朱黜王。

谈到清代汉学、宋学的关系，很容易想到所谓“汉宋之争”。的确，宗宋学者与宗汉学者之间存在着门户之见，甚至互相诋讥。如姚鼐视“程、朱犹吾父师”，为卫护程、朱，不仅攻驳非议程、朱之说者，且加以人身攻击：“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但也不能因此情绪化之言辞而认为姚鼐完全排拒汉学。他攻驳程廷祚（字绵庄)，却为其文集作序，序中虽仍不满其非议程、朱，但称赞他为“今世之一学者”，“观绵庄之立言，可谓好学深思，博闻强识者矣。”认为“绵庄书中所论《周礼》为东周人书，及解‘六宗’，辨《古文尚书》之伪，皆与鄙说不谋而合。”如所熟知，姚鼐主张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为一事，不过其间有“大小”、“精粗”之别。他在《复蒋松如书》中说：“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可见姚鼐虽认为汉学“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但只能从属于宋学，不能跨越宋学。这种宋学为主汉学为辅的主张，反映了一般宗宋学者的思想。

对于汉学家来说，其思路恰相反。汉学家如戴震也主张“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于此而论，与姚鼐所言相同。但汉学家强调的是考核，即训诂名物制度。戴震反对‘‘歧故训、理义二之”，认为二者为一事，其进路在由明故训以明理义，指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秉承师说，也认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 “余以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另一位汉学家钱大昕也认为：“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训诂明则义理明，为宗汉学者遵奉的信条，却是宗宋学者所不能接受的。汉学家认为：

爰及赵宋，周、程、张、朱所读之书，先儒之疏也。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后人攻击康成，不遗余力，岂非数典而忘其祖欤！

而宗宋学者则不以为然，认为孟子之后孔子之道晦而不明，端赖宋儒才得以传孔、孟不传之学。康熙年间熊赐履撰《学统》，以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九人为正统，而周敦颐“上续邹、鲁之传，下开洛、闽之绪”，程顾“卒得孔、盂不传之学”，朱熹则“集诸儒之大成”。谁是得圣人之真传，系宋学、汉学二家分歧之所在。而其焦点则如皮锡瑞所说，“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柢牾，亦只争一‘理’字”。从宗宋学的方东树所撰的《汉学商兑》来看，尽管他在书中点名指责许多汉学家，而其最不满者则是戴震的“厉禁言‘理’”：

顾(炎武)、黄(宗羲)诸君，虽崇尚实学，尚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栋）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口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

方东树甚至斥责其“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此外，宗宋、宗汉二者之互攻，也含有意气之争。如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总叙》中所说：“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

翁方纲也认为，当时治汉学者、治宋学者所存在弊端的“受弊之由，曰果于自是，曰耻于阙疑。是二者皆意气之为也，非学也。”

宗宋学者与宗汉学者之间的互相攻讦，见于他们的文章、书信中。嘉、道之际，江藩先后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扬汉抑宋；其后，方东树起而回应，撰《汉学商兑》力加攻驳，扬宋抑汉，则都著为专书。这大概成为人们所说的“汉宋之争”的标志。其实两人也没有进一步争论，《汉学商兑》刊行时，江藩已病故，他未能看到该书，也不可能给予反驳。皮锡瑞对二人作了评论：

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

方东树所著是否“皆阳儒阴释”，可以探究，但皮氏对二人的批评；尚属公允。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宗宋学者与宗汉学者确存门户之见，互相诋讥。不过对于他们的立门户、争道统，也不宜过于夸大，把它绝对化，应全面看待清代宋学、汉学的关系。无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还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都带着强烈的门户之见，各扬所扬，各抑所抑。他们在论述宗汉者或宗宋者的治学时，都只及一点，不计其余，突出对已有利的，回避、掩盖对已不利的。例如，江藩在《汉学师承记》刘台拱传中称：“君学问淹通，尤邃于经，解经专主训诂，一本汉学，不杂以宋儒之说。”而同为汉学家的王念孙，对刘台拱治学的评论却与江藩不同，他说：“端临(刘台拱字)邃于古学，其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惟是之求。””江藩囿于门户之见，排拒宋学，不如王念孙实事求是。江藩的偏见，明显体现在《汉学师承记》将黄宗羲、顾炎武“附于册后”，不入正传，理由是：“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儒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

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也是着力攻驳汉学家的“厉禁言‘理”’、“由训诂以求义理”等，于其肯定宋学的言论或汉宋兼采者均避而不谈。二家所说，都不是全面反映当时汉学、宋学的关系。

乾、嘉之时，汉学盛而宋学衰，虽有门户之见，但并不绝对互相排斥。尽管宋学的学术地位在下降，然而程朱理学毕竟是官方统治思想，科举考试必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据，儒者从小就濡染于是。而程朱理学所强调的纲常伦理，是儒者所遵行的。所以，汉学家惠士奇手书楹帖：“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钱大昕对朱熹也很敬仰，在《朱文公三世像赞》中称：“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立德不朽，斯文在兹。”他之尊重宋儒，在于德行：

濂溪氏之言曰：“实胜，善也；文胜，耻也。’’儒者读《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当立孝弟忠信之行。文与行兼修，故文为至文，行为善行，处为名儒，而出为良辅。程、张、朱皆以文词登科，惟行足以副其丈，乃无愧乎大儒之名。

段玉裁晚年曾追悔专注于训诂考据，“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他所说的“根本”，即程朱理学关乎身心伦理者。段玉裁在《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一文中推崇朱熹说：

盖自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挈，异言喧豗。而朱子集旧闻，觉来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贤圣之可法者，胥于是在。

即使深持门户之见的江藩，在制行上也称许宋学，且指责于汉学“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经宗汉，制行宗宋，这是当时许多汉学家奉行的宗旨。

清代汉学、宋学的关系，治汉学者除去“百行法程、朱”外，在学术上也有对汉学、宋学持平、兼采的。在顺治、康熙年间，汉学始萌生，尚不存在汉、宋门户之见，即如方东树也认为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尚未专标汉帜”，论者以为其时为汉宋兼采。江藩《汉学师承记》说：康熙朝，“凡御纂群经，皆兼采汉、宋先儒之说，参考异同，务求至当”。纪晓岚则从另一角度来说明：“国家功令，《五经》传注用宋学，而《十三经注疏》亦列学官”，“以宋学为宗，而以汉学补苴其所遗”。

乾嘉汉学盛行之时，被称为“汉学家大本营”的四库全书馆，其馆臣如纪晓岚、戴震等，对于汉学之短并不回护，对于宋学也不一概排斥。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纪晓岚则说：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

戴、纪二人对汉学、宋学长短、得失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很有影响的汉学家惠栋治经泥古之短也不回护，在评其《左传补注》时说：“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宋儒之书，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予以称许：

《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相争也。……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其判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制度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予著书之意乎!

乾、嘉之时的汉学家中，主汉宋兼采者不乏其人。如程晋芳治经“综核百家，出入贯串于汉、宋诸儒之说。”翁方纲批评当时学者“稍窥汉人涯际，辄薄宋儒为迂腐，甚者且专以攻击程、朱为事”，强调“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许宗彦对汉学、宋学偏失皆有批评，阮元在为其撰写的传中说：“集(指《鉴止水斋文集》)多说经文，其学说能持汉、宋儒者之平。”阮元自己必是“持汉学、宋学之平”，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龚自珍称阮元是“汇汉、宋之全”。刘宝楠治经受从叔刘台拱的影响，治汉学，也推崇朱子。其子刘恭冕在《<论语正义>后叙》中称刘宝楠“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胡承珙以治汉学名，但主张“治经无训诂、义理之分，惟取其是者而已；为学亦无汉、宋之分，惟取其是之多者而已。汉儒之是之多者，郑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者，新安朱子其最也。”

其时，主张汉宋调和、兼采的不独汉学家，宗宋者亦有之。前面提到的姚鼐，即倡合义理、考据、辞章为一事。即如方东树虽不满于治汉学诸家“欲以扫灭义理”，但也肯定其音韵训诂的成就：“考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认为“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其《汉学商兑》也不离汉学考据方法。其他如姚鼐高第弟子刘开，在其《学论》一文中，提出了“尊师程、朱”，“兼取汉儒，而不欲偏废”。接近桐城派的夏炯，曾肆力于汉学，后专宗宋学，攻击治汉学诸家，但也认为“许、郑、程、朱之学，皆确然不可易之学”。潘德舆由宋学入词章，也不废汉学，认为：

儒者有三(指郑、孔，程、朱，陆、王)，圣一而已。诚以孔子之言为准则，三儒者皆可以相通而可以相捄。……夫郑；孔之诂名物，博雅详核，而不免于碎而杂；陆、王之言心性，简易直捷，而不免于虚而浮，各得孔子之道二三而已。程、朱之研义理也，持其大中，本诸心性，不废名物，其于人也，如日用之布帛菽粟焉，特其诠解群经，识大略小，自信而好断，不能吻合乎经之本旨赫然有之，孔子之道殆得其五六焉。……学者诚能以程、朱之义理为宗，而先导以郑、孔，通其训诂，辅导以陆、王，求其放心，庶有以捄程、朱之小失，而道学真可见。

潘德舆兼采的不仅是汉学与程朱理学，还有陆王心学，合三者为一，而以程朱理学为宗。与潘德舆见解类似的，有林则徐的门生戴絅孙。他说：

以训诂之学入圣，十得其四五焉，其失也凿。以程、朱王氏之学入圣，十得其八九焉，其失也窒。以陆、王氏之学入圣，十得其七八焉，其失也荡。夫学之从圣，将以从于道也，去其失，取其得，则与道一矣。

宗汉学、宗宋学者于汉宋调和、兼采，各有所偏。宗宋者以宋学为根本，以宋贯汉，汉为宋辅，汉学是从属的。宗汉者则汉学为根柢，义理由训诂而衍生。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宗汉学与宗宋学者之间既互相贬抑，又调和、兼采。汉学家对汉学、宋学的特点和得失的论断不失公允，对于时人治汉学的弊端也多有批评。至于宗宋学者如姚鼐，对治汉学者的批评也很尖刻，不是无人敢撄汉学之锋。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道光六年(1826)曾将书稿呈送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阮元助其刊行。方氏在书中点名攻驳阮元的次数最多，阮元应是了解的，但并没有以权势加以压制，反而助成其事，亦见其雅量。况且此时汉学也已是由盛而衰，学术氛围也在变化，其趋势是汉宋调和、兼采，《汉学商兑》的出版说不上是“石破天惊之举”。

乾嘉汉学兴盛时，扬汉抑宋，宋学的学术地位受损。然而宋学的衰颓，不能仅归因于汉学的“垄断”，主要是其自身的原因。如前所述，其时无论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在学理上都无甚创新，只是在重复宋、明儒之说，难免枯萎。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所谓理学“复兴”，不过是落日的余晖。而汉学由于琐碎、脱离实际的弊端，也趋于衰微。汉学盛时，很难说是一元的垄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仍有其相当的地位；况且，乾隆时庄存与开启了复兴今文经学之端。嘉庆、道光年间，刘逢禄上继庄存与，下启龚自珍、魏源。龚、魏以今文经学议政，开晚清风气之先，流风及于康有为。康氏借今文经学宣传维新变法，其弟子梁启超、欧榘甲等都张其师的学说。谭嗣同、唐才常受康有为的影响，也接受今文经学。湖南人皮锡瑞在长沙参与维新活动，也以今文经学言变法。正是救亡、维新的需要，使今文经学兴盛一时。晚清汉学、宋学虽存而衰，影响大的是今文经学。这一学术多元的格局，本已存在，不是由《汉学商兑》打破汉学一元垄断而造成的。

清代理学虽于学理无甚创新，但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仍有其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程朱理学是有清一代的官方统治思想，康熙帝等封建统治者着重强调的是其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而科举考试必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据，官宦、士大夫从小就受其影响，所遵行的就是程朱理学强调的纲常伦理。乾嘉汉学盛时，理学地位受损，然而汉学家们的修身仍以程朱理学为宗，所谓“百行法程、朱”。即使到了晚清，西学传播，新学萌发，如崇古文经学的张之洞，也还是“制行宗宋学”。他在纲常伦理受到民权、平等思想冲击时，出而卫道，说“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就在三纲。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颁布的变法谕旨中强调三纲五常是“万古不易之常经”，“昭然如日月之照世”，可见程朱理学的地位。其次，程朱理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深远。程朱理学不仅是科举考试的依据，也是学校教育之要。清代历朝皇帝不断颁发谕旨，明令书院私塾昌明正学，“一以程、朱为归”。程朱理学在文艺领域也深有影响，如居清代文坛主流的桐城文派，即以崇尚程朱理学为旨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统治极力将程朱理学的思想推行于城乡居民。如同治帝于元年颁布的谕旨中，即饬令“各教官分日于该处城乡市镇，设立公所，宣讲《圣谕》，务使愚顿感化，经正民兴，正学昌明，人才蔚起”。再次，总体而言，程朱理学在清代毕竟是走向衰颓，尤其是在晚清，在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中，在西方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争论中，程朱理学遭到很大冲击，随着清皇朝被推翻，其正统地位随之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