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不仅是一个特定的时间上的涵义,也不只是由某些突显的物质外貌来界定,它更具某些特定的精神风貌即“时代精神”。中国近现代,它的精神风貌是什么,或者说时代精神是什么?我想用这样六个字来概括是较为确切的,那就是:“独立、革命、解放”。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恐怕没有任何其他概念能与这六个字相提并论了。

中国近现代,首要的任务,就是怎样解除外国列强多年来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重重枷锁,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和条件。要获得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权,靠忍让和改良的办法历史证明无甚效果,因而就不得不举起革命的旗帜,而且,革命的对象不仅是外国帝国主义者,还要包括和外国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封建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一切阻挠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反动力量。由于内外敌人的势力宽广深厚,革命不可能一举成功,它必然是长时期的、一浪接一浪的、逐步广泛而深入的。这样,举革命之旗、兴革命之势、以革命为荣,就成了时代的主流、时代的标志、时代的精神。不仅革命的发动者是时代的产物,革命的参加者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时代的产物。革命本身也会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艰难向前的行进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反映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观的马克思主义传进来了。革命不但要追求一个国家的独立和政权的民主化,更要使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真正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成为平等的国家的主人,进而使整个世界都能如此。这个人民解放的美好图景不仅凝聚了大批胸怀广阔的有识之士,更使中国这个人力资源存量深厚的国度充分地挖掘出了自身的潜力。外国侵略势力与本国封建买办势力和其他阻碍历史潮流的种种势力虽然貌似强大,但当广大人民群众在人民解放的旗帜下觉醒起来时,貌似强大的力量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所以说,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是离不开“独立、革命、解放”这六个大字的。

时代精神既然是那个时代历史的灵魂,那么从该时代所产生的历史著述也必定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精神的烙印。生活于该时代的史学工作者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总会与该时代的时代精神相呼应。但是,一种非常清楚的事实是,相处同一时代的史学书写者,在书写同一时代的历史时,他们对于该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态度是相异甚或相反的。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更多地去关注写作主体所处的地位了。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李鼎声书写的《中国近代史》,与蒋廷黻写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现代时代精神的态度是迥然有别的。李鼎声属于人民革命营垒中的知识分子,是当时国家政权体系之外的“造反者”,是“独立、革命、解放”这一时代精神的宣传者和体现者,他的著述对“独立、革命、解放”自然是极尽直接、正面阐扬之能事。蒋廷黻则不然,他长期留学美国,对外国在华势力的认识要比李复杂得多;他更是当时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他所关注的是如何在既因应外部条件,又能保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迅速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他也想努力推动体制内部的改革,但面对各种障碍又无能为力。由于主体地位的不同,他对“独立、革命、解放”的时代精神一般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但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若不与时代精神相吻合,那它的影响力和辐射度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对于广大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进步青年和下层民众中有阅读能力者来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广大读者的特别关注。而李鼎声写的《中国近代史》由于强烈地表达了时代的精神,因而在当时流传甚广。

然而引人深思的是,岁月流逝,时过境迁,蒋廷黻书写的《中国近代史》在尘封数十载之后,近30年来却大为走红,多家出版社以多种版式相继将此书“推陈出新”;而李鼎声书写的《中国近代史》则近乎销声匿迹,难觅身影了。这种交错兴替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历史的书写必须与时代精神相吻合,所谓与时俱进、所谓审时度势、所谓圣之时者,这其中的“时”似乎都应理解为“时代精神”之“时”。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1949年以前完全不同了,与1978年前也不同了,时代精神自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家都清楚,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发展的时代,时代精神的核心是“理性、竞争、合作”而非“独立、革命、解放”了。蒋廷黻书写的《中国近代史》在改革开放数十年中之所以一直赢得读者的青睐,就是因为书中所欲阐扬的根本理念与当今“理性、竞争、合作”的时代精神甚为吻合。今天的中国需要有序竞争的发展活力、需要社会的法制与稳定、需要科学的知识和态度、需要不同利益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求双赢。这是时代的精神氛围和大众的心理潜流,它其实早已向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写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写(特别是教材的书写)还不能说很好地满足了这一要求。

我们现在需要从两个方面都有更为自觉的意识:一是“时代精神”的转换意识;二是书写主体地位的转换意识。过去在“独立、革命、解放”的时代精神支配下书写的中国近现代史,怎样转换为以“理性、竞争、合作”的时代精神去书写中国近现代史?过去以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的“造反者”身份书写中国近现代史,怎样转换为站在维护国家权威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基点上去书写中国近现代史?

过去书写的中国近现代史,由于受时代精神的左右,尽管也是真实的,但却很难说是全面的。任何历史的书写都不可能全面,总是有取有舍。取舍的标准就是由时代精神和主体地位决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自觉地转换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时代精神”和“主体地位”,那么,过去着墨较多的地方或许可以少写甚至不写了;而过去常被忽视,或轻描淡写的地方,而今却需要写细写通了,比如中外交涉中的经验教训;政治体制变革中的具体进展和各种复杂因素;国家经济发展的设想规划成就困境;新兴产业的引进生长竞争出路;城市农村的变化趋势和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近代科学、教育、体育、卫生的基本状况和发展缓慢的原因,等等。近些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表述,实际上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我觉得,如果把“时代精神”和“主体地位”的问题更直接明朗地提出来,效果或许要更快更好些,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