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外西藏阿里的自然地理知识初探

黄　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提　要]清代西藏阿里地区虽然与中原内地相距绝远,然而在清代前期中央国家的积极努力之下,中原内地对阿里的自然地理知识的获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尤其是对阿里地区的名山大川的分布及其详情在感性认识层面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然而这种势态没能继续发展下去,从清代中后期开始,这一热情逐渐消退,相关的自然地理知识增长缓慢。另一方面,从清代中后期开始,西方殖民者和探险家进入西藏,对阿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近代地理学的勘测和总结,世人所知的阿里自然地理知识有了迅速发展,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内容。本文拟以清代中原地区的官私著作和西方探险家的考察报告、游记等材料,重现清代西藏阿里自然地理知识的累积过程和发展水平。

[关键词]清代　西藏　阿里　自然地理

[作者简介]黄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研究生

　自然环境是历史上相对稳定的历史现象,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形态通常是变化缓慢的,但是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知识的发展却会随着历史的不断变化而变化。阿里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东部和北部是高寒干燥、地广人稀的羌塘高原,自然条件极度恶劣;西部和南部则是喜马拉雅山区和高原江河流域,这一地区海拔高度大,山岳连绵、峡谷交错,素来被人称为“世界屋脊之屋脊”、“千山之颠,万水之源”。然而这里仍然具备着孕育出西藏最古老的文明的物质基础,正是这里孕育着阿里地区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灿烂的文化。由于清代中央国家权力的加强,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知识开始进入中原内地地志学的知识结构之中。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对阿里的自然地理知识的掌握达到了传统中国地志学感性认识层面上所能达到的高度;清代后期,在外国殖民探险家的考察和总结下,世人所能得知的阿里自然地理知识进一步发展,并日益丰富。关于清代西藏阿里的自然地理知识的发展及其水平的展现,目前学界尚无专文论及①,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一次初步的探索。

一　清代中央国家系统的阿里自然地理知识

阿里位于西藏极西边地,对清代中央政府而言乃是“西藏之极西边境”②、“全藏之西鄙”③,这里不仅是西藏的边缘,也是中央政府的边疆,是中央王朝控制力最为薄弱、信息获取最难的地方。清代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政府)建立之初,阿里地区尚未纳入治下。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最终击败后藏第悉藏巴政权,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结成蒙藏贵族的联合政权,控制了前后藏地区。而阿里地区最主要的古格王国则在1630年代前后被它西边同源的拉达克王国所灭,阿里大部分地区遂处于拉达克的控制之下。1678年前后甘丹颇章政府与拉达克政府因宗教冲突发生战争,战后甘丹颇章政府将原古格王国辖地纳入治下,阿里地区在自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历经了800多年再次进入卫藏中心政权的直接治理之下④。

阿里地区由于与清代内地相距绝远,自然环境又恶劣,中原内地的官民很少涉足这里。清人对这里的信息获取相对于卫藏、多康而言是相当稀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界对阿里地区一无所知,尽管清代普通民众和一般士大夫对这里的地理知识知之不多,但上层统治集团却仍能通过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从而获得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知识。例如康熙帝对阿里地区的山川湖泊、地理形态就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康熙帝在清代诸帝中对自然科学最有兴趣,造诣颇深,康熙帝通过阅读政府的地图档案、间接询问当地居民等方式获得边境地区的地理详细情形,他自称“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⑤。事实上早在清军入藏之前,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至五十年(1711年)间,康熙帝即派侍郎赫寿作为朝廷特使前往拉萨负责收集西藏地理资料并绘制西藏舆图⑥。当时新疆地区的准噶尔政权势力强大,其统治者雄心勃勃,由于西藏在蒙古宗教上的重要意义,准噶尔和清政府对西藏的局势都十分关注,阿里地区处于准噶尔与西藏的交界处,成为西藏的边防前线,清政府为指导西藏方面加强地方防务和监视准噶尔的突袭,在这一时期对阿里地区的关注是空前绝后的。1715年,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组织了一支6000人的军队由其堂兄弟策零敦多布统帅经阿里地区,突入那曲地区,成功实现了对拉萨的和硕特汗王拉藏汗的突袭,杀死拉藏汗,在拉萨大肆掠夺,给卫藏地区造成巨大破坏⑦。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清朝大军进藏平定准噶尔侵扰西藏之乱,康熙帝要求诸大臣加强对西藏地区的地理情况的调查和记录,他在上谕中讲的一段话表明清朝中央至少在18世纪初就对西藏阿里地区山川湖泊的分布与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云南边境有槟榔江者,其源发自阿里之冈底斯东达木朱克巴卜山,译言马口也,有泉流出,为雅鲁藏布江。从南折东流,经藏、危地,过日噶公噶儿城旁,合噶尔诏母

伦江,又南流经公布部落地,入云南古勇州,为槟榔江,出铁壁关入缅国。而冈底斯南有山名郎千喀巴卜,译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马皮木达赖,又流入郎噶脑儿。两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冈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译言狮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东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与冈底斯西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会。马卜家喀巴卜者,译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会东行之水,东南流至厄纳忒可克国,为冈噶母伦江,即佛法所谓恒河也。梵书言四大水出于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特称冈底斯者,犹云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冈底斯之前有二湖相连接,土人相传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达池⑧。

康熙帝对阿里自然地理的认识,用现代西藏自然地理知识来衡量,可谓真伪混杂,正误参半。但在信息与交通都极为落后的18世纪前期,他能道出阿里山川江河的大致情况,已是相当不易了。阿里地区最主要的河流为著名的朗钦藏布和森格藏布。朗钦藏布,汉语译名为“象泉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流经曲龙、东坡、札达、札布让、努巴,从什布奇山口以西穿过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印度境内,入印度后改称“萨特累季河”。朗钦藏布有支流20多条,其中最大的有四条,即门土曲、香孜曲、俄布河、索森多河。森格藏布,汉语译为“狮泉河”,它是西部西藏最大的一条河流,发源于冈底斯山脉主峰冈仁波齐峰北部,该河自河源始向北流,经革吉后转向西流,贯穿阿里地区,进入拉达克,入印度后改称印度河。该河亦有支流多条,其中最大的是发源于冈仁波齐峰以西的噶尔藏布,噶尔藏布在扎西冈附近汇入森格藏布⑨。康熙帝对阿里地区的诸河发源的认识基本与今日地理考察所得大致接近。雅鲁藏布江的上源,的确是发源于冈底斯山东面的马泉河,藏语称“当却藏布”,清代的汉语译写为“达木朱克巴卜”。不过其中也有错误,例如槟榔江是发源于今云南省腾冲地区的一条河流,它从陇川西面的铁壁关流入缅甸,与雅鲁藏布江和马泉河全不相关,康熙帝将它误认为是雅鲁藏布江的下游了。冈底斯山南面流出为象泉河,藏语称之为“朗钦藏布”,即朗千喀巴卜山发源之水;冈底斯山北面流出为狮泉河,藏语称之为“森格藏布”,即僧格喀巴卜山发源之水;冈底斯山西面流出为孔雀河,藏语称之为“马甲藏布”,即马卜家喀巴卜山发源之水。而这三条河流都是印度河的上源支流。而上谕中所说的阿耨达山,即闻名中外的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波齐峰。冈底斯山脉东西长约1400公里,南北平均宽约80公里,平均海拔在6000米左右,其主峰冈仁波齐位于玛旁雍错以北,海拔6656米。冈底斯山是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的发源地,西部西藏的四大河流马泉河、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从其四方流出,北坡为狮泉河,南坡为象泉河,东坡为马泉河,南坡为孔雀河10。孔雀河成为普兰农业的水源,象泉河则为扎布让一带农业生产提供条件,狮泉河则成为噶尔地区的灌溉水源11。

阿里地区最著名的湖泊当属玛旁雍错和拉昂错。玛旁雍错又名马法木错,位于普兰县东北35公里处。湖水面积为412平方公里,湖面海拔高度达4588米,湖盆形态南岸宽,北岸窄,平均宽度约16公里,周长80多公里,是我国最大的高原淡水湖12。康熙帝上谕中所谓的阿耨达池,即圣湖玛旁雍错。康熙说的二湖相连,指的就是玛旁雍错与拉昂错这两个邻近相连的两大高原内陆湖。

康熙帝作为清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认识表明清代中央国家系统对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早在18世纪初叶就有了系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职方系统式的层面上,不少细节仍不清楚,内容也有疏漏和错误之处,但其中也不乏正确的山川分布的地理资料。在清代前期,清代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地名、山名、水名非常重视,在消灭准噶尔,统一新疆后,清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这为对边疆地区的深入了解提供了充足的政治条件。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乾隆帝的亲自主持下,组织人员编写了《钦定西域同文志》一书,该书的卷十八

至卷二十四即对西藏的地名、山名、水名等进行记录和解释,书中将西蕃(西藏)分为卫、藏、喀木和阿里四部,分别简介其境内的地名、山名、水名,此书为时人认识阿里地理名称提供了相当明晰的资料。不过此书只对阿里地区的山水名称作了统计和汉文解释,对于山水分布及其具体情况却并无阐述13。

此后随着准噶尔势力对西藏威胁的日益减弱,最终被清廷消灭,阿里地区在边境防边上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清代中央在18世纪初年所达到的阿里自然地理认识水平从清代中期开始就进展缓慢了。成书于清代中后期的《卫藏通志》一书14中关于阿里地区诸山的自然地理知识仍停留在康熙帝时代的水平,作者认为当地最著名的大山为冈底斯山,它在“阿哩地方之东北”,其地理特征为“峰峦陡绝,积雪如悬崖”,是阿里地区“诸山之祖脉”。以冈底斯山为主脉分出四大支干,即达木殊喀巴山、朗卜切喀巴普山、僧格喀巴普山和玛卜加喀巴普山,分别是马泉河、象泉河、孔雀河和狮泉河的河源15。《卫藏通志》将阿里地区的诸江河统归之入冈噶江(即恒河)水系,分别描述了各支流的走向,事实上阿里地区诸河主要属于印度河和恒河两大系统,是不可以以恒河概括之的。不过这时对玛旁雍错和拉昂错这两大著名湖泊有了较前稍多的认识,他认为马泉河与象泉河汇聚处形成玛匹木达赖池(即玛旁雍错)16。稍后成书的《嘉庆重修一统志》与《卫藏通志》基本一致,它称冈底斯山“四面峰峦陡绝,高出乎众山之者百余丈,积雪如悬崖,皓然洁白”17。不过它对玛旁雍错湖(马品木达赖池)的描述则较前详尽,道尽圣湖之奇丽,“水色绿,味清甘,午后五色浮面,烂如电光”18。这一时期清代中央国家系统中形成的阿里自然地理知识虽然进步不大,但是也并非是藏之秘府不为一般士人所知的学问,嘉道年间的有志于边疆地理的学者对这些知识也是能充分吸收的。徐松在道光元年(1821年)撰成《西域水道记》5卷,他在将黄河的源头误认为是冈底斯山时对该山的描述与康熙时代相差无几,他认为冈底斯山分为四干,东西南北分别是达木绰克喀巴布山、郎沁喀巴布山、玛布罝喀巴布山和僧格喀巴布山,四山分别流出崖鲁臧博楚(雅鲁藏布江)、狼楚(象泉河)、麻楚(孔雀河)和拉楚(狮泉河)四大江,后三大江汇聚而成冈噶尔楚(恒河)19。可见,康乾时代奠定的阿里自然地理知识结构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到光绪年间,随着英国殖民势力从印度扩展到藏印边界的山区诸国,中原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阿里战略地位的重要,黄沛翘撰写《西藏图考》时就对阿里地区的防务特别关注,但其所具有的阿里自然地理知识与乾嘉时代相比,并无多少新内容,对阿里江河的分布,仍沿袭旧说,“查阿里迤西冈噶江上游有拉楚河、狼楚河,皆东水西流合而向下,复折向东,有麻楚河,自阿里东南流出汇之,三水既合,始名冈噶江”20。

光绪末年,清朝政府因受到外国殖民探险活动刺激,首次派出一批接受过西方测绘训练的官员入藏勘测地理,其中陶思曾等人还曾到阿里地区的噶大克进行过测绘工作21。但这些零星的近代地理考察所形成的知识对整个官方和知识界的影响不大,直到清末刘锦藻撰写《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时谈及阿里的自然地理时仍说,“阿里境内据有冈底斯山及阿耨达池,四水分驶,梵书所谓马、象、狮、雀,四口各出大川。藏布江、印度河、克伽河(即冈噶江)皆发源于此,洵宇内绝高之区域也”22。可见即使到了清末,清代官方对阿里地理的认识程度,其主体内容也未出当年康熙帝所言之水平。

二　清代外国殖民探险与阿里自然地理知识的发展

与清代内地相反,阿里地区处于西藏西部,正是离西方外国势力最近的地方,实际上外国势力进入西藏最早也是在阿里地区找到的突破口。17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清朝夺得全国政权之前20年,葡萄牙人耶稣会士安夺德神父就进入阿里古格王国进行传教活动,最后还导致了古格王国的崩溃。这一时期由于受条件和自身水平的限制,外国人在阿里主要从事宗教社会事务,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地理考察,这些传教士基本上既没有意愿去进行,也没有能力去进行。但是收获还是有的,他们通过亲身观察证实了阿里地区并非是传说中的土地肥沃之地,他们到了当地才知道,阿里地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自然环境相当恶劣23。事实上,阿里地区的农业地理的实际情况既没有他们当初想像的那样好,也没有他们亲身感受的那样差。阿里地区的西南部河流纵横、大山交错,仍然具备一定的农牧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象泉河———孔雀河谷地,这里气候条件较好,热量可满足一年一熟的青稞、小麦、豌豆等作物生长,河谷地带还有条件种植西红柿等瓜菜。而狮泉河———班公错地区则由于气候寒冷,降水量少,只能以牧业为主24。当然,古格传教士们对阿里自然环境的这些直观感受还不能构成自然地理知识,而随着古格王国的覆灭,这些简单的知识也随着耶稣会在阿里事业的中断而消逝在时空的阻隔之中。

尽管阿里是外国人最早到达的西藏地方之一,但对这里的自然地理知识的掌握与清代中央政府相比其起点是相当落后的。直至康熙末年,西方人对阿里的自然地理的信息的获得仍然十分困难,在自然地理知识的掌握上可谓相当贫乏。当卡普清修会的意大利传教士德西迪利在1715年冬季经由阿里前往拉萨路过冈底斯山时,他对此山尚无地理学意义上的认识,他只是感到此山“非常高,跨度也大,天上是难以消失的云层,山上是层层的冰雪,荒凉,陡峭,寒冷,非常可怕”25。他还从当地人那里知道冈底斯山可能就是恒河和印度河的源头,但这些知识对他而言都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他的这一认识水平与同一时代的康熙帝可以详细地(尽管并非完全准确)说出阿里地区的山川分布的认识程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清代的西方对阿里的自然地理知识的了解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却相当迅速,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质的飞跃。西方对阿里的地理考察和自然地理知识的总结的真正开始应当是19世纪以后。19世纪前半期,境外殖民者和探险家相继对西藏产生巨大兴趣,不少探险家在侵略心和殖民利益的驱使下,不畏艰险,亲自深入阿里和西藏西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近代地理学知识,对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进行测绘考察和知识总结,使得西方人对阿里的地理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起初西藏当地政府严禁外人进入,西方探险家只有在西藏外围地区收集有关西藏的信息。由于阿里地区邻近境外,这一地区的信息相对较好获得。

西方殖民者对阿里地区在近代意义上的首次地理考察是由英国人穆克罗夫特(WilliamMoorcroft)与何塞(Hyder Jung Hearsey)完成的。穆克罗夫特早年学习外科医学,后来转行做兽医, 1808年到印度后成为孟加拉巴特那种马厂的总监兼兽医。而何塞早年则投身军队,在印度马拉塔联盟那里担任军职, 1808年后他的注意力转向到对印度北部山区的探险活动上。1812年5月,穆克罗夫特与何塞到达尼泊尔的加瓦尔地区,然后从里提山口进入阿里地区的达巴宗境内。在7月初他们一行抵达达巴宗城,随后又被当地政府送到阿里地区首府噶大克。在7月下旬他们获准离开噶大克前往玛旁雍错和拉昂错湖区进行地理考察。8月初他们到达拉昂错湖和玛旁雍错湖边,尽管时间不够,他们没能绕湖一周,但是他们断定两湖是自闭的高原湖泊,不与外界的江河相连,拉昂错和玛旁雍错则是相连的。他们用了两天的时间在玛旁雍错湖沿岸进行了考察,发现玛旁雍错湖水清澈可口,估计湖南北宽11英里,东西长15英里。他们还发现了湖岸的山洞中有许多宗教修行者的遗迹,何塞还在湖边的石头上刻下了他们二人的名字26。数年之后何氏绘制并刊发了此行的阿里地图。此图采用近代测绘技术,同现代的经纬度方格地图没有什么两样,且十分详细,并标出了阿里地区主要治所的地理位置27。

之后,阿里地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殖民者和地理探险家。在英锡战争结束之后,英国扶植锡克封臣古拉伯·辛格建立由英国保护的查

谟与克什米尔王国。1847年,英属印度总督哈定委派坎宁汉(A. Cunningham)、斯特拉彻(H. Strachey)和汤姆逊(T. Thomson)三人组成划界委员会准进入阿里西部地区从事非法的边界划定工作28。事后,斯特拉彻于1854年在伦敦出版了此行的调查报告性质的著作《西部西藏的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Tibet)一书,此书对阿里及西部西藏的山川湖泊运用近代地理学知识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详细的记录。书中对阿里地区的三条大河都有较清楚的认识,他指出当却藏布(rTachok Tsangspo),也就是马泉河(Horse River),从阿里发源后由东南方向流经芒域、后藏,他相信当却藏布就是构成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 River)上游的主干。至于流经阿里西北地区的森格藏布(sen-ge-Tsangspo),即狮泉河(Lion River)。斯特拉彻已经可以很肯定地说此河就是印度河的主源。而流经阿里南部地区的主要河流就是朗钦藏布(Langchen Tsangspo),即象泉河(ElephantRiver)。斯特拉彻对阿里地区的山脉也进行地理调察,他承认阿里地区山脉高大而错综复杂,用眼力很难加以区分。斯特拉彻在考察后指出,这一地区最长的山脉应当是从巴尔蒂斯坦、拉达克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拉达克山脉,全长大约225英里。另外,还有一条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山脉,经扎西冈,延伸至日土,全长超过100英里。他所考察的地区最高的山峰为喀美特峰(Kamet),其最高点有25500英尺。阿里地区湖泊众多,是最常见的自然景观之一。斯特拉彻认为班公湖(Pangong)是这一地区所有湖泊中最大的,湖盆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110英里,面积达6500英里,他还发现班公湖是一个大盐湖29。

斯特拉彻的考察提供了阿里地区自然地理的详细情况和大量数据,这较之清朝政府的概念性的阿里地理知识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事实上,据现代地理学知识,阿里地区的主要山脉均为西北———东南走向。其中最主要的山脉有拉达克山脉、萨斯喀尔(桑噶尔)山脉和喜马拉雅山主脉。拉达克山脉自喀拉昆仑山脉西南方的哈拉摩什山脊附近起,经波尔底向东南延伸,穿过拉达克东北部,进入今阿里地区噶尔县西境,并继续向东南方向蜿蜒。拉达克山脉不是一条连续的山脉,印度河从三个地方切穿而过形成缺口,这些天然缺口为大山阻隔之区形成交通上的重要通道。萨斯喀尔山脉位于拉达克山脉偏西南,它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帕山附近的喜马拉雅山主脉分出,向西北延伸,穿过今普兰县、札达县的西南境,然后伸入今印度境内的斯丕提和桑噶尔境内。而阿里地区最重要的山脉当属喜马拉雅山的主脉,它又分为两支,均呈西南———东北走向,一支与萨斯喀尔山脉走向大致平行,长约300多公里,称之为库蒙喜马拉雅山;另一支则穿出国境进入印度境内,直抵印度河畔,长约570公里,称之为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脉30。

60年代以后,英国完全控制印度并将其势力深入到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等西藏邻国,由于阿里地区接近印藏边境,英国殖民当局培养的一批班智达测量者易于进入,曾绘有大量较为详细的阿里地图,掀起阿里地理考察的小高潮31。

1873年7月,印度班智达拉因·辛格(Nain Singh)从拉达克的列城进入阿里的日土地区对班公错进行了考察,测量出班公错东西最长达100英里,南北最宽为6至7英里,在对湖泊水质考察中得到了一些奇特的知识,他们发现东部湖区的湖水是甜的,非常可口,而西部湖区的湖水则是咸的,不能饮用32。班公错又称错木昂拉

仁波,位于日土西北,据现代地理知识,全湖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呈东西向狭长形,东西长度超过100公里,两端水面开阔,中部为河道型水体,班公错是一个深水湖,湖水清澈33。由于19世纪40年代以后拉达克地区被臣服于英属印度的古拉伯·辛格占领,班公错成为离西方殖民势力最近的著名的大湖,对该湖的探测和了解相对较为容易,形成的地理学知识也相当丰富。1903年另一支考察队在英属印度罗林(Rawl-ing)上尉的率领下在拉达克东部地区进行了地理考察,随后进入阿里的日土西北地区对这一带的众多高原湖泊进行了考察,除班公错外,他还记录了日土附近及其以北数十个小湖泊的情况,并描制了西部西藏的地貌详图,详细地标出了湖泊分布和山脉走向34。当然,清代末年西方殖民探险家在西藏阿里的活动远远不止上面所叙述的这些,但通过这冰山之一角已足以展现清代外国的阿里自然地理知识所达到的程度和发展的大致历程。显然到了清朝末年,在阿里自然地理知识的探索和了解上,外人已经后来居上。1904年以后,英国在阿里首府噶大克设置商务代办,长期以来神秘而封闭的阿里被迫对外开放,在此前探险者们积累的阿里的自然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国外探险家大量涌入,阿里自然地理知识对外国人而言更为易得,也更为丰满35。

阿里地区自然地理景观雄奇,类型复杂,一向以西藏最神秘的地区著称。然而在清代历史上这里也并非是为外界所不知的秘境。在清代前期,时人对该地仍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尤其统治集团的上层,对作为边疆地区的阿里出于防备准噶尔骚乱的需要而尤为关心,对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知识,清代中央国家系统有着极大的热情和丰富的了解。然而这种热情在清代中期平定准噶尔后逐渐消退,以致于中原内地对于阿里的自然地理认识长期停滞在康乾盛世初期的水平上。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探险者的进入,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知识开始由感性认识进入理性认识阶段,西方国家的阿里自然地理知识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在殖民活动的狂热动力之下,大量探险家进入西藏,阿里在地理上临近边境的便利地位,使得这里一度成为西方关于西藏地理知识最丰富的地区,到清代末年,外国对阿里自然地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已经后来居上了。

注释：

①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藏地理的整体认识和边界争议上,主要有黄盛璋、王士鹤:《清代西藏阿里地区中印边界的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 1980年;房建昌:《西藏测绘史略》,《西藏研究》, 1994年第1期;房建昌:《清代西藏的行政区划历史地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3年第2期;房建昌:《近代西藏测绘史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3年第4期;房建昌:《英印驻噶大克商务代办及国外探险西部西藏小史》,《西藏研究》, 2001年第3期。

②[清]潘锡恩:《重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547《西藏》, (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第26944页。

③[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0《舆地考·西藏》,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年,第10699页。

④陈庆英:《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 2008年第1期,第82—84页。

⑤《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256页。

⑥房建昌:《近代西藏测绘史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3年第4期,第176页。

⑦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年,第369页。

⑧《清实录藏族史料》,第258—259页。

⑨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队:《西藏河流与湖泊》,(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4年,第31—33页。

10冯学红:《藏族苯教文化中的冈底斯神山解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8年第12期,第113页。

11中科院青藏高原科考队:《西藏农业地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4年,第118页。

12《西藏河流与湖泊》,第169页。

13[清]傅恒:《钦定西域同文志》卷18至卷2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5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04—428页。

14《卫藏通志》一书不著撰人名氏,据吴丰培先生考证,当为乾嘉年间的治边名臣松筠所著。参见吴丰培:《〈卫藏通志〉著者考》,《藏学研究论丛·吴丰培专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03页。

15《西藏研究》编辑部:《卫藏通志》卷3《山川》,(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204页。

16《卫藏通志》卷3《山川》,第210—211页。

17《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西藏》,第26950页。

18《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西藏》,第26982页。

19[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卷1《罗布淖尔所受水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第17—19页。

20[清]黄沛翘:《西藏图考》卷2《续审隘篇》,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81页。

21房建昌:《近代西藏测绘史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3年第4期,第185页。

22《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0《舆地考·西藏》,第10699页。

23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年,第119—261页。

24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队:《西藏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2年,第173—174页。

25[意]德西迪利著,杨民译:《德西迪利西藏纪行》,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45页。

26Hugh, Pearse, Moorcroft and Hearsy’s Vist to Lake Mansarowar in 1812,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6, No·2, 1905, pp·180—187.

27房建昌:《近代西藏测绘史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3年第4期,第180页。

28周伟洲:《19世纪前后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 1991年第1期,第65页。

29H. Strachey,Phys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Ti-bet.William Clowes and Sons, London. 1854, pp·7—46.

30黄盛璋、王士鹤:《清代西藏阿里地区中印边界的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 1980年,第7页。

31房建昌:《清代西藏行政区划及历史地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3年第2期,第72页。

32H. Trotter, Account of the Pundit’s Journey in Great Tibet from Leh in Lakakh to Lhasa, and of his Re-turn to India via Assam,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21, No·4, 1876,pp·327—328.

33《西藏的河流与湖泊》,第193页。

34Rawling C. G, Exploration of Western Tibet and Rudok.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9, No·2, 1902,pp·414—429.

35房建昌:《英印驻噶大克商务代办及国外探险西部西藏小史》,《西藏研究》, 2001年第3期,第104—110页。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7月，第25卷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