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尤其是说起它的上下限,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1840和1949这两个年份,前者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时间,后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年头。1840—1949年之间的历史,被称作中国的近代史。但稍早以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近代史并不是这样划分的,而是将1840—1949年的历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一分为二: 1919年以前的历史,被称作中国近代史,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1919年以后的历史,被称作中国现代史,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究其实质,是沿用苏联史学界的分期:近代史指1640年到1917年的历史,也即所谓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指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也即所谓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中国的近代史,以前倾向于指1840—1919年,也即所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来则倾向于指1840—1949年,也即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而在社会属性上,一般认为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在向后延,于是所谓的中国现代史也相应后移,现在是倾向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了。

其实,近代、现代在语义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翻开《汉语大词典》,对“近代”的解释是“指过去不远之时代”,对“现代”的解释则是“现在这个时代”。什么叫“过去不远”?什么叫“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恐怕不能很确切地说出这两者的差异,尤其是在共同以“时代”这一蕴含较长时间段的术语进行定义和表述时。而在英语里,现代与近代根本就是同一个单词:modern。人们在讨论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差异时,之所以纠缠不清,后来只能勉强以晚清和民国时期在时间上的前后来划分,说实在的,也正是因为在英语里两者同为modernization的缘故。

我个人以为,不必在语义上过多辨析所谓近代与现代的差异,因为两者本是同一回事;也不必花费太多力气探讨所谓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因为这个界限也是相对的,不断地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不妨翻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所编写的几种《中国近代史》,那里边多是写到叙事者所身处的时代,也就是说,“近代”也好,“现代”也罢,统统都已囊括在内了。

近代既然是指距身不远的时代,所谓的近代史(含现代史),在本质上便只能是相对史而不是绝对史。它与按朝代或其他绝对时间标志划分的断代史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们现在常说的晚清史、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是按绝对时间标志划分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绝对史。它们之所以被纳入中国近代史的视野,划入中国近代史的范畴,只是我们自己身处的时代使然。严格按断代史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便没有“中国近代史”之类的相对史的划分。相关部分的历史,是按《清史》(下)和《中华民国史》两个分支分别撰写的。①不妨设身处地试想一下我们的前人所谓的近代:西汉人的近代只能是战国、秦代;北宋人的近代又只能是晚唐、五代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根本不必拘泥于1840—1919年或1840—1949年的所谓近代史的上下限的划分,那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等为标志的相对史的分界(中国革命史也是一种相对史),逐渐让位于以1912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等为标志的绝对史的分界,其实也正是我们身处的“现在”的时点已逐渐后移的一种必然。

但是以我们所身处的“现在”为转移的近代史,还是有其存在的依据的。近代史是一门真正与时俱进的学科。它的活的灵魂就是“近”。它必须回答现实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实际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从形成到发展,虽几经挫折(比如若干时期的经济危机乃至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用全面战争来解决问题),但直到目前似乎还没有衰竭的景象。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的历史。1950年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是中国科学院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历史学别开生面,生动活泼,人们开始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作出新的描画,从而有了新的结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老人们说:中研院近史所的成立,硬是共产党给“逼”出来的。因为话语权都被共产党拿走了。他们要奋起直追,也要面对这个变革的伟大时代作出自己的回答。

刘大年和胡绳两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基本问题的探索是可以给人们以启迪的。刘大年在其生前的绝笔《评近代经学》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中两大主要矛盾或两个基本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是民族丧失独立,中国面临被世界列强瓜分的危险;二是社会生产落后,缺少工业化、近代化。”“严重的问题是,走什么样的路去达到民族独立、国家近代化的目的。”2他对中国近代两大基本问题的探索,是在1990年代初逐渐定型的。无独有偶,同在1990年代初,胡绳在论述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一群海岛上,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终于进了紫禁城;一是文化大革命。而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胡绳于1994年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这两件大事,并将前一件事解释为“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将后一件事解释为“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3胡绳所阐发的“两件大事”与刘大年所提出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两个基本问题可谓殊途同归,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基本问题上的共性、共识。

然而“近”也不是无限逼近,而是应该与“眼下”保持一定距离。人们有这样的常识:离“眼下”过近的东西,比如说放在鼻子尖上的东西,往往反而不能看得很清楚。而保持一定的距离,或经过一段时间上的积淀,事物的本来面目才能逐渐地显现出来。历史的研究,哪怕是离现实最近的近代史,也必须与“眼下”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近代史毕竟是历史的、对业已过去的事物和现象的研究。那么,究竟保持多远的距离为宜呢?我以为,保持三十年左右的距离也许是合适的。三十年为一世,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按:世的本义即三十年)。而三十年,也正是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档案解密的年限。

最后,对目前的中国近代史所应包括的绝对的断代史的内容,大体上也可以作出我自己的回答了。那就是:清史(而不仅仅是晚清史)、中华民国史(1912—1949)和(与眼下保持一定距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1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卷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2刘大年:《评近代经学》,《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373页。

3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8页。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