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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清史研究综述
黄兴涛 朱星星
学界有人担忧，随着新修《清史》工程的渐趋完成，清史研究将进入所谓的“后清史”时代，其黄金岁月也会随之而去，繁荣局面或将从此不再？通过了解2015年的清史研究概况，我们强烈感到，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清史工程带动了大量新资料的发掘和出版，引发或推动了不少问题的重新探讨，不仅活跃了既有研究，而且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史料基础，并激发出新的研究热情。2015年，清史学界奉献出众多的优秀成果，已从一个角度表明，这一领域里的研究仍然充满旺盛的活力。
一、 学术会议与研究动向
地方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受到清史学界的重视，本年度依然受到青睐。2014年10月，《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四川大学联合举办以“地方的近代史”为主题的学术论坛，论坛成果2015年初以《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为题出版，探讨了晚清的时局变动与士绅感应、国家治理与地方应对、民间组织与地方秩序等诸多问题，推进了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2015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与东京大学又联合举办了“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地方”的相对性、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士大夫和现代读书人在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作用等议题。2015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在扬州，联合举办了“漕运史视角下的江南”学术研讨会，汇集了各自在明清遭运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突出研讨了扬州地区在明清时期遭运中的重要地位。11月，厦门大学举办了“第七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与会学者大多利用明清以来的宗族文献、碑刻铭文、契约文书等地方文献，研究也涉及清代地方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
边疆民族问题，也是清史研究一个持续的热点，近几年因海疆形势的严峻和民族团结重要性的凸显而继续升温。本年度多次学术活动和会议的举办，均与此相关。其中满学受到格外重视，也同“新清史”的刺激不无关系。2015年6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满洲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满学专家围绕女真与满洲的关系、清代的满洲元素、清朝满文档案文献整理、满语教学研究现状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2015年9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满族文化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编辑部合作，在吉林举办了“国际满学青年学者论坛”，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满学青年学者，其中大量运用满文文献进行研究，成为本论坛的一大亮点。海疆问题，今年受到了学界格外的关注。2015年7月，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16—19世纪东亚的海上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题就是明清时期东南海域的海盗群体与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12月，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合作，在浙江金华举办了“第三届环东海与边疆论坛”，论坛主题为“东亚海洋共同体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由于海防问题在明清时期十分突出，因此明清海防成为了本次会议学者研讨的重点之一。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是当今历史研究者不得不面临的课题，而清史研究又是历史大数据大有可为的领域，因此作为清史研究者，需要及时跟踪该领域最新的学术动态。2015年，学界召开了多次关于信息技术与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国际会议，如2015年11月，台湾大学召开“第六届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国际研计会”， 2015年12月由上海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了“大数据时代下的历史研究”国际会议。几乎同一时间，由亚洲GIS（地理信息技术）历史研究协会和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台北联合主办了第四届亚洲GIS历史研究协会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讨论的主题，涉及历史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大数据与地理信息技术与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等内容。历史研究中的数字化技术运用，确实是大势所趋，而这对清史研究者来说，实在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跨学科、跨地区的经济史研究，亦成为今年清史研究一个相对的热点。2015年4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举办了“16—20世纪国际贸易、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史国际会议，40余位著名学者参与。会议主要围绕“大分流”、“历史上的海洋贸易”、“美洲白银和明清中国财政”、“知识和技术传播与经济增长”等有关明清经济的问题展开讨论，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史。本年8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上，180余场专题讨论中，约有25个专题涉及清代经济史。在跨学科的经济史研究中，量化历史研究可谓异军突起。2015年7月，第三届量化历史讲习班暨第三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讲习班鼓励学者用量化的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努力实现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
除此之外，本年度清史学界还召开了一些综合性学术会议。如2015年9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故宫博物院联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在京召开了“故宫博物院九十华诞暨中国第十六届清史学术研讨会”，涉及清代重要制度、事件、人物等各方面问题，对于乾隆帝禅让、鳌拜罪案、光绪之死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探讨和争鸣。12月，由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在台北举办了“2015明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180余位学者与会，极一时之盛。会议分“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学术思想”、“政经制度”四大主题进行研讨。其中，新兴的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受到较多关注，这些研究无疑拉近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而在传统的政治史与社会史领域，学者们则充分挖掘相关的档案文献与非汉文资料，力图以新史料推动历史研究的创新。
除了学术会议之外，本年度学界关于“新清史” 的讨论又掀起一个小高潮， 也值得关注。４月初， 姚大力撰文， 就上年汪荣祖主编出版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一书进行批评， 认为“新清史” 中颇有值得中国历史学者学习之处，而“汉化” 理论已属“旧故事”，
随后汪荣祖亦撰文回应，对姚大力所理解的“新清史” 进行了批评。此后双方又有往还。稍晚，《中国社会科学报》先后刊发了李治亭、钟焓、刘文鹏、杨益茂四位学者的文章，从诸多方面对美国“新清史” 进行批评， 有的还很激烈，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以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等为线索，对2015年全年的清史研究内容做一大体梳理和概述。
二 、政治史研究
同其他历史时段一样，在清史研究中，政治史也曾长期保持主体地位。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逐渐兴盛，政治史反而呈现被边缘化的态势。这些年，回归政治史的呼声渐起，响应者日多，但究竟如何回归、回归怎样的政治史，却是见仁见智。对此，刘凤云在本年度有很好的反思。她强调，“政治史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融入许多新的元素。新的时代不仅要求政治史研究在方法上吸收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从理论的思考和问题意识上开拓研究的视野。”2015年的政治史研究，虽然很难说已经回到了清史研究的主体地位，但确实如刘凤云教授所期望的那样，它开始注重吸收和融合了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的视野与成果，并在努力开拓着融合社会与文化的新的综合性问题意识。
政治历程与政治事件 在满洲民族崛起过程中，处理满州内各部落、满蒙、满汉及与朝鲜的关系，无疑是统治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徐凯出版《满洲认同“法典”与部族双重构建》一书，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这部满洲本部族组织、文化、心理认同的一部“钦定”法典为主要依据，探讨了16世纪初期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嬗变历程，指出这一共同体的形成，体现了满洲贵族既坚持本民族特质，对新成员进行“满洲化”，同时又推行“汉文化”化，以接续中华文明统绪的双面特性，可以说实现了本部族的双重构建。黄彦震《清入关前满洲民族联合过程与满洲对索伦部的政策》一文，则重点考察了满洲民族联合的特点，以及索伦部融入满洲共同体的过程。刁书仁利用满文档案及朝鲜文献，从满洲崛起时全辽地区环境变化的背景出发，以努尔哈赤对蒙古的策略为中心，探讨了满洲处理与蒙古关系的策略。 桂涛研究指出，“丁卯之役”后，后金与朝鲜围绕着对明关系问题，产生了分歧。后金试图以“兄弟之盟”解除与朝鲜同明朝的君臣关系，朝鲜则以“事大”原则维系明朝与它的君臣名分，以“交邻”原则来处理它与后金的“兄弟之盟”，因此后金与朝鲜在诸多问题上矛盾重重。 绵贯哲郎通过对几位“归附汉人”中的高级将领及其继承者的考察，指出他们在归附后，不得不与汉地的妻儿分离而在盛京另娶，且有遇袭替世职时，多以“盛京之子”承替，并另建新的旗人谱系，认为这反映了清初“汉人满化”的现象。
关于清朝入关问题，林奎成对吴三桂的研究值得注意。他通过仔细排比梳理明末清初的史料，认为以往学界判定吴三桂始而投降李自成，继而为陈圆圆而降清，终引敌入关而葬送明王朝的论断，并不可信。
康雍乾三朝专制皇权的强化，长期为学界所关注。姚念慈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集出版了《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该书对康熙朝的三藩之乱、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问题，从“帝王心术”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考察，指出康熙政治活动的主要内涵在于保持满洲贵族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揭示了康熙朝的专制特质和“盛世”后的深层问题，很受瞩目。董建中以张泰基这样一个清史上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为对象，慧心地揭示了雍正帝与年羹尧君臣之间关系的变化。钞晓鸿《泾渭清浊：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义》 一文，聚焦乾隆朝为辨别泾、渭而立碑的特别事件，揭示了其背后的政治意义。文章指出，泾渭二水在交汇处孰清孰浊并非恒定不变，亦非总是泾渭分明。乾隆特将其定为泾清渭浊并将其镌诸碑石，还将拓片钦赐封疆大吏，其主要目的实在于规训吏治，同时也借以显示其专制帝王的威权。王志明则通过对雍乾两朝引见的绿营武官的统计分析，指出满人的选官特权在乾隆朝更为明显，而陕甘籍官员以功绩、福建籍官员以水师技能分享了选官特权，乾隆朝武官从事已渐显因循化的趋势。此外，杨珍发表了五篇有关清前期宫廷斗争、鳌拜罪案及杨起隆起事等史事考的论文，对相关问题的认知都有推进。然其用意尚不限于具体史事考证，还在于提醒研究者注意史料运用方法的问题。
关于嘉道时期的政治情形，卜键《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一书有较全面生动的反映。该书以王鼎的个人活动为主线，将嘉道时期的军国大事铺陈开来，考察了诸如癸酉之变、海疆风波、帝位更替、河工治理、南疆平叛、盐务整理等重大政务，揭示了嘉道中衰时期的国家乱象。
太平天国史研究，本年度也有多方面进展，其中北伐研究成绩显著。李惠民历经三十年完成了《太平天国北方战场》一书，既有宏观分析，又有历史细节与具体问题的考证与介绍，内容丰富，考订精详，多有可观，填补了诸多空白。 对于太平天国建都问题，华强、李惠民均做出深入探讨，对其演变过程有了更清晰的揭示。华强还指出另一问题，即杨秀清在决定北伐路线时，判断失误，舍运河一线而取道浦口北伐，最终导致北伐失败。 对于太平天国北伐为何会选择安徽河南一线，仅仅是因为杨秀清判断失误，亦或与之前“以河南为业”的想法有关，似乎还需要再做考察。太平天国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一直是学者关心的问题，以前曾有各种说法。李楠、林矗利用微观府级人口数据，构建模型，认为太平天国造成的全国人口净损失在4693万至9511万之间，这是一个新的结论。朱从兵则研究指出，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滥设官职，导致丞相数量庞大，地位变低，侵蚀了将领的进取心和战斗力，终致失败。 此外，姜秉正的《洪仁玕年谱长编》，也是一个重要成果。作者对洪仁玕的生平事迹做了全面而细致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
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清政府方面的情况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刘增合研究指出，作为战时军费筹措支放机构，江南与江北粮台在供饷关系、饷源争夺、解款纠葛等方面屡屡对峙，经办大臣之间也发生紧张，而为统筹军饷的筹饷总局，却因统兵才强力干预以及经办官员的违纪行为而裁撤。粮台之间的纷争反射出咸同之际清廷财政体制缺乏应变的弱点。 连振波《牛树梅与擒石达开事件考》一文认为，时任四川按察史的牛树梅是大渡河阻击战的清军统帅，对稳定四川政局、擒拿石达开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往其功劳所以会被掩盖，乃是由于他与骆秉章之间的矛盾以及湘军的争功所致。王开玺、邱涛还讨论了太平天国后期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问题。邱涛的《论清廷与湘军集团的筹建长江水师之争》一文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清廷企图控制包括湘军水师在内的水师力量，决定建立长江水师，其后二者围绕人员调任、饷需等方面展开激烈的争夺，清廷虽占上风，但长江水师终因采用绿营体制，导致其迅速衰弱。王开玺的《皇权政治漩涡中的肃顺—是咎由自取？还是政治牺牲》一文，则对肃顺其人及其被杀一事进行再考察，认为肃顺在面临每况愈下的世风时，果断敢为，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风气。耆英、柏葰之死，皆并非出于肃顺挟私报复，而是清政府高层的共同决定。但其为政树敌太多，不知自抑，咸丰去世后，便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值得研究。本年里毛立坤利用新史料，对1868—1887年清政府封锁香港问题做了微观层面的考察，涉及“封锁香港”的起源、粤港双方之间的争辩、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及最终解决的过程。
维新变法向来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热点，本年也颇有收获。李永胜《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一文通过考证，认为载沣以足疾为名罢免袁世凯后，康梁党人为推动载沣进一步惩治袁世凯，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大造杀袁舆论，但此遗诏却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袁世凯的《戊戌纪略》是研究戊戌政变的重要史料，学界一般认为它刊于光绪宣统之交袁世凯被罢回籍后。李永胜则根据该书最早版本，认为它是于1925年由张謇首次刊印出版的，张謇刊印此书是出于对民国以来政局的失望及当时共产运动兴起的忧虑，他为中国未能行君宪而惋惜，并认为孔孟思想才是救时之方。贾小叶撰《“新党”抑或“逆党”——论戊戌时期“康党”指涉的流变》一文，考察了戊戌前后“康党”指涉的变化，指出戊戌政变后，清廷对“康党”的株连波及“新党”、并停罢新政， 大寒天下士人之心。庚子之后清廷才重启新政事业。马忠文以张荫桓在甲午后第三次大借款过程中的活动与作用问题为中心，探讨了英德续借款达成的原委，揭示了清廷大员面临急迫的内政外交困境竟不能和衷共济的局面，强调其中复杂的权力斗争导致戊戌政局的变迁。陈忠平利用北美新发现的资料，对变法失败后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主要活动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订正或补充了前人在相关问题上的错误或片面记载。 除此之外，李海蓉还利用澳洲华侨报纸，对保皇会在澳洲的兴起作了考察。
关于清末“排满”的老问题，瞿骏的探讨显出新意。他利用更全面的“排满”言论资料，从读者对此类言论多种多样的即时感受与评判出发，指出排满立论的两大支柱“夷夏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都充斥着歧义与多义，存在着许多内在的紧张与复杂的层次。读者阅读与接受的情形，也绝非像“革命与改良”那样判然两分。
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 2015年是科举制度废除110周年，对科举的反思与再考察成为今年学术研究的热点。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等学者主编了《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力图揭示中国科举制度的完整面貌，以建立独立的科举制度史体系。其中的《清代卷》由李世愉、胡平等学者合著，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科举制度及其实施情况，其研究重点在科举制度的因革变化、历史地位与科举制在边疆的推行等，反映了清代科举制研究的最新成果。 陈文新主编的《科举文化通志》，整理出版了历史科举制度沿革、登科情形的文献以及与考试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共出书目24种，其中与清代科举相关的论著或资料包括：《〈清实录〉科举史实汇编》、《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等数种。这种资料整理工作，无疑为科举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此外，艾尔曼和韩策等学者发表论文，对清代科举的改革和废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前者指出，科举制度支持了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再生产，而科举制的终结，也意味着连接传统士人价值观、帝国的文化活力和精英士绅地位之间的社会文化纽带的解体。 后者则抓住清末“开进士馆”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指出此举是翰林院及进士培养任用层面的重要改革，是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关键步骤，具有抑科举扬学堂的深意，在科举改制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与此相关，2013年在南京召开的“第十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以《科举学的提升与推进》为名于2015年出版。本年11月，“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学者们围绕着科举制评价、科举与法、地域科举与科举人物与家族等主题展开讨论，多篇论文涉及清代科举，促进了国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八旗制度为清朝独具特色的制度，2015年的研究又有新进展。杜家骥先生推出《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一书，对八旗设官与旗务管理、八旗营制、武官选任、文官入仕、世官制、内务府官制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考察，并论述了八旗官制与行政的问题，诸如拜唐阿、值年旗、查旗御史等。探讨细致深入。 同时，日本学者本年也出版了关于八旗制的新著。杉山清彦的《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一书，系其长期研究之结晶。他将八旗制与大清帝国的国家结构特性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早期的八旗制并非一般的官制、兵制，而是旗王制，具有很强的分封性或封建性。清中叶以后的八旗制度在大清帝国体制中也有特殊地位。不少讨论对今人认知八旗制颇有帮助。谷井阳子所著《八旗制度的研究》一书，则坚持八旗制度应该为清代中央集权体制的一环，对孟森对定义的八旗性质为“连旗制”进行辩驳，同时循此思路对清朝的这一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近年来，地方文献发掘与研究视角的转变，使州县行政问题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冯贤亮的《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一书，通过一系列个案和官员的实践活动，剖析了明清江南地区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及官府的应对措施，呈现出州县行政规划与地方实际运作之间的差距。[41] 裴丹青的《清代“省友”初探》一文，考察了常年株守省城、沟通督抚部院藩臬二司各房书吏、为州县探听信息的“省友”，指出他们即是州县的办事熟手，又是藩臬二司汇办年例钱粮奏销与赦案时的传催对象，在地方行政中起着居间协调作用。“省友”的长期存在，除却距离与通讯等客观因素外，更与帝制中国高度集权体制和“小政府”型的统治模式有关。胡恒则通过对清代县级僚属官佐贰官群体的研究，指出清廷采取佐杂派驻乡间划定的区域，承担部分或全部行政管理功能的办法，有效分担了县级行政的责任，最大限度调动和利用了王朝基层治理的资源，修正了国家权力向地方大规模扩张始于清末新政的论断,有力地挑战了从前所谓“皇权不下县”的流行说法。
清末官制改革问题，2015年继续受到重视。刘伟等人所著《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一书，对外官制革改革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集权与分权、财政困难与社会危机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关晓红则切实研究了清末引入近代文官制度的酝酿过程和最初尝试，指出清末进仕多途，举官权下移，导致官员素质参差，科举停废后，统一取士标准的要求日益急迫。伴随清末改制，清政府曾试图引入文官考试制度，但终因清亡而未能推行开来，成为留给民国的一份遗产。
本年里，张季还考察了咸同、光宣时期铨选制度的变化，并概括了晚清铨选制度变化的特点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张振国探讨了清代东部沿海地区设立“海疆缺”制度的历史，认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和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从初创到确立、调整、稳定的复杂过程，它不仅是清代地方官员选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清朝海防政策的行政根基，与海防体系相辅相成。梁娟娟则贯通研究了清代的谏议制度，等等。这些研究都有助于今人深化对清代政治制度的认知。
2015年的清代法律制度史研究，则主要朝向“细化”方向发展，多关注律例和司法制度中的某些环节。如刘志勇专门考察了清代“受赃”律的诸多方面，尤其是该律的发展源流及其在清代的实践历史。 文晖从个案出发，探讨了清代外藩蒙古的法律适用问题。高中华梳理了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变迁，认为在法律上旗人日益平民化，满、汉之间也具有融合化的趋势。 高汉成的《<大清新刑律>与中国近代刑法继受》一文，全面勾勒了《大清新刑律》的制订过程，力图从刑法学角度来分析该律。 邓建鹏则指出，清末民初引入西方法律制度时曾“选择性立法”，对诉讼费法规做了利于立法者的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建立法治秩序。
不少学者还自觉关注司法中的“人”本身。如李明就考察了人犯递解中的制度细节；郑小悠的系列论文则围绕刑部展开实证研究，对刑部司官的选任，堂官的权力分配以及刑部满、汉官员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尤陈俊的论文《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一文指出，清代从多个角度将讼师污名化以塑造其贪利形象，从而希望达到打击讼师以减少诉讼的目的。冯永明和常冰霞的《从契约到名分：明清雇工人法律形象的衍变》一文认为，明清法律中对雇主与雇工之间关系的规定，有一个由“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自由契约关系，到“饮食不得与共”的主仆关系的变化，这就使得雇工完全丧失了同雇主平等的社会法律地位，并完全失去了人身支配权。
同时，学者们也更清楚地意识到清代法律规定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格外重视司法实践运行的复杂性。魏淑民就分析了清代皇帝和督抚在处理监毙类事件过程中的互动，认为传统的“乾纲独断”说无法解释清代法律的“执行难”问题。 陈兆肆运用官方和民间的多重史料，呈现了清代私牢的诸多面向，分析了清代官方对私牢的不同态度。司法程序中命案的勘验，也吸引了不少研究者。如冯贤亮发表《清代江南命案尸场勘验的整顿与社会变迁》一文，考察了清代江南命案的勘验，指出法律规定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巨大鸿沟。黄鸿山的《善堂与恶政:清代江浙地区的命案相验问题及其应对》一文指出，清代命案相验存在非常严重的摊派和敲诈勒索现象，这促使地方社会设立善堂来代办命案相关事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慈善捐助的复杂动机。吕虹的著作《清代司法检验制度研究》一书，则借助档案史料，对有清一代的司法检验制度做了全面考察。
此外，李雪梅所著《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一书，在史料运用上跳出传统法制史研究的模式，对公文刻石这一特殊史料做了搜集、整理与研究，一定程度上扩张了清代法制史研究的视野；赖骏楠编著的《国际法与晚清中国：文本·事件与政治》一书，探析了晚清不同时期国际法在中外交往中的不同地位，并从国际法视角解读了甲午战争；徐忠明以法律书籍的“序跋”为中心，考察明清法律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分析了明清时期法律书籍的“序跋”，认为这些“序跋”对法律知识的产生、传播和接受具有重要意义； 李秀清在《中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一书中，则讨论了《中国丛报》在中西法律交流中的作用，并从《丛报》中所呈现的中国的帝制、刑法诉讼，探讨了该报对晚清中国法律的看法。
边政、民族关系及相关问题 边政与藩部地区管理，是清朝政治的重要内容。作为华夏边疆史地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厉声等所著《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全四卷）于2015年出版，《通论》对从秦王朝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近两千年的中国历代边疆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作了详细的考察。其中清王朝的边事边政主要集中在第三卷和第四卷，其有关内容分为“多元一体格局下的边疆治理”、“应对边疆危机”、“边疆修复与列强分裂中国”三个主题，每个主题下各有相关事件的详细述评，在体例结构、研究角度、分析方法上有所创新。 张云的《西藏历代的边事与边政边吏》一书，以专题形式，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自吐蕃时代起到和平解放为止这一历史时期西藏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该书重视利用汉藏等多种文字资料，涉及清代西藏的地方治理和发展情形。 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西藏和回部等藩部的重要机构，但由于理藩院所有一手公文函件多为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并无汉文译本，因此仅仅依赖汉文资料进行理藩院研究，是很不够的。宋瞳首次大量利用顺治朝的理藩院满文题本，对清初理藩院的有关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有意义的问题，难能可贵。
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1712-1715），清朝政府向伏尔加河下游土尔扈特汗国派遣了使团，由于使团成员图理琛在归国后撰写了《异域录》，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也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故而后人称这个使团为“图理琛使团”。阿拉腾奥其尔新出的专著《清朝图理琛使团与《异域录》研究》一书，对图理琛一生政绩做了详尽和全面的综述，并对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汗国的始未做了补充探讨，还对满文本《异域录》重新进行拉丁转写，附汉文对照，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
关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学界也有新的探讨。常建华《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一文研究指出，雍正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与其推行保甲、缉盗、设置汛塘等新政改革有着直接关联，因此改土归流的起因，并非是以往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为土司地区的不法与落后，而主要是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渗透。田清旺的《“初夜权”：一项污名化的所谓土家族土司特权》一文认为，土家族民间流传的“初夜权”传说并不真实存在，有关土司享有“初夜权”的说法是清政府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为消除土司影响，丑化土司而做的舆论宣传。
民族关系、藩部及其与此相关的政治史方面，黑龙《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1672—1697）》一书，值得特别提出。该书利用《蒙文老档》、《蒙古堂档》、满汉文《康熙起居注册》等重要史料，结合《朔漠方略》、《奏边纪略》等清代官私史籍，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噶尔丹统治时期（1672—1697）的准噶尔与清朝之间的政治关系、经贸往来及军事冲突等多方面的问题。除专著外，还有一些提出新见的论文发表。如乌云毕力格《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以军机处满文录副档记载为中心》一文，利用军机处满文录副档的相关记载研究指出，蒙藏民族之间的密切宗教关系，是遥远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向心力的源泉之一。黄梅的《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汉奸”问题述论》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考察了清代西南边疆“汉奸”一词的产生和演变问题，并揭示了其历史内涵。作者认为，“汉奸”一词产生的确切可考的时间为明末，至雍正朝在官方文书中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汉奸”多指教唆土司和夷民作乱的汉人，以及通过争讼、高利贷和欺诈等手段侵占少数民族人民的土地的汉族移民。“汉奸”产生的根源在于民族地区文教落后，而清政府为解决汉奸问题，仅采取汉夷分离的隔绝政策，实为舍本逐末。
国际关系 中日关系史研究受到学者较多关注，成果不少。桑兵新著《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一书收录了作者有关中日关系的十余篇专题论文，分别对甲午后留日学生、“兴亚会”、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等多个问题予以考证与研讨，还从史料与取法两方面，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进行了反思。赖正维的《清末琉球国在华的复国运动》一文，对琉球国被日本吞并后在华进行的近20年复国运动进行了系统考察，强调由于清廷的消极被动、日本的处心积虑以及琉球内部的分裂，特别是甲午战争清朝的战败，这一运动最终失败。李花子的《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一文，则对20世纪初日本挑起“间岛”的老问题进行了再探讨。
有关甲午战争中的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也有了较大进展。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一书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档案，对1868年至1937年日本对华的谍报计划、谎报系统、组织构成与发展及其获取情报的技术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戴东阳对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撤离驻华大使问题进行了专门透视，认为其实质上是日本备战的一个环节，撤使后日本仍然设法在中国布留了情报人员。随着三大间谍案告破，潜伏的日本情报人员才不得不陆续回国。曹雯利用日本明治期间的各类文书档案，详细解析了日本在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所组织的情报侦探工作，认为其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欧阳红的《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一文指出，德国远东政策在甲午战争时发生了重大转型，由过去只关心经济利益转变为开始积极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三国干涉还辽中，德国担任了积极推动者的角色。吉辰的《甲午中日议和中的全权证书问题——国际法视角下的考察》一文认为，甲午中日议和的首度谈判因日方宣称中方使节“全权不足”而破裂，中方使节之所以“全权不足”，表层原因在于清朝官员不熟悉国际法，深层原因在于清廷高层不愿放权。而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故意使谈判破裂。1896年，日本在华创办了首家政论报纸《汉报》，一直延续到1900年，阳美燕对这份报纸进行了专题研讨，本年出版了专著。
中美关系方面，美国学者雅克•当斯所著《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它主要考察了乾隆末年至嘉道时期居住在广州的美国人群体的生活状况，中美之间的贸易体制与行为规范，以及几个在广州的美国商行的历史与中美《望厦条约》的影响，可谓早期中美关系史领域的一部力作。 郝雨凡的《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与“撤”》一文指出，1849年美国在澳门设立领事，缘于其在东亚商业扩展和政治经济格局的需要，以及澳门一度享有的特殊地位；1871—1872年间美国最终撤消驻澳领事，则反映了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澳门在这一新格局中地位的急剧衰落与中美关系的复杂形态。
中国与欧洲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周伟洲主编出版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是突出成果。该书充分利用了有关各国档案等第一手资料，以时间为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梳理了英、俄侵藏的基本史实，对历史人物也作了较公允的评价。刘本森的《1900年威海卫税收与勘界纠纷》一文，根据英国所藏有关档案、电报等对勘界纠纷事件进行再考察，指出民众之所以会抵制英国勘界，主要是听信英人勘界后将征重税及对百姓投毒的谣言所致。葛夫平的《法国与清末政局》一文则指出，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西南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活动，法国政府的态度以1907年底为界，经历了由此前的默许和容忍到与清政府合作镇压的转变过程。武昌起义后，法国政府意识到清政府大势已去，在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保持中立，同时出于对革命党民族主义恐惧，积极支持袁世凯上台。王樊一婧的《义和团战争的国际舆论研究：1900—1901》一书，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不过范围已经涵括欧美。
关于清朝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陈尚胜的《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一文值得重视。该文认为“朝贡”只点明了周邻国家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单向性活动，未能表达出双向的政治关系，所以主张用“册封—朝贡”体系，也即“封贡体系”更为恰当。他强调朝贡制度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不过它只建立了“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未围绕“上国”形成联盟，因此难以抵抗西方的冲击。本年，王巨新还出版了《清代中缅关系》一书，对有清一代的中缅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涉及政治、战争、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及华侨等各方面，对各个阶段彼此关系的特点也进行了概括。
此外，清朝的海域管辖与黄岩岛主权问题，本年也有探讨。王宏斌撰文指出，清政府将海域划分三个部分：内洋、外洋和大洋（或深水洋、黑水洋），对内洋、外洋实行了有效的管辖权。并强调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外洋与领海的管辖观念是十分相近的，不能认为中国人领海观念的发生始于“领海”一词在中文中出现的时间。 关于黄岩岛问题，李孝聪对古地图进行仔细考研后指出，18世纪末，西班牙人在测量菲律宾以西海域时，由于没有发现吕宋岛近海的“Panacot”浅滩，因而将吕宋岛西岸港口Masingloc的名字移植到黄岩岛（Scarborough），导致黄岩岛曾经一度被改称“Masingloc”，这是菲方误认为 “Panacot”是黄岩岛的原因。然而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及20世纪以来的地图和文件，都充分证明黄岩岛从来就不在菲律宾国界线之内。王胜、华涛基于对1908年版《菲律宾群岛地图》更为深入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三、经济史研究
近年来，历来不热的清代经济史研究渐有改变，得到史学界和相关学科学者日渐增多的关注，本年度依然保持了一种上升的势头。在某些领域如经济总量估算、市场发展、土地权属与交易等方面，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仅大陆发表有关清代经济史的论文即达300余篇，新出版论著近30种。兹择其要者，分类概述如下。
农业 2015年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清代粮食产量有了较为明确的估算。史志宏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粮食产值以及农业总产值进行了量化统计，并以之讨论清代农业的地位及对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影响。巴斯·范鲁文和彭凯翔分别对史志宏的上述研究进行了评论。前者认为该研究是清代农业领域最全面的成果，将会对农业史和经济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后者则认为该研究对于历史时期单作物亩产量的估计相对可靠，但对于人均粮食占有等指标的估计，还有待完善。
利用民间文书研究清代土地权属与交易，是近年经济史领域的前沿课题，本年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栾成显将清水江土地文书与徽州文书进行比较，指出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汪庆元就明清徽州鱼鳞总图及清代长洲县鱼鳞总图原件进行考察，揭示了传统时期地籍管理的精细化发展趋势；陈支平利用清代台湾中部民间契约文书，总结了台湾开发过程中汉民与番民的土地交易的特点；范金民利用日本所藏有关清代江南田宅交易的草议或草议类文书，检视了其在实际运作中的效力；在另一文中，范金民依据日本筑波大学收藏的民间交易文书，进一步研究了田宅交易中产权转移的复杂过程；刘诗古利用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湖面买卖契约等文献，分类探讨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的水面转让过程和产权让渡形态，丰富了人们对“地权”的理解；赵思渊以上海交通大学所藏《枧桥江氏文书》与徽州文书中的《岑山渡程氏文书》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亲属关系对清代乡村地权交易的影响问题。
工商业 有关工矿业的研究涉及到不少具体行业。云妍的《近代开滦煤矿研究》一书对开滦煤矿在中国近代化中的影响进行了客观的评价；美国学者Shellen Wu出版的《煤炭帝国：燃料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秩序》一书，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煤矿业与欧洲科学、帝国主义及环境变化之间的历史关联。徐毅和张紫鹏对西南改土归流地区近代矿业产量与产值进行重建，分析了其兴衰的过程及其原因，并估算了19世纪中叶全国矿业生产的产值； 石嘉对江西省砂糖业日渐衰落的历程进行追溯，揭示了传统手工业在近代的普遍命运；而蒋勤通过对清末浙南土铁业“衰而未亡”现象的研究，发现区域市场的长期存在给传统手工业提供了生存空间与自我调适的时间，展示了近代手工业的另一条发展道路。
对市场发育问题的研究，是近年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赵伟洪以文献考察结合计量方法，探讨了湖南省米谷流通网络与市场整合，发现18世纪湖南米谷流通具有显著市场导向性，同时，洞庭湖区粮食市场的整合度可能比以往学者所认为的要低；罗畅以清代官方奏报的粮价数据为基础，探究了乾隆朝长江流域粮价波动的原因及粮食市场的整合情况；马国英将银钱比价因素纳入山西省粮价波动的研究中，发现由于清政府通控制制钱发行调节市场上粮价，维持了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相对的稳定。颜色和徐萌的论文讨论了晚清铁路建设对于市场发展的影响，证明铁路提高了铁路沿线府间与邻近铁路府间的市场整合程度。周琳利用《巴县档案》考察晚清的牙行，指出晚清重庆牙行代替地方官府抽收百货厘金，凭借与地方官府的新型合作关系，努力攫取地方市场的贸易垄断权，而商人也并非被动地接受厘金制度盘剥，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主动参与甚至利用厘金制度，牙行也并不单纯从事中介贸易和市场管理，还扮演着市场垄断者的角色。作者以此提出制度史研究应更多地加入“亲历者”的视角，以展现特定个人或群体多元化的历史经验。
本年里，有关区域性地方商业和经营特点的研究，也有进展。许檀依据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对乾隆至道光年间聊城商业的发展脉络和特点进行了考察，并借助会馆集资的抽厘率，对聊城的商业规模进行了细致的估算。秦宗财的著作以徽商为中心，考察了明清时期文化出版与商业的互动关系；王振忠运用新发现的《墨业准绳》一书，全面探讨了晚清徽州墨商的经营文化；刘伯山利用徽商文书，讨论了清代徽商经营方式的变化，认为这些变化促成了清中期徽商称雄商界的地位；冀春贤、王凤山的专著对浙江龙游、湖州、宁波三地商帮作了比较研究，分别探讨其盛衰原因；刘小萌则考察了清代京城旗籍商人经营的内容、特点，深化了对旗人经商问题的认识。
财政金融 黄鸿山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研究了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之间的关系；陈支平利用歙县、黟县等地《公控钱粮案卷》对晚清地方钱粮浮收的实际情景作了精细考察；黄忠鑫通过对徽州民间赋役合同文书的研究，揭示了明清基层社会如何应对赋役负担进而实现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并对清中叶“顺庄法”改革进行了讨论；毛亦可考察了广东省兵米折价与市价的差额及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倪玉平推出新作，精彩展现了晚清漕粮海运改革的历程及其中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郑民德则对明清漕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对其设置沿革、管理运作、功能作用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明清时期漕运的历史变革及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周健也对道咸之际江苏漕粮海运改革的动因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财政困境才是海运的直接促成因素。
货币金融史方面，本年度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王宏斌的专著《清代价值尺度：货币比价研究》的出版。作者用近三十年时间，对清代货币银钱比价进行了全面探究，构建了系统的价值资料体系，并对经典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赵留彦、隋福民等对晚清民国时期金融市场整合程度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李雨纱、张亚光利用民间典当契约文书，解析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民间金融活动的市场机制。其他值得关注的成果还有很多，如刘秋根、杨帆对清前期账局、放账铺研究，徐昂对昭信股票与华资金融业的双向关系的研究，孙晓莹对内务府生息银两与内库银借贷之间关系的研究等。
对外贸易 整体研究方面，刘强从全球化视角探讨了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的形成、官商关系的发展理路；吴松弟利用海关史料，动态地分析了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过程；张伟、汤怿探讨了明清海外贸易中的合伙制，认为合伙制是海商规避风险、降低成本意识的表现；赵轶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清初海禁政策并非国策，只是从军事战略出发的政策，非以限制对外贸易为目的。清政府开海禁后对贸易进行积极干预，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全面开放，而是有限开放。 在国别贸易方面，廖敏淑以栅门及倭馆贸易为例指出，清代的中、朝、日三国由于社会发展形态有所不同，形成了特殊的互市样貌；彭浩出版了《近世日清通商关系史》一书；许晓冬对早期中美贸易特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等，进行了专题讨论；张燕、王友文考察了伊犁将军与中亚哈萨克各族贸易发展的关系，总结出草原丝绸之路运行模式的主要特点；张喜琴比较了恰克图贸易中中俄两国市场管理制度上的差异性；李庆新追溯了中越之间的“海上书籍之路”等等。外贸商品方面，冯立军讨论了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以及华商在其中所占据的地位；郭卫东则分别对皮毛、檀香木在清代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及其对生态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研讨。
在中国与西方的经贸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方面，维也纳大学教授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2015年出版的英文新书《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英国和中国（1680年代-1850年代）》，值得加以关注。该书对彭慕兰提出的欧亚之间的“大分流”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将中国与英帝国进行比较，认为英国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其政府能够征收高额税收之故，而这足以支持一个富于侵略性的重商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
此外，2015年吴松弟、戴鞍钢等学者还主编了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丛书，共邀请2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撰写，试图全面揭示中国在近代所发生的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过程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地理格局。个人经济生活方面，张宏杰以曾国藩为个案观察传统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涉及晚清社会诸如督抚衙门的运转、官场潜规则的具体运作方式等制度层面，形象立体地呈现了晚清官员特别是京官的经济生活， 等等。
总体来看，对史料的深度发掘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是2015年清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特点，这表明该领域研究趋于精细化的发展大势。尤其应该看到，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专业互补，既为将来指出了重要方向，也对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提出了完善知识结构的要求。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
2015年，清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在文教政策、学术演变、思想观念特别是概念史，物质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新的研究实绩，表现出众多的亮点。
文教政策与学术思想 重视政治对学术的制约与影响，本是传统思想文化史研究所重视的视角，但由于社会史与文化史发展的某种偏颇倾向，人们对此似乎有所遗忘，近年来学界渐兴新的自觉，开始在新的高度研讨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复杂互动关系。本年度，在评介杨念群的著作《何处是江南》时，青年学者张瑞龙特别提醒同仁：“让政治因素回归学术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强调“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和重新起步，而是真正深入历史的核心和内部，重新审视帝王、士人以及学术、政治和思想的复杂与纠葛，并形成对明清学术思想转型和清朝前期学术思想渊源流变的结构性系统研究和整体性概括解释。”他认为这一方法的运用，将不仅拓宽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和范围，更将开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文教政策是政治作用学术与文化的中间环节，尤其是研究清代传统学术的演变，不能轻视文教政策的重要影响，盛险峰《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一文关注文化政策与桐城派形成的关系问题，认为清廷在处理《南山集》案时，采取了刚柔并用的策略，促使桐城籍士人及时调整与当朝的关系，把宋学义理转向文章经世，进而产生了桐城派。赵刚研究认为，对于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学界一般认为是清代理学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思想文化专制控制进一步强化的表现，实则不然，在他看来，此案不过是康熙对当时权倾一世的李光地拉拢和打击并行以图有效驾驭的步骤之一，乃一种权宜之计而已。 罗检秋则指出，乾嘉两朝的文治政策有所变化，乾隆朝尊经崇汉，贬评宋学；到了嘉庆朝则开始尊宋，讲求经世致用，这种文治政策的调整对道光朝经世学风与汉宋调和思想的兴起，均起到引导作用。
2015年，在有关政治关怀与学术文化互动关系的主题研究方面，有几部著作较有创获。一是陆胤出版的《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一书。该书指出，面对近代西学挑战，张之洞及其幕府学人试图“自上建之”，通过不断调试文教方案以实现“政教相维”的理念，其思想和行为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并对此予以多方揭示，颇显功力。 二是段志强的《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一书。它以“顾祠”为中心，通过详细考察晚清士大夫发起的对顾炎武的纪念活动，重新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及西力东渐大背景中的政治变动与思想学术嬗变的关联。三是姜萌的《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在该书中，作者把对清末中国历史叙事模式的转换，置于现代族群意识兴起的政治背景下去考察和透视。认为清末的中国历史书写模式由一种基于儒家伦理观念构建的、以帝王将相为书写主体的历史叙述模式，分解为多种叙述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国族视角和种族视角为基础的两种模式，即国族史与种族史。
关于清代的学术思想史研究，论文成果较多。张循著文指出，清初之儒关于《古文尚书》的争议围绕“真伪”和“义理”两个方面展开。对清儒而言，“真伪”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古文尚书》在义理上的价值，所以其书虽伪，但其义却不可废。 方笑一考察了上海图书馆所藏孤本清代张习孔的《近思录传》，指出清初程朱之学的复兴，体现了中下层士人在理学的构架中所寄寓的政治关怀和知识关怀。 对于清中叶的考据学，张寿安近年一直坚持她的新认识，即强调清乾嘉间学术界发生的关于义理、考据、辞章之争，结局是道术分裂和知识分化。其中关键在于以考据为主轴的多种专门之学的产生。由此，她进而认为清学应被称为专门之学，而非考据学。关于乾嘉学术及思想，本年度还出现了一些有份量的论著。如汤志钧著《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庄存与和经今文》一书；华林甫主编、研究清儒关于五代以前历代地理考据的成就与不足的《清儒地理考据》（共四册）等。此外，漆永祥、林存阳、徐道彬、康宁等学者围绕戴震学术的特点及争议、《国朝诂经文抄》的学术史意义，焦循的儒经诠释与儒家经学转向之关系等问题，也分别发表了有见地的论文。
在晚清经学思想变迁方面，陈澧是一个典型人物。於梅舫对陈澧的学术思想有专深研究。他认为陈澧写《科场议》乃是缘于俞樾出题割裂经义一案，陈氏通过此文深刻辨析“真经学”与“近时经学”之区别，借以批判零碎说经的学风，主张恢复专经之学，以此挽救士习。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陈澧在逐渐深入“乾嘉考据”之后，便对“小学”能否成为“治经门径”产生怀疑，因此开始对六书小学作深入浅出的诠释，以期恢复小学古意，进而将此“真小学”变成“以浅持博”的门径书。徐立望撰文揭示，太平天国被镇压前后，国内理学兴盛，而以戴望为代表的浙江文人群体却与此风颇有违背，其讲公羊，倡颜李，意图整合传统思想资源，为内外交迫的社会提供一个总体的解决方案。刘复生研究认为，在晚清，相对于中国学术整体的“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之转型，“蜀学”似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重要概念与观念 受“新文化史”等方法的影响，关于关键词与新概念的研究仍然为学者所喜爱。上年方维规曾主持召开以概念史为主要关怀的“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学术研讨会，本年其论文集得以出版。王汎森、罗志田、巴斯蒂等众多学者围绕着“未来”、“道”、“自然”、“帝国”、“共和”、“恋爱”等关键词和重要概念，以及概念史研究方法等，展开了深入研究，颇受瞩目。桑兵在《循名责实与集两千年于一线——名词概念研究的偏向及其途辙》一文中，特别提醒概念史研究者应该避免的各种不妥做法和不良习惯。基于这种反思，他还对“华南”概念进行了考察分析。 在对具体概念的研究中，也出现值得注意的成果。如李洋对“治外法权”概念的研究，就较为出色，他认为在英美和日本，治外法权指“领域之外的治权”，或“外交豁免权”，而近代国人一则基于“和文汉读法”将其误读为“治理外国人的法权”，由此造成“收回治外法权”的误用；一则在收回主权的非常时期，国人基于民族主义情绪，普遍产生将“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 相译名的“辨学”与指称中国传统学问的“辩学”等同了起来，其原因既有古汉语的互混淆和彼此替代的误会。王慧斌
、尚智丛研究了清代“辨学”和“辩学”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指出明末以来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的进程中，作为其早期两字通用，也源于推动逻辑学传入、论证中国逻辑乃至哲学合法性的需要。此外，邓华莹对“国体”、“政体”概念内涵的演变及运用实践，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在晚清中国思想观念史的研究中，科学、民主、自由等核心观念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相比之下，平等观念虽然重要，却长期研究不足。此前真正值得一提的专著，只有高瑞泉2011年底出版的《平等观念史论略》一书。可喜的是，2015年终于有另一本专著问世，它就是邱伟云所著、台湾出版的《中国近代平等观念的形成（1895—1915）》一书。该书以康有为、严复、章太炎三人的平等观为基线，对晚清时期国人的平等观念分阶段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对其意义价值予以评估，将相关研究向前切实地加以推进。同时，孙晓春、杜美玲也发表论文《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平等”的误释——以康有为<大同书>为例》，阐发了自己对平等观念的认识。此外，围绕着学问观、道德观、文化观、历史观、军政观、权利观、命理观、灾异观、宗教观等各种思想观念，本年也都有具体深入的研究论文发表。
日本学者高桥信春比较分析了西周与严复学问观、道德观的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严复思想乃至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特征；郭道平推断张之洞之作《劝学篇》是在严复译《斯宾塞尔劝学篇》的触动之下进行的有意识的反驳与对话，尽管存在分歧，但在反对激进变革主张这一方面，二人最终殊途同归。 王宪明、黄焯钧将严复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场战争进行的观察思考形成的军政观念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其已经超越了近代中国军事思想“被动性”与“实用性”的普遍特征，具有超前性和深刻性。 李帆的《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一文指出，凸显线性历史观为晚清教科书的特色之一，除受西方和日本影响之外，清季历史教科书能将公羊三世说之类的学说和进化史观有机结合，也是其能较为自如地构建出线性历史观的原因。朱发建、张晶萍的《认同与批判：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文化观》一文认为，留学他邦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使他们的地域意识发生了变化，各省学生纷纷总结本省地域文化遗产，并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准，重新评估本省地域文化的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改绘了本省地域文化的形象。张洪彬的《灾异论式微与天道信仰之现代困境》一文借用格尔兹的观点，强调宗教信仰具有解释世界、道德保障、情感慰藉三种功能，而中国传统的天道信仰在现代西方地震学知识传入之后被遗弃，但现代科学能够更好地解释世界，却无法承担道德维系和情感慰藉的功能，造成中国现代性危机。此外，干春松系统研究了康有为的保教立国思想，胡其柱和熊月之分别探究了晚清权利观念的特质、意义和近代读书人的“命理世界”等，也都值得关注。
教育事业、物质文化及其他 清代的教育问题内容丰富，本年度有以下的研究引人注目。一是郑大华主编的《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一书，这是研究时务学堂的第一部专著。它对这所戊戌时代影响巨大的新式学堂的创办、教学内容与管理，内部的新旧矛盾、地域文化争斗背景及其思想文化影响等，都做了详细讨论。朱晓兵的《清末学堂奖励实官探究》一文，聚焦学堂奖励实官这一清末教育制度，对其由来、功能及影响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深化了以往的认知。此外，本年度还出现了目前英文世界中唯一一本以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该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在帝制晚期儒家秩序崩塌后，知识人为了维持其在社会上的精英地位，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而对自身进行了一番艰难的重新定位。它反映了以知识分子为天然领袖的精英主义世界观对中国知识人的持久影响。
关于物质和消费文化的研究，2015年也受到重视。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合编的《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一书，是其突出代表。该书收录有关物质文化的研究论文多篇，涉及锡箔业和玻璃制造业、西式催生药、旗袍与都市着装、花谱知识与品鉴文化等众多议题，呈现了晚清社会变迁中人与物关系的细微变化，按照日常生活展开的逻辑，讨论现代化浪潮下中国人在衣食日用各方面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和特殊的消费体验。比如，花卉知识的演进和品鉴文化的发展，就是本书中很有特色的内容。陈建守所著《姹紫嫣红：明清牡丹文化的建构与论述》一文指出，有“国色”之誉的牡丹与相近种属的芍药分离而逐步珍品化的过程是在明清时期才得以完成。明清时期牡丹知识的系统化，与牡丹栽培技术的进步和种植范围的扩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此同时，牡丹并未因技术进步带来的普及化而导致其“珍品”的文化意义与地位的失落，反而在清乾隆时期得封“花王”之殊荣。这得益于历代孜孜不倦编纂牡丹谱录的文人雅士。这些谱录不断强化唐宋以来有关牡丹的文学作品与史事典故，从而延续了牡丹专属的文化感觉。书中林秋云所著《惜花有情存雅道——宋以降花谱编纂的嬗变与士人的品鉴文化》一文，也很有意思。文章指出，花卉修谱的风气延续到明清时期后，品鉴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植物，而旁及于优仱艺伎。这与士人冶游风气的盛衰密切相关，在其盛极一时的晚清和清中期，坊间触目皆是。这种以花喻人的品鉴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兴盛，实际上反映了文化消费中士商的身份危机感，而以谱录之学来守护一种客观审美的立场，无形中则反映了明清花谱创作者的深层次心理动机。
关于物质文化，程章灿的《玩物：晚清士风与碑拓流通》一文，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文章考察了晚清十分活跃的碑拓流通的起因、特点以及其对晚清以来学术文化的影响。认为兴起于嘉道年间的碑学，至晚清臻于鼎盛，碑拓市场的高度繁荣乃其表现之一。碑拓买卖不仅活跃于北京琉璃厂，在苏州、南京等文化古城甚至上海这样的新兴城市，也盛极一时。其中既有金石学家、书画家以及众多文人学者的积极参与，也有书估、碑估、拓工以至外国人忙碌的身影。碑拓流通凸显了晚清文化市场的鲜明特色，也成为晚清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与动力。
除上述之外，2015年关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方面，还有一些论著值得一提。如美国学者裴士铎所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本年被译成中文出版。该书以王夫之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分析其打破传统的思想如何影响晚清湖南的复兴运动，作者以晚清以来几辈重要的湖南人为例，贯穿勾连来晚清和民初湖南几代行动主义者及领袖人物的线索，试图理解湖南的抵抗与牺牲传统。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1874年于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以往学界很难看到《循环日报》完整的原件，因此往往对之语焉不详。萧永宏所著《王韬与〈循环日报〉》一书，首次充分利用《循环日报》缩微胶卷及其他相关的报刊资料，对王韬与《循环日报》的创办、编辑发行、报名及报刊内容等做了详细的考证，解决了《循环日报》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加拿大学者季家珍以《时报》为对象，将其视为晚清中层社会的话语空间，通过《时报》来考察晚清中层社会的形成、思想、活动的自身矛盾与最终命运，以此透视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颇有新意。美国学者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一书，引人兴味，本年被刘永华等译成中文出版。关于清代皇家园林文化史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2014-2015年间，何瑜主持编写出版了《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为三山五园园林文化的研究打下了新的史学基础，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阚红柳主编了《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和《畅春园研究》两书。特别是后者，是学界多年来对畅春园最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也是首部关于畅春园的学术专论，为推进清代皇家园林文化研究的开展做出了切实的努力。
中外文化交流 在清代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史的研究中，传教士来华所凸显的早期中西文化相遇的历史情形以及对彼此文化和社会的微妙影响，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重点。张先清的《小历史：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一书，是该领域里颇显灵气的一部佳作。它通过对来华“西儒”的交游故事、民间形象、其早期的“鞑靼”话语以及对中国人的“种族”认知等问题的精心考述和分析，带给读者许多关于文化交往的思考与感悟。他同时出版的《跨文化接触：基督教与近代中西对话》一书，对马礼逊时代清廷与天主教的关系，晚清乡族势力与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关系，福建天主教守贞女群体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也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和人类学、历史学的双重关怀。关于康熙皇帝对天主教和西学的态度，冯尔康先生有新的研究。他从康熙南巡的视角分析指出，第二次康熙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与容教令出台这三者之间是连环关系，其南巡的目的之一即是考察传教士的为人与技能。在天主教与反教臣民之间，康熙帝原本采取平衡政策，但随着天主教与儒家伦理冲突加剧，他最终也无法禁止反教行为的发生。关于康熙朝的历法争论，学界本年出版了一部较为系统的专著，即吕江英所著的《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与儒耶冲突》一书，它将有关康熙时代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又向前有所推进。
很多时候，跨文化交流会以“矛盾”和“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罗军凤在考察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时便发现，理雅各翻译《春秋》是以康熙六十年刊刻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底本的，但其不仅持“真实性”原则否定了《春秋》的褒贬之义及书法、义例，在翻译过程中，实际还因“真实性”原则而完全消解了原编者的经世之意。这反映出西方近代史学与中国经学两个学术体系之间的明显冲突。此种冲突性的交流，在晚清还表现为精通英文的中国人以西文发表文章，运用西方的文明准则和近代价值，通过西文报刊对列强发出抗议之声等方面。李珊所作《晚清时期〈北华捷报〉上的中国声音》一文，就体现出此种研究自觉。该文对晚清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的英文文章首次做了总体考察，指出中国人所发的类似文章始终都围绕中西关系展开，并与西人进行公开的辩论。此类争辩，不仅有益于中国自身，归根结底也有益于西方。以往，学界多简单认定此《北华捷报》只是在华西人的舆论工具而已，实则具体情形要远为复杂。
目前，学界已越来越重视西学对清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积极影响，即使是对明末清初而言，亦是如此。2015年，一部题为《创造自己的新世界：大发现时代中国与耶稣会士的相遇》的英文著作，在荷兰出版。它就专门以当时中国士人的“地球观”为例，来揭示耶稣会式的科学与早期中国现代性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该书从文化适应力的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在早期现代全球空间一体化的背景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学者如何协调同耶稣会士的知识与思想，理解和接受地球是球形的观念之历史过程，并以此重置中国在世界的地位，重建中国的古典传统。
时至晚清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在于形成了中、西、日三方文化的密切互动关系。当时中国的许多新概念、观念和思想现象，都必须放在三者互动的语境中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像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对中国“睡狮”说的形成和20世纪初年“黄帝”形像的塑造等的考释，就很具代表性。2015年，收集其包括上述论文在内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一书在中国出版，其相关看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2015年，有关西方社会如何认知清代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论文论著。如曹新宇、黄兴涛的《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一文，就针对“新清史”代表欧立德强调西方称中国为“帝国”主要得益于传教士对清朝入关的印象并基本始于清初的观点予以商榷，考证指出，其实早在明末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说法就已经流行开来，称中国为“帝国”，恰是基于对明朝及此前古老中国的理解而形成。又如李秀清出版《中法西译》一书，对《中国丛报》与19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予以专题研究，讨论具体而深入。
清代中法文化交流史一直是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本年亦有突出成果问世。由中法两国二十多位专家共同撰写的《交互的镜像：中国与法兰西》中文版于本年出版，其中清朝时期主要包含在17—18世纪、19世纪这两个部分。关于西学东渐的老问题，也出现了研究专论，中山大学西学东渐馆主编的《西学东渐研究》（第五辑），即值得一提。
四、社会史研究
同往年相比，2015年的清代社会史研究在取向和侧重点方面有所不同，有些问题得以重新审视，并得出新的结论。
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 2015年，《清史研究》推出“清史学术百年”栏目，对清史各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其中日本学者岸本美绪以“中间团体论”为切入点，总结了日本近百年的清代社会史研究。她所谓的“中间团体”，是指“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的多种多样的集团”，宗族、村社、行会等都属于“中间团体”的范畴。[206]这的确是研究将个人与国家联结起来的社会力量以及基层社会运行实践的重要入口。2015年中国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也以对此类团体的研究最为突出。
关于会馆善堂类研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清代国家对此类组织的介入或渗透，这与之前研究多强调地方自治有所不同。张青仁对北京香会的研究指出，清代随着旗人的参与，香会出现了“井”字里外的等级分化。井字里的香会通过旗人密集的关系网络连接起来，确立了“幡鼓齐动十三档”的特色和行香走会的规矩礼节；村落生活的自足性使得作为村落象征的井字外香会承担着信仰、娱乐与互助的多重功能。北京香会的分化及其地域特征的形成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亦是政治秩序对地方社会渗透的过程。[207]徐鹤涛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城的小贩与城市管理的关系的深入研究，指出清代的小贩除社区人情外，主要靠行业组织来建立秩序，官方对其日常活动干涉较少，但至晚清以降，由于国家竞存需要、社会变化的内在要求等，催生了以警察为核心的小贩管理体制，国家开始代替行业组织对城市小贩进行管理。[208]邹怡利用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的记载对明清时期北京歙县会馆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指出明代后期，歙县会馆及义庄由商人集资创建和维护、服务同乡士商，但清代中期以后，政府力量逐渐介入会馆，其服务对象也缩小为科举考生和官员。义庄虽然保持了民捐民用，但其内部管理和对外交涉均需政府介入。这一转变表明，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并非如西方般呈现为对立制约，而表现为垂直粘连、交叉利用，国家对社会进行分类控制。[209]黄鸿山对善堂与清代江浙地区命案相验问题的研究，阐述了围绕命案相验产生的经费摊派和敲诈勒索行为长期困扰地方社会，成为官府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此情形下，地方社会力量积极组织施棺代葬类善堂，代办相关事宜和代筹相验经费，努力降低相验问题的不良影响，并取得一定成效。虽然善堂多把持在乡绅富户手中，而乡绅们也借此扩大自身在地方的影响力，但同时这也是其在官府的制度和管控中力图自保的行为。[210]此外，朱浒和郭常英有关“义赈”和“义演”的研究，还关注到晚清慈善事业受到社会变迁和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新动向。[211]
本年度的村社研究仍突出士绅与地方治理的关系。施由明的研究指出，清代江西的乡绅通过积极配合朝廷和地方官在乡村社会推行的乡约、保甲和族正制，将《上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的核心思想具体化为家训、族规等的具体条规，以约束、化导、塑造族人，从而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了重要作用。[212]王志明通过对清代乡居进士对地方和社会管理的影响进行研究，指出乡居进士多与省、府、州、县等各级官府交往，利用权力和社会影响力，较多介入地方社会管理，为地方官出谋划策，帮办地方事务，为本乡绅士及下层百姓的利益交涉官府，发展家族等基层社会组织。特别是武装动乱和灾荒等非常时期，他们对基层组织的介入程度更为深广。乡居进士对地方社会管理的影响，是官僚政治的延伸，利于地方社会的政治整合，利于中央集权和皇权在社会基层的渗透。[213]黄鸿山通过对晚清“积谷捐”的征收方式由“官办”转为“官督绅办”的过程进行考察，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部分地质疑了以往研究认为晚清以来的地方权力已从官府向绅士转移的观点，认为尽管晚清地方绅士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扮演着较此前更为重要的角色，但不能过高估计绅士的权力。[214]朱文广通过解读山西上党地区的百余通禁赌碑刻资料，论述了地方社会在赌博成风的情况下，如何自发地成立了以村社为组织单元，以社首、乡约为代表的禁赌组织并开展了长期的禁赌运动，以求重建社会秩序。村社禁赌主要以教化为目的，以社内议罚为形式，以经济惩罚为措施，形成了与官府禁赌不同的理路，虽带有较强的自主性，但仍要以官府为依靠。[215]
在晚清新兴的社会势力中，绅商和商会的重要性长期受到学界的重视。本年度，马敏主编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是商会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的第一卷，对晚清商会兴起的社会背景、商会的组织系统、商会的功能等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相对于往年的红火，本年度的宗族研究稍显冷落。李学如、王卫平对近代苏南义庄宗族保障制度的研究指出，苏南义庄关涉族众生活各个核心环节，形成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宗族保障机制，义庄施行严密的救助程序，辅以庄规伦常的约束，寓劝惩于周恤之中，客观上调适了族群关系，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217]张爱华通过对安徽泾县的族谱与县志的编纂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在清代作为地方公共历史重要平台的县志与作为私家历史代表的族谱，在编纂过程中出现了官民互动密切、双向流动频繁的重要动向。其原因在于二者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操纵力量，即强宗大族与官绅阶层结合所达成的权力共谋关系，私家文献族谱通过与公共文献县志的种种互动，成为那些“有力之家”赚取更多地方文化资本的得力工具。[218]
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将之前未受到学者关注的“歇家”群体纳入史学研究范畴，指出这一群体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介入明清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乡民与政府间对话的桥梁，也是明清政府管理社会最为倚重的力量。作者通过对“歇家”的研究，从细节上把握明清时期上层制度变革与下层组织机构变迁的关系及其过程，为我们研究基层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19]
总之，以往被视为地方自治的主要力量，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宗族、行会、商会、士绅团体等，正在被学者们进行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在这一审视中被重新定位和考量。
地方社会与民间宗教 前文谈到地方行政管理时，曾提及罗志田等所主编的《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和冯贤亮的《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两书，前者从州县以下的基层视角考察中国，充分展示了地方近代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思路，也为地方史研究拓展了新领域；[220]后者的研究既涵盖了地方社会所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如官吏的腐败和税收的繁杂，也包含了江南所特有的社会问题，如士人的反清活动和地方水利的影响，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江南社会地方社会的运行就像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221]
水利问题一直为地方社会研究所关注。潘明涛利用地方志记载对17世纪滏水流域水利纠纷中各州县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行考察，表明这一区域的水利纠纷呈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并从中呈现明末清初地方官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222]张崇旺对明清时期芍陂的水事纠纷及其治理的研究中，将芍陂水事治理的模式总结为“官府主导、士绅介入、民众参与、上下联动”，并指出这样的治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预防了芍陂一些水事纠纷的发生，降低了芍陂水事纠纷爆发的频率以及纠纷冲突的危害程度，对淮域地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23]刘诗古的《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水面权”之分化与转让——以“卖湖契”和“租湖字”为中心》一文，通过考察明清以来鄱阳湖地区“湖权”的复杂分化形态和交易形式以及制约这类交易的因素，指出这一时期大量契约、合同与协议的出现，显示出了鄱阳湖渔民在解决公共渔业资源治理问题上的努力。[224]
清代人口与移民问题是地方社会研究的另一关注点。李楠和甄茂生利用浙江石仓村的族谱和分家书，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性地研究了分家制度对人口控制的影响。路伟东和王新刚以晚清甘肃城市为例，利用宣统“地理调查表”中分村户口数据，对晚清甘肃63座行政治所类城市的人口规模及数据分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范虹珏等人的研究通过对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发展进程的考察，表明这一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繁荣和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周边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并将这一人口移动的历史现象与当代的城镇化进呈进行对比。[227]赵世瑜的《亦土亦流：一个边陲小邑的晚清困局》一文，则通过对至清末仍旧保持土司设置的川南小城九姓长官司为对抗外来移民挤占、努力维持原有地方社会秩序的描述，生动呈现出一个边陲小城在面临商业化、人口流动、制度变革、西方势力进入的现代性挑战时所面临的困局。[228]刘小萌利用刑科题本等资料，对清代涌入东北垦荒的内地民人以及这一现象带来的满汉关系新变化进行考察，指出内地流入东北的移民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东北的土地结构、民族构成、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发生重要的改变。[229]
宗教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问题，也得到学者们的重视。郭峰《近代道教与地方社会互动——以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为中心》一文指出，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在近代能够崛起除教团本身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团加强了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由此可以看出，近代道教“世俗化”与“民间化”只是意味着道教在上层社会的“衰落”，而在地方社会道教可以通过调整策略而繁荣，并对地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朱季康、孔祥德研究指出，在咸同年间民间军事化的生存环境中，太谷学派北宗张积中北上鲁西南，在黄崖山寨组织民众群保，在经济保障、基建管理、教育祭祀、生活情感等方面自救生存，开创一个运作良好的群体系统。 肖清和对明清时期天主教群体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认为人际网络在天主教传播与天主教群体的形成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指出天主教徒群体的交往与认同亦发生了变化。
对于捻子、捻军与白莲教的关系，学术界颇有争议。吴善中在《捻子、捻军的性质及其与白莲教的关系》 一文中指出，捻子乃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漏网分子”所结成，后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土匪集团。太平天国兴起后，捻子发展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军事力量——捻军。捻军“旗分五色”的军事编制、职官名称等，当仿自八卦教。关于秘密会堂与同盟会的关系，李平秀的《清末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以同盟会武装起义为主》一文通过对同盟会六次起义分析，认为这些武装起义是以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为媒介形成同盟会与会党的合作关系，同盟会人士构成“设计组织”，天地会等会党首领组成“执行组织”。而所谓的同盟会领导四地的“同时起义”与“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2015年，民间宗教研究出现一次学术争鸣。 本年《清史研究》第1期专辟“明清民间宗教的新史料与新问题”一栏，刊载由侯冲、王见川、曹新宇三位学者所撰文章，不同观点竞相争鸣，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侯冲首先指出李世瑜所持“宝卷是秘密宗教的经典”一论，在经作者以《五部六册》所征引宝卷进行比对后发现，不仅李世瑜认为“最早的宝卷起于明正德年间”、《五部六册》所引宝卷“其实从来就没曾有过”这一看法并不可信，而且在李氏将明清宝卷说成是秘密宗教的经典时，存在混淆概念、材料不全、以偏概全、查无实据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未来宝卷研究的路，究竟应该如何走？”这一问题，作者凭借其多年来对于佛教斋供仪式的研究经验，指出将宝卷与变文、科仪等仪式文本一样放在斋供仪式的背景下研究的新视角。
有关民间宗教经卷的断代问题，也受到学者重视和讨论。王见川《民间宗教经卷的年代及真伪问题——以〈九莲经〉、〈三煞截鬼经〉为例》一文通过详细考证，认为《九莲经》作于万历四十六年，而非康熙年间黄德辉所作。而对于现存的《三煞截鬼经》，该文认为它并非成化禁书经目中的《三煞截鬼经》的覆刻或重刊，有可能是借其名流行。作者以此提出研究者要慎重对待民间经卷的年代与真伪问题。作为回应，曹新宇《新发现“成化禁书”与白莲教的关系——兼答王见川教授问题》一文梳理包括《三煞截鬼经》在内的现存“成化禁书”，指出“成化禁书”的内部线索，加上传统的版本证据，才是判断其时代与真伪的更好标准。而新发现的“成化禁书”各抄本，与《三煞截鬼经》的最早抄本，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展现了这些经卷内在的统一性。 此外，隋爱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明清宝卷与官方档案为依据，对《佛说皇极结果宝卷》的创作年代、教门归属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证。
医疗史与性别史 本年度医疗史研究的三部著作都有着独特的视角和相当的影响力。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大量引用清宫档案与东亚各国的人参医书史料，从生产、消费与医药的角度论述了人参对清代政府和社会的重要影响，并从人参的历史反思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239]美国学者班凯乐（Carol Benedict）著《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将19世纪至20世纪初从中国西南地区蔓延至东南沿海省份的、世界上范围最大的一次鼠疫大流行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当时的中国对于鼠疫的社会、医学和宗教反应等面向。作者利用医书、地方志、报刊杂志、中国海关医官和美国领事馆的记录等中英文材料，较为全面地再现了清末的鼠疫问题，为我们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开阔的视野。[240]近年的医疗史研究逐步突破疾病与医疗、卫生与保健的框架，将医疗问题与国家的政策与管控、社会的需求与发展、文化信仰的追求和建构联系起来，从医疗的视角探索清代社会各个层面，“进而在全球历史背景中凝练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概念和中国经验”。[241]杜丽红出版了《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一书，探讨了包括晚清在内的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此外，她还以1894年爆发的香港鼠疫为例，考察了香港、广州和上海三地的不同应对，分析出海港检疫的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遇到的问题。认为由于缺乏当地中国官员的合作，以及中国人对检疫隔离的不认同，海港检疫实已难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从而必须转而依靠地方卫生治理来控制疫情。
性别史方面的两部著作都聚焦于江南才女，通过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这一群体展开不同层面的研究。美国学者曼素恩（Susan
Mann）《张门才女》对19世纪常洲张氏一门的才女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从女性视角审视战争、叛乱、外敌入侵、王朝衰落等事件进程中的中国历史。作者利用翔实的史料及近乎文学构拟的合理想象，复原了张门才女在文学创作、人际关系、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乃至政治立场等方面的行为和态度，再现了中国从帝制向共和转变过程中“才女”的人生轨迹。[244]张杰《熟悉的陌生人：明清江南社会才女群体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从社会学的“陌生人”理论视角入手，将才女群体视为不同于西方陌生人概念的陌生人类型，即熟人社会中的熟悉的陌生人。作者指出才女通过群体互动和社会异质空间的建构，才能够从家中的陌生人转变为外在意义的社会的陌生人，并对地域社会造成冲击；而另一方面，异质空间又成为家庭中的自闭性空间，才女群体因此也失去其“流动性”。[245]以上两部著作，都采用了与以往研究全然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曼素恩在对史料进行深度把握的前提下采用了几近文学的想象来填补女性史料记录中无法弥补的缺失，同时以“赞评”的方式加入历史学家的观点，给人以非常奇异的感觉。而张杰的研究则以社会学的方法为指导，将才女纳入社会学的考量范畴，用“陌生人”和“异质空间”的理论对这一群体的形成和特质进行深层次的把握与分析，为性别史的跨学科研究积累了新的经验。
尽管性别史研究不断更新和拓展，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史料相对集中和以往文化关注的惯性，今天性别史研究的关注点仍难跳脱“江南上层女性”的范畴。当然，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宽与史料的发掘，越来越多的性别史学者开始尝试使用司法档案、契约文书等资料来探索清代下层女性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角色，像张启龙、徐哲就通过契约文书，透视了清末广州高第街妇女在土地、借贷等交易中的活动，并以此探查下层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家庭权利。[246]毛立平则通过对南部县档案中女性诉状与供词的具体分析，揭示了官员、男性家属和女性本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共同建构了州县档案中下层女性形象的历史事实。[247]
除上述之外，关于清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本年度也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其中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和刘文楠所著《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两书较为重要。它们以“近代”为名，但都包含了晚清的内容。前者以系统性见长，后者以专题性取胜，都有益于今人了解晚清时代的社会生活。
最后，再简单谈谈社会史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问题。前文我们曾提到曹新宇、侯冲等在秘密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利用新发现的“成化禁书”和《五部六册》宝卷取得研究突破的事例，在社会经济史领域，范金民等利用其在日本发现的系列清代江南田宅买卖契约文书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也很是引人注目。本年度，为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契约文书，深化相关研究，《史学月刊》第12期还专门发表了“明清契约文书与历史研究笔谈”，期望对相关研究加以积极引导。
在有效利用域外文献进行社会史研究方面，本年度有两部专著值得格外关注。一是王振忠的《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论稿》。该书运用朝鲜燕行录、琉球官话课本、日本唐通事文献以及近代西方传教士书写的方言文献等，对清代社会进行了出色的探讨。[250]二是薛莉清的《晚清民初南洋华人社群的文化建构：一种文化空间的发现》一书。该书利用大量的南洋游记，考察了清末民初重要转型时期南洋华侨社会文化建构的历史脉络和进程。作者通过对地理概念空间、旅行现实空间、文化话语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的考察，再现了南洋华人社群生活的各个层面及其背后的“文化对话与霸权”的主题和发展谱系。[251]两书都在域外资料的发掘利用方面，显示出独到的眼力和扎实细致的功夫。
综上所述，2015年清史研究的成果相当丰硕，可以说是“充实而有光辉”。学者们通过新史料的发现、新视角的转换、新问题的提出以及新方法的运用，在与前人研究成果的对话中实现了学术创新的追求。总体说来，本年度的清史研究各领域、各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推进，但难以发现格外突出的热点，这应是清史研究进入常态化发展阶段后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相对于清后期历史研究而言，清前期历史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将清代史截然划为二段、分别研究的现象仍明显存在。能够将整个清朝历史打通、进行通贯研究的高水平成果，还不太多见。这些，都有待同仁们今后共同努力、改进提高。寄望于来年。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学者的帮助：毛立平、曹新宇提供了社会史方面的初稿；胡祥雨提供了法制史方面的初稿，刘文远和林展提供了经济史方面的初稿；江晓成帮助整理了部分政治史方面的资料。特此致谢。]
原载《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引用请参考原期刊文章
徐凯：《满洲认同"法典"与部族双重构建——十六世纪以来满洲民族的历史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阿拉腾奥其尔：《清朝图理琛使团与《异域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胡其柱：《从晚清权利观念看清末国家构建的内在困境》，《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熊月之：《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世界》，《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加拿大]季家珍（Joan Judge）著，王樊一婧译：《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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