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一直是中国断代史研究中相对活跃与多产的一个领域，2021年亦不例外。宏观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清代历史置于从元明至民国或当代的历史长线中进行考察，理论自觉和着眼于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日渐凸现；微观层面，得益于新发现的档案文献资料，探究的问题日趋具体、细致、丰富。清史研究成果数量多，内容广，囿于眼力，笔者万难备述周全，兹就国内（不含台港澳）2021年成果择要汇辑，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望识者见宥。

一、政治史领域

政治史研究是清史研究的大端，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兴盛的冲击，政治史研究一度被边缘化。近些年，政治史研究经历了自我反思，注重吸纳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研究成果，并力图“将一切经济行为”纳入视野[1]，“重提政治史”[2]不再流于口号。2021年清代政治史研究成果丰富，涵盖了政治制度、政治事件、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等主要方面。

（一）清代的国家性质与“正统性”

探讨清代国家性质，是清代“国家认同”“国家建构”以及清统治“合法性”等问题的延伸，也受到了近年来美国“新清史”的刺激。“新清史”认为，清朝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内陆亚洲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语，中国只是其“一部分”，中华民族也只是一想象的共同体。[3]“新清史”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其对清朝国家性质的看法值得警惕，也需要辩驳。

为更准确认识清代国家性质，2021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围绕“清朝的国家性质”这一主题，举办了“首届清代政治史论坛”。会后，《清史研究》用专栏刊发6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郭成康探讨了清前期国家政体的变革，认为受舆论环境、文化传统和内外因素的影响，康雍乾三帝构建了以君主个人之力独揽朝政的国家运行机制，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国依然是君主专制体制的国家。杜家骥从民族方面探讨了清朝国家的性质及其演变，认为可将清朝国家的性质归纳为“满族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多民族施治的汉制模式帝制王朝”，清王朝承袭明朝汉族王朝国家的建置模式，具有皇帝私家传承制及其家族带有私性特权这一古代王朝国家的典型特征，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并未脱离传统的“汉制模式”。陈支平认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清代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标志之一，清朝政府对于国内众多少数民族采取了非一致性的、因地制宜式的政策，这表明清朝政治体制的内核部分存在着维护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基本因素，正是这种内在的基本因素，通过不同政策的实施和体现，才能促进清代这一疆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刘小萌则以八旗人口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八旗制度的变化及影响，指出探讨清国家性质，不应只强调“满洲特色”，而必须联系“中华（中国）特色”，秉持动态观点和长时段考察。常建华不认同“新清史”关于清朝是“内亚帝国”的表述，但主张有关“帝国”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清朝的中华本位问题，认为清朝仍是中华体制下的朝代，其国家性质似可表述为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而且具有多民族联合的特点。赵世瑜则从明朝至清朝，再到中华民国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进程出发，认为作为现代国家形成前的清代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内，具体表现为以往的“帝国”特征开始淡化甚至消散，“王朝国家”的特征开始增加。[4]《清史研究》同期还刊发了强光美与“新清史”的商榷文，该文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为视点对清朝“内亚性”提出批评，指出“新清史”学者将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视为清朝“内亚性”和区别于传统中原王朝的重要表征，这一观点存在偏颇之处，并不完全符合历史逻辑和史实。[5]

探讨清代国家性质、纠正“新清史”偏颇之论，涉及清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而探讨清统治如何构建自身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也是近些年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钟焓分析了1635年皇太极获取“制诰之宝”的政治意义，认为皇太极获得林丹汗传国玉玺的意义并不在于继承蒙元帝国的政治遗产，而是着眼于处理内政的需要，即加速实现将原有汗权统治体制改造升级为中央集权化的帝制模式，从而满足自己对君权扩张的政治需求。[6]惠男通过分析乾隆皇帝的佛装“圣容像”在藏地的供奉流播过程，探讨了其传达的权威话语信息如何渗透和改造西藏原有的政教秩序。[7]徐莉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及其价值，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的编纂及其版本流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线索，为此类文献价值的阐释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8]对于涉及清统治者基本国策的满蒙联姻制度，赵云田指出“备指额驸”制度产生于清朝顺治年间，最迟在康熙年间已经实行。[9]

清朝国家礼制建设，同样能够反映统治者构建合法性的努力。吴恩荣通过满文老档还原努尔哈赤时期的礼俗，认为清朝入关后因塑造大一统帝国礼制形象的需要，对入关前的礼俗多有隐匿与文饰。[10]吴恩荣另一篇与程炽玲合写的文章，借用乾隆朝《大清通礼》的“五礼”框架对顺治朝的礼制继承情况进行了梳理，指出国家礼制层面的“汉化”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变，重塑了清政权的合法性。[11]

（二）政治制度与运行

清代政治制度研究涉及最多的是八旗制度。以往研究多利用《清实录》、官书等资料，而随着大量档案的公开和新材料的发现，八旗制度的研究得以细化和深化。刘小萌以内务府“三藩汉女”为中心讨论了包衣女子配婚制的瓦解与满洲领主制的衰亡。[12]邱源媛围绕清初直隶拨补地，探讨了八旗制度对直隶的非八旗人群、非八旗区域的辐射性影响。[13]哈斯巴根通过解读满、蒙、汉文档案文献，对蒙古八旗在口外的游牧地情况进行了梳理。[14]屈成考察了清前期汉中八旗驻防。[15]岳铭志、薛柏成利用满汉文献，分析与总结顺治朝汉军官员入旗缘由。[16]尤嘉讨论了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17]苏日朦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等相关档案资料，考察了乾隆年间居住于察哈尔八旗游牧地的八旗蒙古喀喇沁、浩齐特佐领的动向，同时分析了清廷为解决八旗蒙古生计问题所采取的措施。[18]毛立平借助近年来次第开放的清代宫廷档案，考察选秀女制度对普通旗人女性的实际意义和影响，指出朝廷通过选秀活动加强对旗人女性的掌控，强化了其族群观念。[19]

随着宏观政治史研究式微，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相对具体的权力或行政运行机制。马子木从政务运作的角度探讨了清初的奏事体制，以透视清代国家权力分配与制度运作机制。[20]张一弛对奏折制度出现之前的清前期本章进呈与批答制度进行了梳理，指出早在奏折得到广泛使用以前，清朝国家就已经着手对中枢政务处理体系进行调适；从顺治时期到雍正年间，朝廷对题奏本章的进呈和批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图平衡行政效率与“主威独运”之间的矛盾，而这一改革是清朝皇帝发挥臣下处理日常事务的主动性，构筑内廷以强化皇权运使能力的有益尝试。[21]赵彦昌、曲海月以《黑图档》道光朝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各部和盛京各部的来往公文为基础，分析了公文往来特征。[22]王日根探讨了以前很少受关注的清代封印制度，通过封印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经权互参，揭示了封印制度的内在张力，表明其兼顾了制度的刚性与实行的弹性。[23]李明以清代刑部司员为例，分析了清代中央衙门机构的用人制度。[24]邹长清通过考证、量化分析和系统梳理，探讨了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源流、演变以及推行的实际作用。[25]毛立平着眼于君权与后权，从制度、礼仪和空间三个维度探讨了清帝如何控制和打压皇后的权威，以及“宫壸肃清”背后的运作逻辑。[26]张凌霄探讨了军机处档册中经常出现的重要术语“满伴”一词，依据军机处档案和其他满汉文文献，确定“满伴”即指满章京。[27]郭琪考察了清代宫中腰牌制度。[28]胡祥雨从清承明制的角度探讨了清初三法司审判权格局的变迁，认为清朝刑部“部权特重” 的三法司权力格局在顺治时期就已经形成。[29]

（三）政治事件与人物

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晚清，涉及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团练、戊戌变法、义和团、官僚派系斗争、清末政治改革等诸多议题。

关于太平天国，近三十年来否定和丑化的声音不断增多。为扭转这一倾向，《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以“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为题，组织了六位学者的专题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太平天国进行探讨，纠正了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错误看法。[30]另外，张宏生围绕余治《江南铁泪图》，分析了时人对太平天国起义战后重建的渴望和社会动乱的反思。[31]郑小春亦着眼于兵后重建，以绩溪南关许氏宗族为中心，展现了太平天国起义冲击下的宗族生活及其重建。[32]

团练是清中叶后地方军事力量的代表，在清廷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骏发现，团练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是晚清独有之现象，清前期在部分边地紧张军事形势下早已采用此项政治策略，以巩固地方统治；团练与保甲之间并非简单的源流关系，而是某种特殊的表里关系。[33]崔岷从清廷社会动员策略入手，认为咸丰六年“任官督率”方案的推行意味着历经三年多的“任绅”办团后，清廷试图从钦派在籍绅士手中收回团练控制权以期发挥团练应有的功能，从而成为嘉庆以降清廷从“顶层设计”上探索社会动员策略过程中的重要节点。[34]

对洋务历史的研究成果不多，朱浒的专著《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值得注意。该著另辟蹊径，以赈务活动作为切入口，通过对盛宣怀在晚清四十余年的奋斗与挣扎的解读，揭示了洋务与赈务之间的交织与互动，以及历史人物与时局的耦合性。[35]

关于戊戌变法，自《戊戌奏稿》、《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等资料被证伪或遭质疑后，康有为是否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备受怀疑，近年来的研究也极少涉足这一问题。对戊戌变法研究用力颇深的茅海建撰文认为，尽管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但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从目前可考的史料出发，仍可认定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36]黄兴涛、荆宇航从戊戌维新志士杨深秀作为政治改革家、学者和诗人三重角色入手，对其一生做了整体研究。[37]

对义和团和庚子事变的研究趋向多元。褚潇白通过对以义和团为主的反洋教运动中的家国话语及其象征文化结构的分析，从传统乡村社会的家族权力结构、保家意识的正统性转换、民间劫难观的民族主义重构以及家国话语的整合与实施这四个方面,揭示了民众反洋教意识之根源及其与民间信仰意识、内涵和仪式等的关联性，以及民间兴起的家国话语背后的矛盾情绪。[38]郑泽民通过上海道台之更易，分析了庚子事变期间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状况。[39]韩策围绕满人封疆大吏崧蕃，分析了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指出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40]

对晚清派系和官僚集团的研究，是近年来剖析晚清政治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戴海斌以李鸿章与张之洞的早期交往为线索，辨析“洋务”“清流”的异同，指出两者之间虽“各有门面”，但并非疆界分明。[41]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影响晚清政局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湘籍官僚集团开始崛起，分析其人物之间的私谊纽带关系，有助于理解清政府中枢机构与地方督抚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其影响下的清末政治发展脉络。束荣华、朱庆葆从前湘军时期开始梳理湘籍官僚集团成员间师门、姻亲、主幕等私谊关系，以“人缘性”因素入手，还原了该集团的官场联盟特质，而这种私谊纽带维系的官场联盟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时局，在清廷中枢与地方督抚力量此消彼长的嬗变中也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42]甲午战争后，湘籍官僚集团开始走下坡路，北洋集团在庚子后兴起并取而代之，导致了湘人江督格局及湘军的终结；而北洋得势又引发了清流派和满洲亲贵的不满，最终导致1907年丁未政潮的发生。深入研究这次政治权力斗争的内在脉络，无疑有助于把握清末最后几年的政治走向。韩策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变化过程。[43]而张建斌关于“丁未政潮”的研究，也有助于厘清这次政治风波中的权力斗争。[44]

关于清末政治改革，学界关注的主要是官制。林浩彬探讨了丞参选任与清末部院用人专门化问题，以及光绪末年保举人才与预备立宪的关系。[45]关晓红的研究揭示了宣统朝选官用人的困局。[46]章博探讨了预备立宪背景下清末军机大臣的副署制度。[47]项旋利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期间所发现的有关清末预备立宪的三件奏折底稿，探讨了预备立宪筹备清单底稿所见开设国会年限及其相关问题。[48]郭思成梳理了清末“民政”概念的演变，以及清末“民政部”到民初“内务部”的转型过程。[49]叶锦花则以清末户口调查与广东新安民变为例，探讨了清末新政举措对地方社会的影响。[50]

（四）边疆民族史

边疆史地在清史研究中一直长盛不衰。赵云田著《清代理藩制度研究》[51]作为研究清代理藩制度的集大成之作，是本领域新近值得指出的重要成果。该书全面论述了清代藩部的形成，清朝理藩的机构，藩部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宗教、联姻等制度，评价了清代理藩制度的历史影响和局限性，并附有清代理藩大事记。

内外蒙古地区一直是边疆史地研究的重点。蒙古勒呼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了反映清朝蒙古律与喀尔喀习惯法关系的重要法规《喀尔喀济鲁姆》之乾隆十一年法，认为清朝蒙古律虽然在喀尔喀占据统治地位，但与蒙古律相抵触的喀尔喀习惯法仍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在喀尔喀社会发挥作用。[52]王刚通过研究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绿营换防指出，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以蒙古官兵为主体，绿营、八旗换防官兵为辅助的军事体制，是清廷权衡当地政治环境、民族构成、自然条件与经济成本等多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53]张临希通过“丹丕尔案”探讨了清末边疆治理的转型。[54]包思勤以嘉庆朝重印《蒙古律例》后所附“增订条文”为中心，探析了清代蒙古地区的内地移民对蒙古律例修订的影响。[55]刘维栋对清代赛音诺颜部驻京亲王拉旺多尔济驻京事迹进行了考订整理。[56]

本年度关于新疆地区的研究有不少成果值得注意。巴·巴图巴雅尔利用托忒文档案，通过分析“鄂尔齐”制度出现的历史背景，考释“鄂尔齐”一词，探讨了沙皇俄国任命土尔扈特首领为“汗鄂尔齐”称号的原因，考证了土尔扈特东归时渥巴锡正式身份等问题。[57]王力系统梳理了准噶尔蒙古与俄国的贸易类型及其特点，认为准噶尔蒙古与俄国之间的贸易是中俄最早的区域性贸易和当时亚欧大陆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58]刘锦增剖析了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军粮的来源与构成。[59]曲强利用数十份与莽噶里克有关的档案文书，对莽噶里克与准噶尔的关系、莽噶里克归附后与清朝的关系，以及清朝对于吐鲁番治理之初的历史进行了细致考察。[60]王启明通过考证指出，乾隆三十六年以前出现之辟展同知，实为清朝由内地临时派遣辟展专办粮饷、粮务之“管粮同知”，至乾隆三十六年，由陕甘总督明山奏准设立的辟展实缺同知，则为日后吐鲁番改土归流的实施创设了必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61]另外，他根据满汉文档案讨论了清前期吐鲁番“土流并治”的回众管理模式。[62]孙文杰利用《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考证了乾隆四十八年明亮、海禄署理伊犁将军的史实。[63]聂红萍梳理了乾隆朝统一新疆后新疆东路的管辖变迁，认为乾隆朝统一新疆后，新疆东路行政建置虽隶属于甘肃省，但因为前有地方办事大臣，后有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导致陕甘总督从未能够完全行使管辖权，使得新疆东路的管辖模式不同于一般行省州县地区，体现了新疆治理的特殊性。[64]廖文辉从财政史的角度讨论了嘉庆时期的新疆协饷运作及政策。[65]陈跃探究了晚清新疆建省期间军制改革的复杂历程。[66]

对清代西南与青藏地区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王丽娜讨论了雍正年间川、滇、藏行政边界的划分，认为在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政府对川、滇、藏行政边界的划分，是清朝前期西藏治理的重要事件，对清朝治藏战略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清朝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管理地方的重要手段。[67]冯灿以禄氏和二安氏为中心探讨了康熙朝东川土司内乱及其影响。[68]韩笑、石涛利用清代四川县志，结合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对打箭炉一带考察的资料，梳理了清廷为笼络四川土司而设立的土引政策，指出清代发行土引的初衷具有较为明显“羁縻安抚”的政治意图。[69]张楠林认为清前期陕甘边地“招番中马”制度基本成为当时番汉互动、朝廷维持对“西番”统治的最主要途径，清朝也据此重构了该地以土司为中心的治理制度。[70]张闶利用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寄信档，并结合汉、藏文献，对金川土司与西藏关系的问题做了探讨。[71]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使团是土尔扈特部回归之前遣往清朝的最后一个使团，赵令志通过研究指出，吹扎布等使团成员带回的诸多真实信息，为土尔扈特部认识清朝乃黄教兴盛之地及其制定东归计划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72]孙琦考述了嘉庆二十一年川军入藏的前后过程，指出这是继乾隆末年两次廓藏战争之后，清廷再次派遣川军入藏，对西藏地方和清藩属国廓尔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73]杨卫以嘉庆朝时青海藏族部落社会的状况为主，探讨了嘉庆朝对青海进行治理的措施及其效果。[74]

东北地区作为清统治者龙兴之地，是否可以划入边疆史地的研究范围尚有争议，但学界长期以来“都是在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将东北边疆史作为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75]。本年度，管书合对清初设置柳条边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老边”西段和 “新边”的设置根本目的在于处理与蒙古的关系，而不应视为民族隔离、军事警戒线或行政区划的分界线。[76]王广义则聚焦清代东北地区“守堡”与旗屯管理，认为这种旗屯自治有效地维护了旗屯社会秩序的稳定，基本达到了守护“龙兴之地”的目的，清末守堡的消亡是旗民融合的内生需求与必然结果。[77]张闶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汉文档案，聚焦于官方长白山祭祀的实际运行层面，探讨了长白山望祭殿修缮、长白山祭文撰拟、长白山祭祀所用物品等问题。[78]臧廷秋利用已刊的雍正朝满文奏折，对雍正朝黑龙江将军做了探讨。[79]

清代的边界问题本年度得到了学界关注。扎洛敖见在首次披露第八世达赖喇嘛将日纳宗赏借给哲孟雄(锡金)的藏文历史文书基础上，通过梳理乾隆五十九年勘界过程中从“日纳宗非藏属”到确定边界在“日纳宗迤北”的变化过程，证明噶厦有关日纳宗、隆吐山等地为藏属的立场得到藏、汉文历史文献支持。[80]何星亮探讨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人随地归”条款订立过程及其原因。[81]刘国俊对清末民国喇斯库穆问题的由来、演变，以及中国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82]

（五）中外关系

清代是中国疆域奠定的关键历史时期，由于强邻不断扩张、边疆安全受到威胁，处理与藩属国的边界问题便成为清朝边疆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段红云通过雍正时期“安南勘界案”探讨了清代“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对清代边界纠纷处理的影响。[83]黄粲茗探讨了乾隆初期安南北部动乱对广西边境社会治理的影响。[84]章扬定关注了中法战争前清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态度及中法双方围绕越南问题进行谈判的具体过程，分析政策态度、谈判交涉背后的各种考量，展示了清政府在维护宗藩关系及借助西方公法维护中越利益等方面所做的努力。[85]冯智根据藏汉英文献档案、历史传记、文化遗址和实地调研，对清代中尼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86]

清代中外关系史关注的重点是晚清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施晔、李亦婷利用新见的斯当东档案，再现了嘉庆七年( 1802) 及十三年( 1808) 英军入侵澳门事件。[87]赵蒙探讨了光绪初年西班牙侵华风闻以及清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应对。[88]刘峰探讨了甲午战争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认为1876年以后日本政府在新的东亚变局下开始摸索对华外交路线的转变，其政策在1894 年前后迎来了重大变动并进一步引发了甲午战争。[89]黄翊民则回顾了清末中日鸭绿江国境通车交涉事宜。[90]崔志海利用中美两国外交文件，对美国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态度和反应做了系统考察，分析了作为后起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与其他列强的不同立场与行动，指出在此过程中极力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深刻影响了此后百余年间的中美关系。[91]对于晚清对外关系中利益观念的演变，李育民进行了专门探讨，不仅勾勒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利益观的演化，而且剖析了条约观念的形成，展现了晚清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历程。[92]

二、经济史领域

（一）国家经济能力与早期工业化

探讨清代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即清代国家治理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近些年来清代经济史研究中逐渐兴起的新话题。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美国学者彭慕兰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文着重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清统治者有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原则，清代的国家机构和官员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执着于“经济发展”；清代经济维系了一个有利于绝大部分地区实现斯密型增长的制度结构，同时保持着相对低的税收水平，其最重要的作为在于兴建和维持交通、防洪和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93]彭慕兰的探讨有助于理解清代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经济，以及这种介入又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普免地丁钱粮也是清代的一项特殊经济政策，李光伟讨论了清代普免制度与“盛世”构建的关系，同时指出普免制度自嘉庆朝后发生从主动蠲新征到被动免积欠的根本转变，原本自上而下分配国家财政的普免制度被外省巨额赋税积欠反向制约，终为固化的定额财政体制“反噬”。[94]对于清中期以后地方财政转变，葛焕礼、林鹄在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 (1730—1911)》的基础上，对火耗归公在乾隆中期开始瓦解的原因以及清代不完全财政产生与长期延续的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指出除了人口增长、物价上涨等长时段的结构性社会、经济因素外，乾隆本人的种种政策措施和政治活动，是造成乾隆三十年前后清代地方政府行政经费重新开始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95]刘凤云新作《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一书在国家政治的视野下，以康雍乾嘉道五个朝代为纵向背景，讨论了钱粮亏空与清代国家治理的诸多内容。[96]关于清代江南手工业走向早期工业化的问题，周建波、曾江、李婧主要从江南农村的金融条件进行了探讨，指出农村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及时调节了资本供求状况，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家庭兼营手工业的生产活动，推动了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农村生产性借贷领域的高利率现象源自全球化背景下相关手工业的高利润,是清代江南早期工业化的一项重要金融特征。[97]

（二）土地赋税与财政

土地使用权的划分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栾成显以安徽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鱼鳞册为例，通过比较清顺治丈量与明万历清丈，指出顺治丈量并非抄誊万历旧册，而是履亩丈量，认真核算，重新攒造了鱼鳞图册。[98]赵思渊利用中山大学图书馆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几种清初徽州歙县的鱼鳞图册，与当地家谱、契约文书中的土地登记相互印证，通过比较后指出，鱼鳞图册是民间社会确认土地权利的重要依据，但并非唯一权威证据，土地面积也并非最受重视的土地登记信息；鱼鳞图册中的土地数字是民间社会、税役、地方政府共同协商的结果，其中的土地编号、土地数字与契约、账簿、实征册共同构成的证据网络，对民间社会更为重要。[99]杜正贞探讨了明清时期东南山场的界址与山界争讼，认为鱼鳞图册在山界争讼中的作用有限，民众在买卖、继承中形成的契约和分界合同，仍然是山场划界和确权的主要依据；争讼中形成新的界址表述，或者原有的界址表述被重新解释，并为官方承认，而人们对山场的认知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细化和书面化。[100]王日根讨论了清代淮安府荡地开垦与政府治理，指出在自然力和人力作用下的海势东迁不断扩大着淮安府沿海荡地成陆的范围，许多地方出现盐场与民户相互争夺的态势，既有盐场为维护原有的盐利而竭力遏制沿海的农业开发，但是新淤的荡地渐渐地或自然脱卤，或经过翻地覆盖卤性土壤，逐渐转变为满足不断增殖的人口的重要土地来源；两淮盐场民众面对环境变迁积极调适生计，成为清代海州升格为直隶州，庙湾、东台由盐场升格为县及清末民初“废灶兴垦”的内在动力。[101]曾桂林结合环境史与社会经济史，考察了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102]

“人丁”是明清赋役制度实施的基础，蒋宏达以明清时期的两浙石堰场为例讨论了明清“丁”的演进，认为“丁”的复杂化趋势不仅取决于“丁”的地域特点,也与其层累演进的制度特性息息相关；而乾隆三十七年(1772)废止人丁编审后,“丁”的含义更大大溢出赋税范畴,具备了更为繁复的社会意涵。[103]胡铁球讨论了明清百姓避役避比的主要手段及其影响。[104]

田赋征收是清代土地赋税研究的重头。龚浩利用黄册、奏折、地方志、《清实录》、《大清会典》以及文集笔记等不同史料中田赋额记载，根据康熙至嘉庆时期江苏各类田赋规模变化，估算了清代应征、实征以及实得田赋的规模，并延伸讨论了清代的田赋减免政策、田赋汲取能力以及财政体制等国家治理问题。[105]邱捷采用晚清广东州县官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中材料，呈现了催征钱粮的地方表现。[106]胡铁球对于田赋征收中涉及各类粮食量器标准的“仓斗”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考察清代各地“仓斗”的形成机制，指出清代各地所用“仓斗”不仅不是户部颁标准的仓斛容量，而且互不相同。[107]吕长全以乾隆时期的山东省为研究对象，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探讨了灾害、收成和麦价之间的关系。[108]胡鹏探讨了清代粮食市场和蠲恤制度，通过对《清实录》所载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谕令的统计分析，展现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109]

关于盐政，黄国信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盐务档案，通过分区行盐制度探讨了清代盐政运作的原则和机制。[110]韩燕仪梳理了清乾隆中后期江广盐价的逐年奏报制度，进而揭示出清代皇权与市场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111]雷炳炎讨论了康熙雍正年间江苏私盐弊端。[112]赵赟重点考察了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等问题。[113]杨娟通过康熙、雍正时期云南盐务，讨论了清朝政府在云南地区的统治。[114]陈懿人以嘉庆年间云南巡抚江兰“讳灾”事件为例，讨论了盐政腐败与州县激变的关系。[115]

关于商税，刘煜泽利用地方志、笔记、档案等资料，专门研究了清代烟草税收，认为清朝前期的烟草税收主要分为烟草商品税与烟草关税，晚清时期，清政府开始征收烟草厘金，烟厘从厘金之中被提出，与酒厘形成烟酒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逐渐演变成当今的烟税。[116]马超然以清中后期重庆府巴县的商业差徭与厘金商税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由商人、牙行与书吏构成的重庆商税包揽与陋规征收体系。[117]王燕探讨晚清的杂税杂捐，分析了各省开办杂税杂捐的阶段特征及地域特色。[118]

关于捐纳，吴四伍所著《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以捐纳制度的内在变迁轨迹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为路径，探讨了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的复杂关系。[119]在清代定额财政的背景下，盐商捐输是清代国家在地丁、盐课、关税等常规财政收入之外弥补收入的重要渠道，江晓成以盐法志和《清实录》为基础，补充近年来新刊的起居注册、上谕档等资料，并参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等，重新统计乾嘉两朝的盐商捐输数额，分析了盐商捐输差异的原因。[120]倪玉平探讨了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的机制与成效，指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121]许存健对咸丰、同治时期湖南本省办捐情况、湖南对外省来湘办捐的态度及其回应，以及湖南作为饷源省份在办捐中所反映的权力斗争与实际运作等问题进行了探究。[122]

另外，刘增合著《白银与战争：晚清战时财政运筹研究》一书关注了晚清战时财政问题，通过梳理晚清战时财政协济制度和运作，以及及各类非财政问题和制度之外的各类因素，如战争进程、人脉关系、畛域利益、国际关系以及中外媒介之舆论干政等，探讨了这些领域的彼此影响和相互制约，呈现了晚清战时财政制度的演变脉络。[123]

（三）城市经济与商贸

清代城市经济与商贸近年来备受经济史关注。何一民、陆雨思以相关地志资料为基础，考察分析了清代珠江各段沿江城市的分布及特征，并将珠江三角洲与长江水系、黄河水系的有关方面进行了对比。[124]张献忠、李宗辑探讨了开埠前天津的城市发展。[125]陈新海梳理了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探讨了张家口城市职能的演变。[126]明清时期苏州是一个赋税钱粮重地，范金民研究指出，从当时经济总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看，其作为中心都市的地位远在另一工商城市杭州之上。[127]龚宁利用浚浦局档案，还原了清末上海黄浦江治理之争和浚浦局设立的历史过程。[128]周琳《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一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的商业诉讼案卷，探讨了清代重庆作为商业城市的发展过程及其商业秩序，勾勒了清代重庆市场中“以差（厘）驭商”的运行逻辑，指出政治权力才是清代重庆商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129]成功伟、冯俊同样利用《巴县档案》中乾隆时期房屋交易的案卷，展现出乾隆年间重庆商贸移民群体的租房生活场景，以说明资金短缺和亲人留守家乡这两大因素是如何合力使租房成为了重庆商贸移民群体普遍的交易选择。[130]

区域性商业贸易也得到了不少关注。池翔利用中英文文献和日本的林业调查资料，探讨了东北地区的林木制售与中国北方市场的木材贸易之间的关系。[131]高志超探讨了“还乡女”交易媒介与清初皇太极时期东北亚贸易网络，指出17世纪前期初步形成的东北亚贸易网络有别于传统的朝贡体制，它以市场为主导，以白银为交易媒介，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日渐成熟的全球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32]张应强《木材的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一书，聚焦清水江下游地区木材种植采运活动，探讨了区域市场网络中传统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133]刁莉探讨了近代汉口开埠之后的药材市场及贸易规模和结构。[134]王妍允探讨了清代江南地区治疫成药生产与消费状况。[135]

借贷是透视经济、金融的一个重要窗口。张景瑞对清代民间银钱比价的“七折钱”惯例的分布范围、形成时代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新的探索。[136]金鑫考察了清代索伦、达呼尔人货币流通状况。[137]林展《高利贷的逻辑——清代民国民间借贷中的市场机制》一书集中于如何理解民间金融中的高利率交易，对解释高利贷成因的不同假说进行检验，分别讨论了高利贷概念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高利贷的形成原因和高利贷的福利效应，发现从市场供给和需求、风险和交易成本的角度，能够有效解释民间借贷中的高利率。[138]马秀英、曹树基讨论了清代后期吐鲁番葡萄园的典当借贷市场。[139]

（四）生态地理与区划

箫凌波《气候、灾害与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一书，梳理了华北平原社会生态系统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探讨了气候变化与水旱灾害下的粮食安全、人口迁徙、社会动乱等问题。[140]王鹏玮探讨了清末地理书写中的自然区划认知，指出日本在吸收西人知识的基础上对内地十八省进行了“南北中”划分，这一划分法与“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河结合，演化成“中部长江流域”“北部黄河流域”“南部珠江流域”，伴随大量日文译著引入国内，在清末关于中国的地志中流行，同时该知识在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与文明史观相结合，配合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力逐渐扩大。[141]韩昭庆利用ArcGIS 软件对《中华帝国全志》法文书中收录的 37幅《皇舆全览图》进行数字化，分析了《皇舆全览图》长城以南地区绘制精度的空间分异及其原因。[142]

三、社会史领域

在清代社会史领域，基层社会组织与治理、灾荒与地方社会、法律社会史以及晚清社会转型等，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本年度清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于基层社会，基本延续着传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论题，也有研究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思想观念等因素联动起来，理解清代社会的变革，尤其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其中不乏亮点。

（一）社会治理与变迁

保甲制度是研究清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付荣华梳理了清代乾隆时期有关保甲制度发展完善的一般轮廓，并对清代保甲制度的积极意义与局限进行了探讨。[143]常建华以乾嘉时期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结合《清实录》等资料，考察了清乾嘉时期的湖南保甲职役，认为清乾嘉时期湖南的保甲制度推行并不断完善，充当了地方社会职役的主体。[144]

针对清代乡村社会治理，《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推出了一个专栏，其中，冯贤亮撰文指出，地方上存在的乡里组织、安全系统为清朝统治在江南的稳固提供了重要基础，从清代地方治理进程看，巡检司设置有减少之势，州县佐贰官吏分防在增加，而保甲制度得到进一步重视。[145]吴滔关注南岭山地瑶长瑶目制，认为瑶长瑶目制与其说是土司制度或者排瑶那样的半自治性组织，不如说是熟瑶群体为应付各种正项附加税而“发明”出来的某种赋役单元，正是为了处理种种与输纳地丁银相关事宜，南岭山地熟瑶群体借助瑶长瑶目制，制定了稳定而规范的税粮输纳安排顺序，并将这段难忘的历史线索以“瑶长瑶目册”形式保留至今。[146]

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一书以中山大学收藏的《杜凤治日记》为基础,考察了晚清州县官杜凤治的公务和生活世界,涉及主持考试、审理案件、教化地方、缉捕盗匪、管理省城、对外交涉诸方面,展示了晚清州县官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完整面貌。[147]

在基层社会组织之外，研究者日益关注乡村社会中的底层“士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马俊亚考察了明清时期常州舜山地区乡村士子的耕读实践，解读了耕读士人与明清政治和传统社会观念的关系，认为士人耕读传统塑造和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理性基因，培养出了一部分具有自主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的人，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中坚和思想峰峦。[148]董乾坤亦关注乡村社会中底层读书人，以光绪七年至民国四年( 1881－1915) 胡廷卿家庭收支账簿为核心资料，探讨了一名生员如何利用技术性知识来增加家庭收入、在当地社会中的作用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149]

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关注社会流动，是近年来学界探讨传统社会变迁的切入点和新方法。廖涵以清代江西铅山县篁碧村为中心，将民间文献与实地调查结合，探讨了赣东北山区的棚民群体融入地方社会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具体实践。[150]李细珠则关注了清代台湾移民政策与移垦社会的形成过程，认为正是在清政府实行与内地一体化政策推动下，清代台湾形成了以闽、粤移民为主体而与内地同质性的移垦社会，并与大陆社会实现同步变迁，从而成为大一统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1]田宓利用土默特档案、新发现的民间契约以及地方志、民国期刊等资料，探讨了归化城土默特水利经费筹措方式的历史演变。[152]

（二）灾荒与赈济

历史上的中国自然灾害频仍，其影响波及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故而清代灾荒社会史也一直是清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关于自然灾害，张新毅、范小露以清朝顺治年间（1652 年）发生于大别山北麓淮河流域淠河上游的破坏性地震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安徽省及周边省市的地震史料，对此次地震进行了考证。[153]潘威重新讨论了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改道”的形成原因，认为造成黄河必然改道的原因主要在于乾隆后期以来一系列累积的河务问题，这些问题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集中爆发，最终导致铜瓦厢由决口迅速发展为全河改道，结束了黄河 8 个世纪的夺淮历史。[154]关于赈灾，白豆、郝平着眼于学术界研究较少的华北地区，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探讨了清代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认为清中期以后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华北地方赈济日益兴盛，并在地方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5]晚清以来,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三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体系逐渐失效，为重振仓政、备荒养民,各省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积谷运动, 郭宇昕以四川省为中心分析了晚清积谷运动的兴废，指出积谷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养民之效,但积谷运动存在根本机制问题,仅停留在运动层面而未形成有效运行的制度,未能革除三仓积弊,仍陷入官府控制仓储管理的旧有模式,最终难以维系。[156]吕宽庆利用地方志资料，分析清代河南普济堂资金来源、运营管理模式，及其在中原地区广泛存在与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制度性基础，探讨了该组织在地方社会公共服务层面的作用。[157]

（三）法律实践

清代法律实践是调节社会关系、形塑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魏道明《清代家族内的罪与刑：一部视角独特的刑罚的历史》一书，着眼于宗法秩序与法律的互动，围绕五服制度，梳理总结了清代各级法司的裁判标准与推理逻辑，阐述了宗法等级秩序对法律的影响与支配，以及中国古代法律伦理化的特征。[158]

从中西法律比较视野探讨清代法律实践是近些年来研究清代法律问题的一种倾向。谢晶基于中西比较探讨了清代盗律及实践中的“主观恶性”，指出清代的盗律及实践虽然与西方的现代刑法学强调判断犯罪应遵循“先客观后主观”的顺序大致相当，但清律更加重视主观恶性因素，即良善动机之下行盗可成为免除刑罚的条件，相反主观恶性的盗行为则是重点打击、加重处罚的对象。[159]清代甚至中国古代司法是否“依法裁决”，是一个在学界争议颇大、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也包含了中西比较。李栋认为清代司法裁判具有独特性，与其说是“依法裁判”，不如说是“权宜裁判”，这种裁判类型不仅关注个案本身的特殊性和裁判结果的妥当性，而且在客观上能够实现对于裁判决策的稳定性限制，因而，在“全球法律史”的视域下，构成了司法裁判的一种独特模式，至今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仍具生命力。[160]邓建鹏同样认为对于清代是否“依法裁决”问题的探讨，更多地是用西方法制标准来评判清代中国司法，是对古人的一种苛求，因为清代司法体制的要求与日常实践存在较大差异，不能笼而统之地以现代西方法制标准评判清代中国司法实践。[161]他还提醒学界在探讨地方司法时要避免将个案视为一般、将判牍文集反映的司法理想视为实践，研究清代司法实践需要以辨析相关史料为基础，从理论和方法上构建真实的司法场景。[162]

近些年来，利用诉讼文书研究司法实践已成为法制史研究的新常态。孟烨《清代州县裁判文书研究》一书，结合官方档案和私人所藏文书，对清代明示裁判文书进行详细解读，从历史视角考察了明清时期裁判文书乃至裁判程序的变迁。[163]于帅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主，探讨了清朝官代书的戳记与写状职能。[164]尽信书不如无书，利用司法档案也需结合其他文书，以免被档案中的虚构内容误导。王川以《巴县档案》命案为例，揭示了清代档案史料中的“虚构”问题，值得研究者在利用司法档案时借鉴。[165]史志强的研究也提示，清代司法过程中的审转制度会削弱司法档案的可信度，需要警惕其中的加工修饰。[166]

四、文化史领域

（一）文化政策

清代文化政策涉及文治、崇儒、语言等问题。张兵、汤静着眼于康熙帝与高士奇的君臣际遇，探讨了清初文治政策对文坛的影响。[167]贺晏然以任子祭祀为例探讨了清政府崇儒重道政策，认为任子祭祀是清代儒家先贤奉祀复兴的代表之一，重建任子奉祀的过程不仅牵涉朝廷、衍圣公府和地方官府，地方社会和宗族的参与也持续影响着南北任子奉祀活动的展开。[168]黄薇从闽粤两地正音书的语音性质，探讨了清代官话问题，认为用现代“标准音”观念去求证清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否为北京话，并不可取，而且清代官话没有明确基础方言的现象一直维持到清末，直到 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读书人学习国语国音必须以京音京话为标准之后，官话才终于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基础方言音。[169]湛晓白围绕清末国家语文统一与满汉族群关系，探讨了清廷构建统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化的历史动力及其背后的政治意义。[170]

（二）科举教育

科举制度涉及政治秩序、社会流动、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刘洋探讨了乾隆二十二年科举考试中增试试律的改革，认为这一科举考试改革措施对清代科举制度体系，以及清代后期诗学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171]徐世博通过梳理清代各地贡院号舍的数量变化和添建活动的概况，分析与之相关的学额、举额、录科定额、工程资金筹措方式等，探讨了清代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管控乡试规模的态度与能力问题。[172]杨国强探讨了晚清捐纳、保举对科举选拔人才体制的冲击，指出在这一冲击下，由科举造就的庞大士人集团走向没落，其对清王朝的支撑作用也随之趋于瓦解。[173]蒋宝麟对清末废科举后科举经费体系的转型以及清末财政预算体系中的教育经费编制做了研究，认为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科举经费并未随废科举而消亡，而是转用到了新式教育。[174]李敏探讨了清末学制改革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175]郭书愚通过江苏存古学堂校务管理和办学运作，探讨了清末新政教育领域中“国家”与“民间”的关系，认为晚清新政学务改革的核心是力图将过去主要由“民间”在“公领域”中运作的传统教育转变为整个“国家”重中之重的“政务”，在“国家”兴起的大背景下，新教育建制有明显的“官化”趋向。[176]黄剑则专门考察了甲辰大赦（1904年）开放戊戌党禁后张元济在清末教育新政中的活动。[177]

（三）学术思想

对于清代传统学术思想的研究，近些年来虽然多少有些落寞，但本年度可资圈点的成果却并不少。王东杰在明清思想转型的背景下，探讨了清初颜元的思想世界。[178]朱亦灵围绕《侯岐曾日记》讨论了清初江南地区的谣言传播与遗民心态。[179]在经学领域，黄爱平剖析了清前期官修经解与官方经学体系构建的背景与过程，揭示了蕴含其中的政治诉求、思想观念和文化涵义。[180]朱天助透过汉学大家惠栋《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等著作多征引王应麟《古文尚书》《古文春秋左传》《古文论语注》三种辑本的事实，探讨了清初汉学发展的源头。[181]关于清代理学，苏黎明、吴绮云合著的《清代思想家李光地》一书较全面地考察了李光地的思想体系及其对清初社会的影响。[182]辨析汉宋学关系是理清清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崔发展从关系主体、关系客体、效果历史、关系形态这四个方面或类型对清代的汉宋关系本身及相关研究成果做了划分。[183]关于清代史学，李兵辨析了清代顾櫰三、宋祖骏分别所撰《补五代史艺文志》的关系，指出宋《志》抄袭顾《志》痕迹明显，证据充分，但宋氏对顾《志》亦有删改，除了讹误增多外，也纠正了顾《志》中的部分错误。[184]

在“近代”视野下，梳理嘉道以后至清末民初思想潮流的发展脉络与当时政治社会的关系，依然受学者关注。张广生、许孟洋以龚自珍为例，探讨了嘉道之际经学思想与王朝政教的关系。[185]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等著作，是学术界剖析鸦片战争后国人思想动向的重要研究对象。尹素敏分析了魏源、徐继畬应对西方策略的差异，认为魏源判断鸦片战后的中西关系为华夷秩序，因而提出相对具体的筹海策；徐继畬意识到中西关系已面临“大变局”，因而提出较为长远的自强说。[186]邬国义探讨了对维新思想影响较大的《民约通义》大同译书局本、上图本的相互关系。[187]对维新等清末人物的思想研究本年度也有不少成果。魏义霞比较了康有为与谭嗣同的老子观。[188]任芮欣探究了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学术的阐释。[189]王康揭示了梁启超“少年中国”意向的形成来源。[190]贾小叶分析了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指出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191]萧平探讨了梁启超的佛学思想。[192]程丽红、刘洋分析了广学会在晚清政治运动中的出版活动及思想和策略演变。[193]许纪霖剖析了晚清一代激进知识人的历史世界与精神情怀。[194]

（四）文学艺术

在文学艺术领域，本年度有不少文章探讨了清代诗学的风格。[195]这里需要提醒关注尹变英的专著《清代八旗子弟书研究》[196]和沈沫的专著《筱轩楮墨：清代才媛诗学与美学研究》[197]，前者深入探析了八旗子弟书产生的原因以及子弟书的诗学特征，后者专门探究了清代前中期的女性诗学，展现了清代才媛创造的独特精神世界和审美价值。此外，刘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 1840—1949》一书以晚清民国的旗人及其文学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旗人在时代语境中所经历的情感、思想、文化认同与美学追求的嬗变。[198]多洛肯《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研究》一书考察了清代文学和学术流变中清代各少数民族家族，展示了各少数民族家族及其文学发展的历程。[199]汪祚民对乾嘉时期歙县岩镇金氏家族与桐城派代表人物及传承者刘大櫆、吴定、王灼、张惠言、恽敬等人的关系进行了考证。[200]翁攀峰《清代律学研究》一书则讨论了清代律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康熙十四律”的合理性及其源流，西方音乐理论对清代宫廷乐器制作的指导作用，清代学者对朱载堉“新法密率”的认识与评价，以及清代的连比例生律法等。[201]徐雁平考察了清代书籍流转对社会文化的影响。[202]韦胤宗《浩荡游丝：何焯与清代的批校文化》一书，聚焦古籍“批校文化”，以清代“批校文化”的先导者何焯为切入点，考察“批校文化”兴起与盛行的过程，分析了它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之塑造以及对于清代思想、学术与文化的影响。[203]

五、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

史学研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走向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近年来学界呼吁作为断代的“清史”与整体史的融合与衔接，便或多或少包含了理论与方法层面的自觉。清史向前链接，表现为“明清史”“明-清史”甚至是“元明清”的研究视野；向后链接，则是“晚清史”与“近代史”或“近现代史”的整合与贯通。无论是整合，还是“向前向后看”，最终都是为了避免以往“古代-近代”“专制-革命”等思维模式对清代历史的割裂与约束，并尽可能关注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变动的跨时代性。

经济社会史领域的很多文章以“明清”冠题，便是这一取向的直接体现。除了前文提及的相关文章，刘玉堂、张钰晨对鄂东沿江县域风景秩序的考察[204]，武沐对明清两朝中国观的对比研究[205]，龙小峰对边疆地区族群治理与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206]，岳小国对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207]，都体现了“明清”跨时代视野，而且侧重于经济社会史的脉络。此外，思想文化领域也往往以“明清”为视野，如潘斌对明清之际学风变迁的讨论[208]，周伟义对明清时期理学与纵欲风气的互动研究[209]，张舰戈对明清通俗小说发展脉络的讨论[210]。有些研究还不乏理论创建，如赵轶峰在重新思考明清鼎革这一问题时提出了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以阐释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211]

囿于“近代”或“革命”话语，晚清历史与清前期历史长期被割裂，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清史”研究止步于1840年，归入“古代史”范畴，而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则冠之以“近代史研究”，且两者叙述历史的方式和风格迥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只有将清代历史置于中国通史的大脉络中，才能讲清楚清代统治者各种政治运作、“大一统”策略以及中国各区域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李文杰呼吁在历史教学中要重视清史与近代史的贯通。[212]张海荣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要注重摆脱以事件为中心的局限性，避免“掐头去尾”式的片面化、简单化论述。[213]朱浒从理论与方法上探讨了衔接清史前后两个阶段的路径，认为只有彻底检讨以往阐释嘉道变局模式的特性及得失，才能准确辨析当下所谓“碎片化”研究困境的实质，才有可能重新认识嘉道变局的特定进程及其实践逻辑，也才有可能重新探讨嘉道时期的历史定位问题。[214]毫无疑问，贯通“清史”与“民国史”甚至“现当代史”，理解清史与民国史、革命史的内在关联，重塑问题意识，是清史研究取得突破的一个有效途径。近年来，学界为纠过往之偏付出了努力，本年度亦有突破，但总体而言此方面令人赏心悦目的成果尚属不多，学术生长的空间还非常大。

除了理论与方法，本年度清史研究在史料发现与使用方面也有突破。姚宇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大清律集解附例》精抄残本，经比对判断，认为其即史籍所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修律进呈稿本，这一发现为研究清代康熙、雍正两朝修律活动提供了新的材料。[215]张建斌利用端方档案，重新解读了丁未政潮期间直隶总督袁世凯致两江总督端方的密信。[216]王冕森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封存的允禟罪证档案，通过解读证明允禟西洋密码字是一套使用拉丁字母转写满文并拼写汉语的文字转写方法，其内容实为家庭事务。[217]朱浒以学术界向来不怎么关注的康有为《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一文为切入点，剖析了康有为关注江南慈善的动机及其政治社会背景，分析了康有为迎合江南义赈绅商，进而主动交接的良苦用心，对于理解康有为与经元善等江南士人的合作关系以及维新运动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218]

现实关怀或者说经世意识，是史学创新的动力。当前清史研究，应着眼与现实有关联且富有启迪性的重大问题，上至清代国家治理能力、多元一体发展道路、多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下至区域社会发展、普通民众的生活史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史学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能充分发挥新时代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不断强化理论自觉与方法论自觉，清史研究或将更上层楼。